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新近出版的学术随笔文集，取名《为学跬步集》，收入著名出版人谭徐锋先生主编的《日知文丛》，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付梓印行，广受好评。“跬步”出自荀子《劝学篇》中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该句相邻文字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原文还有：“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前后观照，整体分析，实际上在讲一个道理：凡是事业、各项工作要想有成，必须具备锲而不舍的精神。换成一句通俗的话，就是“坚持就是胜利”。陈红民教授使用该词命名自己的文集，固见其谦虚之风，亦显其治学之道。
古者，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所谓跬步，不外乎一步一步前行，一点一滴积累。但“跬步”并不意味着不讲究效率，不注重进度。借用我一个朋友的微信名“小步快跑”，可能比较通俗易懂。盖一则自谦，一则自励。
然在我看来，陈红民教授的“自谦”毋乃过甚乎？就我个人对于陈红民教授相对有限的了解而言，他的许多学术成就并不是迈出“半步”，或“一步”，而是“大踏步”地“跑出”了自己的风格，“跑出”学界仰慕的成果，无论在科研、教学，还是管理方面。
陈红民教授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最早的中华民国史方向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先生和张宪文先生，后又获得该方向的博士学位。其硕士毕业论文《论九一八之后的胡汉民》全文发表于《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学社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3年出版，获得学界广泛赞誉。凡此二者，就已非“跬步”了。
陈红民教授的“大步”还有很多。他学术视野广博，经常跨出国门，与海外学术界进行深度合作；他多次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欧洲、日本的著名高校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因往来次数较多，学术联系深切，他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哈佛”情节（87-91页）。在他的沟通、联络与发掘、整理之下，哈佛燕京学社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蒋廷黻资料”先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学界隆重推出，煌煌数十册，成为民国政治史、人物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史料丛书，这又岂止是“一小步”。如果陈红民教授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小步”，那么对于民国史料整理与披露而言，则无疑是“一大步”。
陈红民教授在民国史学林深耕细耘，阔步前行。他在浙江大学创建了国内外第一个蒋介石研究中心、第一个蒋介石资料中心以及数据库，获得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个蒋介石专题研究重大项目；前后举办了四次高端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多种蒋介石研究丛书；通过微信与广播电台推出颇具特色的“蒋介石日记周周读”，举办了数期蒋介石研究夏令营，凡此又岂是“一小步”？可以想见陈红民教授在这些工作开始筹维之际，即使没有“举步维艰”的难度，估计也不会一帆风顺。他曾坦陈，“刚到浙江大学时，几乎没有朋友”（357页），其办事、创业之难可想而知。他一定是本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信念与毅力，坚持不懈，才最终迈出这几步的。
在茫茫学海、浩浩史林，陈红民教授之所以能迈出成功的几步，除了因为个人学术素养出众、治学意志坚定之外，还得益于他较强的筹维擘划能力。就我的了解，陈教授是一个非常注重计划的学者。他刚到浙江大学之时，学术、行政、教学、科研诸事丛集，但他坚持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小事不夜、大事有计划”，从而表现出极高的工作效率，这或许与他平时养成的“小步快跑”习惯有较大关系。
《为学跬步集》收录了陈红民教授的44篇文章，分为“问学之路”“情谊绵长”“敝帚自珍”“他山之玉”以及“附录”五个版块，结构讲究，文词隽永。“问学之路”大致可以视为陈红民教授的学术自传，故事性强。作者笔下，高考往事、校园生活、治学条件、受学研史、访学经历，一一呈现，大学者的小故事、真性情跃然纸上，读来别有意韵。
“情谊绵长”则是关于师友亲人的文字，或怀念，或礼赞，皆出于真情实感，读来令人动容。“敝帚自珍”是作者各类著述的“序言”“导读”与“后记”，因“角色”之别，“功能”或有所异，但每一篇都是很好的学术文章，不仅做到“虚”“实”结合，而且文字雅洁，文气通贯，令人一气读完，收获满满。
陈红民教授的文笔即使不能说是“不得了”，也可以说是“了不得”。其文之所以耐读、好读，不仅在于他有一套自己的谋篇布局技巧，而且在于他“讲故事”的水平极高。例如他为自己主编的《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所写序言，我读过不止一遍，这次又从文集中再读一次，虽然仍未获得“标准答案”，但依旧心情愉快，因为这种愉悦之情洋溢在陈红民教授通篇的文字里。他既告诉读者，“‘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是个高深莫测的问题，很难有统一标准的答案”，又借用哈佛燕京学社裴宜理教授的话，指出：“最好的历史学，就是能给研究者带来快乐，给读者带来快乐。”（230页）斯语虽简，其理至深。
“他山之玉”版块收录的则是陈红民教授为张宪文、杨天石、王奇生、丁贤勇等专家以及他指导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们相关著作所写的书评，均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与原著相得益彰，堪收锦上添花之效。“附录”则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李卫民先生2016年5月8日对陈红民教授的访谈录，涵括了陈红民教授的治学经历、学术理念与史学成就，与开篇的“问学之路”形成呼应，不仅增强了本书的“一体化”效果，也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陈红民教授的史学思想。该文的标题“追求开放与有公信力的史学研究境界”，或许可以概括反映陈红民教授的治史原则与学术旨趣。
陈红民教授对于恩师茅家琦先生、张宪文先生充满敬意，两位先生对于他的治学研史理念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说：“只要掌握了比较多的原始的资料，就可以建构出水平比较高的成果。这是茅先生、张老师一直很鼓励的做法，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治史特色，很喜欢去档案馆，到哪里都是先去搜集原始资料。我个人比较重视材料、比较重视叙述的风格，一直坚持下来了。”（337页）认准方向与目标，“坚持下来”，不正是“积跬步以致远”的最好诠释吗？
虽说“弟子不必不如师”，陈红民教授却又强调“张（宪文）老师的成功无法复制”（102-115页），这固然是他尊师、爱师、敬师的一种表达，但也能看出师门传承、学术创新的多样路径。其实，陈红民教授的成功，也是“无法复制”的。
谭徐锋先生主编《日知文丛》已出二十余种，皆文史哲社各领域名家大师之作，雅俗共赏。陈红民教授之书后至，展卷捧读，墨香四溢，所感尤多，或许与我平素向陈红民教授多所请益，他对我多所帮助有较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