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是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外来物种，在战国秦汉时期尤其是汉通西域之后，开始传入中国。狮子本身的输入，皆是作为西方异兽进贡于皇家。相对而言，其艺术形象的传播影响更为深远。已有学者对中国古代及与之相关的西方艺术中的狮子形象作过较为全面的讨论。目前所见材料中，中国确切的狮子形象最早出现于汉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些影响久远的传统，如墓前的石狮、墓内的狮子图像等。这一时期的狮子形象也最受学界关注，不少学者认为汉代墓前出现的有翼石兽即以狮子为原型甚至就属于狮子艺术。确实，狮子在古代欧亚各大文化区中都有神兽的属性，其形象的神化、夸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其初入中国时，也难免会有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和附会。因此，汉代墓前的有翼石兽是否是狮子或哪些是狮子，以及对汉代艺术中狮子形象及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都需首先辨识和梳理目前所见确切无疑的狮子形象。
镇压阴邪：大型石雕中的狮子
东汉时期，尤其在墓前开始流行大型石雕，主要是作狮虎形的有翼神兽，关于其与狮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多有推测，笔者拟在后文讨论。这些大型石雕有的造型生动、雕刻精美，对于进一步辨识其形象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其中就有一些是较为明确的狮子形象，李零先生已有一定的梳理，笔者拟在此基础上作一些补充和归纳。这里先从既有自身题记，形象又比较明确的石狮开始讨论。
山东博物馆藏有东汉石狮一对，皆残，具体尺寸不详，其中一只残缺四肢和尾部，另一只则只保留了头颈部分。两只石狮皆昂首挺胸，张口露舌。无翼无角。与常见的虎的形象比较，身子略粗短，头部比例较大，符合狮子的特征。两颊有鬃毛，一直延伸至颌下为长髯。两颊的鬃毛虽显得略短，但无疑是雄狮特征的表现。后颈上有隶书题记：“雒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师子一双。”（图一）“师子”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在东汉时期已经普遍使用。
图一 山东博物馆藏石狮，采自吕章申主编：《秦汉文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第365页
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墓地石阙前有石狮一对。东石狮残损尾部和后右足，其余保存相对完好，残长1.58、高1.26米。西石狮残损尾部、左前足和后右足，残长1.48、高1.28米。二狮皆站立于长方形台座上，昂首挺胸，张口卷舌，身体粗短，头部比例颇大。头颈部有明显的鬃毛，从两颊下垂至胸前。无翼无角。东石狮右前足下按一小兽。（图二）石狮上虽无题记，但石阙题记中提及阙前的“师子”：“建和元年……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可知其与石阙皆建造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
图二 山东嘉祥武氏墓地石狮，作者摄
此二例为目前所见具有明确题记的东汉石狮，二者的狮形特征都较突出，都有特意表现的头颈部鬃毛，无翼无角，总体形象较为准确，而且工匠们能正确地将其称为“师子”。不过二者的鬃毛尤其是两颊的鬃毛都显得略短，武氏墓地石狮的鬃毛和头部还明显具有一些艺术加工的成分。此二例可作为汉代石狮的标准像，以下叙述的石狮则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工匠的理解和变形。
陕西咸阳市沈家桥出土一对石兽，高1.05米。从对生殖器的表现上可以分辨雌雄。二兽皆作狮虎形，无翼无角。昂首挺胸，张口卷舌，圆耳竖立。雄兽头颈部有向后卷曲的鬃毛，胸前的鬃毛更为茂盛。（图三，2）头颈和胸前的鬃毛是雄狮的最大特征，虽然工匠由于自己的理解而刻画得较短且不够准确（前述例子中也有类似现象，只是尚不突出），但还是可以由此判断其应为狮子。雌兽两颊有向后的短鬃毛，颌下有长须，与雌狮形象不同。（图三，1）不过汉代作为异兽输入的狮子主要应为雄狮，其形象引起人们兴趣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也主要应为雄狮。这一形象或许是工匠参考雄狮而创造的雌狮形象，或许就是为了配对而制作的一般石兽，从其短鬃和长须的特征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值得注意的是，这对石兽都是虎形的身躯和尾部，与狮子有所不同，应是工匠参照虎的形象创作狮子，只是根据传闻刻画出自己理解的鬃毛而已。
图三 咸阳沈家桥出土石兽和石狮，采自李零：《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第356页
四川芦山石马坝出土一对石兽，长2.3、高1.7米。基本造型与雅安、芦山一带出土的石雕虎形翼兽较为一致，但无翼无角，昂头挺胸的姿态更为突出。石兽头颈部刻画出后卷的鬃毛，鬃毛形象略同于武氏墓地的石狮，也应为一对石狮。（图四、图五）任乃强先生早期调查时就已指出：“此二兽无角而有颈毛披散……盖狮子也。”与之同出的有带“杨君之铭”的残碑首，可见其应为杨君（或认为即杨统，东汉蜀郡属国都尉）墓前之物。芦山石箱村无名阙前出土一件石兽，其四肢和头部残损较为严重，整体造型与石马坝石狮一致，头颈部也有后卷的鬃毛，也应是墓前石狮。（图六）四川渠县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石兽，四肢残损，头部也风化严重，但颈部的鬃毛还是十分突出醒目，应该也是狮子。（图七）
图四 四川芦山石马坝出土石狮（一），采自李松等：《中国古代雕塑》，中国外文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图五 四川芦山石马坝出土石狮（二），现移入雅安博物馆，庞政摄
图六 四川芦山石箱村出土石狮，采自张孜江、高文主编：《中国汉阙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
图七 四川渠县出土石狮，作者摄
另外，四川芦山巴郡太守樊敏碑、阙旁出土石兽一具，长1.77、高1.08米。造型也是昂首挺胸的狮虎形，雕刻较为简略。无翼无角，其头颈后部也刻画有向后卷曲的鬃毛，下披于肩上。（图八）任乃强先生指出其 “形制较虎为小。昂首。项间长毛一列，或是狻猊”，“狻猊”即早期文献中对狮子的称呼。不过任先生囿于当时的认识，认为汉墓中不可能有狮子题材，包括上述杨君墓前的石狮都应该晚于汉代。这一认识已经得到修正，目前学界一致认可杨君墓前的石狮为汉代石雕。只是由于樊敏墓旁的石狮造型较小，形象也与当地常见的汉代石兽有一些差别，所以又有意见将其时代下延至魏晋。实际上，这仅是一种简单的印象，并无具体根据。目前所见雅安、芦山一带的墓前石兽皆是东汉晚期的，并未发现魏晋时期的同类材料。洛阳地区发现过少量西晋石兽，后肢多作蹲坐状，具体形象也与上述石狮有很大差别。该石狮粗短的身体、后卷的鬃毛，总体上与武氏墓地石狮更为接近。因此，笔者认为其应该还是汉墓前的石兽，其形象与该地区常见石兽有所不同，或许正是特意表现狮子造型的结果。具体情况如何，尚待今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确认。
图八 四川芦山出土石狮（樊敏碑阙旁），庞政摄
以上即是笔者目前所见的可以确认为狮子的汉代大型石雕材料，或可总结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上述出土信息完整的石狮都是墓前石兽，而且多在墓地石阙之前或之旁，作为大门和神道的镇守，其他石狮也应具有相同性质。《水经注·汳水》引《续述征记》云：“汳水迳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狮子、天鹿。”“滍水”条云：“彭水迳其西北，汉安邑长尹俭墓东。冢西有石庙，庙前有两石阙，阙东有碑，阙南有二狮子相对……中平四年立。”《水经注》中提到许多东汉墓前石刻，往往称为石兽、石虎、石羊、麒麟、天鹿（天禄）、辟邪等，作者既然特称为狮子，应有一定根据，这也为上述实物材料所印证。这种在墓前立石狮的传统显然形成于东汉，被南朝以降的陵墓继承发展，不过后世陵墓石狮的使用在各个时期有一定制度，而从上述信息清楚的石狮及文献记载来看，汉代墓前石狮的使用似乎尚无一定制度。其中既有官至二千石的郡太守（巴郡太守樊敏）、属国都尉（蜀郡属国都尉杨统），也可能有秩三、四百石的县长（安邑长尹俭）。而根据碑文，嘉祥武氏墓地中官阶最高的武荣和武斑分别为执金吾丞和敦煌长史，皆为秩千石以下的中级官吏。还有许多信息不清楚或不记官职的，不排除有地方豪强和富裕平民的可能。看来汉代墓前石狮的使用应该与财力和风习有关，尚看不出与等级地位的关系。
其二，上述石狮的形象总体上比较具象，狮子的特征突出，并无其他神异因素，当然这也是笔者确定其题材的依据。可以推知，制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见过狮子较为准确的模型或图像，或者有较为可靠的传闻。不过，其中也有不少材料存在较大的变形和加工，其形体更多地取材于虎，鬃毛部分也往往较短而不够准确，应该说更多地还是一种制作传统，而非直接摹写。只是这种传统究竟起于何时何地？目前尚不能准确知道。按理来讲，最可能源自宫廷再延及社会，毕竟只有宫廷中有西域进献的狮子，上述最具象的一具材料就出自洛阳工匠，可见一斑。当然，也不能排除社会上直接受到西域文化和传闻影响而兴起制作的可能。不过对于大型的具象石狮来说，笔者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出土虎形石座、狮形石座各1件。（图九）虎形石座长33厘米，通高26厘米，造型为一虎伏卧于长方形平台之上，张口怒目，颈后与背上凿成直角形台座。狮形石座长33厘米，通高25厘米，造型为一狮侧首伏卧于长方形平台之上，双眼圆睁，张口露齿，头颈和颌下刻画出清晰的须髯鬃毛，毫无疑问是狮子的形象，颈后与背上也凿成直角形台座。这里也是明确的东汉石狮，形象也是无翼无角，鬃毛突出，特征明显，与上述大型石兽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其大小、用途与墓前大型石兽差别较大，目前也没有其他同类材料，只能暂时附俪于此。
图九 河南淮阳北关汉墓出土石兽座，采自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4期
威慑虎豹：图像中的狮子
汉代图像尤其是墓葬图像中也有大量神兽和异兽的题材，其中是否有狮子的表现，以往研究中尚少见集中的讨论，或为零星的指认，或为似是而非的感觉，原因恐怕还是图像中的异兽夸张、附会、变形的情况更为突出，而且往往刻画随意，难以辨认。单个图像的辨认往往存在主观和不确定性，但正如学者所论，汉代图像存在着突出的“格套”，通过“格套”，可以将南阳地区汉代画像石上的一种比较流行的类似“兽斗”的题材确认为与狮子有关的图像，并且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对狮子的一种有趣的理解方式。
此种题材在南阳汉代画像石上大量出现，数量颇多，具体细节略有差别，但总体设计和意匠则高度一致，时代上有些可能早到西汉晚期，大多在东汉早中期。图像核心为二兽对立，其中一兽（多数在左侧，也有在右侧的，以观者为准）的形象和特征较为稳定，基本上为虎豹形，俯首隆背，往往前肢趴俯、后肢蹲坐，尾巴前蜷于后肢两腿之间。也就是一只低着脑袋，夹着尾巴，蹲坐匍匐的虎豹。与之对立的另一兽则昂首挺胸，张牙舞爪。总体也为虎豹形，具体形象较为怪异和多样。头顶和后颈上有鬃毛竖立，有的长而上扬，怒发冲冠，有的短似马鬃，有的则只有头顶一撮。尾巴大多不同于虎豹，有的在末端变粗，类似茸毛，有的整体如同马尾，有的介于二者之间。（图一○、一一、一二）
图一○ 南阳画像石中的狮子伏虎豹（一）：1. 南阳熊营画像石墓墓门门楣 ；2. 南阳； 3. 南阳七里园； 4. 南阳安居新村，采自凌皆兵、王清建、牛天伟编：《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二卷第218页、第八卷第135、215、216页
图一一 南阳画像石中的狮子伏虎豹（二）：1. 南阳陈棚画像石墓后室过梁； 2. 南阳； 3. 南阳邢营； 4. 南阳八一路画像石墓墓门门楣，采自凌皆兵、王清建、牛天伟编：《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第一卷第179页、第二卷第99页、第八卷第165、177页
图一二 南阳画像石中的狮子伏虎豹（三）：1.南阳 ；2.南阳石桥 ；3.南阳 ；4.南阳，1、3、4.采自凌皆兵、王清建、牛天伟编：《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第八卷第25、53、224页；2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对于后一兽，一些图录中就将其中鬃毛长扬，尾端蓬大，身形粗短的形态较为突出者称作狮子。的确，汉代一般人对于狮子形象的理解就是通过类比于虎豹等猫科动物，然后在鬃毛和尾巴上予以分别之。例如，《后汉书·顺帝记》记载“疏勒国献师子”，李贤注引《东观记》云“师子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与今本《东观汉记》中记载一致，云“疏勒王盘遣使文时诣阙，献师子、封牛。师子形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尔雅·释兽》中说“狻麑如虦猫”，“狻麑（狻猊）”为早期对狮子的一种称呼，郭璞注即云“即师子也，出西域” ，《汉书· 西域传》颜师古注亦云“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何谓“虦猫”？《尔雅·释兽》云“虎窃毛谓之虦猫”，郭璞注“窃，浅也”。《说文·虎部》亦云“虦，虎窃毛谓之虦苗……窃，浅也”。大概是浅毛或浅色之虎的意思，不是太明确。总之，汉代人是以虎、猫等动物来类比狮子，所不同者为狮子是正黄色的，有鬃毛，文献中理解为须髯，尾端有斗大的茸毛。但理解往往也比较含糊，并不是特别清楚。因此，将上述在鬃毛和尾巴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虎豹形猛兽称为狮子是有道理的。
笔者不仅认为那些特征突出者为狮子，而且认为此种题材中那些形象颇有出入、似是而非的猛兽总体上都应该是狮子的表达。不仅要从其自身特征去判断，更要从图像格套，图像上两兽的关系去解读。如上所述，此种题材其实就是一只虎豹在另一只昂首挺胸、张牙舞爪、毛发怪异的猛兽前夹着尾巴、俯首臣服的表现。狮子是西方输入的猛兽，除个别实体输入宫廷以外，更多时候输入和传播的是一种传说，一种比本土的虎豹更为凶猛的西方异兽的传说。《尔雅·释兽》中就说：“狻麑如虦猫，食虎豹。”《穆天子传》中云“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子，亦食虎豹”。狮子凶猛得可以吃掉老虎，看来是汉晋时期的一种普遍观念。与上述图像最相配合的是一则北魏时期的文献，《洛阳伽蓝记》中说：
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於寇中。永安末，丑奴破，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或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於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帝在华林园观之，于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
上述图像最可为“虎见狮子必伏”、“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的生动表现。虽然很多时候参用后世文献有很大风险，但前面已经有汉代自身的文献，只是比较简略，逻辑普通而直接，具体信息也简单、明确而对称，而且这种神化狮子的观念应该随着认识的加深而日益衰弱，或许可以作为参照。
确定了这个“虎豹见狮子”的图像格套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此类题材中对于狮子的表现。从其具象程度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狮子体型略小而短，头颈上鬃毛长而上扬，有的尾部茸毛也有刻意表现，特征最为明显（图一○）；但大多数属于第二个层次，身形与虎豹无异，头顶上模式化地竖立起类似发冠的鬃毛，尾巴或者类似马尾，或者就是虎豹之尾，格套化最为突出（图一一）；第三个层次则千奇百怪，有的头顶隆起，似个大包，有的则略露正面，浑成圆头，有的头颈上全部类似马鬃，有的则进一步倾向于一匹小马，只有在认识到这个格套之后，才能明白原来是不能正确表现狮子的鬃毛而形成的“误会”（图一二）。但即便是第一个层次，距离狮子的准确形象也还有一定距离。看来刻画者并没有见过输入的狮子实物或图像，他们刻画的只是一种传说，一种关于西方猛兽的观念。但这个传说还是有实质的，有狮子在汉代传入中国的实际背景，所以人们还是知道在鬃毛和尾巴两个方面去突出表现狮子，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创造了这一形象和题材，形成格套，反复制作。制作过程中有的也许根据个人理解进行了一些细节的发挥，或发挥得更像狮子，毕竟是以狮子的传说为基础的，或发挥得更像马，毕竟对动物鬃毛的理解恐怕更多来自于现实所见的马。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格套在南阳地区兴起和流行之后，不仅数量丰富，使用范围也比较广泛，还出现于除墓葬画像石的其他材料之上，如有学者提到的洛阳五女冢新莽时期墓葬出土的一件陶井栏。
余论：神兽与猛兽
除上述大型石雕和画像石以外，汉代遗存中较为集中的以狮子为造型的可能还有一种琥珀珠，或称之为辟邪形珠。不过，一则此种珠子形小而抽象，一则其可能直接由外部输入，不是严格的汉人作品，暂不纳入本文讨论。有学者提到汉长安城出土的四神瓦当中，有个别以狮子代替白虎的情况。从提供的图片来看，应该是狮子，不过笔者暂未查阅到详细信息，不能详论。还有将南阳邢营二号墓封门石上的一头略具须髯的虎形兽和河北望都汉墓出土器盖上的兽钮称为狮子者，从形象上看，也有道理，只是要么特征不够突出，要么不甚清晰，又尚未见同类材料，难以进一步讨论。
需要讨论的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汉代墓前的大型石雕翼兽是否是狮子。这些翼兽大多为狮虎形，头上有角（或为独角，或为双角，以双角者为多），肩有双翼，颌下有长须，传统上称之为天禄、辟邪，学界一般认为与西方艺术中有翼神兽的传播有关。一些学者认为其就是以狮子为原型而创造出的神兽。李零先生将之与古代波斯的头上长角、肩上生翼的狮形神兽比较，认为应该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并据此将前者也称为翼狮，认为也是狮子艺术的一种。（图一三）从形象上来看，二者确实特别像，这一说法还是颇有道理的。不过其间的地域、时代还较为遥远，波斯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比东汉石兽早了五六百年，其间踪迹难寻，也存在疑问。而且根据本文的梳理来看，汉代艺术中明确的狮子形象都是无翼无角，突出鬃毛，其中也包括一些大型石兽，与有翼有角的天禄、辟邪还是具有明显差别的。也有学者在肯定石狮与有翼有角的天禄、辟邪的差别后进一步认为有些有翼无角的石兽也可以是添上翼的狮子，认为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和芦山樊敏墓阙前的石兽只有翼没有角，就是带翼的狮子。其实，四川雅安、芦山一带的石雕翼兽大多还是有角的，高颐墓阙前的一对都有角，向后横贴在头顶，笔者做过仔细观察。（图一四）只有后来列置在樊敏墓阙前的其中一对翼兽没有角，但这对翼兽同时也没有长须，显然是虎头一类，没有任何狮子的特征。实际上，天禄、辟邪更多是一种复合神兽，把各种动物的因素组合在一起，创造出理想的神兽。一般的格套是头上有角，肩上生翼，颌下长须。根据前文的讨论，颌下的长须可能就来自于对狮子鬃毛的一种错误理解和创造。可以说它们吸收了一些狮子艺术的因素，但不一定归属于狮子艺术。四川芦山的石兽类型最为丰富，既有上述无翼无角而带鬃毛的比较具象的狮子，更多的为各种翼兽，翼兽中既有带翼带角而长须的典型的天禄、辟邪形象，也有上述无角无须的虎头翼兽，（图一五）还有一具为明显的羊头，（图一六）其实就是组合出想象的神兽，人们未必都理解为狮子，只是人们将这些组合翼兽和狮子都理解为神兽，作为同一类物品进行凿刻和陈设。但是站在现代研究的角度上，要分辨其中的狮子艺术，还是要依据明确的标准。
图一三 李零先生比较的波斯翼狮和洛阳翼兽：1. 苏萨宫墙翼狮 ；2. 洛阳孙旗屯出土翼兽，采自李零：《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第328页
图一四 四川雅安高颐墓阙石兽及头部细节，庞政摄
图一五 四川芦山樊敏碑阙前陈列的石兽，霍巍摄
图一六 四川芦山出土石雕羊首虎身翼兽，采自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汉代石刻精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总之，在汉开西域，西方物种和文化大量涌入的背景之下，狮子也输入汉朝的宫廷。正如《汉书·西域传》中所说：“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狮子的形象也开始出现于墓葬艺术之中。目前明确的材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东汉墓前的大型石雕，在流行墓葬石刻艺术的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都有出现。其狮子的特征比较明显，无翼无角，有须有髯。有的形象准确，雕刻精美，出自京师，可能源自宫廷。一类为墓葬画像石，出现于西汉晚期，流行于东汉早中期，集中分布于南阳地区，为人们对狮子的传说和观念的表现，表现为一种令虎豹俯首夹尾、闻风丧胆的猛兽。
至于狮子出现于墓葬中的文化内涵，笔者曾经讨论过，带有西方有翼神兽影响的大型石雕和石刻画像出现于墓葬艺术中，与汉代人的“辟邪——升仙”观念有关，与对处于西方的以昆仑、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信仰有关。狮子本来就是西方猛兽，也有神化的一贯传统，将其与西来的有翼神兽一起作为墓前石兽，应当具有相同的意义。笔者也曾讨论过南阳画像石中的斗兽、戏兽题材上有大量的西方因素，如胡人、杂技、马戏等，或许也与上述关于西方的神仙信仰有关。而上述南阳地区的狮子画像实际上就是处于斗兽题材的环境中的，对这一西方猛兽的突出表现，或许正与此种观念有关。也就是说墓葬中引入这一来自西方的神兽和猛兽，当然是汉代人对西方传说和信仰的一种构建。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讨论过汉墓中的有翼虎形神兽实际上先于西汉晚期出现于墓葬图像之中，用以驱邪镇墓，噬食鬼魅，在东汉时期大型石雕兴起的背景中出现于墓前石兽，意义则一以贯之。就上述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狮子在墓葬艺术中的出现和发展情况与之完全一致，应该具有共同的背景，或者就是一个统一的问题。东汉黄香《九宫赋》云：“三台执兵而奉引，轩辕乘駏驉而先驱，招摇丰隆骑师子而侠毂，各先后以为云车。左青龙而右觜觿，前七星而后腾蛇。”“丰隆”为雷神，一说云神；“觜觿”即觜宿，即白虎的头部。可见，这里的“师子”也被当作与青龙、白虎和駏驉（即“蛩蛩距虚”，一种善跑和能飞升的异兽）一样的神兽，承载神人、仙人们飞升、游行于天界。
另外，汉代这种墓前设置石狮，墓内装饰狮子图像的传统，显然被南朝墓葬所继承。但一方面如前所述，南朝墓前石兽已经发展出初步的制度，与汉代已有不同；另一方面，南朝墓前的石狮和墓内拼镶砖画和画像砖中的狮子，（图一七）尤其是后者从造型上来看更接近此时佛教艺术中的狮子，（图一八）与汉代的形象也较为不同。而从上述材料来看，汉代墓葬中的狮子艺术目前尚看不出与佛教有丝毫关系。其他许多题材也有类似情况。墓葬艺术与佛教艺术是汉代以来中国早期艺术的两大主流，二者的各自渊源、发展及交流、融汇的生动历史值得今后进一步关注。
图一七 襄阳贾家冲出土南朝狮子画像砖，采自《中国画像砖全集·全国其他地区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图一八 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碑上的狮子：1. 梁普通四年背屏式造像局部； 2. 梁普通六年背屏式造像局部，采自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中华书局，2013年，第77、83页
补记：文章中的第二部分先于去年写成一些随笔在微信群中与朋友们分享，后来范兆飞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他手上有一本私人收藏家朱明歧先生新出的藏品图录并附有考释讨论（《明止百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其中正好有一幅与我文中所提到的狮子伏虎类似的画像砖，就单幅图像已做了类似的考定。一方面由于此类砖出土者已经有很多而且很清楚，另一方面由于职业规范，再一方面也未曾目验原物（从图片上看该砖的风格与出土材料还有一定差别），笔者不便使用和宣介私人藏品。不过该先生的考释中提到一条笔者未能看到但较有意思的文献材料，不该忽视，亦不能掠美，特此说明并抄录于此：
汉武帝时，大苑之北胡人有献一物 ，大如狗 ，然声能惊人 ，鸡犬闻之皆走 ，名曰猛兽。帝见之 ，怪其细小。及出苑中 ，欲使虎狼食之。虎见此兽即低头着地 ，帝为反观 ，见虎如此 ，欲谓下头作势 ，起搏杀之。而此兽见虎甚喜 ，舐唇摇尾 ，径往虎头上立 ，因搦虎面 ，虎乃闭目低头 ，匍匐不敢动 ，搦鼻下去 ，下去之后 ，虎尾下头起 ，此兽顾之 ，虎辄闭目。（《博物志》卷三《异兽》）
这里的异兽也能伏虎，不过从描述上看，形体太小，还能立于虎头之上，也不太像狮子。不过如文中所述，早期一般人对狮子等西域异兽的认识有限，传闻怪异，也属正常。不论怎样，其与上述文献有同类的观念，聊可合而观之。
2019年春补记
又：笔者于2020年夏前往山东地区考察汉代石刻，于兰陵博物馆内看到一头与山东博物馆藏石狮基本相同的石兽，形象也是非常典型的狮子，但是未见具体出土信息描述，不敢轻易使用。该馆展出的出自大吴宅汉墓的一对石兽柱础，石兽也是无翼无角，脸后似有鬃毛，但表现得不清楚，不敢确定，一并备忘于此。
2020年秋又补
（本文原载于巫鸿、郑岩、朱青生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五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