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文章，《瓜豆集》中有一篇《再论万民伞》，看到文末，有个词曰“珥笔以俟”。以前看到也便过去了，因为大意总是明白，那是随时准备了笔墨来记录和讨论的意思吧。
《瓜豆集·秉烛谈》，岳麓书社1989年版
如今年纪大了，读书不求快，尽可从容一些，在明白的字眼上，也会多停留一阵。一细想，问题还真有不少。这个“珥笔”是怎么回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地方，便有很多。我与“珥”这个字亦可说有些缘分。我妻子的祖父，即我的岳祖郭宝钧先生，原是史语所的研究员，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老一辈的专家，是中国殷墟考古发掘的元老功臣之一。他登载在《史语所集刊》上的那一篇名文《古玉新诠》，其中道及“瑱”这种古玉。《说文》里“瑱”与“珥”可互训：“珥，瑱也。”源头上，这两个东西是相类或相似的。
前几年我曾为《文汇报·笔会》写过一篇小文，纪念宝钧先生，其中有一段相关的话：“在对古玉的研究中，宝钧先生在‘器名’与‘器用’的通解上，用力极勤。古来相传的古玉器名中有一种叫做‘瑱’，说文释‘瑱’为‘以玉充耳’。然其‘充耳’到底作何用途，则古来说法不一，释名曰：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也，塞耳亦使人止听也。更有解释作‘为闭奸声’者。但宝钧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古玉的演进，基本是由实用，而玩好，而礼仪化。止听闭奸声，是礼教大兴后之附会，古义决不如是。一次，田野考古，遗址在山上，上上下下极为不便，宝钧先生得隙便在考古现场和衣小憩一下。泥地虫多，很容易爬入耳道。宝钧先生生活经验丰富，会动脑筋，便从废纸上撕下纸条，捏成小圆纸球塞在耳朵里，虫子就钻不了空子了。就是从这一个生活小插曲中，宝钧先生‘灵机一动’，大受启发，推测那种叫作‘瑱’的小玉器，很可能就是当时古人住在泥屋里，为防虫子进入耳道而发明的一种生活小用具。”
东汉，玛瑙瑱，宁波博物馆藏
瑱即珥，后来便渐演成冠冕垂耳之饰物或者是妇人打扮之耳饰。那么，“珥笔”便是“以笔为珥”，珥所在的那个部位换成了笔。这是什么意思呢？检《文选》，曹子建《求通亲表》中有言：“安宅京室，执鞭珥笔。”李善注：“珥笔，戴笔也。《汉书》赵邛曰：张安世持橐簪笔。张晏曰：近臣负橐簪笔从也。”意思是，近臣在所戴帽冠近耳朵的边沿插上一支笔，随侍的时候，可以随时取下笔来，记录皇帝的谈话和叮嘱的事项，同时也可以随时写下自己的应对，向皇帝呈奉。后来，珥笔之臣更是特指史官和御史、谏官等职位，他们或者需要随时记录皇帝言行做起居注，或者需要随时呈上意见建议供皇帝参考。
因为这支笔正好插在耳朵边的帽沿上，看上去如同“耳饰”，便称作“珥笔”。那个图景，实在有点滑稽。当时没有如今所谓“自来水笔”，总要笔墨齐全了，那才可行。笔可以插在耳朵边，墨汁随身携带大约没有可能；再加上用纸，在雍容的官服里硬塞进几张纸，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总有点不妥，折叠不平的纸铺张开来写字，不见得太像样吧。这样实际地推想一下，这个插笔在帽沿的“珥笔”的应用效果，恐怕也不比让人当场把笔墨纸送过来的“呆办法”更节省时间。
那么，这便只能是一种象征，说穿了也就是“演戏”。当时借了“耳饰”的“珥”来取这名的，当然不会有胆耍“幽默”，但却无意中“道破”了这“珥笔”本来的一点真相：这只是用来装饰的“饰物”。《太平御览》引《魏志》曰：“帝尝大会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阶而坐，上问左右：此为何官何主？左右不对。辛毗曰：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今者直备官、但珥笔耳。”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旧时簪笔以奏不法”，这或者只是理想的“应当”吧，而“直备官、但珥笔”却是现实，不过是摆设和“演戏”，而且连摆设和戏目的“名字”，也有点淡忘了呢。
到了宋朝，这“珥笔”的名目，又另外指称当时新出现的一类人，那就是“讼师”，专门替人打官司的，今人戏称之为“古代的律师”。他们随时准备了笔墨代人写诉状，这又让人想到插笔在帽沿的那个略有点“滑稽”的形象，便自然而然地搬用过来了。黄鲁直有一段话常被引用：“江西之俗，士大夫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笔之民，虽有辩者，不能自解免也。”这个“珥笔之民”的说法，便是“以终讼为能”的健讼的百姓和讼师。
能够用了道理来争辩，多少可以说是一种“新气象”。但是“健讼之风”却容易变成“凭伪饰虚，以无为有，声冤号痛，骇动见闻”，这便又成了“摆弄道理来演戏”了。中西对比，一直以为中国人对律法上的诉讼，总是有天然的抵触和拒斥，认为民风之伪诈或由此而滋蔓。但如果多翻阅一些历代判词汇编，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之类，所得印象可能会有大变化。宋元明清，中国人“健讼”的风气日盛，以至《珥笔肯綮》在序中言：“慨自民伪日滋，案牍日烦，上之人日益厌焉，故限字之法立。”民间讼辩太多，案状日盈，所以出台“限字之法”，对讼状的数量和篇幅加以限制。
《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里，有关“珥笔之民”以及“健讼”风气，都有很多记载。其中，从官、民两造来看，由于立场与利益不同，当然观感和评判大有分别。比如“村镇僻则善窝藏，山水险则人性悍，健讼成风，不胜不止，强或武断，奸多珥笔，甚或逃据山谷，殴公役，抗三尺，此为恶道”这样的记载，就是典型的“官方文书”，多少总把民意的发抒、民怨的申述看作“恶道”。不过，就中国民间社会来说，至少是在南方这样的“市民社会”强盛的地方，在西风东来之前，也自己凭着本来的文化和传统走过了一段“健讼”的道路，反过来觉得“息讼”与“无讼”多少应该是人际之间的一种理想，那也是事实。
最后又回过来想到岳祖宝钧先生文章里的“瑱”（珥），具体结论当然都可商讨，但他的理路却让人信服。后世视作珍宝的古玉，在他看来只是先民发明的朴素的“生活小用具”。而这次在历史的上下串想了一遍这个“珥笔”，到头来我记起的，却是小时候弄堂里见过的老木匠：两个耳朵上，一个夹了一支烟，休息时可以拿来点燃了，吸上几口；一个则夹了一支粗铅笔，随时可以在木料上点点划划，做出让人亲近的小家具、小板凳。这样的板凳，可能是你童年时的“伙伴”，等到你成年有了自己的家，有了成套的新家具，也有点舍不得扔弃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