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事屡受挫,官兵离心离德,因这项工作没做好

“我们的处境与日本人无异,老百姓都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因之全线不能控制。”这是内战中后期国民党新闻人员发出的哀叹。在抗日战争中,国军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尚能打出不少胜仗,但是到了内战,面对装备比较落后的解放军为何就屡屡战败?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的政治工作之间的差异。

1947年底,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高层的军政首脑们终于意识到国军在政工方面的种种弊端。年底,国防部新闻局在南京召开团以上军队新闻工作检讨会议,并在孝陵卫进行了一次心战宣传品的实验。与会人员针对部队军心涣散、士气消沉,政工人员长期懈怠等问题,认为“现行制度,实不足以应付来日大难”。为此,国府对政工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图力挽狂澜。

国民党军事屡受挫,官兵离心离德,因这项工作没做好

邓文仪

1948年2月,国防部新闻局改组为政工局,仍以邓文仪为局长。同年4月,为配合总体战,政工局的使命被定为:“在充实军队政治工作,瓦解‘匪军’之作战意志,加强绥靖与政治工作,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的方略,借以集中力量,达成‘剿匪救民戡乱建国’的使命。”

国民党意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时,形势已非常不乐观,时任政工局局长的邓文仪也认为“改组工作在实效上说已经是迟了”。此外,改组后的政工局之地位也并没有比新闻局时期高多少,政工人员仍在充当幕僚的角色,处处受制于军事长官。例如有的政工人员为遏制部队贪污现象,改善军民关系,于1947年下半年开始在部队中推行四大公开(人事、经理、意见、赏罚),结果因触犯军事官长的利益而被迫去职。内战后期,国军部队在军事长官的带领下成建制投降倒戈的现象层出不穷,政工人员起不了丝毫作用。这一点与共产党部队中的政委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更要命的是,国军政治工作长期不受重视,大多数政工人员消极怠工已成习惯,事到临头要改组已积重难返。部队从官长到基层士兵,无不将政工人员嘲讽为“卖狗皮膏药的”。邓文仪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无奈地说:“因为这时我们的工作早已失去主动,只有被动地应付,防制敌人的发展,不能主动的彻底打击敌人,当时环境的危急,工作的艰难,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国民党军事屡受挫,官兵离心离德,因这项工作没做好

1948 年1 月,解放军某部宣传队在辽宁白旗堡给当地民众演秧歌剧,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活捉蒋介石”

为了挽救危局,内心焦灼的蒋介石也曾想效法中共搞土改,1948年甚至拟定了《土地改革方案》,并于秋季招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成立土改工作队。这个方案以北平南苑进行为试点,“基本要点是没收不在乡的地主土地,在乡地主实行二五减租”。但一经实施即马上引发一些实力派的激烈反对,例如拥有土地的李培基就曾在傅作义的便宴上不满地说:“共产党闹土改,怎么你们也闹土改呢?”

种种利害关系、人事纠葛,注定了国民党在大陆搞土改失败的结局。军事上屡屡受挫,社会矛盾持续激化,在风雨飘摇的1948年5月,政工局发出“执行铁的党纪,贯彻党的命令,整肃党的阵容,树立新的作风”的呼吁。这话乍一看与解放军“党指挥枪”的原则很相似,但二者收到的实效却是云泥之别。因为在国军中,除了早期的党代表时代,党部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党组织极为松懈,官兵对党的意识淡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工局的呼吁是苍白无力的。1949年,南京政府土崩瓦解,结束了其在大陆的统治。败退台湾的前夕,部队中竟有官兵将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歌》)中“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的歌词改成“离心离德,贯彻始终”来唱,士气低落程度可想而知。政工局最后的努力终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只是为这个政权在大陆崩溃前,送上一曲最后的挽歌。

20世纪60年代,已败守台湾十余年的“国防部”印制了一本《国军政工史稿》,在这本书中,国民党全面反思了大陆时期军队政工建设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作战部队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灌输方面或“无从实施”,或“亦无效果”。也承认内战失败前,政工局最后的努力“故法良意美,只以部队长执行不力,导致军事失败,良非偶然”。最后得出结论:“军事既已解体,政治工作更是无能为力,纯粹走走过场而已。”(文/周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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