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近期取得重要收获。其中，重庆冬笋坝遗址考古新发现为研究晚期巴文化及其融入汉文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考古实证。
川渝地区处于巴蜀文明核心区域，巴蜀文化引领了长江上游地区早期文化的发展，对于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为更好地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国家文物局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
该项目实施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探寻巴文化形成发展、融入华夏文化进程、文明演进为主要研究方向，加强多学科合作，共实施重点项目6项，其中考古调查5项，考古发掘项目4项，资料整理及出版3项，综合研究1项，取得多项主要收获。
早期巴文化考古发现取得突破
三星堆文化时期，重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虽然已展现出一些个性，但仍属于其分布范围。到了相当于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早期阶段，重庆地区出现石地坝文化。石地坝文化与十二桥文化既有大量相似的文化因素，也有许多自身的特征，具有强烈的以圜底器和尖底器为基本组合的巴文化性质。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开展以来，重庆地区早期巴文化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江津梧桐土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C区（网背沱），另外在小江、綦江等长江支流的专题调查也发现有多处商周时期遗址。
梧桐土遗址出土有尖底罐、尖底盏、高领壶、小平底罐、簋、高柄豆、器盖、平底陶罐、船形杯、纺轮等，以小平底罐、高领壶为多，个别遗迹出土尖底器较多（图1）。根据第⑥层下遗迹采集植物种子六个碳样的测年数据，时代基本为1422-1199BC（树轮校正后）。涪陵小田溪墓群C区（网背沱）的出土物主要在H3，出土陶片千余件，可辨器型有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盏、小平底罐、高领罐、圜底罐、船形杯等。灰坑内采集两个碳样标本，时代为1323-1194BC、1304-1124BC（树轮校正后）。两遗址主体性质为石地坝文化（十二桥文化圈四川盆地东部考古学文化），时代紧密衔接，梧桐土遗址的时代稍早，约为商代中期，涪陵小田溪墓群C区（网背沱）稍晚，属于商代晚期，从两个遗址的小平底罐特征看，均处于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转变后的形态，圜底罐数量很少，出土的尖底盏相似器型见于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也见于十二桥遗址第12层，对于探讨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石地坝文化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图1 江津梧桐土遗址出土陶器
聚落形态与社会生产方面，梧桐土遗址发掘商周窑址3座、灰坑24座、石器加工点4个，并发现了居址、作坊址建筑遗存，清理柱洞34个。窑址并排分布，周邻有灰坑、柱洞等遗迹，表明陶器烧制已成规模，且有简易的遮护作坊。窑址南边有粗制石料堆放点和石器加工点等遗存，出土石锤、石砧、磨石、砺石等工具，以及若干石核、石片、断块等加工过程中的产品。灰坑内出土动物骨骼、铜削、铜鱼钩、石箭镞等，揭示其用途为生活取食遗留。陶器生产、石器制作、生活取食，形成完整生产生活链条，直接体现了当时的陶、石器生产制作技术面貌。生业经济方面，该遗址发现粟、黍、水稻、小麦等植物种子遗存，体现出以旱作为主、兼有水稻的农业面貌。
梧桐土遗址出现了少量文明因素，展现出与普通聚落不同的特征。遗址内发现有铜钺石范，与城固洋县铜器群的其中一种铜钺形态近似；此外，遗址还出土有铜削、鱼钩、铜饰、残铜件等小型铜器，说明与三星堆铜器群同时期，梧桐土遗址也已开始出现小规模的日用铜器制造。梧桐土遗址还出土1件残石璋（图2），暗示了当时存在祭祀等宗教礼仪行为。
图2 江津梧桐土遗址出土石璋
通过围绕梧桐土所在台地的调查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了大河边、大土、麻柳湾、长屋基、长坡、刁家溪等6处商周遗存点，覆盖面积达40万平方米。结合此前的试掘可知，梧桐土遗址群形成于三星堆文化晚期，在石地坝文化早期达到最大规模，存在专业化的生产分区、完整的环境格局，可视为商周时期四川盆地川中丘陵地区代表性的中心聚落之一。
晚期巴文化进程的考古收获
战国至西汉中期，是巴蜀文化迈入华夏化进程的最后高峰。三峡考古、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和重庆北碚庙嘴墓地已经充分展现出晚期巴文化的不同区域特点以及融入汉文化的历史进程。
2020-2021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冬笋坝遗址发现船棺葬4座（战国晚期）、土坑墓3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为研究晚期巴文化及其融入汉文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考古实证。
冬笋坝遗址发掘区局部
冬笋坝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厘清了渝西地区晚期巴文化的内涵特点，文化因素以巴文化为主体，陶器以圜底罐、釜、豆为主，铜兵器以柳叶剑、钺和弓耳矛（图3）为主，铜炊器主要为釜、鍪（图4）、釜甑，在墓主人胸部随葬1件铜盘或漆盘，除了少量剑、钺等兵器具有异质性文化因素外，其余均为典型的晚期巴文化器物群。葬式较早阶段以船棺葬、狭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墓底和葬具四周均涂抹有青膏泥，与重庆三峡地区巴文化墓葬区别明显。如船棺葬及狭长方形墓葬数量较多，而在三峡地区仅有零星发现；文化因素以巴文化为主，基本不见或少见其他文化因素，而渝东三峡地区则有着较多楚文化、中原文化因素；墓底和葬具四周普遍涂抹青膏泥，也与渝东三峡地区只有部分墓葬涂抹青膏泥存在差别。类似的发现近年在四川渠江流域的罗家坝、城坝等遗址均有呈现，因此，以冬笋坝为代表的嘉陵江流域、渝西地区与渝东三峡地区巴文化，从墓葬形制、丧葬制度、随葬品组合、文化因素构成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表明二者可能属于巴人不同的族群，结合文献推测，前者可能与以板楯蛮为主的族群关系较大，后者与以廪君蛮为主的族群有明显联系。
图3 冬笋坝遗址出土铜矛
图4 冬笋坝遗址出土铜鍪
冬笋坝遗址还获取了晚期巴文化逐步融入汉文化历史进程的实证材料。冬笋坝的四类墓葬从战国晚期经秦、西汉直到新莽时期连续发展，文化面貌上从战国晚期基本不见或少见其他文化因素的较为单纯的巴文化发展到秦、西汉早期秦文化、楚文化、汉文化因素逐步增多，再到新莽时期全为汉文化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再现了晚期巴文化逐步融入汉文化的历史景观。
冬笋坝遗址的科技考古工作取得多项重大收获。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团队对冬笋坝遗址出土文物开展包含物分析、微植物考古与残留物分析等工作。在88号墓战国青铜釜甑内留存有排列规律且较为完整的编织制品——竹笥，是重庆地区先秦墓葬的首次发现。同时，在一件陶釜中发现内壁有明显的红色颜料留存，通过拉曼光谱及元素分析鉴定确定为朱砂，为探讨巴文化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资源获取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2021-2022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连续对小田溪墓群A区（小田溪）、B区（陈家嘴）开展了考古发掘，清理多座战国至汉代墓葬。首次获得了小田溪墓群墓主的DNA样本，为建立重庆地区古人类基因库，获取古代人类社会中的独特信息，开展后续人群分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续考古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思路和线索。
加快考古成果整理与研究
在巴蜀文明进程相关考古资料整理方面，《涪陵小田溪》考古报告将在年内完成初稿，这是对三峡工程期间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的资料汇总，将极大推动对晚期巴文化社会结构、经济文化、丧葬习俗等多方面的认识。《忠县老鸹冲》也已经启动编辑工作，报告内容能够反映秦灭巴蜀后对原巴国地域的有效管理及其带来的文化交融研究，有助于推动重庆地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进程研究。同时，冬笋坝遗址的材料也在加快整理。
巴文化考古综合研究也在同步开展，重点围绕巴文化早期遗存、巴文化青铜器、巴蜀符号、巴族支系、巴文化的消亡等内容，通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引入多学科方法，力图厘清巴文化的源与流、迁徙的历史进程。目前已进入主体研究阶段，正在开展书籍编写工作。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物报》，作者单位：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