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身的外人》，[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陆观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拜德雅，2022年11月出版，348页，62.00元
谈起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读者或许熟悉这样一则逸事。1965年，二十四岁的她获得“戴高乐”奖学金，作为通晓法语的保加利亚学生赴法攻读博士学位。圣诞前夜，飞机降落在大雪纷飞的巴黎，她口袋里只有五美元，在机场没人接应，投奔使馆无门，所幸有贵人相助，才不致露宿街头。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峥嵘岁月，后被克里斯蒂娃记叙在自传体小说《武士》（Les Samoura?s, 1990）里。
年轻时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2018年，当这段回忆在公众视野中被重新唤起时，克里斯蒂娃已经是蜚声国际的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理论与贱斥（abjection）理论的奠基人，也是巴黎狄德罗大学的荣休教授。是年3月，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即该国秘密情报组织，有媒体将其比作“克格勃”）档案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数百页的档案，称克里斯蒂娃在1970至1973年，以“萨宾娜”之名，受聘为该组织的特工。据称，她在出国之前签下文件，称“如有必要，会为组织效力”。瞬时，西方学界为之震动，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几日后，克里斯蒂娃严正辟谣称，自己从未以任何形式参与谍报活动，档案文件没有一份出自她的笔下，均属该部门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捏造而成，诸多内容甚至有悖于她当时的公开立场（克里斯蒂娃对此的声明，参见www.kristeva.fr/droit-de-reponse.html）。7月，克里斯蒂娃于《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撰写长文《我所没有的人生》（Une autre vie que la mienne），自述出国的经历以及此次被诬陷的始末。她写道，自己离开前和当局签下的唯一一份文件，是承诺自己不会在巴黎结婚，而她对这份文件也不甚在意。来法第三年，她便与文学家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 1936 年生）结婚。读了档案之后，她才意识到，许多过去的同事和来访的旧友，都是被派来监视自己的棋子，回头便向当局呈交“罪证”；而几年间，自己和先生写给父母的家书，在寄到之前，无一例外地被警方拆阅。她感叹道：“我早就知道自己在法国永远是外国人。这种陌生性，此后倒也成了我的家乡、我的命运。”
外国人的身份，便如此伴随着，甚至是搅动着克里斯蒂娃的人生。早在 1970 年，阐述互文性理论的《符号学》（Séméiotiké）出版后，导师罗兰·巴特便撰文赞赏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贡献，标题拟为“外国女子”（L’étrangère）。日后追忆恩师时，克里斯蒂娃表示，出于法国人对传统的敬仰，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不免有被排斥之感；可法国也有像罗兰·巴特这样的人，欣赏学生的研究成果，希望学生有独立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与学界传统大相径庭。因此，她说：“在法国做外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甚。 [可是]在法国做外国人，却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好。”（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祝克懿：《与克里斯蒂娃的对话录——多声部的人》，《中国社会科学报》四百八十期，2013年7月26日）这两句话即出自克里斯蒂娃的《我们自身的外人》一书（étrangers à nous-mêmes；下文简称《外人》）。该书写于1988年，以时而锐利、时而凄楚的文字描摹外国人的境遇，以时而宏大、时而精细的角度梳理外国人的历史，很难说不沾染些许自传色彩。
罗兰·巴特与克里斯蒂娃
关于《外人》的出发点，克里斯蒂娃称之为“外国人问题”：在当下的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与外国人共存？如何直面他们的存在，既不对他们加以排斥，又不要求他们同化融合？如何处理我们内心油然而生的爱与恨？作者给出的答案触及我们的心理：我们要承认自己内在的奇异性、陌生性；只有在我们将自己视作与自己陌生的人，视作自身的外人之后，才能更好地尊重、接纳外国人，与他们共同生活。
乍看之下，这一论点的效力，甚至是这一论点的核心概念之效力，都受制于法语本身。“外国人”“陌生人”，或是形容词“外国的”“陌生的”，在法语中均作“étranger, -ère”；而“奇特”“怪异”，作“étrange”。大概两者同源于拉丁文extraneus，演化至今，仅有一字之差。于是，描述性质的名词“étrangeté”既可作“陌生性”，又可作“奇异性”，乃至弗洛伊德处的“怪怖”（unheimlich，法文意译为“令人不安的奇异”）。这些彼此相近的法语词，或许无法用同一种中文译法加以概括；若是新造词语来取代这如此常见的义项，则更为不妥。翻译起来，还是以保留这些词语各自的通俗译法为上。除了难以统一的“étranger”与“étrange”之外，“étranger”一词广泛的意涵本身也为中文翻译出了一道难题。在法文中，“外在于某边界”“让人感觉陌生”的人或物，大都可以用该词形容，如加缪的名作《局外人》（L’étranger，1942）——主角默尔索是身处北非的异乡人，是现代社会的陌生人，是自身存在的局外人。在《外人》的不同章节中，étrangers 往往依赖于不同的政治或文化“边界”，中文译法亦可根据语境决定：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作“外国人”；在此之前的，如果边界处于地区之间，便作“外地人”；如果边界属于城邦之类的政治实体，便作“外邦人”。在某些段落中，克里斯蒂娃将étrangers视作某种普遍的范畴加以论述，中文译法可定为“外人”，算是“外国人”“外地人”“外来者”等义项兼具的折中策略。总之，若是在行文中，“外人”“陌生”“奇异”略显跳脱，往往是因为原文的用词有着直观的亲缘；若是不同章节中 étrangers 的译法前后抵牾，往往是因为语境发生了转变。
不过，即使法语的语言特征无法在译文中复刻，奇异与陌生、陌生与外人之间的联系却始终存在着。令我们慨叹奇异的事物，定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而外人的范畴，也正是建立在我们与他人、熟悉与陌生的分别之上。只要外人的范畴存在，他们身上的陌生性便无法消解，他们在社会中的处境便体现了这个社会对他者、对陌生、对奇异的态度——尤其是外国人，为当代社会中外人的典型。因此，若是读者越过这段语言的藩篱，便一定能体悟作者对外人境况入木三分的剖析。
全书即从这种剖析开始。在首章《献给外人的托卡塔与赋格》中，作者用短小精悍的段落描摹现代社会中外国人的种种处境与心理。他们是永远在陌生性中挣扎的斗士，是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棋子，在永恒的逃亡中偷来稍纵即逝的安宁，在自信与自怨之间摇摆不定。明明已经逃离了家乡，他们却始终深陷对过去的留恋，任由故人的梦魇纠缠；明明已经在别处定居，他们却始终需要面对他人的怜悯与憎恶，在他人对身世的诘问中面露惭色。于是，他们用冷漠武装自己内心的忧郁与脆弱，用劳作掩饰自己的麻木与缄默，压抑着呼之欲出的仇恨，甚至在性爱与疾病中沉沦。在点点滴滴普遍而理论化的描述中，最动人心魄的或许是“多语者的沉默”“孤儿”“爆发：性与病”等小节。这些情感洋溢的段落勾勒出外国人在语言上的窘局，在象征界中找寻陌生性的位置。儿时的语言成了死去的母亲，外国人们鹦鹉学舌般地讲着异乡的话语。这门人为习得的语言，让他们越过母语中的禁忌，却同时在他们的言说与情感之间筑下一道高墙，让他们对痛苦麻木，诉说着华丽却空虚的辞藻。他们羡慕母语者，发奋在新的语言中登峰造极，可是偶尔的失误便让他们原形毕露，向他们狼狈的心口捶下一句“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总之，现代社会中的外人，尤其是《外人》成书时身居法国的移民，或许面临两种选择：
要么，他不惜一切地尝试混入这个同质的、不认识他者的社会结构，尝试认同于此、迷失于此、同化于此；他的姿态是谄媚的，因为流浪者景仰这个容他避难的文明所带来的福祉，如法国人一般——甚至比法国人更甚。要么，他将自己封闭在孤寂之中，蒙羞受辱，深知自己身上可怕的缺陷，也就是说，自己永远也成不了……法国人。（59-60页）
在现代社会中，外人身上固有的差异带来了这种彻底的困境——外人要么取消自己的陌生性，要么局限于自己的陌生性。于是，作者问道，这种境况是如何产生的，又应该如何解决？换言之，“我们怎样才会成为外国人”，而我们又“是否能够亲密地、主体式地与他者共同生活、作为他者生活，既不驱逐又不同化任何人”？（第 4、62 页）
作者的策略是回溯历史，在思想史中探寻外人概念的演变，在司法史中辨明对外人的态度与政策。《外人》的余下章节便按照这条脉络展开，从古希腊的蛮人与外邦人写起（《希腊人：在蛮人、迁客与乞援者之间》），到犹太教与基督教早期经典（《天选之民：选择陌生》），再到古罗马与中世纪的思想与法令（《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流亡的良药与朝圣》）。《凭什么权利算您作外人？》从之前的论述中总结出外人的普遍法律地位，并将其与今日的外国人相比，犹如历史洪流中的一片洲渚，容读者暂作歇息。之后，作者再将读者投入文艺复兴与航海时代的云烟（《这场“形形色色”的文艺复兴》），邀读者体会启蒙时期与大革命的血气（《启蒙与外人》），而本书的历史部分以德国近现代哲学收尾（《普遍性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陌生性吗？》）。收尾，或许也是高潮，因为前几章埋下的种种线索，大都在这一章的论述中凝聚起来。如果说作者始终认为，主张消弭差异的普世论和无视普遍人性的地方主义均会走向专制——古希腊斯多亚学派对有理性之人一视同仁，可是蛮人与奴隶则“被贬入失常者之流”，被剥夺获得德性的资格；相反，用对地区、国家或意识形态的归属取代抽象之“人”的象征意义，而“压迫那些没有这种归属的人们”，是纳粹暴行的源头（90、235 页）——那么正是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作者找到一种在分离与统一、差异与普遍性共存的情况下，保障社会公平稳定的方法。如果说作者反复强调外人对“我们”的启示——皈依的外邦人让信徒在“低贱”之中辨识自己，外国人是让哲人意识到自身局限的“第二自我”（114、 201 页）——那么正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作者才找到一种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述我们与外人的关系。
弗洛伊德
因此，在分析弗洛伊德名篇《怪怖论》（Das Unheimliche，1919）时，作者提出了本书的核心命题：我们对外人的着迷，其根本原因不在外部；它直接源于我们对自身内部陌生性的压抑。在被内心压抑的陌生性骤然回归、暴露在我们的存在中后，一种骇人之感（或言“怪怖”）便油然而生，而这便是外人陌生性的源头。借着弗洛伊德之口，作者写道，“我们已经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要求外人融合于此，更不能追缠他们，而是将他们迎入怪怖之中，因为这种怪怖既属于他们，又属于我们。 [……] 怪异就在自我身上，因此我们都是外人。如果我是外人，那么也就不存在外人”（298-299页）。于是，在末章《实践上……》中，作者写道，“我们亟须一场思维方式上的进化，从而在这种多价值并存的局面中，促进最好的和谐”（303页）。这种进化便在于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上“彻底的陌生性”，意识到自己是外人，并且将这种意识拓展至“外人”或是“外国人”的概念之中。当下的社会注定是异质的；只有我们在“既作同一，又是他者”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包容差异、尊重外人的和谐，才能与外国人更好地共存（302页）。
读者自可指摘作者对外国人境况的描摹片面而悲观，笼罩在自己身世的阴影下，毕竟很难说所有外国人都是伪装者、流亡者，都有一片回不去的故土、一个说不出口的来由，都用他乡的语言麻痹自己的情感，都被他人热爱或憎恨。读者也可批评作者的历史梳理过于零散、不成体系，选择不免武断，分析浅尝辄止。的确，虽然《外人》时常闪烁着作者对语言与象征，对理性与人权，对普世主义、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等的种种洞见，这些评论与观察却没有收拢在末章的总结中，而是要读者随时采撷消化；而首章勾勒出的种种问题（例如外国人在语言中的困境），有许多也都在之后的章节断了线索。不过，这些弊病也促成了《外人》变化多端、难以定型的文风，而且大抵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在首章开篇，作者坦言，这部作品“不是要确定、物化外人的陌生性”或“赋予其决定性的结构”，而“仅仅是通过在我们眼下展开的某些彼此相异的面孔，通过散落在历史中却反复无常的某些年代久远的人物，勾勒出陌生性的永恒运动”——如音乐中的托卡塔与赋格，“方才触及，业已远去”（第5–6页）。而当作者用一条武断，乃至牵强的线索连接起不同时代的种种“外人”时，或许并不是为了做出多么完备的论证，而是为了强调这一脉络本身能带来的启发：“眼下的这几页书，或许算不上论证或教导，只能算是零碎地写下展望，不免‘主观臆断’，这都是有意为之。”（261页）这种论述策略与作者对外人的见解一脉相承。不用某些普遍的命题、确定的描述概括外人的境遇与心理，不赋予外人“决定性的结构”，这正是因为外人——与我们一样——是无法决定、无法物化的主体，都在遭遇自身陌生性的过程中惊觉自我的脆弱。因此，在阅读《外人》的过程中最有价值的瞬间，或许就是在把捉不定的文字中，恍然体悟到自己身上的陌生性。
与此相比，作者对弗洛伊德《怪怖论》的解读，以及她对精神分析实用性的立场，或许问题更大。《怪怖论》主要探讨的是美学中的心理问题（例如小说中描绘的恐怖现象），而弗洛伊德亦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怪怖不及文学作品中的怪怖丰富；或许因为这一点，弗洛伊德之后在讨论社会与宗教的《幻象之未来》（Die Zukunf einer Illusion，1927）与《文明及其不满》（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1930）中只是零星地使用 unheimlich 一词（专门的“怪怖”概念，或是通常意义上的恐怖或怪诞）。然而，克里斯蒂娃则有意地将这一概念扩展至文化或社会的领域中，乃至认为怪怖是社会人存在的普遍心理定律——在归属于一种文化的象征体系时，我们必然会压抑自身的陌生性，于是，在我们遭遇外人的时刻，这种陌生性便会突然回归，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表现为种族歧视或者排外情绪。换言之，外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其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个人心理的反映，又是文化的普遍征状。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性，作者便强调精神分析的现实作用，认为它是比法规政策更加根本的手段。正是因为“扼制[政治]策略的根本问题属于心理的界域，乃至形而上的界域”（304页），她在末章对政策法规提出的几条建议（如“双国籍”身份与互惠条款，好让外国人在侨居国行使与原住国相应的权利）也都是点到为止，甚至有隔靴搔痒之嫌。
这种立场的说服力如何，还需读者自行定夺。然而，对精神分析现实意义的确信，却与作者先前的态度一脉相承。在1982年的一篇名为“精神分析与城邦”（Psychoanalysis and the Polis）的文章中，克里斯蒂娃便认为，政治的解释囿于某一种恒定的、无法批判的意义，而精神分析的解释则揭示出语言的异质、意义的缺失，因此精神分析的现实作用比政治解释更加彻底，能够“冲破政治的幻象、幻想与信念”，为人们生活的“城邦”带来某种清醒的伦理（《批评探究》[Critical Inquiry]第九卷第一号，1982年，77–92页）。就此而言，《外人》的最大特点便在于它延续了克里斯蒂娃此前的思想侧重，并将她的理论架构直接应用到实际的社会现象上。学者舒尔茨（Karla Schultz）由此评论道：
认为外国人被“贱斥”（《恐怖的权力》[Pouvoirs de l’horreur]，1980）， 是在批判性地回应当时铺天盖地的新闻文章，因为它们警醒到，大批涌入的外国人正在淹没法国文化；外国人绝望而善变的“自恋”（《爱情传奇》[Histoires d’amour]，1983）所回应的，是他们与当局时常暴力的冲突；流亡者的“忧郁”（《黑日》[Soleil noir]，1988），则回应强加在外国人之上的言语限制。最后，“我们自身/外部的外人”，难道不正是让我们从“过程中的主体”（《诗性语言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u language poétique]，1974）这一脆弱的立场出发，协调我们的同一与差异吗？正如克里斯蒂娃所强调的， 这种立场或许能让我们“与他者共同生活、作为他者生活”。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四十六卷第三号，1994 年，319页）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即使《外人》以历史论述为主，相较作者其他作品更为平易近人，却也暗藏诸多需要反复咀嚼的理论洞见。说到底，克里斯蒂娃本非容易的作者，可这正增添了她的魅力。除此之外，在今天翻译或阅读这样一本著作，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研究克里斯蒂娃的学者、或是对克里斯蒂娃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她对“他者”或“外国人”的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必备读物，乃至揭示她对个人生平的思考。上文已经提到，《外人》具有一定自传色彩，而或许正因为克里斯蒂娃是一名“外国人”，“他者”与“外人”也成了她一生的写作重点。早在 1977 年的《如是》杂志（Tel Quel）的社论中，她已经写道：“你将会明白，我正说着流亡者的语言。流亡者的语言是一声含混的低喊，不曾嘶吼过。无疑是因为这一点，在我（不管是作为能指还是所指的我）写作的时候，它当然产生我个人的征状，可这些征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法语的征状。当今的时代是流亡的时代。如果不成为自己国家、语言、性别与身份的外人，又怎能避免陷入常识的泥潭？如果没有某种流亡，写作是不可能的。”（《一类新的知识分子：异见者》[Un nouveau type d’intellectuel : le dissident]，《如是》第七十四号，第3-8页）时至今日，“外人”已经成为克里斯蒂娃的身份，乃至她的思想不可磨灭的特点。2021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授予克里斯蒂娃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大军官勋位（Grand offic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时在颁奖词开篇如此介绍她：
您是保加利亚人，因为您的家人，因为您的出身，因为您的青春。您也是法国人，因为您的作品，因为您的爱情，因为您的决定。可您同时属于这个文人的共和国，以书当护照，以路作边境。“In via, in patria”——“我的祖国在路上”——您借圣奥古斯丁之口如是说：不停重新质疑，永远探求知识，超越既定成见。如果与您亦师亦友的罗兰·巴特将您称作“外人”，这不只是因为您来自别处，更是因为从一开始，您便有条不紊地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目光，将我们的思想置于他乡。
如果说克里斯蒂娃的身份是外人，那么《外人》便是克里斯蒂娃论述此身份的唯一专著（克里斯蒂娃2014年对本书的总结，参见www.kristeva.fr/reflexions-sur-letranger.html）。
克里斯蒂娃
对当今的一般读者而言，《外人》也同时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因为作者回应的社会问题在我们的时代日益尖锐。《外人》成书的 1980 年代，种族歧视与排外现象甚嚣尘上。在“二战”之后，尤其是法越战争（1954 年）与阿尔及利亚战争（1962 年）结束后，已有大量难民迁入法国本土。1970 年代，法国经济低迷，开放移民家属定居法国的政策，并允许他们申请法国国籍，因而又有一批外国人移居法国，数以万计，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伴随着几波移民潮，法国社会对移民的仇视也逐渐酝酿，在1983年针对北非移民的多起暴力事件中爆发。在巴黎北郊的拉库尔讷沃（La Courneuve），十岁的北非裔少年图菲克·吴瓦内斯（Toufik Ouanes）因“吵闹”被邻居击毙；在波尔多，阿尔及利亚游客哈比卜·葛林齐（Habib Grimzi）在火车上受到三名待役军人挑衅，发生口角后被他们拖出行驶的火车窗外致死；在里昂东南的韦尼雪（Vénissieux），警方突击搜查北非移民聚集的城区，与当地年轻人发生流血冲突，造成青年社会活动家翟义家（Toumi Dja?dja）重伤。10月，为了提倡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十七人决定从马赛出发，以游行的方式和平示威，其中九人便来自韦尼雪。行至格勒诺布尔，行列不过三十余人；到了里昂，已有上千人； 12月，踏入巴黎的已是一支十万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解放报》（Libération）称其为“伯儿的游行”（marche des Beurs；“伯儿”为对北非阿拉伯裔的俚语）。翌年，反种族歧视组织SOS Racisme成立，法国《国籍法》（Code de la nationalité）增补案通过，这样的背景便促使克里斯蒂娃思考“外人”的境况。《外人》出版后的两年，克里斯蒂娃发表《致哈林·邰希的公开信》（Lettre ouverte à Harlem Désir，1990），收信人邰希正是SOS Racisme的时任主席。
可“外人”难道不也充斥着今日的世界吗？全球化的潮水逐渐退去，浮现出民族主义的暗礁；“黑命也是命”的声浪，揭露出诸多国家族群间结构性的裂痕。疫情第三年，当城与城、国与国之间的大门再度打开，当困滞已久的人们重新将他乡纳入自己的生活，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体会身为外人的滋味，哪怕只是片刻。我们该如何审视成为外人的自己？该如何接纳作为外人的他人？回响三十余年的《外人》，对今日亦可带来弥足珍贵的定见与启发。
校对《外人》译稿的夏天，我有段时间在意大利。一日，我从翡冷翠北郊的城市普拉托搭火车南下，在售票处遇见一个女人，亚洲面孔，五十来岁的样子，戴着一只“意大利制造”的橘红色口罩，正朝满脸疑惑的售票员比划着。她见了我，问我是不是中国人，能不能帮她买一张去翡冷翠的单程票。我替她买好票，趁在月台等车的间隙，想教她买票的意大利文。她指指自己的头，说自己笨，学不来。她在意大利生活了十二年，意大利语却只会“谢谢”与“白兰渡”（我后来得知这是“普拉托”的温州话叫法）。每次出行坐火车、坐公交，如果身边有中国人，就请他们帮忙买票；如果没有，就自己应付，也就这么应付过来了。她又说，自己普通话也说不流利，更不识字，平日与朋友用温州话交流。我还想跟她套套近乎，说自己是上海人，温州话或许能听懂一些。她却摇摇头，说自己二十年前曾经在虹口区做过两年工，那时还能讲两三句上海话，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然后是几秒的沉默。太阳很大，我看着铁轨上冒起的烟。她向我抱怨，过去的一整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自己找不到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回国机票太贵，到达之后还要隔离，她还想回家看看。她说她这次去翡冷翠找她姐姐，休息几天。她已经摸清了到翡冷翠火车站之后的路线，在外面的电车站坐开往市郊的电车，直到看见大超市“艾赛隆加”，就可以下车了。“要不到了以后，我再去帮你买电车票吧。”我说。她连声道谢。到了翡冷翠后，我们走出车站，门口的电车售票机非常方便。她见我准备拿卡替她付钱，赶忙把我推开，把攥在手中的几枚硬币统统塞进投币口。电车刚好到站，我们也没空攀谈，她拿好车票，赶忙走上车，一边向我挥手作别。
我想我有好些问题没来得及问她。我想问她温州的事，问她上海的事，问她在这里有多少亲友，问她这十二年是怎么过来的。转念一想，我又有什么资格用这些问题让她难堪呢，竟要用几句外语、用几枚铜钿来换取一些好善乐施的窃喜——我自己在英国不也是做了三年的外人吗？三年，圆滑的英语侵入我的念想，占据我的口舌，忙碌的日子竟容不下一句中文。我的母语日益枯萎，直到翻译让我与它再续前缘，动用大段中文整理自己的思想、揣度作者的本意，做归途中的鲁宾孙……我伫立在火车站出口，看电车呜咽着离去，克里斯蒂娃的文字忽然奔涌在脑海，化作一声叹息，散逸在托斯卡纳的烈阳里。与那位女人的邂逅，让我更加明白翻译此书的意义，我想将这篇文章献给她——献给这位在他乡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