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多欢娱——胡适与他家的住客

1932年8月,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中写道:“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其实,不只是“三十年”,而是“一生”;也不只是“那帮我做事的人”,而是“身边所有的人”。稍微了解胡适的人都知道,胡适的同事、秘书、朋友,甚至只是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者,对他的为人处世、道德操守等,多是认可的。那些与胡适发生关联的人中,有一类人对胡适的观察几乎是“零距离”和“全方位”,即“胡家的住客”。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立体、更细腻地认知胡适。

1931年1月,胡适重返北大,任文学院院长


春日般的安慰

提到胡家的住客,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罗尔纲。而提到罗尔纲与胡适,又让人自然想起那本“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的“奇书”(严耕望语)——《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向胡适求学问道、胡适为罗尔纲答疑解惑,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师徒切磋乐趣图”。学问之外,两人之间还有不少故事。

罗尔纲之所以住进胡家,一方面是因他从中国公学毕业,立志研究历史,一时却无理想之机构;另一方面是因胡适需要助手整理父亲胡传的遗稿。于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罗尔纲回忆:“我当初只希望适之师介绍我入研究院,而今却出我的意外,适之师叫我到他家去,使我得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就这样,“无家可归”的罗尔纲“狂喜无既”,于1930年6月搬进了位于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甲的胡家。

20世纪30年代,极司菲尔路已是商肆林立,灯红酒绿,并聚集了大片居民住宅。胡适所租的49号甲是一幢混合结构的新式里弄住宅。从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有三年多时间居住在此。

1930年11月28日,罗尔纲随胡适一家迁居北平。这次,胡适租的房子在地安门内米粮库四号。罗尔纲回忆:

米粮库四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座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大厅北面有一间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寝室。这间房西面开一门通后院,我工作疲倦时,常出后院走上小丘,登临眺望。

由此可知,住在胡家的罗尔纲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这样的条件,算得上“舒适”。

除了住的舒适,吃的方面应该也行。虽然罗尔纲并无多少文字谈到自己在胡家的“吃”,但傍着胡适这样的“主子”,吃喝应该不成问题。且不说吃得好,至少是饿不着。毕竟,胡适有薪俸,有稿费,还有兼课、兼职的收入,家中伙食想必不致太差。胡适是安徽人,罗尔纲是广西人,饮食习惯可能有差异。但出门在外,也没有那么讲究。再说,胡适还是把罗尔纲放在心上的。对此,罗尔纲记忆犹新:“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做客,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

住有所居,食有所安,两大问题解决,衣则更不用操心。《师门五年记》中,罗尔纲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两处细节:

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条卫生裤。随适之师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江冬秀,引者注)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在上海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适之师穿的皮衣给我穿。

可见,江冬秀是个体恤人情、善解人意的家庭妇女。这里,虽然是江冬秀给予罗尔纲关怀,但与胡适不无关联。“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跟随。”这“跟随”里,不免“跟”了胡适的温和,“随”了胡适的敦厚。

衣、食、住,一个个,稳妥妥。那么,行的方面呢?试举一例:1931年9月,罗尔纲准备回家探亲。辞行之前,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15页的信,字里行间渗透着孺慕之情。胡适在回信中表示:

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

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

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罗尔纲在老家停留一段时间后,于1934年2月再次北上。途经上海时,他前去拜访汪原放,“见了面,知道适之师得了我的启程信,就打电报给他请招待我”。几天后,罗尔纲乘车往平,胡适亲到车站迎接。1934年3月24日,胡适日记记载:“饭后到东站接罗尔纲。始知平浦车途中因兖州一带有刘桂堂的战事,误点七个钟头……回家打电话问车站,不得通车消息,才睡了。尔纲直到五点才到我家中。”

罗尔纲住在胡家前后有五年之久,衣食住行,样样不愁。而且,胡适对罗尔纲的身体尤其关心。年轻时候的罗尔纲体弱多病,到胡家之前,患过胃病、大热症、神经衰弱等症。1929年以后,虽然身体已经有点康复的样子,但心头始终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罗尔纲自言:“我怕提到一个死字,我怕看见棺材,在我那虚弱多病的身心里,常常怀着一个死亡的恐怖。”胡适洞察了罗尔纲的心病,便以出版家张元济为例进行开导。胡适说:“一个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万莫要存着怕死的念头。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会康健的。”听了胡适的劝勉,罗尔纲很有触动,渐渐摆脱了死亡对自己的威慑。

当时的罗尔纲,既是胡适的助手,也是胡家的家庭教师。但罗尔纲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抄写人员,“地位十分低微”。胡家客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既敏感又褊狭”的罗尔纲不免自卑。但胡适总能顾及罗尔纲的感受。据罗尔纲记述:

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罗尔纲所说,不算夸张。如,罗尔纲初入师门时,胡适便把他介绍给了前来做客的张元济。这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罗尔纲还礼,罗尔纲不由肃然起敬。

在胡家的那些日子,罗尔纲见过众多名流,如梅兰芳、傅斯年等。他甚至与徐志摩成了朋友。如,他与徐志摩一同到公园散步,“每天享受公园的幽静,清风吹拂的愉快”。有时,徐志摩还请罗尔纲校稿,罗尔纲逐条提出意见,“写在纸片,贴在稿上”。反过来,罗尔纲向徐志摩学习,曾请他帮自己改《妈港集》,“特别是对第一部分《澳门杂记》批改最多”。

了解胡适与罗尔纲之间学术交往的人,大多认为这对师徒的故事是师道尊严的一个典范。而撇开这层关系,单就人情世故论,胡适的待人接物无疑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罗尔纲晚年坦言:“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罗尔纲的这番感激与感受,应非溢美之辞,而是肺腑之言。毕竟,他是胡适众多门徒中“独一无二”的一个。潘光哲先生就认为,在胡适家里消磨过一段青年岁月的罗尔纲,从来不曾丧失这段生活经验的记忆,私下也从来没有忘怀这一段师生情缘。

罗尔纲致胡适函


事情未曾碰壁

相对于罗尔纲,石原皋的知名度要小很多。不过,他的一本《闲话胡适》因以胡适亲属的身份对其观察,在“抢救史料”方面,还是功劳不小——“看似片断的追忆中,活灵活现出胡适整个生活空间与私人叙事”。书中,石原皋自己在胡家的经历也时有反映。

作为胡家的亲戚,石原皋与胡适产生“交集”的确切时间不好考证。但他频繁出入胡家主要是在他就读北大期间。1925年秋初,石原皋考取了北大预科的理科(1917年9月至1926年7月,胡适任北大教授,中间除了几次回乡或外出,大部分时间在北京)。读完两年预科后,1927年秋升入北大生物系(1930年11月至1937年6月,胡适居住北京,再次任职北大)。其间,石原皋因病曾在安徽老家休养一年有余。1931年春,他从北大毕业,进入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跟随经利彬教授做研究工作。

在北平学习和工作期间,石原皋是胡家的常客。如果遇上假日,还经常住在胡家。在《闲话胡适》中,石原皋多有记载:

我每逢星期六进城,也住在胡家。那时,胡家搬至米粮库四号,房屋宽敞,庭院也大。(《胡适的三朋四友》)

我住在胡适家中时,常见蒋梦麟来找胡,一谈半天,经常留下来吃便饭。(《胡适的三朋四友》)

我住在胡家时,杨妈也管我,我也把她当做老妈妈看待。天热了该换衣服,天冷了该添衣服,衣服脏了该洗,破了该补,都是她的事。我享了她几年的福,至今念念不忘。(《胡适的管家婆——杨妈》)

因为与江冬秀沾亲带故,石原皋在胡家几乎无拘无束。胡家对这位亲戚也十分热情。石原皋生日时,胡家还为他大操大办,“那天是吃徽州锅,江冬秀亲自下厨房照应,除了徽州锅外,还有一个大砂锅……她叫大家每人都敬我一块猪肉,胡适也从旁助兴……我只花了十几元的买菜钱,佐料和烟酒都是胡家的”。每逢佳节,江冬秀都要按照家乡的风俗过节。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等,都做徽菜;腊月时节,用蔬菜、山芋、肉丁等原料煮腊八粥。在胡家蹭吃蹭喝的石原皋,一次次大饱口福。

一般说来,胡适很少给人写介绍信、推荐函,尤其是不认识、不了解的人。但相识的人、了解的人,胡适又乐于成人之美,且尽力而为,甚至“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嫌”。这方面,据石原皋所知就有多起:写信给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介绍本家侄儿胡福同;写信给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推荐北大学子赵风喈;写信给张慰慈(曾任职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北宁铁路管理局、铁道部等)安排交通大学一田姓学子(安徽六安人)等。石原皋说:“我认为合乎两个条件才找他,一是朋友的能力能胜任,二是他能办得到,而不感觉为难的。因此,我找他的,事情未曾碰壁。总之,凡有能力,诚实可靠,有一技之长的,他还是肯帮忙的。”石原皋的这番小结,可谓恰切。他还说:“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情找他,可是为朋友的事常找他,他都肯帮忙的。”这话也大致可信。如,胡适曾致函胡近仁:“石家有石原皋,北大学生,现在家中。似可与商量,请他暂任一点功课。课程也可与之相酌。他的成绩还好,人也忠厚。”胡近仁接信后,安排人与石原皋联系,约他任课,月薪30元。石原皋的父亲也十分赞成,还允诺每月另补助一斤肉的伙食费。可石原皋拒绝了胡适的好意,后面自己谋了活儿。

大概因为石原皋忠厚,胡家对他基本上不设防,包括胡适的书房也任由他进进出出。石原皋回忆:“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石原皋就曾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人致胡适的信。胡适还时不时与石原皋交流。两人谈论的话题涉及文学、戏剧、语言等。如,“一天,胡适对我说,你的老师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一只马蜂》”;又如,“胡适对我说,秉农山培养人才,奖掖后进,节衣缩食,资助学生赴国外深造,真是了不起”;再如,“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口不绝。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因两人同乡,胡适还谈及徽州的语言:“他常对我说,徽州的语言,还保存一些音韵,他举了许多例子,如‘蚂蚁’的‘蚁’字,古音‘霭’,绩溪人读‘蚂蚁’为‘蚂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石原皋的回忆丰富了我们对胡适的认知。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言传身教,石原皋耳濡目染,这又是一对无名有实的“师徒”。由此展开,以至于可以说,胡适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有形的教育只是重要的一部分,而无形的教育则早已内化为他一生的追求,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不像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那样有浓郁的自传成分,而且,就算是以胡适为中心,石原皋“既无意‘贴金’,更无心‘抹黑’,为无力创新,只是将亲见亲闻,实事求是地写出,还它本来面目”。也许为了这个“实事求是”与“本来面目”,石原皋的“闲话”中,少见感情色彩稍浓或过浓的话语,也不见他对胡适全面的总结。但这位常住胡家的小亲戚、小老乡,受了胡适多番热情、耐心的指导和帮助,是不容置疑的。

刘海粟为《闲话胡适》题签


我只靠旁着你

前面提到,罗尔纲住在胡家期间,还与诗人徐志摩成了朋友。之所以有这个机缘,是因为徐志摩也曾在胡家住过一段时间。那为什么徐志摩也住过胡家呢?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上海生活于我实在是太不相宜,我觉得骨头都懒酥了,再下去真有些不堪设想。因此,我自己为救己,的确想往北方跑,多少可以认真做些事,至于朋友和地方的好处是不消说的,我回来后无时不在念中。我如果去,自然先得住朋友家,你家也极好,先谢。

从中可知,徐志摩从上海往北京跑,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从“苟安贪懒”变为“认真做事”。恰好,胡适为他介绍了北大的教职,劝他重返北大。

徐志摩与胡适早有交情,而且深厚。到了北京,住在胡家,是在情理之中。徐志摩抵平当日,胡适亲到车站等候。很快,在致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告诉她:“胡家一切都替我备好,被窝等等一应俱全。我的两件丝绵袍子一破一烧,胡太太都已替我缝好。”徐志摩初来乍到,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当时,徐志摩住在楼上一间大房,“后面是祖望的房,再过去是澡堂;房间里的汽炉,舒适得很”。徐志摩写道:“适之家地方倒是很好,楼上楼下,并皆明敞。我想我应得可以定心做做工。”

徐志摩在胡家果然得其所愿——定心做工。胡家很是热心,里里外外考虑周全。如,遇上徐志摩受凉、咳嗽,江冬秀为他备了梨子,又做金银花、贝母等药给他吃。后来,徐志摩在给胡适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诸如“多谢你的关切”“胡太太真想得周到”“你府上真是享福到一百二十分”一类的话,随处可见。徐志摩深感过意不去,表示“这是我的未能免俗处”。

彼时,因为陆小曼不愿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得频繁奔波京沪两地。同时,陆小曼自由散漫,花销厉害,造成徐志摩时常“拮据”。一旦捉襟见肘,徐志摩便要麻烦或求助胡适。查阅徐志摩与胡适这一时期的通信,这方面的内容不胜枚举:

北大经过适之再三去说,已领得三百元,昨交兴业汇沪收帐(账)。(徐志摩致陆小曼,1931年3月19日)

承寄四百元已收,致谢!(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5月)

说起上月女大的二百六十薪金,不知是否已由杨宗翰交付给你。现在又等着用七月份的钱了,不知月中旬有希望否?迟到二十五不来,我又该穷僵了。兴业还挂着账。你回北京时请为代询,如发薪有期,可否照上月办法,请你给我一张你的支票?(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12日)

来函说女大钱难道还只是六月份的?七月份薪岂尚未发?月底如有八月份薪,可否为我送交金城陈图南嘱即汇?(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25日)

“书生无处不愁穷”。好在是胡适,换了另一人,不知还有谁这样为徐志摩跑前跑后。要知道,胡适也是忙人,那时还是北大文学院院长。

除了在钱财方面劳烦胡适,住在胡家时,徐志摩还不时因人因事请胡适帮忙。如,1931年7月,徐志摩请胡适为陆小曼的画题字。胡适欣然同意:“小曼画大幅山水,志摩要我题跋,我题了一首诗: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拼得死工夫,自成真意趣。”陆小曼是徐志摩的妻子,也是胡适的好友,这个请求,不算过分。此外,徐志摩也代他人向胡适要字。如,1931年9月6日,徐志摩写信拜托胡适:“附去一个条子上的望孙先生是我的堂兄,他儿子惺堂是我家的医生,他一定要求你一页像赞,不拘四字八字都成,而且非得请你信到即题,因为日子已经急促,多谢你。”1931年9月14日,徐志摩致信胡适:“象(像)赞收到,我代我的侄儿叩谢,以后再不敢多‘托’,请放心。”胡适觉得徐志摩可爱,想必也在于他的“自知之明”吧。

徐志摩蹭住胡家期间,因探亲、母丧等,数次离京。对于徐志摩的“外出”,胡适也是格外上心。1931年4月,徐志摩回了老家。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徐志摩花了不少笔墨记录自己与母亲的对话:

她(徐志摩母亲,引者注)说她早要写信向胡老爷、胡太太道谢。小可(徐志摩,引者注)在胡家,她万分放心,知道胡老爷、胡太太是待他如何好,果然这回人也胖了,面色也好看了。她只是过意不去,如此平白地搅扰人家!小可当时回说:“妈,你还不知道,胡老爷、胡太太固然待小可恩至义尽,还有杨妈妈、大爷、小爷,也把小可当小孩儿一般,小心看待。真是舒服得比在自己家好得多。”小可的妈又说:“可不是吗?你去搅扰人家,反而又叫胡太太费心带东西来送,叫我益发过意不去。”小可当时就把葡萄盒打开,检(捡)一颗叫妈妈尝尝。她是吃不下东西,但含了那一颗说:“很甜,待胃口好了再吃。你得好好向老爷、太太道谢。”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飞机遇难,胡适悲痛万分。不久,胡适写下《追悼徐志摩》。文中,胡适深情地感慨: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同时,胡适指出: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胡适早年提倡白话,主张用白话作文、作诗。对于前者,胡适身体力行,收获可喜;对于后者,胡适大胆尝试,成绩不佳。关于新诗,胡适自言:“我辟此荒地,自己不能努力种植,自己很惭愧。”但一群新诗人“努力种植”,遂成“灿烂的园地”。而这群新诗人中,胡适最为欣赏的是“见解高、学力好”的徐志摩,并期待他成为一员“先锋大将”。可惜,造化弄人,徐志摩这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过早地卷去,胡适定然是惋惜的、伤感的。

徐志摩去世后,胡适与徐志摩的亲朋好友频频通信商议纪念亡友,除《新月》出版纪念专号以外,他们还筹拟举办徐志摩纪念奖金和分工编辑徐氏的集子。胡适曾手拟《徐志摩纪念文学奖募集办法》及《陆小曼给养办法》等文件。

徐志摩生前曾对胡适说:“在北京朋友里,我只靠旁着你,你不要抛弃我,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能允许吗?”我们不知道胡适是怎样回应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胡适“允许”了徐志摩这位“永远是可爱”的朋友。

徐志摩致胡适函


此来深扰尊居

胡家的住客里,还有一位必须提及。因为他与罗尔纲、石原皋及徐志摩都有“交集”。这个人,便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罗尔纲在他的《师门五年记》中有一篇《胡适与徐悲鸿》,文中粗略谈了胡适与徐悲鸿的交往,但没有确认徐悲鸿曾住胡家。而石原皋作为胡家的常客,证明徐悲鸿也曾蹭住胡家:“他遭婚变,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来到北京,住在胡适家中……徐独居一室,没有人打扰地,终日画画,藉抒愁思。他的画以鸡、马等为最多,满壁满地都是他的画。大约住了四、五个月(据胡适说,只有一个多月),他的创痕稍消,精神重振,方告南旋。”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石原皋虽然不喜好画,但也选了一幅精品——《金鸡独立》,那只金鸡“雄姿抖抖,引吭长鸣,大有‘雄鸡一唱天下白’之气概”。

徐悲鸿住过胡家,徐悲鸿自己也有提及。在写给舒新城的信中,他说:“弟此时居适之家,志摩当日故居,实深感伤。”徐悲鸿在胡家住的房,正是徐志摩当初住的那间。而徐悲鸿与徐志摩,虽一为画家,一为诗人,却是艺术上的“辩友”(著名的“二徐之争”)。

因资料有限,徐悲鸿在胡家的经历,不能详知。但徐悲鸿在胡家的日子,应该还算满意。日后,徐悲鸿写信给胡适,说:“此来深扰尊居,曷胜感谢。”日后,徐悲鸿又借胡适家中豢养的“狮子猫”作画缅怀徐志摩,并题跋:“甲戌仲冬,怀亡友志摩之友,忆摹其容,不识其在龙钟或婆娑之态,视昔奚若也。”徐志摩将画寄给胡适,并请胡适在画上题诗。1935年12月4日,胡适在画上题了诗和跋: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软绵绵的他总不肯走。我正要推他下去,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两点眼泪湿了衣袖;“狮子,你好好的睡罢……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狮子(猫)是志摩住我家时最爱的猫,志摩死后,悲鸿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也喜欢狮子(猫)。去年悲鸿从南京寄(来)此画,要我把廿年写的小诗钞在这里。

就这样,胡适、徐悲鸿为世人留下了这幅图文并茂的书画之作。而画后的故事,证明胡适、徐悲鸿与徐志摩三人之间有着至纯至深的感情。

胡适(前排右5)与徐悲鸿(前排右4)等人合影


结语

胡适无论住在上海,还是住在北京,甚至住在纽约、华盛顿、普林斯顿,胡家都是门庭若市、宾客如云。与一般的客人稍有不同的是,罗尔纲、石原皋、徐志摩、徐悲鸿等,他们都住过胡家。当然,胡家的住客里,远不止他们几个,汪原放、胡思聪、江泽涵、丁文江、赵元任、金岳霖等,都或长或短的时间住过胡家。他们中,有的是胡适的亲戚,有的是胡适的弟子,有的是胡适的挚友,但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时候,住到胡家都可以说“胡家是我家”——主客多欢娱。

这里面少不了胡适妻子江冬秀的付出。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家庭,没有一个能干的主妇,从中安排、调度,恐怕是要有一点混乱的,胡适就无法工作了。所以,江冬秀与胡适虽说不上夫妇而兼师友,但仍可称是贤内助。”试想,没有江冬秀这样一个女人在胡适背后支持,胡适想要全心全意地研究他的学问,一点一滴地推进他的事功,以及多姿多彩地进行他的交际,哪有那么容易?

只是,胡家的“主角”终究是胡适,如果单说胡适,通过胡家住客的见闻、感悟,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为人处世的高妙。而这种高妙,其实不高、不妙,只因胡适待人以诚、待人以敬、待人以善,最终达到识人识已、知人知己、成人成己的境界。胡适幼年曾念《学为人诗》,其中提到“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胡适的为人之道非有他术,正是诗中说的“因亲及亲”与“因爱推爱”,这也是胡适人格魅力形成的秘诀所在。

胡适与江冬秀(1961年12月)


主要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9

[2]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0

[3]石原皋.闲话胡适[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6

[4]徐志摩著,金黎明、虞坤林整理.徐志摩书信新编(增补本)[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4

[5]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5

[6]耿云志.胡适年谱[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5

[7]迦剑.石头的瑰奇——石原皋老人的一生[J].江淮文史,1993(02):77-89

[8]彭飞.徐悲鸿与胡適交游考[J].荣宝斋,2012(03):252-263

[9]耿云志.胡适先生的婚姻与家庭[J].江淮文史,2018(02):49-61

[10]肖伊绯.胡适的家训:《学为人诗》[J].寻根,2014(02):13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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