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中写道：“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其实，不只是“三十年”，而是“一生”；也不只是“那帮我做事的人”，而是“身边所有的人”。稍微了解胡适的人都知道，胡适的同事、秘书、朋友，甚至只是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者，对他的为人处世、道德操守等，多是认可的。那些与胡适发生关联的人中，有一类人对胡适的观察几乎是“零距离”和“全方位”，即“胡家的住客”。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立体、更细腻地认知胡适。
1931年1月，胡适重返北大，任文学院院长
春日般的安慰
提到胡家的住客，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罗尔纲。而提到罗尔纲与胡适，又让人自然想起那本“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的“奇书”（严耕望语）——《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向胡适求学问道、胡适为罗尔纲答疑解惑，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师徒切磋乐趣图”。学问之外，两人之间还有不少故事。
罗尔纲之所以住进胡家，一方面是因他从中国公学毕业，立志研究历史，一时却无理想之机构；另一方面是因胡适需要助手整理父亲胡传的遗稿。于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罗尔纲回忆：“我当初只希望适之师介绍我入研究院，而今却出我的意外，适之师叫我到他家去，使我得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就这样，“无家可归”的罗尔纲“狂喜无既”，于1930年6月搬进了位于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甲的胡家。
20世纪30年代，极司菲尔路已是商肆林立，灯红酒绿，并聚集了大片居民住宅。胡适所租的49号甲是一幢混合结构的新式里弄住宅。从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有三年多时间居住在此。
1930年11月28日，罗尔纲随胡适一家迁居北平。这次，胡适租的房子在地安门内米粮库四号。罗尔纲回忆：
米粮库四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座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大厅北面有一间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寝室。这间房西面开一门通后院，我工作疲倦时，常出后院走上小丘，登临眺望。
由此可知，住在胡家的罗尔纲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这样的条件，算得上“舒适”。
除了住的舒适，吃的方面应该也行。虽然罗尔纲并无多少文字谈到自己在胡家的“吃”，但傍着胡适这样的“主子”，吃喝应该不成问题。且不说吃得好，至少是饿不着。毕竟，胡适有薪俸，有稿费，还有兼课、兼职的收入，家中伙食想必不致太差。胡适是安徽人，罗尔纲是广西人，饮食习惯可能有差异。但出门在外，也没有那么讲究。再说，胡适还是把罗尔纲放在心上的。对此，罗尔纲记忆犹新：“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做客，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
住有所居，食有所安，两大问题解决，衣则更不用操心。《师门五年记》中，罗尔纲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两处细节：
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条卫生裤。随适之师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江冬秀，引者注）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在上海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适之师穿的皮衣给我穿。
可见，江冬秀是个体恤人情、善解人意的家庭妇女。这里，虽然是江冬秀给予罗尔纲关怀，但与胡适不无关联。“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跟随。”这“跟随”里，不免“跟”了胡适的温和，“随”了胡适的敦厚。
衣、食、住，一个个，稳妥妥。那么，行的方面呢？试举一例：1931年9月，罗尔纲准备回家探亲。辞行之前，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15页的信，字里行间渗透着孺慕之情。胡适在回信中表示：
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
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
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罗尔纲在老家停留一段时间后，于1934年2月再次北上。途经上海时，他前去拜访汪原放，“见了面，知道适之师得了我的启程信，就打电报给他请招待我”。几天后，罗尔纲乘车往平，胡适亲到车站迎接。1934年3月24日，胡适日记记载：“饭后到东站接罗尔纲。始知平浦车途中因兖州一带有刘桂堂的战事，误点七个钟头……回家打电话问车站，不得通车消息，才睡了。尔纲直到五点才到我家中。”
罗尔纲住在胡家前后有五年之久，衣食住行，样样不愁。而且，胡适对罗尔纲的身体尤其关心。年轻时候的罗尔纲体弱多病，到胡家之前，患过胃病、大热症、神经衰弱等症。1929年以后，虽然身体已经有点康复的样子，但心头始终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罗尔纲自言：“我怕提到一个死字，我怕看见棺材，在我那虚弱多病的身心里，常常怀着一个死亡的恐怖。”胡适洞察了罗尔纲的心病，便以出版家张元济为例进行开导。胡适说：“一个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万莫要存着怕死的念头。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会康健的。”听了胡适的劝勉，罗尔纲很有触动，渐渐摆脱了死亡对自己的威慑。
当时的罗尔纲，既是胡适的助手，也是胡家的家庭教师。但罗尔纲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抄写人员，“地位十分低微”。胡家客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既敏感又褊狭”的罗尔纲不免自卑。但胡适总能顾及罗尔纲的感受。据罗尔纲记述：
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罗尔纲所说，不算夸张。如，罗尔纲初入师门时，胡适便把他介绍给了前来做客的张元济。这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罗尔纲还礼，罗尔纲不由肃然起敬。
在胡家的那些日子，罗尔纲见过众多名流，如梅兰芳、傅斯年等。他甚至与徐志摩成了朋友。如，他与徐志摩一同到公园散步，“每天享受公园的幽静，清风吹拂的愉快”。有时，徐志摩还请罗尔纲校稿，罗尔纲逐条提出意见，“写在纸片，贴在稿上”。反过来，罗尔纲向徐志摩学习，曾请他帮自己改《妈港集》，“特别是对第一部分《澳门杂记》批改最多”。
了解胡适与罗尔纲之间学术交往的人，大多认为这对师徒的故事是师道尊严的一个典范。而撇开这层关系，单就人情世故论，胡适的待人接物无疑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罗尔纲晚年坦言：“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罗尔纲的这番感激与感受，应非溢美之辞，而是肺腑之言。毕竟，他是胡适众多门徒中“独一无二”的一个。潘光哲先生就认为，在胡适家里消磨过一段青年岁月的罗尔纲，从来不曾丧失这段生活经验的记忆，私下也从来没有忘怀这一段师生情缘。
罗尔纲致胡适函
事情未曾碰壁
相对于罗尔纲，石原皋的知名度要小很多。不过，他的一本《闲话胡适》因以胡适亲属的身份对其观察，在“抢救史料”方面，还是功劳不小——“看似片断的追忆中，活灵活现出胡适整个生活空间与私人叙事”。书中，石原皋自己在胡家的经历也时有反映。
作为胡家的亲戚，石原皋与胡适产生“交集”的确切时间不好考证。但他频繁出入胡家主要是在他就读北大期间。1925年秋初，石原皋考取了北大预科的理科（1917年9月至1926年7月，胡适任北大教授，中间除了几次回乡或外出，大部分时间在北京）。读完两年预科后，1927年秋升入北大生物系（1930年11月至1937年6月，胡适居住北京，再次任职北大）。其间，石原皋因病曾在安徽老家休养一年有余。1931年春，他从北大毕业，进入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跟随经利彬教授做研究工作。
在北平学习和工作期间，石原皋是胡家的常客。如果遇上假日，还经常住在胡家。在《闲话胡适》中，石原皋多有记载：
我每逢星期六进城，也住在胡家。那时，胡家搬至米粮库四号，房屋宽敞，庭院也大。（《胡适的三朋四友》）
我住在胡适家中时，常见蒋梦麟来找胡，一谈半天，经常留下来吃便饭。（《胡适的三朋四友》）
我住在胡家时，杨妈也管我，我也把她当做老妈妈看待。天热了该换衣服，天冷了该添衣服，衣服脏了该洗，破了该补，都是她的事。我享了她几年的福，至今念念不忘。（《胡适的管家婆——杨妈》）
因为与江冬秀沾亲带故，石原皋在胡家几乎无拘无束。胡家对这位亲戚也十分热情。石原皋生日时，胡家还为他大操大办，“那天是吃徽州锅，江冬秀亲自下厨房照应，除了徽州锅外，还有一个大砂锅……她叫大家每人都敬我一块猪肉，胡适也从旁助兴……我只花了十几元的买菜钱，佐料和烟酒都是胡家的”。每逢佳节，江冬秀都要按照家乡的风俗过节。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等，都做徽菜；腊月时节，用蔬菜、山芋、肉丁等原料煮腊八粥。在胡家蹭吃蹭喝的石原皋，一次次大饱口福。
一般说来，胡适很少给人写介绍信、推荐函，尤其是不认识、不了解的人。但相识的人、了解的人，胡适又乐于成人之美，且尽力而为，甚至“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嫌”。这方面，据石原皋所知就有多起：写信给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介绍本家侄儿胡福同；写信给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推荐北大学子赵风喈；写信给张慰慈（曾任职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北宁铁路管理局、铁道部等）安排交通大学一田姓学子（安徽六安人）等。石原皋说：“我认为合乎两个条件才找他，一是朋友的能力能胜任，二是他能办得到，而不感觉为难的。因此，我找他的，事情未曾碰壁。总之，凡有能力，诚实可靠，有一技之长的，他还是肯帮忙的。”石原皋的这番小结，可谓恰切。他还说：“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情找他，可是为朋友的事常找他，他都肯帮忙的。”这话也大致可信。如，胡适曾致函胡近仁：“石家有石原皋，北大学生，现在家中。似可与商量，请他暂任一点功课。课程也可与之相酌。他的成绩还好，人也忠厚。”胡近仁接信后，安排人与石原皋联系，约他任课，月薪30元。石原皋的父亲也十分赞成，还允诺每月另补助一斤肉的伙食费。可石原皋拒绝了胡适的好意，后面自己谋了活儿。
大概因为石原皋忠厚，胡家对他基本上不设防，包括胡适的书房也任由他进进出出。石原皋回忆：“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石原皋就曾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人致胡适的信。胡适还时不时与石原皋交流。两人谈论的话题涉及文学、戏剧、语言等。如，“一天，胡适对我说，你的老师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一只马蜂》”；又如，“胡适对我说，秉农山培养人才，奖掖后进，节衣缩食，资助学生赴国外深造，真是了不起”；再如，“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口不绝。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因两人同乡，胡适还谈及徽州的语言：“他常对我说，徽州的语言，还保存一些音韵，他举了许多例子，如‘蚂蚁’的‘蚁’字，古音‘霭’，绩溪人读‘蚂蚁’为‘蚂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石原皋的回忆丰富了我们对胡适的认知。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言传身教，石原皋耳濡目染，这又是一对无名有实的“师徒”。由此展开，以至于可以说，胡适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有形的教育只是重要的一部分，而无形的教育则早已内化为他一生的追求，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不像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那样有浓郁的自传成分，而且，就算是以胡适为中心，石原皋“既无意‘贴金’，更无心‘抹黑’，为无力创新，只是将亲见亲闻，实事求是地写出，还它本来面目”。也许为了这个“实事求是”与“本来面目”，石原皋的“闲话”中，少见感情色彩稍浓或过浓的话语，也不见他对胡适全面的总结。但这位常住胡家的小亲戚、小老乡，受了胡适多番热情、耐心的指导和帮助，是不容置疑的。
刘海粟为《闲话胡适》题签
我只靠旁着你
前面提到，罗尔纲住在胡家期间，还与诗人徐志摩成了朋友。之所以有这个机缘，是因为徐志摩也曾在胡家住过一段时间。那为什么徐志摩也住过胡家呢？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上海生活于我实在是太不相宜，我觉得骨头都懒酥了，再下去真有些不堪设想。因此，我自己为救己，的确想往北方跑，多少可以认真做些事，至于朋友和地方的好处是不消说的，我回来后无时不在念中。我如果去，自然先得住朋友家，你家也极好，先谢。
从中可知，徐志摩从上海往北京跑，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从“苟安贪懒”变为“认真做事”。恰好，胡适为他介绍了北大的教职，劝他重返北大。
徐志摩与胡适早有交情，而且深厚。到了北京，住在胡家，是在情理之中。徐志摩抵平当日，胡适亲到车站等候。很快，在致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告诉她：“胡家一切都替我备好，被窝等等一应俱全。我的两件丝绵袍子一破一烧，胡太太都已替我缝好。”徐志摩初来乍到，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当时，徐志摩住在楼上一间大房，“后面是祖望的房，再过去是澡堂；房间里的汽炉，舒适得很”。徐志摩写道：“适之家地方倒是很好，楼上楼下，并皆明敞。我想我应得可以定心做做工。”
徐志摩在胡家果然得其所愿——定心做工。胡家很是热心，里里外外考虑周全。如，遇上徐志摩受凉、咳嗽，江冬秀为他备了梨子，又做金银花、贝母等药给他吃。后来，徐志摩在给胡适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诸如“多谢你的关切”“胡太太真想得周到”“你府上真是享福到一百二十分”一类的话，随处可见。徐志摩深感过意不去，表示“这是我的未能免俗处”。
彼时，因为陆小曼不愿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得频繁奔波京沪两地。同时，陆小曼自由散漫，花销厉害，造成徐志摩时常“拮据”。一旦捉襟见肘，徐志摩便要麻烦或求助胡适。查阅徐志摩与胡适这一时期的通信，这方面的内容不胜枚举：
北大经过适之再三去说，已领得三百元，昨交兴业汇沪收帐（账）。（徐志摩致陆小曼，1931年3月19日）
承寄四百元已收，致谢！（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5月）
说起上月女大的二百六十薪金，不知是否已由杨宗翰交付给你。现在又等着用七月份的钱了，不知月中旬有希望否？迟到二十五不来，我又该穷僵了。兴业还挂着账。你回北京时请为代询，如发薪有期，可否照上月办法，请你给我一张你的支票？（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12日）
来函说女大钱难道还只是六月份的？七月份薪岂尚未发？月底如有八月份薪，可否为我送交金城陈图南嘱即汇？（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25日）
“书生无处不愁穷”。好在是胡适，换了另一人，不知还有谁这样为徐志摩跑前跑后。要知道，胡适也是忙人，那时还是北大文学院院长。
除了在钱财方面劳烦胡适，住在胡家时，徐志摩还不时因人因事请胡适帮忙。如，1931年7月，徐志摩请胡适为陆小曼的画题字。胡适欣然同意：“小曼画大幅山水，志摩要我题跋，我题了一首诗：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拼得死工夫，自成真意趣。”陆小曼是徐志摩的妻子，也是胡适的好友，这个请求，不算过分。此外，徐志摩也代他人向胡适要字。如，1931年9月6日，徐志摩写信拜托胡适：“附去一个条子上的望孙先生是我的堂兄，他儿子惺堂是我家的医生，他一定要求你一页像赞，不拘四字八字都成，而且非得请你信到即题，因为日子已经急促，多谢你。”1931年9月14日，徐志摩致信胡适：“象（像）赞收到，我代我的侄儿叩谢，以后再不敢多‘托’，请放心。”胡适觉得徐志摩可爱，想必也在于他的“自知之明”吧。
徐志摩蹭住胡家期间，因探亲、母丧等，数次离京。对于徐志摩的“外出”，胡适也是格外上心。1931年4月，徐志摩回了老家。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徐志摩花了不少笔墨记录自己与母亲的对话：
她（徐志摩母亲，引者注）说她早要写信向胡老爷、胡太太道谢。小可（徐志摩，引者注）在胡家，她万分放心，知道胡老爷、胡太太是待他如何好，果然这回人也胖了，面色也好看了。她只是过意不去，如此平白地搅扰人家！小可当时回说：“妈，你还不知道，胡老爷、胡太太固然待小可恩至义尽，还有杨妈妈、大爷、小爷，也把小可当小孩儿一般，小心看待。真是舒服得比在自己家好得多。”小可的妈又说：“可不是吗？你去搅扰人家，反而又叫胡太太费心带东西来送，叫我益发过意不去。”小可当时就把葡萄盒打开，检（捡）一颗叫妈妈尝尝。她是吃不下东西，但含了那一颗说：“很甜，待胃口好了再吃。你得好好向老爷、太太道谢。”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飞机遇难，胡适悲痛万分。不久，胡适写下《追悼徐志摩》。文中，胡适深情地感慨：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同时，胡适指出：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胡适早年提倡白话，主张用白话作文、作诗。对于前者，胡适身体力行，收获可喜；对于后者，胡适大胆尝试，成绩不佳。关于新诗，胡适自言：“我辟此荒地，自己不能努力种植，自己很惭愧。”但一群新诗人“努力种植”，遂成“灿烂的园地”。而这群新诗人中，胡适最为欣赏的是“见解高、学力好”的徐志摩，并期待他成为一员“先锋大将”。可惜，造化弄人，徐志摩这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过早地卷去，胡适定然是惋惜的、伤感的。
徐志摩去世后，胡适与徐志摩的亲朋好友频频通信商议纪念亡友，除《新月》出版纪念专号以外，他们还筹拟举办徐志摩纪念奖金和分工编辑徐氏的集子。胡适曾手拟《徐志摩纪念文学奖募集办法》及《陆小曼给养办法》等文件。
徐志摩生前曾对胡适说：“在北京朋友里，我只靠旁着你，你不要抛弃我，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能允许吗？”我们不知道胡适是怎样回应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胡适“允许”了徐志摩这位“永远是可爱”的朋友。
徐志摩致胡适函
此来深扰尊居
胡家的住客里，还有一位必须提及。因为他与罗尔纲、石原皋及徐志摩都有“交集”。这个人，便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罗尔纲在他的《师门五年记》中有一篇《胡适与徐悲鸿》，文中粗略谈了胡适与徐悲鸿的交往，但没有确认徐悲鸿曾住胡家。而石原皋作为胡家的常客，证明徐悲鸿也曾蹭住胡家：“他遭婚变，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来到北京，住在胡适家中……徐独居一室，没有人打扰地，终日画画，藉抒愁思。他的画以鸡、马等为最多，满壁满地都是他的画。大约住了四、五个月（据胡适说，只有一个多月），他的创痕稍消，精神重振，方告南旋。”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石原皋虽然不喜好画，但也选了一幅精品——《金鸡独立》，那只金鸡“雄姿抖抖，引吭长鸣，大有‘雄鸡一唱天下白’之气概”。
徐悲鸿住过胡家，徐悲鸿自己也有提及。在写给舒新城的信中，他说：“弟此时居适之家，志摩当日故居，实深感伤。”徐悲鸿在胡家住的房，正是徐志摩当初住的那间。而徐悲鸿与徐志摩，虽一为画家，一为诗人，却是艺术上的“辩友”（著名的“二徐之争”）。
因资料有限，徐悲鸿在胡家的经历，不能详知。但徐悲鸿在胡家的日子，应该还算满意。日后，徐悲鸿写信给胡适，说：“此来深扰尊居，曷胜感谢。”日后，徐悲鸿又借胡适家中豢养的“狮子猫”作画缅怀徐志摩，并题跋：“甲戌仲冬，怀亡友志摩之友，忆摹其容，不识其在龙钟或婆娑之态，视昔奚若也。”徐志摩将画寄给胡适，并请胡适在画上题诗。1935年12月4日，胡适在画上题了诗和跋：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软绵绵的他总不肯走。我正要推他下去，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两点眼泪湿了衣袖；“狮子，你好好的睡罢……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狮子（猫）是志摩住我家时最爱的猫，志摩死后，悲鸿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也喜欢狮子（猫）。去年悲鸿从南京寄（来）此画，要我把廿年写的小诗钞在这里。
就这样，胡适、徐悲鸿为世人留下了这幅图文并茂的书画之作。而画后的故事，证明胡适、徐悲鸿与徐志摩三人之间有着至纯至深的感情。
胡适（前排右5）与徐悲鸿（前排右4）等人合影
结语
胡适无论住在上海，还是住在北京，甚至住在纽约、华盛顿、普林斯顿，胡家都是门庭若市、宾客如云。与一般的客人稍有不同的是，罗尔纲、石原皋、徐志摩、徐悲鸿等，他们都住过胡家。当然，胡家的住客里，远不止他们几个，汪原放、胡思聪、江泽涵、丁文江、赵元任、金岳霖等，都或长或短的时间住过胡家。他们中，有的是胡适的亲戚，有的是胡适的弟子，有的是胡适的挚友，但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时候，住到胡家都可以说“胡家是我家”——主客多欢娱。
这里面少不了胡适妻子江冬秀的付出。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家庭，没有一个能干的主妇，从中安排、调度，恐怕是要有一点混乱的，胡适就无法工作了。所以，江冬秀与胡适虽说不上夫妇而兼师友，但仍可称是贤内助。”试想，没有江冬秀这样一个女人在胡适背后支持，胡适想要全心全意地研究他的学问，一点一滴地推进他的事功，以及多姿多彩地进行他的交际，哪有那么容易？
只是，胡家的“主角”终究是胡适，如果单说胡适，通过胡家住客的见闻、感悟，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为人处世的高妙。而这种高妙，其实不高、不妙，只因胡适待人以诚、待人以敬、待人以善，最终达到识人识已、知人知己、成人成己的境界。胡适幼年曾念《学为人诗》，其中提到“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胡适的为人之道非有他术，正是诗中说的“因亲及亲”与“因爱推爱”，这也是胡适人格魅力形成的秘诀所在。
胡适与江冬秀（1961年12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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