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切的感觉：触觉文化史》，[加拿大] 康斯坦丝·克拉森著，王佳鹏 / 田林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版，62.00元
神经学专家告诉我们，触觉形塑了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胎儿发育期中最先发展的感官就是触觉，而进入老年的时候触觉会渐渐麻木。人类的触觉与视觉紧密相连，在心理上和社会交往中，触觉是建立人类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社会建构的黏合剂。
但是触觉有自己的历史吗？触觉的历史能够构成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吗？轻易地否定或肯定似乎都有点冒险，但是又如何能够想象触觉的历史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将会包括些什么？触觉进入历史的媒介载体又是什么？在历史学的研究分支中，触觉史至今不仅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地位，甚至在与触觉明显相关的历史研究议题中也难以被重视。即便在福柯之后“身体问题”在法国学界盛极一时，在秉持着年鉴学派传统的法国史学界“身体史”研究中也难以看到对触觉的强调，更无法成“史”。在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等法国学者主编的三大卷《身体的历史》（Histoire du Corps，2005；张竝等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3年）中，可以看到极为丰富的身体叙事在各种历史语境中的呈现，历史的具身化（embodied）是全书的论述主旨，但奇怪的是，有关触觉的概念论述和研究视角却并未在书中出现。再从历史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来看，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在《历史人类学导论》中虽然肯定了身体史研究的必要性，也进而肯定了研究暴力运用史和感性感知史的重要性，但是也没有提到关于触觉问题的研究。（参阅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2-107页）情感史研究场域中，触觉似乎理所当然会成为重要研究对象，但无论是在英国学者威廉·雷迪（William M.Reddy）的《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20年）还是在德国学者扬·普兰佩尔（Jan Plarnper）的《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马百亮、夏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中，触觉均未被论述。普兰佩尔在论述到受神经科学的影响而出现“神经历史”研究的时候，提到很有影响力的酷儿（Queer）理论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的《触摸情感：情感、教育学、操演性》（Touching Feeling: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zl,2003），但只是为了说明塞奇威克这一代人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后结构主义潮流中成长起来的，其学术研究与黑人、妇女和同性恋的解放运动在精神上有紧密联系，“触摸”问题并没有在接下来的“情感史的视角”章节中也成为视角之一。塞奇威克通向研究“触摸情感”的路径倒是使我想到，应该把触觉史研究放在激进的思想前沿语境中思考。
因此，加拿大文化史学家康斯坦丝·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的《最深切的感觉：触觉文化史》（The Deepest Sense：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2012；王佳鹏、田林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正如有评论所讲的，“这种最深层的感觉首次成为广泛的历史探索的主题”。从该书的内容和叙事框架来看，作者的确有意朝向以触觉为中心的“广泛的历史探索”的目标努力，因为她坚信在人类最简单的姿势、一个吻或一只手的接触中，都蕴藏着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但是她同样明白撰写这样一部历史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触觉位于我们的自我体验和世界体验的最深处，但它总是保持缄默，甚至未曾进入历史之中。“在很多历史记录中，过去都是如此地非具身化（disembodied），以至于它似乎仅仅是一场皮影戏，那些幽灵肯定永远都不会感受到鞋子夹脚或剑刺之痛。”（“幕后故事”，第1页）说得非常感性和准确。她进而指出，不但在历史学领域，而且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对触觉体验的忽视都十分显著，即使在身体史或医疗史等领域中，触觉——以及一般性的感觉体验也经常是被轻视或被忽视的。她甚至把当代历史学家忽视触觉资料看作是一种“决定”，并且认为这可能不是某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普遍存在、未曾明言的共识。（同上，第2页）在我的有限阅读学习中，克拉森所言不虚，在各种领域的历史著述中对触觉性的关注是很少见到的。即便是作者在谈到触觉史以年鉴学派的工作为基础的时候提到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的《国王神迹》（The Royal Touch, 1973 ），在该书中虽然布洛赫对图像史料中的“触摸”情景十分重视，比如描述1488年圣米歇尔山修道院的彩色玻璃窗画中有一幅描绘的是法国国王走到公园里为众多患者治病，“他以右手逐个触摸他们，从前额到下巴，从一个脸颊到另一个脸颊”（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22页），或在圣里基耶大教堂的装饰图像中发现圣徒马库尔正在以神圣之手触摸着盛装的法国国王的脸颊（同上，254页），但是对于触觉的感官性质同样没有给予更多的分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触觉”——以及那个被触摸的世界——进入历史研究的议题之中变得如何困难？作者说“我们似乎如此经常地被提醒不要去触摸，以至于我们甚至不愿意用我们的思维去探寻触觉世界。”看似一种戏言，实际上“经常地被提醒不要去触摸”确实是现实生活中的微观戒律，大人因此常在公共场所要告诫小朋友“不要手多多”。至于不愿意用思维去探寻那个触觉世界，当然另有其真实原因。克拉森在书中并没有对此原因展开详细的探讨，只是提到可以发现这种忽视触觉的态度早已存在于十九世纪的历史著述之中，因为当时“高雅”文化要求对“低俗”感觉进行压制的观念盛行，触觉被当时的学者视为一种粗鲁的、不文明的感知方式，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如此行事。（“幕后故事”，第2页）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学术史梳理的视角，问题是对当代学术中忽视“触觉”研究的“共识”还需要在各种研究议题中进行更深入具体的分析。作者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是从她对自己这项研究的目标、问题意识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种深刻的思考。
应该说，除了感性的描述方式可使历史以及任何文化解释都变得鲜活起来从而能够说明对触觉进行历史研究的正当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理解一个社会的感觉生活，我们必须探寻该社会赋予人们感觉世界之方式以意义的各种文化价值。触觉的历史不仅意味着对体验的探寻，还包括对意义的追寻。”（同上，3页）因此，“触觉史的目的是要探寻任何特定时期的肉身实践如何与当时的文化脉络相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各种新因素影响下如何变化”。（同上，第5页）从肉身实践与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脉络的联系中，揭示触觉的历史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及其意义，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历史研究分支。
以中世纪史研究来说，“尽管当代学术对中世纪研究很多，但对于形塑了该时期的感觉性（sensibility）和社会性（sociality）的各种触觉价值，对于被早期历史学家所排斥以至于使其似乎等同于野蛮状态的具身生活（the embodied life），我们仍然需要深入了解。通过探讨中世纪的肉身感觉和各种符号，《最深切的感觉》既想让读者感受中世纪生活，同时又试图表明，“触觉在西方文明的这一形成时期的社会性和宗教中心性”（同上，第4页）。因此该书从中世纪开始论述，理由非常充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本书很多部分都在强调，有关触觉的各种集体实践和信念长期以来的持存性”（同上）。当中世纪过去之后，触觉的重要性一方面从现代性的文化生活中日益消退，但是另一方面“它还被重新教化，当它从某些领域中撤回的同时，它还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之中”（同上，第5页）。后者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议题。在我们的成长经验中也有不少关于触觉的文化记忆，在当时不可能意识到的是，那种关于触觉的集体实践与精神信念完全可以回溯到中世纪文明。而在当下世界的生活经验中，身体规训、触觉利用与禁忌的急剧扩展正是回应了克拉森所讲的“重新教化”问题，现实的极端具身化（embodied）正在重新书写当代历史的身体叙事。
关于“触觉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和问题意识，克拉森表现出进取而又审慎的态度。全书八章的题目分别是“围炉而坐”“可触摸的上帝”“艰难时世”“女性的触觉”“动物肌肤”“触觉艺术”“现代触觉”和“新时代的感觉”，时间跨度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从家庭生活到社会进程，从个人体验到集体心态，研究视野相当宽广。但是，她自觉地意识到该书“无意提供触觉文化的全面历史。不管是触觉上，还是文化上、时间上，所用材料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裂隙。”（同上，第6页）事实上，触觉史研究的特殊性与困难在于其对象范围的宽广与史料的制约，尽管在许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触觉的记录，但是人们并非经常都会把触觉记录下来，如作者所言，“或许肉身实践和感觉价值对于界定生活是如此重要而普遍，以至于它们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会被提及”（同上，10页）。还应该补充的是，谈到“记录”就必然会联系到物质媒介，除了在洞穴里或泥砖上的手印等遗存之外，触摸的物质化呈现非常少见，更不可能形成一部物化的触觉史。在文字史料和图像史料中留下的触摸描述则是零散的、非中心的。“因此，触觉的历史经常是某种推断的历史。它必须行走在羊肠小道上，从某个暗示性措辞到某种典型实践，再到内含大量信息的工艺品或场所，甚至向内转到自己独特但却共有的肉身体验，而不是以线性方式从叙事到叙事、从事件到事件的康庄大道。它不仅是某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它还是某种由内而外的历史，从文化之间而来的历史——这种历史需要探寻我们最深切的感觉的各种文化层面。”（同上）所谓“推断的历史”就是在证据零碎、信息模糊的历史褶皱中钩寻的历史，就是必须依赖敏锐与审慎重新建构的历史。从新文化史研究来看，在自下而上之外的由内而外的视角构成了触觉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特征，研究的目标是在各种文化层面上的“最深切的感觉”。
要探寻这种文化中的感觉及其意义，要克服的不仅是研究史料的困难，同时更有潜藏于研究者内心的价值观、审美观等问题。克拉森说在认识任何特定时期的触觉价值之前，需要克服的正是触觉与非理性、原始主义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同时也不要将其浪漫化为温情触觉体验的提供者，以与现代性的冷漠的视觉价值形成对比。这令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澳洲北领地和中部沙漠地区采访土著原住民的触觉感受，在握手、涂画、共舞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是一种奇异的触觉文化体验。现在回想起来，所说的原始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观念的确相当准确，当时我感受到的奇异感实质上正是源自这两种思想烙印的浮现。克拉森提到斯蒂芬·康纳（Stephen Connor） 的《皮肤之书》（Book of Skin，2004）提醒我们，“人类皮肤的文化意义和感觉特性是多种多样的”，也正切中了当时我对肤色与触觉关系的感受。在这里，克拉森提醒我们在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之外，触觉文化史研究还有一个学术脉络，就是在1990年代由加拿大人类学家大卫·豪斯（David Howes）等人倡导的感觉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的方法论取向。感觉人类学提倡关注感觉体验如何以集体的、模式化的方式塑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人们与世界的互动（Howes 1991；2003；2005），“可使我们对人类通过非语言形式进行交流和表达的多种方式保持敏感。”（同上，第9页）
现在我们可以在书中感觉一下作者如何引领读者进入“最深切的感觉”。比如，我们现在谈到旅行的时候，恐怕很难马上与亲吻联系起来。但是伊拉斯谟在描述他在十五世纪末的一次英国之行时，写道：“当有人来访时，热情招待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亲吻……事实上，无论你转向哪个方向，你都不会没有亲吻。哦，浮士德，如果你曾经品尝过那些如此甜美和芬芳的亲吻，你真的会想成为一个旅行者……一辈子都在英国”（Erasmus 1962:203）。（第一章，第5页）另外，对中世纪的许多人来说，亲吻和握手等肉体上的接触可以成为一种承诺仪式，比单纯的签字文件更有意义，更有约束的效力。这固然是因为书面文件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文盲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同时我也相信在肉身接触中产生的信赖也是一种契约文化。又比如，在纺织史研究中对于衣料的物质属性当然多有论述，但是在我读过的有限几本著述中的确很难发现把衣料与皮肤触觉及蕴含于其中的社会学、政治学意味联系起来的研究。克拉森则不仅从农民外衣上粗糙扎人的羊毛触觉中看到了农民在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困难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所谓的粗俗本性，不仅从轻抚着富人和贵族身体的光滑丝绸看到了一种有权享受安逸生活的标志和所谓的更精致和文雅的天性，同时看得更深的是触觉的习惯性与社会改造的逆反关系：既然穷人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长久接触寒冷和粗糙的感觉而习以为常，那么对于富裕阶层来说，就意味着没有必要减轻那些没有被真正感受到的艰苦。（13页）这真是从触觉中体会出来的残酷的阶级政治真相，让我们想到一味赞美穷人有强健体魄的统治者和富人总是不怀好意。我们今天往往以为只有盲人需要在触摸中行动，但是在中世纪冬天的漫长黑夜中，家庭成员之间必须通过触摸以及声音、拍打、刺戳和捏挤进行交流，甚至习惯性地将家具靠墙放置，以避免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活动时发生意外。当翻开一本建筑史著作的时候，恐怕很少有作者会写到“爱你孤身走暗巷”是什么感觉，克拉森则会告诉我们，走过中世纪街区的曲折街道和黑暗巷陌，人们很可能会发现触觉与嗅觉、视觉一样具有丰富的信息——“许多中世纪的房屋墙壁一定被路人的手触摸过，当马和马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缓缓而来，行人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将整个身体压在墙上才能腾出空间。”（17页）如果没有对于身体与环境接触的真实想象，人与墙壁的触觉根本无缘进入建筑的历史叙事之中。
物质生活中的触觉只是触觉文化史中的“经济基础”部分，其精神性的“上层建筑”同样充满了“最深切的感觉”。不要以为只有体力劳动的身体感觉是累和辛苦的，中世纪的作者会感到写作与在地里干农活一样要付出体力和感到身体的痛苦，甚至连阅读也是对身体的一种体验，而不仅仅是智力行为。（25页）至于在学校的学习更是离不开对身体的惩罚行为，人们普遍认为殴打和鞭笞有助于将知识灌输到身体里，这种感觉我们甚至今天也不太陌生吧。在中世纪，最重要的触觉当然是与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上帝是可触摸的，“就其本质而言，中世纪的宇宙观是触觉性的。天堂似乎总是充满了光明、音乐和芳香，但宇宙的原初品质却被认为是热与冷、湿与干的对比力量。所有这些品质都只能通过触觉来体验，从而使触觉成为向现实之根本性质敞开的唯一感觉”（38页）。上帝像一位雕塑家，直接用他的双手塑造了亚当的身体，圣约翰在耶稣怀里安息，中世纪后期的耶稣的肉身性成为基督信仰的一个特殊焦点，鼓励人们以自己的身体来想象性地体验耶稣的受难。于是有人在祈祷中希望能够知道耶稣身上伤口的准确数量，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五千四百七十五处，痛苦的累积令人难以想象。“中世纪宗教文本之所以使用触觉语言，不仅是为了激发痛苦的感觉，而且是为了传达上帝之爱的直接性。”与触觉相比，视觉显得肤浅，布拉班特的哈德薇希（Hadewijch of Brabant） 在讨论神圣之爱的触觉性质时简洁地指出：“[爱的]最秘密的名字是触摸”（40-41页）。在圣经叙事中，关于耶稣的身体与触觉是广为人知的主题：为门徒洗脚，用触摸治愈疾病，被犹大亲吻，被罗马士兵鞭打。因此相应的是在崇拜中的具身实践：双手合十、画十字架、鞠躬、跪下、共享圣餐、祈祷；在修行中体验身体的痛苦更是一种接近上帝的方式，因此从十三世纪开始在圣徒尸体上总是会有无数的伤痕，直至十四世纪在德国和低地国家的鞭笞者运动（the flagellant movement）发展到巅峰。相当奇特的极端是，不仅是圣徒，就连公认的坏蛋、叛徒在经受了酷刑而死去之后，他的残肢、穿着、甚至绞刑架下面的泥土都会被人狂热地收集和供奉，这说明知名度与死亡之躯曾遭受的痛苦结合起来就能激发大众关于触觉的想象。被圣人触摸过的身体和被圣人分发下来的物品同样带有神圣感，分享的仪式是对触觉最隆重的记忆，甚至通过把圣像刺挂在身体上，这样的触觉文化记忆甚至连我们也不陌生。在绘画艺术中，视觉与触觉的连结虽然看起来有点曲折，但是以各种形象表达对触觉的感受，或者通过描绘肢体接触和身体动作而唤起触觉感受，以及通过对事物的特写般的描绘都是同样有效和有感染力的方式。
触觉文化的中心地位的衰落无疑是由整个社会发展中无数新的变化所导致的，如经济发展对社会交往网络的改造、印刷工业的发展、视觉文化的大众化、许多现代舒适生活方式的建立和传播、社交与生活礼仪的改变等变化，都促使触觉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但是正如作者在前面所讲的，触觉的重要性一方面从现代性的文化生活中日益消退，但是另一方面又被重新教化，扩展到一些领域之中。似乎是作为对中世纪的宗教场所的替换，克拉森最后以百货公司作为满足人们的触觉饥渴的舞台，“百货商店的感觉世界便是一个通感世界（synesthetic world），所有的感觉效果都闪现着光芒，并融合为一个迷人的整体”（278页）。但是，当时她可能还没来得及感受和思考电商与物流的急剧发展，还难以想象这种新的购物潮流会如何彻底消除了在购物过程中的手感体验。
最后想起的是，无论是面对这个喧嚣的世界，还是面对静默的心灵，都应该像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所引述的那句话那样，“是的，请触摸它们，解释它们，应用它们”。无论如何，必须让被触摸的世界进入历史研究的殿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