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大学对所在城市的塑造，绝不止于外观，它们会深入城市的内在肌理，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施加多重影响。
英国剑桥市本笃街上的老鹰酒吧是游客必到的朝圣之地。土黄石墙与毫无装饰的白框木门让酒吧乍看并不起眼，但木门右侧两米处一块蓝底圆形标志透露了它的特殊之处：DNA发现之地。
上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教授克里克和沃森每天中午来此用餐，喝酒，交流工作进展。1953年2月28日中午，克里克一改平日闲适的仪态，匆匆到店，面色潮红，朝着在场食客大声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9年后，两位科学家凭借对DNA双螺旋结构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剑桥市的老鹰酒吧作为DNA的发现之地，是游客的朝圣之地
如今，克里克和沃森当年就座的木桌侧墙上，两块铜牌与四幅老照片忠实记录了这段历史。在剑桥市，类似的大学痕迹随处可见，市中心学院盘踞，街道狭窄，建筑古色古香，名胜古迹连缀如珠，现代都市气息几不可寻。隐形的大学气质则从鳞次栉比的书店、图书馆、博物馆、教堂中飘散出来，化作弥漫整个城市的雾气与细雨，融入市民日日赖以呼吸的空气之中。
“大学与其所在社区的联系有着高度的复杂性，既有共生联系，又存在持续紧张。”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说。城市孕育了大学，大学又影响城市，时间久了，城市与大学已经你中有我，密不可分。
塑形
从伦敦帕丁顿火车站出发，一个小时就能抵达伦敦西北方向的牛津市。一出站，人群熙攘，车流如龙，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乔治大街街头那栋四层高的玻璃建筑德本汉姆百货商店。
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游人若问“牛津大学在哪里”，获得的回答往往是“它无所不在”。事实的确如此。
以德本汉姆百货为坐标，往西进入宽街，便可依次参观1263年创立的巴利奥尔学院，诞生于1555年的三一学院，1314年肇始的埃塞克特学院……中世纪的尖顶塔楼古色古香，阔大绿庭美丽娴静，让你恍惚间穿越至数百年前，而点缀其间的精美书店、艺术用品店又随时把你从错觉中拽出来。
牛津大学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校区，街道从校园穿过，39个学院星散于城内各处，大学与城市最大程度地融为一体。22岁的Lemon姜是牛津大学化学系学生，她眼中大学与城市的分界非常模糊，有些学院往外走一步就是居民区。她的一位同学宿舍就在宽街上，房间窗户正对街道。有时午睡，会被游客敲窗户的声音吵醒。
剑桥大学也是如此。
火车从伦敦国王十字街站驶出，朝东北方奔驰一小时即是剑桥站，下车步行20分钟，盘踞市中心的剑桥大学开始展露它迷人的轮廓——31个学院和优美私宅宛如明珠错落镶嵌在贯穿市区的康河两侧，作为诸学院名下资产，私宅一楼开设文具店、书店、酒吧、餐馆，二楼提供给未申请到学院宿舍的学生居住。
同为英国历史文化名城，牛津市和剑桥市有太多相似之处：地理位置好，河流通达。它们早早成为重要商贸通道，生活安定富庶，这才吸引大批学者前来定居。1168年牛津大学显现雏形，1209年剑桥大学始见萌芽。而后，英国王室不遗余力地扶持这两所大学，导致城市与学校的关系发生反转——依靠城市发展的大学，拉开塑造城市的序幕。
城市面貌无疑是最明显的塑造成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有过一次大规模扩建，所扩之处即如今学院礼拜堂的西侧区域。在15世纪40年代早期，那里是许多镇民生活劳作的地方，密布着港口、码头、谷仓和住宅。到1449年，在英王理查德三世支持下，剑桥大学赶走了镇民，并胁迫镇民修建礼拜堂。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大门对面，悬挂着“非饮用水”告示牌的水龙头则记录了另一段大学扩张史。17世纪初，三一学院开始建造哥特风格的宽阔庭院，不仅把古老的钟楼往外一挪18米，而且封闭了庭院中的一座水井，后者是镇上三大水井之一。一场居民暴乱后，大学高层才在学院对面接入一根水管恢复用水供应。
斯坦福大学校园
与剑桥大学“强行”规划城市不同，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互动良性自然。围墙和校门保证了大学的安静清幽，几百米长的棕榈大道又将校园与“硅谷心脏”帕罗奥托市紧密连通。
19世纪末，距离“硅谷”一词出现还为时尚早。圣塔克拉拉谷从西北部的旧金山湾帕洛奥托镇延伸至东南方的圣何塞城，西北长约25英里，地势平坦，因坐拥一望无际的果园和大量水果加工厂，被称为“欢心谷”。
1891年10月11日，位于帕洛奥托镇的斯坦福大学正式招生授课。这座在培育良种马的农场上修建而成的大学，布满红屋顶黄石墙、拱廊相接的建筑，散发着浓郁的西班牙风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坦福大学不断取得重大科研进展，随着斯坦福工业园的成立，圣塔克拉拉谷的改变一日千里——工业园以象征性的1美元，把土地出租给高科技公司，瓦里安、柯达、通用、惠普相继入驻，高新技术企业以579英亩的园区为圆心向外辐射。
风险投资家比尔德·雷珀曾说，“硅谷从斯坦福开始真是幸运。没有斯坦福就不会有硅谷。”
与斯坦福比邻的硅谷
加利福尼亚当局将帕洛奥托镇爱迪生街367号别墅的一间车库列为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51年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休利特和帕卡德在车库简易搭建的工作台上研制电子产品——这是硅谷最早的电子公司惠普的原型。
1971年1月11日，《电子新闻》的记者唐·霍夫勒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上使用“硅谷”一名，因为以硅砂为原料的半导体行业彼时正在这片谷地蓬勃发展。1955年，目睹惠普蒸蒸日上的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科学家肖克利，返回家乡圣塔克拉拉谷，在帕洛奥托镇创立半导体实验室。这位糟糕的管理者逼走了麾下两位年轻技术人员，后者另立门户开创仙童半导体公司，并在此后二十多年里孵化出硅谷一半的半导体企业。
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与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有关：他自掏腰包借给得意门生、两位惠普创始人538美元，并帮忙申请到10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他劝服肖克利回乡创业，又在好友创业失败之际邀其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电机系。
作为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的儿子，特曼从小在校园里长大，并先后就读于化学系和电子工程系。同事和学生对他的印象不外乎：衣着呆板，说话木讷，为人拘谨简朴，工作起来全年无休，偶尔打次牌都被他视为堕落。
特曼教授一生最大的兴趣，是研究如何在斯坦福大学与本地产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正是特曼主持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允许公司雇员到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鼓励研究生毕业创业而非读博士，鼓励教授加入企业投资理事会，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转让从三年缩短至三分钟。
诸如此类的“产学一体”合作将硅谷推入高速发展的跑道。1980年代，硅谷云集3000多家电子、电脑企业；1990年代后期，此类公司超过了7000家，有记者发出感叹：“硅谷人远远不止是把沙子变成了黄金，他们把沙子变成了智能。”
斯坦福大学从中受益，租金与技术专利转让分成令学校有足够的资金招聘优秀教授。不过更重要的是，师生视创新创业如呼吸饮水般自然。工程学院一栋教学楼先后诞生了SUN、硅图和思科，谷歌、雅虎均萌芽于学生宿舍。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产值占到硅谷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每次走出校园，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生王婉迪都沉醉在帕洛奥托镇的活力之中。“主街汇集了崭露头角的创业型公司，鳞次栉比的餐厅和咖啡馆撑开大大的遮阳棚，沿街餐桌上鲜亮的色彩和人们的谈笑声像一条在街上流动的隐形的河，传递着轻快而生机勃勃的氛围，令人恍若置身西班牙某个阳光灿烂的旅游小镇。”
而圣塔克拉拉谷的田园风光早已蜕变为硅谷40英里的都市化景致。作为知识经济的代名词，硅谷以全美1%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美15%的专利，拥有超过5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创业创新的中心，它获取的风险投资约占全美的42%，世界100强科技企业有20家位于硅谷。围绕着大公司脸书、谷歌、思科、因特尔的宽阔办公园区，是密密麻麻的中小型创业公司办公楼。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的毕业生选择留下，MIT、哈佛的毕业生打飞的而来，精英集聚催生了硅谷的高端社区。
“交通越来越堵，买东西很贵，知识精英提升了房价，帕洛奥托一室一厅的租金涨到每月3000美元。”王婉迪说，硅谷不可避免地染上“都市病”。不久前，她从本地报纸上看到一篇标题文章：大家都在逃离硅谷。
改造
顶级大学对所在城市的塑造，绝不止于外观，它们会深入城市的内在肌理，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施加多重影响。
“剑桥市的地位低于剑桥大学的地位，大学不受城市政府管理，如果政策冲突了，城市按照大学的规章来。”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拿集市举例，“每年剑桥市都举办各种集市，举办规模、用地边界以及活动噪声，都要遵守大学的约束。”
2008年4月26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科学节开幕
历史上，剑桥大学享受过英国王室赋予的种种政治特权：“1314年起，法律明文规定，镇警无权管辖校方人员，反之，校督察却对是市镇和学校都有管辖权；从14世纪早期到1856年，每任新镇长都要宣誓，不得以任何名义损害‘剑桥大学的自由、特权和利益’；直到1970年，剑桥镇议会有36个席位专门保留给大学。”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讲解团主席柯瑞思把上述案例写入了《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
柯瑞思是典型的英伦绅士，身材高瘦，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常穿经典条纹西装与压花牛津皮鞋，西装外套右胸口袋里叠着一块红色方巾。他的父亲和姐姐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本人在剑桥市居住了快30年。
柯瑞思发现，剑桥大学一度把控剑桥的商业命脉。1382年，理查德二世授权大学掌管全镇度量衡，规定市民必须把奶油装在一码长的容器里，按长度售卖。《1743年大学酒类法》保障了大学在市内发放酒类经营执照的权力。丹尼尔·笛福在《大不列颠全岛游记》中明确提到，“剑桥商人靠剑桥大学赚面包吃……剑桥大学因此掌握了该镇的命脉，使之屈服。”
时至今日，剑桥市的经济产业仍受惠于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带动了剑桥市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学校的学术威望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旅游服务业，平均每年有400余万游客为了大学光顾剑桥；1970年由三一学院捐地、卡文迪什实验室科学家加持的剑桥科学园，为剑桥市及周边地区增加近千家高科技公司，年创收逾20亿英镑。
科学园模式最早在美国东海岸128号公路附近出现。这条建于1951年的环形公路,周围环绕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波士顿大学等8所研究型学府。
MIT充当了这条经济带的智库和人才输送中心。波士顿银行1992年统计发现，MIT为128号公路经济带提供了电机与计算机领域绝大多数的博士、半数以上的硕士，而三大高技术产业636家公司的创始人均来自MIT。
而中关村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科技企业集聚地，在阐述区位优势时，率先提到的就是坐拥北大、清华等30多所高校，提供了必须的人才储备和科研精神。
除了经济，顶尖高校的触角也伸向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2017年7月4日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几名学生朗诵了谢冕的名篇《永远的校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就职典礼上用更加直白的语言表达过同一个意思：“世界上恐怕从来没有一所大学能如北大这样，与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有趣的是，这几乎是各个国家顶尖名校的共同自我认知。
哈佛大学自豪地指出，美国的历史和未来，都与哈佛大学息息相关。诞生381年来，它培育了129名普利策奖获得者，108名知名企业的CEO，62位还在世的亿万富翁，133位诺贝尔奖得主、18位菲尔兹奖得主、13位图灵奖获得者。仅2014年，哈佛的毕业生在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创办了14.6万家公司，为全球创造了2000万的就业岗位和39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美国的日常政治中也有强烈的哈佛色彩，因为8名美国总统、21个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2名司法部长、71名美国政府部长、89名州长和近400名国会议员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不同程度地在政治生涯中展现着哈佛的价值观。
牛津有个传奇的哲学、政治和经济专业（PPE），这个创办百年的专业塑造着英国的政治，其毕业生相互砥砺，在英国政坛几乎无处不在。无论左派右派，从聚光灯下到边缘人物，从分析家到主角，从寻找共识者到煽动革命者，从精英主义者到民粹主义者，从官僚到实践家，牛津PPE的毕业生几乎存在于英国政坛的各个层面。
而牛津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可以从任意一天说起。比如2015年4月13日，牛津毕业生米利班德宣布了工党的大选纲要，BBC的政治编辑尼克·罗宾逊和经济主编罗伯特·派斯顿最先发出了评论，他们也毕业于牛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很快对米利班德的宣言发起批判，当时的影子首相艾德·鲍尔斯则反唇相讥，他们两个同样是牛津的毕业生。
英国现任首相特蕾莎·梅毕业于牛津大学地理学专业。她是英国的第二位女首相，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在科研、艺术、教育、法制等其他领域，世界顶尖高校的毕业生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学历带来的信誉和庞大的校友网络，有更多的机会爬到金字塔的顶端。站得更高则意味着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些制定社会规则的人，价值观往往深受大学时期的熏陶，顶尖大学正是以毕业生为介质，润物细无声地改造着城市、国家和社会。
滋养
大学对城市最深刻的塑造，在于无形的文化滋养——开放课堂、讲座、博物馆、艺术馆、科学文艺演出，让城市居民从积淀百年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中汲取能量。
每年3月，剑桥会举办英国规模最大的科学节。2011年，当地居民麦克·桑德斯带着三个孩子参与“喷气赛车”活动，两个大孩子拼命吹鼓气球，比试谁的气球释放的喷气威力更大，将纸板小车吹得更远。最小的孩子含着奶嘴，躺在婴儿车里好奇地打量着一切。
半年后的金秋时节，叮咚钢琴声成为剑桥市的主旋律——剑桥大学音乐系学生把十几架钢琴放置在大街小巷。刘伟经常看到金发碧眼的小朋友掀开透明雨布，在黑白琴键上尽情玩耍。他们没有章法的钢琴声算不上悦耳，但在刘伟印象里，“雨声和琴声交融的声音尤其好听”。
斯坦福大学的课堂欢迎帕洛奥托镇民旁听。“通识教育课程特别是心理学、哲学课，很多当地人来听”，中国留学生Gavin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经常和上了年纪的居民坐在同一教室，“坐不下老师也不会赶人，只要居民愿意他们可以站着听课。”
剑桥大学规定所有讲座必须对公众开放，以证明讲者经得起考验。记者周轶君修读剑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时，参加过一个关于“丝绸之路上的农作物传播”的讲座。到了提问环节，后排一名老人率先站起：“我收养了一个来自中国云南的女孩，我该给她吃扁豆还是土豆？”考古系教授愣了一会儿作答：“没见到这个姑娘之前，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嘿，这是个玩笑！”老人哈哈大笑，现场氛围一派轻松。
北大清华的讲座同样向公众开放，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常年徘徊在校园中的“专业听讲者”。询问这些“著名NPC”的近况，甚至成为不同年份毕业生见面时的“接头暗号”。
大学附属的文化机构为市民提供修养性情的好去处。与波士顿隔河相望的剑桥市，因坐拥哈佛大学与MIT而拥有大波士顿都市区密度最高的文化设施——二十余个图书馆，十几家博物馆、收藏室、画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际天文联合会等权威科学人文社团——以至于市内娱乐场所匮乏，没有卡拉OK，只有几家保龄球店，数十个酒吧。
每年4月中旬，规模盛大的剑桥科学嘉年华总是如期举行。9天时间里，市内30多个地点轮番开展涵盖演讲、辩论、展览、电影、趣味DIY和研讨会的200多项科学活动。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科学节现场
小孩子们着迷于制造液氮冰淇淋，在添加奶油和糖的动手体验中观察液氮的冻结情况，了解雪糕的成分和制作。知识挑战赛上人人都想得冠军，与诺贝尔奖得主共进晚餐。哈佛大学实验室气氛焦灼，10位优秀科学家针对前沿问题各抒己见，通过扬声器，公众能够实时跟进这场头脑风暴。科学嘉年华由MIT、哈佛大学与剑桥市、剑桥公立学校、剑桥公共图书馆和科学博物馆携手共创。2005年，约翰·杜兰特上任MIT博物馆馆长，他发现，“这里有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什么公众科普活动无法与欧洲相比？”
精力充沛、头脑机敏的杜兰特是实干家。次年他就联合哈佛大学、剑桥市将首届科学节办得风生水起。“我们应该用更丰富的方式庆祝科学、传播科学。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需要得到推广，而不仅仅局限于实验室中。”
2014年9月，Gavin和几位同学组织过一次小型科普活动。那是一个周六，迎着早晨9点的灿烂阳光，帕洛奥托小镇的三四十名中小学生来到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楼一间百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Gavin早已准备妥当。技术是当时领先的：眼部跟踪，虹膜识别，语音交互。展品是精心挑选的：一个橙红色机械臂，一个车内装置琳琅电子元器件、3D打印的车身近乎透明的机器小车，VR和AR设备，一个头挂黑色扁形方盒的50寸液晶显示屏。
液晶显示屏人气最旺。正面朝它站定，小朋友们敏捷地做出奔跑、双手接托的动作，帮助显示屏里头的卡通小人接住空中不断掉落的金币和小球。“为什么卡通人物和我们做了一模一样的动作？”体验过后，小朋友好奇地围住Gavin。
秘密隐藏在不起眼的黑色扁形方盒里。“盒子内装有基于RGB（红蓝绿三原色）－D（深度）信息技术的传感器，它能采集人体的躯干信息，做出实时的智能人体行为识别。比如检测到有人在门口徘徊良久，设备就会判断此人可能是小偷。”
Gavin深知，如上技术判断本身十分重要，但复杂的专业术语并不具备娱乐性。“我们设计成游戏，希望孩子在自然趣味的状态中理解其中的技术内涵。”为了尽量通俗浅显地解释人工智能，Gavin和同学忙活了三天，利用业余时间改良游戏程序，用3D建模设计卡通人物，以及购买点心饮料与小朋友分享。
最后一波孩子离开时，窗外已是夕阳西下，而Gavin手里多了一叠写着“谢谢”的小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