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文笔”，题目似乎有点突兀，为什么偏偏要谈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笔呢？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的农家，只在幼年时上过短暂的私塾，识得几个字。然而从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经历来看，他又不像一个文盲。他一生勤奋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兵法，颇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笔，仍然有点困难。他的《御制文集》洋洋二十卷，绝大部分是出于御用文人之手的官样文章，从中看不出他的文笔究竟如何。前几年出版的《全明文》，卷首连篇累牍全是朱元璋的文章，编者显然上了《御制文集》的当了，其中真正出于朱元璋手笔的寥寥无几，实在当不得真。
朱元璋画像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此人没有什么文化，却喜欢写点东西，胆子很大，不怕出洋相。现在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迹，是给部下的信函或便笺，文笔自然，不加修饰，如同当面讲话一般，而且毛笔字写得也还可以。此外依据考证断定，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还有一些，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皇陵碑》了。
朱元璋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兄长相继过世，他到於皇寺当小和尚。於皇寺后来改名为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改名为龙兴寺，位于凤阳城东北。民间饥荒，庙里和尚也无以为生，朱元璋有三年时间一直四处游方，美其名曰“化缘”，实际上就是乞讨。
二十一岁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当地的红巾军起义已经热火朝天。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他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汤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便写信劝他也参军。朱元璋犹豫不决之际，有人告诉他，那封信已走漏风声。何去何从，朱元璋束手无策，只得向菩萨卜卦求签，签文示意他：逃跑与留守都有危险，不妨“就凶”（投奔红巾军），才是唯一出路。二十六年后，已经当了皇帝的他，亲笔书写了《皇陵碑》的碑文，回忆这段往事：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祷阴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尔后写到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渡清流，戍守滁阳”。笔锋一转，写了一段思念亲人的话语，似乎是把亲人的状况告诉地下的父母：
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姐已逝，独存驸马与甥双。驸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殁又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于是家有眷属，外练兵钢。群雄并驱，饮食不遑。
最后写到他平定天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于是整修皇陵，“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勒石铭于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必仿佛于殷商。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稽首再拜，愿时时而来飨”。
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碑文，一千多字的文章，回顾他的家史，人亡家破以后，无以为生，邻居汪大娘母子把他送入於皇寺，尔后他投奔红巾军，直到平定群雄，在南京称帝的全过程。词语鄙俚粗俗，不加粉饰，却气势不凡，绝非手下那班文士可以代劳。自学成才的朱元璋果然出手不凡，先前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起草的碑文，朱元璋很不满意。他在碑文的引言中说：“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夏燮《明通鉴》洪武十一年四月条，引用上述朱元璋的话，特地加了一句：“乃自制碑文，命（吴）良督工刻之。”明确指出碑文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他还在“考异”中征引郎瑛《七修类稿》、徐学聚《国朝典汇》的相关记载，来证明“自制碑文”这一论点。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危素与朱元璋的碑文加以比较，说：“对读起来，廷臣们的代述，却是如何粉饰得不自然！他们要代他粉饰，却反失去他的本色了。”说得真好，御用文人代笔的话，肯定是要粉饰的。朱元璋是走投无路，用求签的方式向神灵请示之后，才决定走上造反之路的，显得觉悟很不高。
他的其他诗文，名声虽不及《皇陵碑》大，也很有特色，不妨略举一二。
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从九夫长升为小军官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同乡徐达、周德兴、费聚、陆仲亨等这些淮西人，成了他的基本班底，以后又来了谋士李善长。他的势力愈来愈大，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在渡江之前，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很得朱元璋的信任，二人私交情同手足。田兴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雅士，眼见朱元璋步步胜利，便急流勇退，悠然告别，浪迹江湖。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了这位朋友，写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劝他出山。信中这样写道：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何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抑。两次招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常）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故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时，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未有兄因弟贵，惟是闭门踰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这封信并非御用文人或秘书代笔，而是朱元璋自己亲笔所写，它的确证就是他自己在信中特地说明的：“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没有虚伪的客套，也没有“礼贤下士”的陈词滥调，这种“尽人心中所欲言”的真情实意，捉刀代笔者是写不出来的。文采再好的御用文人，绝无胆量如此直白地写出这样的句子：“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一旦皇帝闻此言而龙颜大怒，是要掉脑袋的。信的末尾两句“再不过江，不是脚色”，露出了皇帝的霸气，与前面的口气——“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判然两人，毕竟“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
在戎马倥偬之中，朱元璋亲笔书写了不少公文、手令，风格独特，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口语体。他的部下看到这些公文、手令，就好像当面听他用凤阳口音讲话一样。
请看他给江阴卫指挥吴国兴的手令：“即日我用马军往淮上取濠州安丰，你那里则是守城，不须与人野战。你那城中马军，可拨一百精锐的，教忽雷王元帅领来厮杀。你料着不妨，便拨将来。”
请看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
再看他给李文忠的手令：“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落些儿也，哪里直要我都料定。”
正所谓文如其人，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已经跃然纸上了。
在不经意间，朱元璋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圣旨”。洪武三年（1370）他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亲笔写了一道圣旨，一看便知，这道圣旨出于朱元璋的手笔：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
这实在是极为少见的圣旨，仿佛在听朱元璋训话，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语，比如：把你们说成“你每”，户部说成“户部家”，充军说成“拿来做军”，依律判罪说成“依律要了罪过”。如今的人们看起来有点费力，在当时却是民间日常语言，只要看一看元代杂剧里面的对白，就一清二楚了。这样的圣旨只有朱元璋才写得出来，如果由秘书代笔的话，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明白晓畅的口语，到了史官的笔下，就变成了干巴巴的文言文了：“民者国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文字固然简洁，意思也和朱元璋并无差异，但是原先的“味道”已经消失殆尽了。
像这样很有意思的口语圣旨，朱元璋的《御制文集》里面还有，一篇写于洪武十年（1377）六月二十四日的《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看来日后收入文集时并未修改润饰，依然是原来面貌。大概因为自己是和尚出身，所以对信仰佛教的“西番地面”的诏书，亲自动笔，以示重视。诏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们）知道者：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们）这火（伙）人为甚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们）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们）知道：俺听得说，你每（们）释伽佛根（跟）前，和尚每（们）根（跟）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俚（哩），你西番每（们）怕也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们）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们）快活者，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们）知道者。
与前面的户帖谕旨相比，显得更加粗俗，更加土气，宛如元杂剧里面那些引车卖浆者流讲话的样子，一口一个“俺”字，一口一个“快活去了”“便教你每（们）快活者”，而且通篇充满威胁的字句：“你西番每（们）怕也不怕”，哪里有一丝一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文绉绉口气！
朱元璋身体力行倡导的口语圣旨，对他的子孙后代影响巨大，此后皇帝亲笔写的圣旨（秘书代笔的除外），夹杂口语，半文半白，已经司空见惯。
《御制文集补》收录了朱元璋写的一百多首诗，读来颇感疑虑：不见得都出于他的手笔吧？不过有两首可以肯定是他写的，尽管有点流于“打油”，那种难以掩饰的霸气流露得淋漓尽致。一首题名《野卧》：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蹈山河社稷穿。
一看便知是在当初造反时，随军露宿野外时写的，大家挤在一起，“夜间不敢长伸脚”，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将士，他偏偏说“恐蹈山河社稷穿”，野心十足，霸气十足。
另一首大概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当口写的，题名《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明眼人一眼看穿，这是对唐末黄巢《咏菊》诗的应和。黄巢的诗写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两首诗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怀，就诗论诗，朱诗略显逊色。毕竟黄巢是“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的人。不过，黄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长安，最终还是失败了；朱元璋造反成功，当上了开国皇帝，霸气更胜一筹。“我若发时都吓杀”，是抑制不住的内心流露，登极以后果然如此。吴晗《朱元璋传》（1949年版）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当时的人真的“都吓杀”了！
如果研究文学史的人，根据朱元璋的诗文集，或者根据《全明文》，送给他一顶作家和诗人的桂冠，未免滑稽可笑。
有人却并不以为滑稽。他的御用文人——太子朱标的经学老师宋濂说：“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为文或不喜书，诏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辞，终日之间，入经出史，衮衮千余言……上圣神天纵，形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诚所谓天之文哉！”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言语来赞扬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难脱拍马溜须的嫌疑。另一个御用文人——才子解缙，原本敢于讲真话，可一旦谈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笔时，也和宋濂一样，赞不绝口：“臣缙少侍高皇帝，早暮载笔墨楮以俟。圣情尤喜为诗歌，睿思英发，雷轰电烛，玉音沛然，数千百言，一息无滞。臣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上进，才点定数韵而已，或不更一字。”倘说不是阿谀奉承，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明朝的遗老钱谦益是相信的，他编撰的《列朝诗集小传》，开篇第一个诗人就是“太祖高皇帝”，并且说明把他“冠诸篇首”的原因：“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康熙时的博学鸿儒朱彝尊，已经是清朝的顺民了，没有必要再拍前朝开国皇帝的马屁，竟然和宋濂、解缙、钱谦益一般见解。他编撰的《静志居诗话》，卷首第一人还是“明太祖”，说道：“孝陵（即明太祖）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甚至认为明朝诗人辈出，“三百年诗教之盛”，全归功于明太祖在诗歌方面的“开创之功”。
宋濂、解缙、钱谦益、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呢？
（本文摘自《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樊树志细说明朝人物》，天地出版社，202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