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标题，灵感来自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印裔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二十年前出版的名著。我在上一篇写本次国际历史大会时，将之译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采用了社科院历史理论所张旭鹏教授的译法。（参见王晴佳、张旭鹏主著：《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77-91页。）从原书的标题来看，两种译法都可以。我写作此文选用这个标题，目的是想就这次有幸参加此次大会，再发表一些与大会有关却又与会议的内容不直接相关的感想，与读者分享。顺便一提的是，查克拉巴蒂此书，影响甚巨，其出版是他本人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转任芝加哥大学的一个重要契机。他本人在开会前一天晚上一同晚宴的时候还对我说起，此书的中译据他了解早已开始，但迟迟未能出版，让他多少有点失望。中国学界一直警惕和反对西方霸权和欧洲中心论，而《将欧洲地方化》一书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其从后殖民的视角，有力地分析了欧洲历史主义的优劣之处，并提出了修正之道。
为参加此次大会，我乘坐德国的汉莎航班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8月20日）从费城到法兰克福，然后转机抵达波兹南。一下飞机，就迎面看到一大横幅标语：“东方的能量、西方的风格”（Eastern energy, Western style），觉得颇有意思。本文的写作，将围绕这一东西方的关系展开，讨论一下将欧洲“区域化”的必要，重新思考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这一文化概念的丰富含义。事实上，笔者虽然在海外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数次到过欧洲，也在2011年造访过波兹南，但看到这条标语及参加这次大会的点点滴滴，让我觉得其实我们对东欧人的文化认同，或许还有深入体会的必要。有句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感，有因其模糊而觉得美丽的意思。而距离产生的模糊感，虽然在美学的层面也许有人欣赏，但也同样容易使人忽视文化间的差异。譬如身处亚洲抑或欧洲人所称的“远东”（Far East）的人士谈到“西方”（东亚人或许也应可称其为“远西”——Far West）的时候，常常用欧风美雨来概括，似乎欧洲就是铁板一块，其实东欧与中欧、西欧的差别，有的时候并不亚于亚洲与所谓“西方”的差别。而东欧人对西欧人的态度，又与亚洲人对欧美人的态度，颇多相似和可比之处。
波兹南市政厅和老城区，前者有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
在东欧人中，波兰人的思维言行或许是一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如上文所说，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召开。记得上一届大会在济南闭幕的时候，波兹南市赢得了这次大会的举办权，让出席那次会议不多的几位波兰学者高兴万分。这里有几重原因。从面积和人口来说，波兰无疑是一个欧洲的大国。更具体一点说，波兰现有三千八百万人口，据欧洲第八位。第七位是其邻居，正处在战火硝烟中的乌克兰，而其对立的一方俄国是欧洲第一大国，有近一亿五千万人口。与中国文明相比，波兰的历史不长，建国的时候已经是北宋初年了。但在近代早期，波兰与立陶宛结成了联邦，成为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口最多的大国。1791年这个联邦还成功立宪，采纳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宪法。如果说十八世纪是波兰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也就在那个世纪的晚期，波兰-立陶宛联邦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所瓜分，使其丧失独立达123年之久，直到1918年一战之后才重新建国。三十年之后，德意志第三帝国在1939年对其侵略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再次丧失其独立直到战争结束。也许正因为波兰人命运多舛，有着凄凉曲折的亡国经历，所以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十分强烈。在2015年之前，他们就几次试图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代表团所做的努力颇有可比之处。
当然，波兰曾经举办过一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但那是1933年在其首都华沙举行的第7次大会。这次波兹南市则是第一次做东道主。在此次大会上，波兰学者特意出版和赠送了《饱含热情、不失优雅：1933年华沙举办的第7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With a Zest and in a Refined Form: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Warsaw, 1933）一书。显而易见，他们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能在波兰举办，相当自豪。而对于波兹南市来说，能代表波兰第二次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则似乎更加荣耀无比，因为波兹南在波兰只是排名第五的城市，有五十多万人口。依照国内的标准，波兹南至多是个“三线”城市，其规模和建筑在我看来也与之颇为匹配。这里或许有两个原因让波兹南市有底气举办号称国际史学界“奥林匹克”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是因为它是波兰历史名城。上面已经提到，波兰在十世纪建国，而其建国者梅什科一世（Mieszko I, 930-992）就葬在波兹南市东北角的大教堂，是波兰最古老的主教座堂，全称为圣彼得圣保罗主教座堂。这一教堂以基督教两位最重要的奠基人联合命名，可见其“神圣性”。梅什科一世不但在960年统一了波兰（正好与北宋的建立同时），而且还是波兰第一位基督教国王，其皈依受到了其妻子的影响。梅什科一世的重要性还体现在：1945年波兰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候，其国土面积大致参照了当年他所获取和拥有的疆域。我在到达波兹南的第二天上午，便在波兰朋友爱娃·多曼斯卡（Ewa Domańska）的强烈推荐下，参观了这座波兰最老的教堂，里面一处建筑的地砖上做了视频录像，用多种语言介绍梅什科一世功绩和波兰历史的图景，重复播放，以飨游客。我去的时候，细雨霏霏，游人不多，但上午教堂正好在做弥撒，里面全员满座，大家神情肃穆，静听着主教的布道。从宗教信仰来看，波兰又是天主教的大国。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2011年多曼斯卡邀我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讲学，我们在晚餐的时候聊起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她说韦伯的观察，只适用于新教徒较多的西欧，因为天主教的传统完全不鼓励个人奋斗而达到发财致富。的确，与儒家文化类似，天主教希望管束和克制个人的私欲；天主教教会的繁琐礼俗及等级森严的制度，便以此为目的而逐步演化而成。
波兹南市的圣彼得圣保罗主教座堂
以其命名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诗人雕像
波兹南市与众不同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其全市人口虽然只有五十多万，但因其有三十多所大学，其居民中有四分之一是大学生，是仅次于华沙的波兰第二大高等教育中心。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便在位于波兹南市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校园召开。该校是波兰最老的大学之一，创建于1611年，现在规模位居第三，有四万多名学生，其文科研究、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比较出色。爱娃·多曼斯卡是该校史学方法的教授，自上世纪末在该校求学时追随其导师杰兹·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 1928-1998），之后服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热衷于史学理论的研究，近年评论和推广了包括动物史、后人类史等新兴流派。本次大会的开幕式上，她代表波兰历史学界做了主题演讲，其内容将在下面再述。上面已经提到，波兰的华沙曾举办过一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当时波兰学界的一件盛事。本次大会为此特别编辑印行了一书赠给所有与会者，而另一本赠书则是托波尔斯基的论文集，题为《历史知识的理论和方法》（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由多曼斯卡和托波尔斯基的女儿一同编辑。托波尔斯基著述宏富，专长于经济史和史学理论。国际史学史名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教授在其《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中，曾指出波兰学者在战后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法国年鉴学派颇有可比之处。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托波尔斯基起初专研欧洲封建社会的比较，直言不讳地指出与西欧相比，波兰是一个停滞的封建社会典型。他晚年更为注重史学理论的革新，并用英文编辑、发表论著，不仅是东欧也是现代史家中较早介绍、比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参见Geor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8-142. 此书中文版《欧洲史学的新方向》由赵世瑜翻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见Jerzy Topolski, ed., 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msterdam: Rodopi, 1994.）
波兹南市的王宫城堡
大会给参会者赠送的两本书
据爱娃·多曼斯卡说，托波尔斯基对于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历史系的建设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他首先出任了该校的史学方法的专职教授。他去世之后，由另一位教授接任。近年多曼斯卡在其前任退休之后，如愿成为这一位置的接班人。在欧美乃至世界许多大学的历史系中，专门设立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的教授位置，比较罕见。换句话说，虽然在中文学界看来，西方学者在理论上不断推陈出新，但其实在其大学历史系中，专门从事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教师并不多。比如像“史学导论”、“史学方法论”和研究生阶段的“史学史”课程，一般都由系里几位对此有兴趣的老师轮流讲授。波兰历史系师生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多曼斯卡及其同事们还定期出版一本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英文杂志，在大会上分发给参会的有兴趣的学者），因此与西欧、北美的做法显现了不同，而是与国内大学的做法有更多可比之处。“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和“外国/西方史学史”这样的课程，在中国大学里一般都是历史系的必修课，常常有专任的老师讲授。
托波尔斯基对波兰封建时代的负面评价和多曼斯卡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在东欧社会植根、发育的说法，突显了波兰乃至东欧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与西欧和中欧地区呈现明显的差别。当然，从波兰的城市建筑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来看，与其邻国德国表面上十分类似，证明后者应该是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参照对象。波兹南市在开会期间，城中心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整修，马路的地面掘开，路障随处可见，让人行走十分不便。由此缘故，一些旅馆和餐馆也停业。见此状况，我心里内忖：如果本次大会的参会人数如旧，有二至三千人，那么这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或许还无法招架。我后来了解到，造成这些不便的还是与疫情的爆发有关。波兹南市本来打算在2020年大会原定的时间开完之后才开始市内整修的，但疫情造成的拖延，让这两件事撞在一起了。总体而言，波兰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与西欧的邻国无法同日而语。波兰在近代早期尚称富庶的农业大国，能向邻国出口其农产品，但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工业化驱动，波兰乃至东欧在这方面便乏善可陈了。上面已经提到，波兹南市是一所历史文化名城，并不是一座工业城市。当地比较出名的东西是一种名叫“圣马丁牛角面包”（St Martin's croissant）。与常见的牛角面包不同，这一波兹南的名产是一甜点，里面有馅，用罂粟籽、香草、杏仁、枣仁、无花果和葡萄干等物做成，吃来颇为可口。从其历史来看，似乎也可间接说明天主教文化主张接济众人，鄙视个人发财的传统。圣马丁原是古罗马的一个士兵，乐善好施。他有一次将自己的外套一撕为二，将一半分给一个穷人，使其不致在暴风雪的天气中挨冻。据说那天晚上他梦见了耶稣，后者披了那件只剩一半的外套，对他说“我穿了你的衣服”。圣马丁死后得以封圣，欧洲人为了纪念他，举办了圣马丁节，因在收获季节的十一月份庆祝，其重要性有点类似万圣节或感恩节。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波兹南市的一位主教怜悯穷人，建议当地的甜食铺制作这一牛角面包，在圣马丁节时由富人出资购买后免费赠与穷人食用。这一牛角面包之后成为当地特产，也似乎符合波兰以农业立国的形象。
波兹南名产：圣马丁牛角面包 St. Martin Croissant
上述的内容，似乎有点絮叨，但我的目的是想籍此说明东欧的历史和现状，与西欧和北美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让我们有必要在认识上将欧洲“区域化”。东欧学者对西方的学术、文化霸权，同样抱持着高度的警惕。多曼斯卡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波兰史学界不少人的立场。她的演讲题为“在长期危机的时代审思历史”（Wondering about History in Times of Permanent Crisis），有点拗口也有点耸人听闻，因为这里的“长期危机”也可译为“永久危机”。她在演讲中也没有为听众界定她所谓的“长期危机”或“永久危机”究竟指的是什么。许多听众大概可以猜到，多曼斯卡想说的是我们所处时代及之前的时代一样，遭遇了各种挑战：战争、冲突、杀戮、歧视和仇恨，还有加上前所未有的环境恶化的挑战。她发言的主旨是指出，尽管历史的进程本身给我们许多昭示，但人们却并不十分重视历史的教训。她在演讲中重复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可能源自佛陀、老子或一句禅宗的警语，我在这里译为：“师出有备”（a teacher comes, when you are ready），就是当你想学的时候，老师才能教你。多曼斯卡的意思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虽然历史使人明智，但直至今日，许多人对历史的功用仍然熟视无睹。她在演讲中也反复重申，近代以来许多西方哲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比如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和世俗主义，但现在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反思。为此目的，她号召“认知的反叛”（epistemic disobedience），以求知识探寻的“在地化”（indigenization）。她还引用了去世不久的同事、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艺术史教授彼得·皮欧特罗斯基（Piotr Piotrowski, 1952-2015）的一句口号，“全世界的各省，联合起来”（provinces of the world unite!）。毋庸赘言，此句模仿了《共产党宣言》的末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多曼斯卡的意思无疑就是，所有西方之外的人士，应该团结起来寻求自己的、“在地的”知识架构。由此，她在演讲的起始便向听众交代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她是一个斯拉夫人和土生土长的波兹南当地人，并以这样的身份欢迎众人的光临。（“Opening Ceremony,”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7-46.）
多曼斯卡的演讲，在语言表述上相对比较戏剧化，但她以一个“非西方”的东欧学者自居，以自己长期追随西方史学理论的经历来现身说法，强调知识“在地化”的必要，让许多与会者倾向于认同。这次大会开幕式的另一位演讲者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奥卢丰凯·阿德博雅（Olufunke Adeboye），为该国最大的拉格斯大学（University of Lagos）历史和战略研究系的主任。阿德博雅从实践的层面出发，讲述了非洲大学当前存在的历史学危机（经费短缺、学生数减少、教师质量参差不齐等等）。她的工作单位叫做“历史和战略研究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trategic Studies），也已经间接反映了这一倾向（她在私下与我谈话时，也承认这个名称的构想，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和学生，展现历史研究的实用性）。阿德博雅同时也强调指出，非洲的历史研究与西方的史学理论，常常方凿圆枘，因为那些时髦的理论，与非洲各国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实况，相距甚远。（ “Opening Ceremony,”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21.）
我在大会期间，接受了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哲学系的助理教授大卫·罗嘉熙（Dawid Rogacz）的采访，他雄心勃勃、活力十足，新近出版了《中国的历史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书，概括了自远古时代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历史思维，也参加了我参与组织的“东亚和欧洲史学方法论的渊源”（Sources of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的专场讨论。作为一个汉学工作者，罗嘉熙在访谈中更为明确地强调了自己的东欧人立场。我提到波兹南飞机场挂出的口号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波兹南或许应该表现的是“东方的风格、西方的能量”。他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在思维习惯、为人处事和文化传统方面，波兰人虽然身处欧洲，但行事风格更像东方人抑或东亚人。
欧洲制作的青花瓷盆盏
回到本文的开头，查克拉巴蒂提出“将欧洲地方化”，原意是质疑欧洲启蒙思想家以来所提倡的普遍性，指出西方思维和文化传统有其特殊的历史性。他的这一提醒和论证，既承认近现代西方在形塑当代世界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又指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和文化，需要与之不断对话、商讨和交流（查克拉巴蒂曾对我这么说过，他出版了《将欧洲地方化》，被人视为一个反西方的人士，但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他对西方学术经典的熟稔，无疑是一个证明）。不过，作为一个印度学者，查克拉巴蒂或许更多地注意到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互动，而其实所谓东方和西方、欧洲和亚洲，都是文化上相对的概念；如同亚洲文化有其多元性（譬如印度与中国之大不同）之外，欧洲文化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从我这次参会的经验来看，对这一文化相对性的体验，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持续不断的碰撞和交流中，才能获得比较真切、真确的了解。由于防疫的缘故，许多中国的历史工作者此次未能亲身与会。我由衷希望从今往后，各国历史研究团体和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切磋，将会长期持续、不断深化。本文的写作，便表达了此心愿，以期待读者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