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展览并不多见。9月28日，“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从西周时期的克鼎，到20世纪90年代制作的紫禁城全景模型；从反映汉代丧葬文化的《伏羲女娲图》轴，到体现18世纪社会风貌的 《乾隆南巡图》；从张骞墓出土的封泥，到元代龙泉窑青釉刻划缠枝牡丹纹凤尾尊，前者见证丝绸之路的开拓，后者证实龙泉窑青瓷在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扮演的重要角色……两馆拿出400余件文物精品，阐述中华文明的“和”文化、“合”理念。
展览现场
故宫博物院是享誉中外的建筑遗址类博物馆，拥有丰富珍贵的宫廷旧藏，藏品规模和质量水平均居国内同行之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物证的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国家文化客厅，一向致力于系统完整呈现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视此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策划、共同主办，由中国银行特别支持，就是要依托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丰厚典藏，探寻中国“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示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发展脉络，弘扬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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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对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追求与传承，融汇进奔涌不息的民族血液中，镌刻于家国万代的文化基因里，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基础。
“和”与“合”贯穿中华历史时空，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合”之本义，为同心和睦、音声相应或阴阳调和。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于是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的宇宙之和；“礼之用，和为贵”的天下之和；“养之以德则民合”的社会之和；“与人和者，谓之人乐”的道德之和。“和”“和”与共，“和”“合”相生，汇聚成九万里神州惠风和畅，五千年文明礼乐和平。
展览内容分为“天地同和”“万邦协和”“宜民安和”“乐在人和”四个单元，标题以“和”统领。每个单元分为上、下两篇，从不同角度回应主题，形成内容上的并列或递进关系。结语部分回顾展览的主要内容，重申展览的现实意义。
展厅里，展出的按照1:350缩小的紫禁城全景模型旁，有两个硕大的铜“和”字，其中满文“和”字上有一处漆书“太和殿”，推断原来曾经是太和殿匾额上的铜字。高350厘米、宽约350厘米、进深80厘米的青玉描金云龙纹编磬，选用新疆和田碧玉精心琢磨而成，玉质纯净莹润。还有纵68.6厘米、横2191.9厘米的《乾隆南巡图》卷之《驻跸姑苏》中，屋宇纵布，河流纵横，商铺林立，以大运河为整幅画作主轴，呈现江南盛世。
慈禧书“万物和熙”绢匾
赵孟楷书《道德经》
小件展品也配得上“重器”称号。边长2.2厘米、厚0.4厘米的一方泥印，1938年在陕西省城固县张骞墓出土。两千多年前，他两次出使西域，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彩色墨，72锭大小不一的墨块，最大的不过成人手掌长度，它们静静展示着中国传统的节气浪漫。
1：350紫禁城模型
展厅里还有一些新组合露脸。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解释，筹备这场展览好比重新翻看中华大地上人类文明书写的厚重篇章，我们不仅要重读一张模糊的扉页，以不同方式梳理向后延伸的文脉，还要思考如何选择恰当的语言和实物，重新阐述、呈现它们。比如春秋时期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鼎簋与先秦青铜编钟、编馨组成的礼乐器，同清代以来保存完整、流传有绪的典章制度用品及建筑模型、构件等相互呼应，体现了中华传统循天地之道而形成的礼乐文化、社会秩序甚至人文信仰、道德追求等，完整地呈现中华民族与自然万物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紧密关系。
铜鎏金盘式手摇计算器
第一单元 天地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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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以“天地同和”为题，侧重阐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上篇“道法自然”，揭示了中华民族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认知，展示内容具体分为三个部分：一、用于沟通天地、祭祀祖先的玉制礼器，和以铜镜、甲骨为载体，表现古人通过观测天文地理和自然生灵而创造出的揭示宇宙规律的符号、文字和图像；二、对自然物质直接开发利用的实践活动与实物遗存，如凿石、斫玉、磨骨、缫丝等，以及由此发展而来，倾注古人认识自然规律更多思考，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制陶、冶铜、髹漆等技术成就与物质成果；三、反映中华民族以时系事，由自然现象引发的情感共鸣与审美活动融入劳动实践和物质创造之中，从而形成独特文化传统的艺术作品和理论专著。
《伏羲女娲图》轴 唐 佚名 绢本设色 192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哈拉和卓采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图彩绘人首蛇身的伏羲与女娲二人，蛇尾相交。上方中间绘太阳，下方绘月亮，四周的小圆圈象征星辰。画面表现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人类的始祖神，用简单的线条绘出二人相偎依互视，形态生动。
此类题材的绘画在吐鲁番古墓葬中已发现有数十幅，主要属于麴氏高昌时期和唐代西州时期。画面大致遵循统一的规制，即在图像中央绘制左右相对，手持规、矩，尾部相交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神像。在人首上方绘日，交尾下方绘月，四周用大量点状或圆圈状的纹饰充填。质地有绢、麻两种，一般是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少数被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边。该葬俗从内地传入吐鲁番，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当地的丧葬文化。学界一般认为其与汉代流行的伏羲、女娲“引魂升天”观念有关，《伏羲女娲图》亦是这一观念的传播和延续。对于图像上绘制的众多星象，多认为其是天界仙境的象征，为突出显示伏羲、女娲作为创世始祖神而营造出一种神秘的宇宙氛围。
《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彩色墨 清乾隆 故宫博物院藏
此墨一套两匣，每匣6屉，每屉6锭，共计72锭，一锭墨对应一物候，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六角形及叶式、碑式、琴式、钟式等。墨色分绿、红、白、蓝、黄五种，与中国传统五行色彩相对应：春（正月、二月）为木，对应绿色；夏（四月、五月）为火，对应红色；秋（七月、八月）为金，对应白色；冬（十月、十一月）为水，对应蓝色；两季之交（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为土，意为激活、生发，对应黄色。
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们根据气候、四时交替总结出自然变化规律，用以指导日常生活、实现生产力进步。月令，即以四时为总纲，十二月为细目，以时记述天文历法、自然物候、物理时空，并以此来安排生产、生活的政令，体现出古代先民以社会节奏适应自然规律从而规范国家政治体系的文化传统。
下篇“天人相与”阐述中华民族建立的涵育万民、统筹万物的社会秩序，以及创造、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制度、文化。展品主要包括承载先秦至明清时期礼乐文明和典章制度的礼器、乐器、帝王服饰以及反映古代社会等级、国家礼制的皇家建筑模型与建筑构件。上、下两篇综合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体现了中华传统顺应天地之道而形成的礼乐文化、社会秩序、人文信仰和道德追求。通过一组组小型的展示专题，中华民族同宇宙万物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紧密联系被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
五彩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杯（12件） 清康熙 故宫博物院藏
此套五彩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杯由12件组成，均为撇口，深弧腹，圈足。内、外和圈足内均施白釉，足端无釉。胎体轻薄，釉面光亮。外壁一面以青花五彩装饰，描绘代表12个月中某月的花卉，另一面题写与花卉相对应的诗句。诗句大都取自《全唐诗》收录的作品。
此种成套瓷杯属于御用酒杯，在清宫存世瓷器中数量较大，品质高度一致，修坯规整，胎薄体轻，纹饰规范，款识工整，字体标准，代表了康熙朝景德镇御窑厂制作青花五彩薄胎瓷的最高水平。杯的造型、画面布局、诗句内容、款识字体等，均与康熙青花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杯一致，两者应出自同一画样，烧造于同一时期。与青花品种相比，青花五彩杯需要两次烧成，制作工艺更复杂，烧成难度更大。
铜镀金双龙钮云龙纹编钟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故宫博物院藏
钟范铜铸造，表面镀金，双龙钮，钟体呈浑圆的椭圆形，底口齐平，前面正中浮雕铸造年款“乾隆二十九年制”，背面则为各自的律名，装饰以高浮雕云龙纹。近口部六个凸起的圆唇，是受击而发声的部位。16枚编钟外形尺寸完全相同，以钟体厚薄为次区分音程，钟体愈薄发音愈低，分别对应清代乐律中的十二正律、四倍律。
使用时，区分音律的阴阳、高低，分别悬挂于上下两层架上，即上层八阳音、下层八阴音，均按低音至高音的顺序悬挂。悬挂编钟的架座称为簨簴，上簨雕刻龙首，左右两簴下承以五彩伏狮和趺座，表面髹以金漆，装饰以鸾鸟、五彩流苏，给人以壮丽华贵之感。
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沿用的“乐悬”重器，明清时期专用于规格最高的中和韶乐，仅用于中祀以上坛庙的祭祀典礼和国家朝会殿陛典礼。
第二单元 万邦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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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以“万邦协和”为题，侧重阐释中华民族处理外交关系时秉持的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上篇“胸怀宽广”，将西汉张骞墓封泥、唐代文书等反映中华文化开枝散叶的众多珍贵物证，以及作为国际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盛况真实写照的唐代丝织品、驼马俑和胡人俑等串连，阐述了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对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后半部分由为数众多的历代外销瓷著名品种和从沉船打捞的出水瓷器组成，它们是中华文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辐射的重要证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组东北亚地区和欧洲仿中国风格的瓷器，由此展现中国陶瓷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
封泥 西汉 1938年陕西省城固县张骞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近方形，正面有阳文四字“博望□造”，字体在篆隶之间。背面有一不规则圆形的小凸凹，原应有鼻钮类的附着物。
张骞（？～前114年），今陕西省城固县人，西汉武帝时奉命出使西域，受封为博望侯，死后归葬故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30年，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墓葬备受后世人们的关注。1938年，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对曾遭多次盗掘的张骞墓进行发掘，获得了此枚封泥（出于甬道）以及砖瓦数块、残陶罐1个、汉五铢钱14枚等物品。发掘时张骞墓封土呈馒头状，坐落在一不规则的长方形台地上，由封土、墓道、第一道封门、甬道、第二道封门、第三道封门和墓室组成，此封泥出土于甬道内。墓南有2石兽和清乾隆时毕沅所建的砖龛，砖龛后面有毕沅所立“博望侯张公骞墓”隶书碑，以及光绪五年“汉博望侯墓碑记”“张氏后裔碑”。有学者据此封泥判断，史料记载中位于现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的这座墓葬确为张骞墓。
龙泉窑青釉刻划缠枝牡丹纹凤尾尊 元 故宫博物院藏
尊撇口，长颈，丰肩，腹部以下渐收敛，近足处微撇，圈足。胎体厚重。内、外和圈足内均施青釉，足端一周无釉露胎。釉层肥厚，釉面开片。颈部刻划密集的弦纹。上腹部刻划缠枝牡丹纹，下腹部刻菊瓣纹。
1975年，在韩国新安海域内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沉没位置与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绘航路相符。1976至1984年，考古学者对该沉船文物共进行了11次发掘调查，出水陶瓷器多达2万余件，其中包含与此器造型、纹饰相似的龙泉窑青釉缠枝牡丹纹凤尾尊，由此证实龙泉窑青瓷在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下篇“四方辐辏”，通过展示汉唐之际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西域文化和佛教文化等传播背景下中国工艺美术、佛教美术风格的发展创新，以及元明清时期宫廷主导的对西方先进物质成果、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等内容，将域外优秀文明进入中国后的影响及其本土化的过程娓娓道来。上、下篇侧重文化传播的不同方向，共同展示数千年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灿烂成果。
金胎珐琅人物图执壶 清乾隆 故宫博物院藏
执壶以黄金制胎，葫芦式。通体施蓝色珐琅地，饰掐丝缠枝莲纹，多处镶嵌珍珠和珊瑚。盖、颈、小腹、大腹等处对称布置大小、形状各异的画珐琅开光，开光内彩绘人物、花卉、庭院山水等。流、柄、横梁等与壶体连接处皆饰龙吞纹。执柄呈S形，末端上翻作如意式。外底中心双方框内阴刻楷体“乾隆年制”四字双行款。下配錾刻莲花纹鎏金铜座。
此壶造型沿用明代金执壶样式，制作结合镶嵌、錾刻、掐丝珐琅和画珐琅等多种工艺，胎体厚重，掐丝线条规整，图案精美，装饰高雅华丽。
掐丝珐琅、画珐琅均自西方引进。掐丝珐琅约在元代入华；画珐琅则于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由欧洲引进，至乾隆时期发展至鼎盛。乾隆时期的画珐琅制品人物装饰较少，本器堪称佳作。器身开光内所绘仕女与庭院人物，虽为中国传统绘画题材，却使用欧洲技法表现，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
铜鎏金浑天合七政仪 18世纪，欧洲 故宫博物院藏
浑天合七政仪是用于演示太阳系中金、木、水、火、土、地球、太阳七星（即“七政”）运转的仪器。
17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micus，1473～1543年）提出日心说。18世纪初，英国制作出太阳系仪，用以演示行星、地球及月亮等绕日运行的情景。这件七政仪是在乾隆时期传入清宫的。
此件仪器的外部圈环结构与中国古代的浑天仪极为相似，可视为浑天仪和太阳系仪合一的作品。清代宫廷将其定名为“浑天合七政仪”，也表明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件仪器的基本认识。
第三单元 宜民安和
第三单元以“宜民安和”为题，侧重阐释中华文明对社会各阶层文化多样性、各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尊重与包容。
上篇“民惟邦本”，通过《乾隆南巡图》卷之《驻跸姑苏》、“士农工商”“渔樵耕读”题材的器物家具以及祈祝朝野安定、国泰民安的铭文玺印等内容的展示，描绘出古代社会农商百业共同发展、天下万民共赴繁荣的和谐图景；与此同时，“桃园图”题材的手卷、玉山则生动体现了生民各得其所、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
《乾隆南巡图》卷之《驻跸姑苏》（局部） 清乾隆 徐扬 纸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乾隆南巡图》是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江浙的巨幅历史画卷。这次南巡历时112天，行程5800余里。徐扬奉命以“御制诗意为图”，共计12卷。绘制内容分别为：启跸京师、过德州、渡黄河、阅视黄淮河工、金山放舟至焦山、驻跸姑苏、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驻跸杭州、绍兴祭大禹庙、江宁阅兵、顺州集离舟登陆、回銮紫禁城。全图以中国画传统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相结合，描绘了乾隆初下江南，省方问俗、察吏安民、视察河工、检阅师旅、祭祀禹陵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同时也描绘了锦绣江山和士农工商、官民人等的风情世态，真实反映了18世纪中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风貌，堪称绘画杰作。
第六卷以御制《驻跸姑苏》诗为题，描绘乾隆帝在苏州胥门外舍舟登岸，经胥门进入苏州城（当晚驻跸苏州织造署行宫），重点展现苏州阊门到胥门一带的繁华景象。卷中屋宇纵布，河流纵横，商铺林立，以大运河为整幅画作主轴，一番江南盛世气象。
紫檀边座漆地嵌牙渔人图插屏 清乾隆 故宫博物院藏
插屏紫檀边座，素面双阳线边框。屏心漆地上牙雕渔人图，一面题为“澄潭集网”，诗云：“集网澄潭图杜诗，四民谋食各听其。鸬鹚独惜遭殴遣，劳捕湖鳞自忍饥。”后钤“乾”“隆”印。绦环板雕鱼水纹。另一面题为“柳浦归渔”；诗云：“归渔艇系绿波涵，牙写犹赢刻楮谙。角韘木盂相对处，增华踵事只生惭。”后钤“古稀天子”印。站牙与立柱一体，雕云蝠纹为饰。须弥座式屏墩。
此屏牙雕染色淡雅，人物众多，各具情态。其中岸边芦苇、树木枝叶皆详加刻画，犹如一副精细的画作。
下篇“休戚与共”，汇集了早期北方游牧民族金属制品、西南民族青铜乐器、辽金时期“春水”“秋山”题材的玉饰、明清时期《职贡图》卷、苗人故事图册页、台湾风俗图册页等类型丰富、特色浓郁的民族文物，以及魏晋时期西北地区民族官印、隋唐时期伎乐俑、元代八思巴文瓷器、清代《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册页、中央政府与各地藏传佛教领袖的往来礼品、五体清文鉴等反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多元一体的实物史料。上、下两篇分别从社会民生发展和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阐述了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对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延绵不断的重要意义。
《班禅额尔德尼奏书》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 故宫博物院藏
文书为六世班禅为乾隆皇帝祝寿时所献，分为藏文文书和汉文文书两件。藏文字体为珠匝体，文书没有题名，从内容和其他记载来看为《吉祥赞辞》（shis brjod）。汉文文书题为《班禅额尔德尼奏书》，故以此定名。
该汉文文书是对藏文的概述翻译，前半部分采取了五言诗体的翻译方式，之后是散文和礼品清单的简译。正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颂文，依次表达了对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至尊宗喀巴以及本尊、尊胜佛母、度母、声闻、缘觉、菩萨、空行等天众的赞叹；第二部分是散文，是对乾隆皇帝的吉祥赞辞，赞颂文殊菩萨大皇帝护佑众生、护持增盛佛教等；第三部分是六世班禅为配合乾隆皇帝生日庆典而进献的礼品清单。
根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和《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我们可以确知，该藏文文书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七日六世班禅进献给乾隆皇帝的，汉文文书则由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翻译。该文书记录了清代各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的具体内容，是研究清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第四单元 乐在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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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以“乐在人和”为题，侧重阐释中华民族“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上篇“养正育德”，展示了古代先贤诚意正心、修身治国、警示教化、垂训子孙所用经典刻本、宫廷与文人书画、陈设雅玩，以及铭刻“吟德怀和”“慎俭德”等省察格言的御用玺印和宫廷饰物。下篇“家祚以兴”，则主要围绕中华民族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和对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以表现家庭和谐美满、万民欢喜和洽的展品构成。这一单元的上、下篇囊括诸多寓意“和合”的书画佳作，供海内外学者、爱好者鉴赏、研究之余，也为更多观众开启一扇回望古代社会和谐景象的窗口。
楷书《道德经》卷 元 赵孟頫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楷书《道德经》卷是元延祐三年（1316年）赵孟頫63岁时为友人进之所书，为其小楷代表作之一，卷首有赵孟頫所绘老子肖像。全卷5000余字一气呵成，点画精到遒劲，笔势圆转流动，结体严谨端庄，格调典雅，略参魏晋小楷之意，系作者晚年得意之笔。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哲学家老子撰写，分为上篇《德经》、下篇《道经》。老子在《道德经》中论述了“道”“德”及二者的关系：在自然世界，道先天固有，万物由道而生，万物有万德，但都受道的统御；在人类社会，德是人的修养、人的精神，是宇宙之道的投射。老子还认为，人类社会“道”“德”的运作要秉持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法则。老子用仅仅5000余字的《道德经》，阐释了其对自然与人类社会运作的深入思考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元代卓越的画家、书法家。书学诸体兼善，尤以小楷、行书造诣最高。
展厅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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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1月3日。
（本文据国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