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充满自私的社会中，怎么能说“贪婪已死”呢？一个可能更准确的表达是，近几十年来不少杰出成功人士信奉的、以功绩和名气为之正名的极端个人主义，在思想上已经站不住脚了。人类天生是亲社会的，表现欲强烈的贪婪既让人不舒服，又具有传染性。无论是商人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身份政治的主张，特朗普（Trump）、博索纳罗（Bolsonaro）的表现，还是真人秀明星和网红们的崛起，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特征——一切都是关于“我”的。有些人渴望金钱，有些人渴望得到关注。而硅谷的自由意志主义幻想也建立在类似的自私动机之上。这一切都太过分了。
历届美国总统的演讲勾勒了从战后社群主义到个人主义崛起的全过程。1960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击败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是社群主义政治的标志性声明：“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到了1973年，肯尼迪早已去世，尼克松发表了第二次就职演说。他首先重复了肯尼迪的观点：“让我们每个人自问——不只问政府能为我做什么……”他接下来说的就没那么鼓舞人心了：“……也问问我能为我自己做些什么？”
40年后，个人主义时代进入了凶险的成熟期。2012年，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Obama）在竞选连任时的讲话被《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视为“意识形态大爆发……政客们很少会如此清晰地展露他们的核心信念”。疯狂的脱口秀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认为，这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具说服力的时刻”。那么奥巴马在那场即兴讲话中究竟透露了什么？
假如你获得了成功，那一定是有人给过你帮助：在你的人生中一定有过一个很棒的老师；有人创造了这令人惊叹的美国体制，使你可以茁壮成长；有人投资修建了道路和桥梁。假如你有一桩生意，那也不是你开创的，而是别人让它出现的。互联网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政府的研究导致了互联网的发明，使所有的公司都能通过网络赚钱。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获得了成功，那么这种成功不仅是因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更是因为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如此平庸的陈词滥调，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不是让你很震惊？共和党人震惊了：他们的代表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赞美小企业主，乡村歌手莱恩·特纳（Lane Turner）唱起《我造了它》（“I Built It”），共和党人骄傲地随着音乐摇摆。在商界，极端个人主义者自信地认为自己拥有物质特权：“我造了它，它就是我的。”而奥巴马的谦逊则冒犯了这种“占有式个人主义”——这是一个源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概念，即财产权并非是从某种共同合作、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获取的，而是诞生于个体劳动与某种资源的结合。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滋生了推动着人们去圈地，并持枪保卫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领土，以防止邻居、国家和土著居民来争抢的开拓者精神。
奥巴马的继任者是个人主义的殿堂级典范。那个曾经由林肯（Lincoln）、罗斯福（Roosevelt）等伟大的政治家所担任的职位，自2017年以来被一个执政资格只存在于他自己想象中的人霸占了。作为国家元首，他不像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里根（Reagan）或者英国女王那样，能象征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对特朗普总统来说，一切都围着“我”转。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3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出席威尔明顿航空中心的“拯救美国”集会
特朗普是通过电视真人秀节目一举成名的。但他至少真的造了些东西（哪怕并不总是花了钱的）。而表现式个人主义连这都做不到：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卡戴珊家族（the Kardashians）、屁弟派（PewDiePie）和詹姆斯·查尔斯（James Charles），这些人只需要做他们自己就能闻名天下。还有人一边公开谴责现代商业社会的物质利己主义，一边毫无顾忌地大秀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今天，似乎没有哪个名人能够在领取某个奖项时不对摇尾乞怜的观众发表一通居高临下的说教。
在大学里也存在类似的道德优越感，它源自唯能体制（meritocracy）固有的关于智力特权的认识：“我很聪明，所以我是正确的。”坚信这一点的人顽固到不仅不想听到异议，还会试图去压制异议。下愚之人不配进行理性讨论，只适合作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他们成了法西斯主义者、恐同者、种族主义者，他们恐惧跨性别人士、否认气候变化。媒体和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也有着同样的道德优越感，不过起源不同。从报纸专栏或抗议集会上的强烈愤慨可以看出，对许多人来说，情绪的强度是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更优秀，而且我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告诉你这一点。
这种丑陋的自大、贬损集体以拔高自我，是一种极端精英个人主义的产物，它已经主宰了许多现代政治和文化思想。然而，我们对人类的进化、心理学、人类学和我们这个物种的发展历史了解得越多——现代人已经把这些领域研究得很充分了——就会越清楚，这种个人主义误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
人的本性赋予了我们相互影响和共情的独特能力。我们大多不是圣人，但我们大多也不是反社会者。在复杂的现代世界中，如果没有一种高超的相互依存能力，我们必定无法繁荣。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永远不会创造出能够实现现代性的那种复杂性。健康的社会是一个由相互的善意、义务感以及协作共事维持起来的庞大网络。有些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大多数都涉及群体——公司、地方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这些相互关系大多基于不成文的认知，而非明确的法律约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相互关系的质量将决定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有活力的，还是因为不和谐而瘫痪的；我们的经济是繁荣的，还是原始落后的——在落后的社会里，人们为了谋生，只能单打独斗地把时间花在寻找食物和获取燃料上。但建立和维持这种相互关系网络的能力是需要培养和孕育的，而那些成功人士对个人利益和自我的过分赞颂恰恰会破坏这种关系。
人类既合作又竞争——这两种能力既具有建设性，又具有破坏性。我们可以建设性地合作，建立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让我们的消费、工作和休闲更有保障，同时在我们身处逆境时提供庇护；或者破坏性地将我们的宗教、政治和经济价值强加给其他群体和国家，窃取他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建设性地竞争，进行经济创新、艺术创新，建设更好更充实的生活；或者具有破坏性地、为优先获取稀缺资源而你争我抢。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以上所有这些事情人类都干过，而且规模前所未有。
成功的社会持久、繁荣，能满足其公民的需求。它们建立了将合作和竞争导入建设性途径的制度，以实现复杂的普惠目标；它们是多元的，但这种多元化是受约束、有规矩的。正如奥巴马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获得了成功，那么这种成功不仅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更是因为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书描述了个人主义思想的两个分支，一个是由经济学家推动的，另一个是由法律人推动的。前者维护基于个人努力而获取的财产权主张，也就是占有式个人主义，它在伦理上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证成；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主张对金融家和商人处置财产的自由施加尽可能少的限制，以实现经济繁荣。这无疑是给有钱人的一份大礼。
“我要说一句，贪婪不是错，对此大家要清楚。我认为贪婪是有益的。你可以很贪婪，同时依然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1986年在伯克利对MBA新生说的话。他后来因内幕交易被定罪。这些话于第二年被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放进了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并修改演绎为“贪婪很好”！但究竟什么是“好”？经济学家这个分支认为，判断社会行为的结果好坏的标准，是功利型个人主义的相关主张，即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电影《华尔街》截图
另一个由法律人推动的个人主义思想分支，是建立在权利主张之上的：“我的权利！”这是给那些自己想要特权、但又不想对他人承担义务的人的礼物。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都曾强调权利——想想美国《独立宣言》里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想想法国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呐喊。现代权利文化的兴起始于联合国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人对权利的主张在那之后发生了急剧转变。自以为是的人权活动家与现任美国总统都喜好表现式个人主义，他们为了维护自我，不惜以牺牲家庭、邻居、同事和同胞的认同为代价。这些人士只认可由他们的同类组成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自我表达是具有表演性质的，例如抗议和愤怒，其质量取决于激情的强度而不是知识的深度。顶尖大学里与时俱进的学生们和现任美国总统竟然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这让人难以置信：前者声称受到了白人男性特权的压迫，后者认为自己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遭受着“假新闻”和未遂政变的政治围猎。
个人主义思想的这些多重线索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人们对其有所取舍，是可能的，也是常见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功利型个人主义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其观点也表达得最明确。他认为自然权利纯粹是“无稽之谈”；而权利文化倾向于拒绝结果主义，即功利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实际效果。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会引领人们走向许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不相容的方向。公开捍卫私有财产权并在共和党集会上齐声高唱《我造了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与举着“同性恋骄傲”条幅游行的身份政治狂热者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他们都强调自我，对这两个群体来说，一切都与“我”有关。此外，有时候他们会形成一种扭曲的集体，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干扰或破坏他人；也就是说，某种特定类型的个人主义者会团结在一起，对其他所有人提出要求，比如富人会一起游说政府要求减税，受害者群体的后代们会集体要求赔偿。
与边沁不同，我们不认为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元素在本质上是荒谬的。但当这些思想被推向极端时，会推动人们过分强调自我，它们的缺陷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它们会把社会极度缩简成有权利的个人和有义务的国家。这既低估了自愿合作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又将难以承受的负担强加给了国家。
我们不认为自由市场能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我们也坚信，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同样不能。我们认为将基本自由写入法律很重要，但我们也知道，财产权不是一种源自自然法则的权利，而是一个社会建构，它需要被证成、被保护。我们认为，将实现社会和经济愿景阐释为保护人权，反而会破坏社会支持穷人、支持弱势群体所依赖的同理心和团结。
我们应该赞美和保护人们作为个体以及集体之一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人是社会动物，需要归属感和获得他人的好感。现代进化生物学非但无法成为个人主义立场的支撑，反而会颠覆它。主导人类生活的既不是个人，也不是国家，而是一系列的有机体：家庭、朋友、俱乐部、协会、人们购物消费的商家以及为之工作的组织。
人类的交流能力远超其他任何物种。我们用语言技巧进行争辩和讨论、倡议和构建共同义务。我们富有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使我们能够换位思考——这是我们产生同理心、形成共情的前提，也是我们确立雄心勃勃的目标、试图创造性地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但由于人类的野心超出了自己的知识范畴，所以我们会经历不确定性。我们能通过相互学习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建立集体认知来指导个体成员。这些日积月累的知识孕育了许多智慧，也滋生了一些错误。
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识到，人类是自私和同理心、抱负和聪明才智、求知和困惑、竞争与合作的复合体，我们的经济行为是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塑造下完成的。但随着后辈经济学家们不断发展他关于市场的理论，这些关于人的理解被逐渐忽略了。现代人把斯密描绘成了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先知，“贪婪很好”这一信条的精神支持者。市场不被视为互惠互利的交换机制，而是人们为追逐个人利益斗智斗勇的战场。政治不被视为一种调解纠纷、以求为所有人寻求良好结果的手段，而是一个高声争论的竞技场，参赛队员有如身处信息茧房，身边都是持有相同观点的人。
现代对个人主义的酷爱将市场和政治视为协调个人利益的两个不相关的机制，市场和政治因此都被轻视了。社群伤痕累累，这些伤疤在我们的政治和国家中显而易见。一种新型政治已经遍布整个发达世界，它靠着抱怨不满而蓬勃发展，一些抱怨是有根据的，还有一些则是想象或人为制造出来的；它表达的怨恨和耀武扬威已经撕裂了社会。控制了左翼和右翼政党的精英激进分子被这些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所诱惑，摒弃了脚踏实地优先为工人阶级着想的战后政策。
工人阶级选民已经对传统左翼政党失去了信心。1945年，英国工人阶级选了工党的艾德礼（Attlee）担任首相；1948年，美国工人阶级选了民主党的杜鲁门（Trumen）为总统。
2019年，英国工党不仅失去了唐谷（Don Valley），一个被工党稳稳控制了100年的选区，还失去了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北（Stoke-on-Trent North），一个有史以来从未选出过非工党议员的地方。而这只是众多爆冷中的两个例子。别忘了美国“锈带”上的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那里有许多贫困的地区，却助力特朗普入主了白宫。
但传统右翼政党也有问题，过去有，现在仍然有。20世纪80年代，他们开始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与当时大多数选民没有产生共鸣，也不受跟教会和军队关系紧密、抵制社会变革的传统保守派的欢迎。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成功也不受欢迎，于是非传统型的、富有魅力和高超沟通技巧的新领导人们抓住了这一重置理念的好时机。有些政客，比如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他们是聪明人，有改良社会的好点子；但还有唐纳德·特朗普，他为了宣传自己而参选，获得了政策目标不清的惨胜；还有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波兰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aw Kaczyński）、奥地利的诺贝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和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等狭隘人物，他们的政策目标又过于简单粗暴了。
有几位现代哲学家曾反对近几年思想潮流对个人主义的强调，他们不认为个人的身份、偏好、权利或义务能与他们所处的特定社会相分离。他们延续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个人通过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公民美德的贡献来取得成就。个人的道德担当和这个人与他人所形成的联结不是一种负担，而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些社群主义哲学家对经济学持谨慎态度，他们都认为集体正在被市场的价值观和实践所侵蚀。我们两人既是社群主义者，也是经济学家，并且本书的中心论点就在于调和社群和经济。我们相信成功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集体，不认为集体和市场之间有内在的紧张关系：市场只有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才能有效运作。不少企业口头上认同商业是一种社会机构，比如“高盛的每一名员工都在为我们的客服传统以及公司的道德声誉服务”。但偶尔说说是一回事，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就像上头这句话，常常有可能变成某种自我嘲弄。
甚至不只是自我嘲弄。2019年，由幻想家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创立的办公场所租赁公司WeWork开始公开募股。诺伊曼声称要彻底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并说服了他的日本和沙特支持者，将这家新兴公司估值为令人咋舌的470亿美元。诺伊曼即WeWork，WeWork即诺伊曼：招股说明书中，“集体”这个词被提了150次，而诺伊曼本人则被提了169次。
但WeWork又不是诺伊曼。他曾想把“We（我们）”商标卖给他本人控制的公司：于是“We（我们）”这个词属于“Me！（我！）”了。这对市场来说太过于贪婪了——他向新投资者发行股票的行为遭到了应有的嘲笑。但诺伊曼不觉得这过于贪婪：他的支持者们后悔了，为了让他离开，又给了他10多亿美元。诺伊曼把象征“集体”的美德当成了放纵的自我推销和个人致富的手段。这样的行为里蕴含着一种世界观，但它已经过时了。
本文节选自《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第一章。
《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英】保罗·科利尔、约翰·凯/著 魏华/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2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