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线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争夺大汗位的机会，同时忽必烈也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他要击败竞争者登上大汗之位，还得创造不世之功与巨大财富才能给蒙古共同体带来繁荣与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险才能在军事上打败南宋，还要尽可能减少双方损伤，才能顺利达成接收江南财富的目标。而且，忽必烈面临如何建构世界国家和经济体系——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的难题。
《忽必烈的挑战》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这部1995年三得利学艺奖获奖作品，超越了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别开生面的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将蒙古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彻底颠覆。杉山正明试图把一直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于事实的指责的蒙古帝国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展现了对世界史崭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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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在其宏大的国家建设计划下，陆续开始实施种种巨大的工程计划。那几乎是在政权确立后不久就开始进行的，而且在直到忽必烈高寿逝世前后大约三十年间持续地推进。
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由于当时种种始料未及的事件或叛乱、突发事件等，而无法如预期般地进行。但就算如此，也几乎是没有中断地推动了一连串巨大的国家建设计划。因此，从1264到1294年为止的忽必烈治世期间，成为欧亚史上罕见的大建设时代。
首先，忽必烈为了创造出跨越游牧草原世界与中华农耕世界的政权骨架，于霸权行将确立时，在内外宣示将迁移蒙古帝国的首都。这个迁移是要将首都从位于蒙古本土中央地带的哈拉和林(Qaraqorum)移到两个世界的相接处，也就是自己的根据地——位于内蒙古金莲川草原名为“开平”的城市，以及作为华北据点城市的金朝故都中都，它们分别被正式命名为上都、中都，成为新的帝国首都。新的蒙古帝国，成为拥有两个首都的帝国。
这个两京制，与之前的事例，如唐代长安与洛阳的事例，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为忽必烈是将其宫廷、政府与军团，夏季安置在金莲川的草原，冬季则迁往中都地区，每年各有半期的季节移动。忽必烈王朝成为一个定期移动的政权。
这是一种同时保持游牧军事力，又掌握经济力的，一种乍见之下矛盾的两个命题并立的方式。但若仅止于此，就与辽、金两个前代的帝国没有太大差异。不过，忽必烈帝国并非“dual capital”即“两个首都”的情况。
忽必烈在直径约三百五十公里的长椭圆形移动圈中设置了许多城市与设施。
忽必烈像
以各式各样的官营工场城市及宫殿城市、军需城市为首，集中储备谷物及物资的巨大仓库群所聚集的城市、储藏宝物及财货的专用城市、各种负有各类特殊任务的近卫军团之驻扎城市与驻屯基地、管理所有驿传网络的转运中心，还有军马专用的巨大官营牧场群和其管理设施等都鳞次栉比地分布在首都圈内。
例如，在离上都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名称可音译为“锡玛琳”的城市。那是一座令三千户来自撒马尔罕(Samarqand)的纺织专家以家庭为单位集中居住的城镇。在此，最高级的各种织物及服饰布料、衣服，都在官制的保证下制造。那些制品成了不只是忽必烈王朝，也是欧亚各地蒙古王族、贵族的典礼及宴会服装，同时也成为大可汗赠品及赏赐品的重要部分，甚至得到了最高品质保证的口碑，被高价贩卖。
这座城市的名称，用汉字写作“荨麻林”，选用的字有些奇特。汉字的发音是“xun ma lin”。据此法国东洋学的硕学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这座城镇就是拉施特?哀丁《史集?忽必烈?可汗纪》所提到的“锡玛琳”这座东方特殊工艺城市。这个解释在距今数十年前，堪称卓见。“荨麻林”源自撒马尔罕居民之意的波斯语“锡玛力”。这个词是以惯于在语尾加上“恩”音的蒙古语发音作“锡玛琳”后，又以汉字加以音译的结果。这是东西方文献彼此吻合的罕见事例。这意味着这座城镇不仅誉满东方，在伊朗方面也声名远扬。
另外，这座城镇在明代是以亦具中国风味的音近字“洗马林”来标识的，成为位于明朝北方边境极为平凡的聚落。政权的更迭，改变了一座城镇的命运。这样的案例放眼中国全境，可见许多。
在这座锡玛琳城镇的邻近地带，集中了几座工艺城市及官营工场城市，甚至还有专酿葡萄酒的城镇。葡萄酒是在帝国的仪式、聚会、宴会中享用的非常高档的饮品。除了当时也成为蒙古属国的畏兀儿王族所控制的现今吐鲁番盆地送来的最高级的葡萄酒之外，忽必烈政权也引进了出身中亚者的葡萄栽培及酿酒技术。
另外，在弘州这座具有中华风韵的城市中，住有来自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中亚的技术者与工艺家，也住有华北的织工与技术者，也就是说来自东西方的工匠们在同一座城镇中一起生活。这里不只生产织物，还制造出各种技术产品或特制的武器、兵器、战斗工具等，是一座多功能的官营工场城市。
这样一种科学者、技术者、工艺家的聚居化与组织化，甚至是伴随而来的技术、品质的高度化，生产输送的效率化所具有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忽必烈政权一直到接收南宋后也一贯且明显有意识地推进这一模式，也就是说，他实施了一种也能通用于现代的科学技术政策与产业促进政策。
从军事方面来说，这些城市与设施散布于区域的北半边，是忽必烈直属军团的夏营地。然而，南半边则扮演了冬营地的角色。各个军团各自在北方保有夏季专用的牧地与军屯地，在南方则保有附有冬季专用牧舍的过冬驻扎营地。如此，他们随着大可汗作南北向的大移动。
要言之，忽必烈使新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机能，集中在横跨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区域的中间地带。然后，以此为起点广设了覆盖蒙古帝国全境的水陆运输、交通、通信网络。特别是在北方的上都地区，常态性地设置了向帝国各地传达大可汗指令的急使专用的高速骑兵部队。他们为了应对各种状况与紧急程度，整备拥有数骑到数百骑等单位，以无论何时皆可紧急出发的姿态待命。
忽必烈不只是创造出了作为“点”的两个首都，也创造出了作为“面”的首都圈。这个首都圈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大元汗国”的大可汗在其中巡历，一举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产业、物流及交通。
忽必烈并不满足于亲自创造出首都圈。在忽必烈政权诞生之际，他令作为中心势力的左翼东方三王族、阔端(Kden)王族、五投下、汪古(Zngüd)驸马家等集团的游牧地、根据地，以忽必烈的新首都圈为中央，东起现在的锡林郭勒(sili-yin γoul)草原、热河草原，北及遥远的兴安岭北部，西经阴山并远及甘肃、青海的内蒙古大草原与青海地区，形成巨大的连锁状态。他们也各自在原来所拥有的游牧领地，根据地势高低来做南北乃至于东西向的季节移动。
这些集团与王侯仿效忽必烈的模式，都在各自的夏营地与冬营地，设置了小型的夏都与冬都，也在其区域中设置了各个分布的设施。在一举出现的这些为数众多的夏都与冬都中，可以看到明显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几乎拥有同样的大小、形状、规格、配置，特别与上都开平府的内城又极为类似，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系列基于同一计划的筑城。从这些遗迹出土的琉璃瓦等，也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忽必烈令这些构成自己的新帝国最高支配阶层的王侯们，创造出了与自身同样形式的“迷你首都圈”与“迷你首都”。相关费用也似乎由忽必烈政府筹措。这些“首都圈”的种种要素，皆是草原与城市的复合体。然后，众多迷你首都圈与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串连的带状区块整体，扮演了联系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巨大支架的角色。
此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忽必烈三分自身王权并委任三位嫡子管理，自己则立于其上进行统辖。忽必烈与察必生了朵儿只(Tūrjī)、真金(Cinkim)、忙哥剌(Mangyala)、那木罕(Nomokhan)四个皇子。其中朵儿只早逝，剩下的三位嫡子中，事实上的长子真金先后以燕王、皇太子身份，负责管理父亲忽必烈所在的华北。
同时，忙哥剌被赋予安西王的称号，进入曾为父亲旧领的陕西京兆与六盘山，成为陕西、甘肃、西川、云南、西藏西侧区域整体的统辖者。他也是夏季在六盘山，冬季在京兆，进行季节性移动，在六盘山与京兆的东北城外建筑了开成与安西王宫。此外，那木罕被封为北平王，成为蒙古本土的负责人，统辖传统的千户群与成吉思汗以来的斡尔朵。那木罕巡历了旧都哈拉和林与周边的行营地。
在各个王权之下，在所负责区域编入了拥有领地的各种王侯、贵族与当地势力。过去成分复杂的分权势力，在这三个体系中整顿、统合。在除去驿传、物流、通商以外的军事、行政等方面，这三位嫡子以忽必烈的权威为后台，各自分担相应部分。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就是忽必烈的分身。
就如同成吉思汗以来的帝国是以分为左、中、右三大区块为基本形态一般，忽必烈帝国在其直属区域也是采取北、中、西三大分割体制。这三大分割体制在忽必烈时代以后也继续保持，成为忽必烈王朝的基本形态。在这三大王族之外，忽必烈的庶子们也成为小型的王权代理人。奥鲁赤(ūghrūqchī)在西藏方面，忽哥赤(Hūkāchī)则在云南方面拥有特别专管区域。这些由忽必烈一族所主导的分割支配体制，以及上述的“首都圈”群组，形成了忽必烈帝国的骨干。
此外，在联结了此等夏营地与冬营地的季节移动圈中，这种令首都或城市散布的多机能集中的“首都圈”做法，也为旭烈兀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所采用，成为蒙古时代一种新的国家模式。（文/杉山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