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文学萧条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

朱天心:文学萧条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

香港书展现场的朱天心 拍摄:兰达

7月22日下午,台湾知名作家朱天心以“瓦砾时刻——当前文学的处境”为题,在香港书展的“名作家讲座”上分享了她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并针对当下文学的处境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主持人为梁文道。

朱天心以“瓦砾”来形容当下的文学处境,但坚持有义务向“文学共和国”缴上自己的一份报告,即便被视为“濒临绝种”的恐龙。以下是朱天心演讲稿内容。因篇幅原因,略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文学早已经不是人的生活基本事实了

我年轻刚写作的时候,曾经为文学和个人的创作发过很多豪壮之语,其中有许多是我当时真心相信的,可是也不免有暗夜行路吹哨壮胆用的。如今我要一一收回吗?

尤其在我来自的台湾。我有很多朋友是从事出版的,比如2016年年,他们说,整个出版市场腰斩再腰斩,以前出1万本的书,现在2500本;以前出2000本的书,现在简直像诗集,卖500本,后来索性就不出了。所以有很多作家的努力,现在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在文学出版被腰斩的当下,如果跳船逃生,或者是投靠他族,不免显得势利眼。而势利眼大概是人性中我最厌恶的一种特质。我试着将自己当作一个捐赠遗体的人供人解剖,而且我率先抢过手术刀来自剖——也许可以看到一位据称生于文学盛世,老于文学式微年代的创作人的病因和病史。

我这一代人,老是被后辈指称我们遭逢的是个盛世。台湾一些80后、90后的作家,都会说我们生于文学的盛世。他们描述的那个盛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得一次文学奖,或是出版一本作品,就可以被认证为作家,并且从此名利双收。

我比较中意的对于文学盛事的描述是唐诺的说法。他说,今天专业的问题不必文学来回答,远方的新鲜事物也不靠文学描述来递送。新鲜事情每天都像住在你隔壁一样,不需要靠文学,不需要靠三毛的《撒哈拉沙漠》。革命也不需要文学来吹号,好听怡人的故事也再不由文学来讲,甚至人们已经普遍不从文学里寻求生命的谏言,不再寄情感、心智于文学作品之中。文学早已经不是人的生活基本事实了。

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同学将来不管是想要从医的、经商的,从政的,并不是出于假装文青的目的,都一定会读读类似白先勇、张爱玲的小说,一定有这样一种“文学是我们生活的基本事实”的状态。而生于长于“文学是人生活的基本事实”的时代,且自小混迹其中的我,饱看了各路高人的起坐,心向往之,也偷偷学,到了年长的时候,知道要还的。最起码作为一名文学共和国公民,纳税的义务是该尽的,我有责任为共和国缴回那一份。鲁迅看不到,我们不是同代人,纳博科夫也没有活过我的台湾,所以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此时此境,我有必要对我的文学共和国缴回属于我自己的此时此境的报告。

所以在我开始写作的15岁,以为“映真”这两个字是文学创作的最高要诣。我把自己当作一面镜子,时时刻刻擦试得亮堂堂的不惹尘埃,力求把身处在此时此境,一点也不扭曲、不拣择地反映出来。或者说不只是镜子,应该是个监视器,不带主观,也不下判断,不删减、不回避地记录所有眼下之事,有意义没意义的,喜欢不喜欢的,全都把它不保留地记录下来。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创作态度是行不通的。

第一,我作为一个文学读者的读龄,远远长于写作的眼界,所以难免会有眼高手低的感慨。比如我才刚读完《战争与和平》,怎么叫我能够耐烦于那些没有战事也没有贫穷年代的、一个15岁台北女孩的猫狗小事呢。尽管对我来说是非常真实的。

第二,我强烈敏感的爱憎,以及已然成形的价值信念,如何可能让我只做一面照单全收的好镜子、好监视器呢?做不到的。同样的阅人阅事,我与同一屋檐下已经写作大半辈子的父亲朱西宁,以及已经早一两年开始写作的姐姐朱天文,是大不同的。父亲最宽容,姐姐也跟父亲很像,她多了一层玫瑰石粉红的滤镜。但因为年纪比较轻,她也比父亲多了一闪冷脸的剑光。而我简直是黑白判然的太极图像。所以到现在,我也只承认我与父亲和姐姐,我们只是不同,并没有谁比较好,并没有高下,谁比较对。

宁可受苦于信念带来的自由

我已经成了没有办法映真的放大镜,甚至显微镜,那就老老实实地赡养自己的夸大、扭曲和敷衍吧。而支撑我的,无非是一些很素朴的价值信念,好比正直、诚实、英勇、慷慨,听来很像童子军的守则,但确实是这些在支撑着我。我从了不起的作家的身影和作品中,没有间断地一直得到这样的支撑。

但各位不要误会我找寻的是一个英雄的造像,因为更多时候,我感动流连于那些勇敢写出诚实所见的(作家),不管是软弱还是失败的。就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我不喜欢得胜者、志得意满者,我喜欢落败的人。”他进一步说,“我深信艺术家的职责,乃是描绘那些反抗时代潮流,受苦于自己信念的人”。

其实我读的中译本原文里面,用的是“受害”这个词,“受害于自己的信念”。可是我更喜欢用“受苦”,或是“自苦”这两个很具动态的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想抛也抛不掉。曾经我喜欢用“护持”、“保卫”这些词来描述人对待他自己的信念,可是年岁愈长,我觉得那还是不符合事实,太英雄了,仿佛像是一尊有副金刚不坏之身的怒目金刚。其实价值信念是多么难伺候的,其实很像手镣脚铐。我与它共处好长的周年,常常想要抛掉它,做一个自由人。

可是自由真的是创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吗?面对强力管控的政府,也许我们会毫不犹豫大声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可是要是面对众悠悠之口——网民的时候呢?面对商业市场的时候,还有自身欲望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在意那免受制于斯的自由吗?或者我们连受制受苦于这个都没有自知?

我宁可受苦于价值信念带给我的自由。老实说,要是没了它们的支撑,我未必敢于不满身处的此时此境,也未必敢角力,甚至拒绝眼下的世界,以至于打掉重建。卡夫卡的友人描述卡夫卡说,“他的一生就是拆毁他人生自己的房子,盖他小说的房子”。这大概是最剧烈的方式。当然还有更甚的,比如台湾的作家陈映真,他索性打造他的黄金国度。

我从地狱来,正路过人间,要到天堂去

但最后我还是得说明一下,我口口声声贯穿于全文的此时此境是什么意思。

我的此时此境,当然不是300年前,也不是90年前我父亲的老家苏北宿迁。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不过是邵洵美写过的:“我从地狱来,正路过人间,要到天堂去。”其实就这么简单,不过我正路过人间而已。

但说完这些,我还是希望能给我自己一点点的支撑。我去年看《星球大战7》,里面那个年轻的十五六岁女孩,那种执傲,那种专注……在那么一个废墟或说是瓦砾沙漠一样的、没有人要住的星球,她天天在一个废弃掉的航空器里掏一些还堪使用的仪器或材料,去换一餐两餐。

她无意间被卷入这场重要的战争。自己也非常吃惊,原来她以为是传说中的人物其实还活着,只是更老了,但还在操持他们的行当,有些是反抗军的领袖,有的还在做星际的海盗。那个女孩最后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地坚持把那把光能剑交到了最后的那个绝地武士手中,她那个执傲的样子,我当时看到感动很久。

稍微岔开一下,我的丈夫唐诺是个运动迷。他讲,有人研究为什么今天在美国这么多擅长运动的都是非裔美人,他们表现这么好。说是因为当初五月花横渡大洋到美国的时候,一船一船的黑奴渡不过任何天灾、船难,或者是船里的瘟疫让弱的人全部都淘汰掉,这是一个很酷烈的自然淘汰,最后登岸的就是这些(强者),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后裔。

所以唐诺的认识跟我差不多,觉得这(瓦砾时代)未尝不好,在文学这样箫条的年代里,也许会使很多三心二意、另有他想的人就离开吧,这行可能很难满足你的很多欲望。

也许留下的会是最纯粹的,像是《星战》里的那个女孩子一样的(创作者)。我在大陆和台湾都见过,就是有一两个这样执傲的孩子,明明知道现在是一个瓦砾时刻,却还不心生妄想地写着。我简直都不知道他是在为传说中美好的传统,还是某部打动他的作品(写作)。每次都让我觉得(很感动)。尽管还是太少了。

(本文为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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