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世仇:英国和法国,300年的爱恨情仇》,[英]罗伯特·图姆斯、[法]伊莎贝尔·图姆斯著,冯奕达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1192页,168.00元
得知图姆斯夫妇的成名作《甜蜜的世仇》出了中译本,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一位熟悉罗伯特·图姆斯的法国史学者。他说,“书很厚,我也只是挑着看”。中译本拿到手之后,果然如此,上下两册加起来超过一千一百页。原书由企鹅出版集团旗下的威廉·海涅曼出版社出版,市场定位是大众读者,近八百页。
图姆斯夫妇的作品之前没有出版过简体中文本,因此对多数大陆读者来说,他们的名字还很陌生,更难对他们的作品产生兴趣。不过,罗伯特·图姆斯在英国的名气不小,而且名声就是在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甜蜜的世仇》的文风和内容安排和罗伯特·图姆斯其他的通俗史作品略有不同,由此可以推断伊莎贝尔·图姆斯在其中的功劳。整体的叙事基调则与罗伯特·图姆斯本人的政治立场吻合。关于伊莎贝尔·图姆斯的资料并不多,因此本文的介绍主要围绕罗伯特·图姆斯展开。
1949年,罗伯特·图姆斯教授在英格兰出生,曾在巴黎求学和工作,遇到了他的太太伊莎贝尔。1978年,他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巴黎公社,随后留校任教。伊莎贝尔生于法国,在剑桥大学获得了英国史的博士学位,婚后长期在英国定居,为英联邦与外交事务部教授法语,受众主要是外交人员。
纵观罗伯特·图姆斯在剑桥大学期间的工作经历,会让人觉得他是典型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自己的领域里辛勤耕耘,相当老派。1981年,罗伯特·图姆斯出版了第一部专著,与博士论文主题相同,获得了业内同行的肯定。对在英国高校工作的历史学者来说,能有一部受到认可的专著,就有了在行业内立足的资本。该书在1997年出版了法语本,时隔十二年后再出了新版,可见他早期研究的价值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消退,还得到了研究对象国的出版界的认可。
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mbs)
拿国内的评价标准来看,罗伯特·图姆斯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其中少数以法语发表,多数刊登在剑桥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的《剑桥历史杂志》(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上。这本刊物目前的影响因子不算高,不过不影响图姆斯对这本系内杂志情有独钟。他担任过杂志的编委,在自己的作品里引用了不少其他发表在这本刊物上的文章。
虽然发文不多,但英法学界和出版界都认可罗伯特·图姆斯的研究水平。他在1996年出版的《朗文法国史,1815-1914》便是证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英国出版界出现了一种趋势:由不同学者的单篇文章组成的通史和断代史书不断增加,由一名学者独立完成的通史和断代史越来越少。这种趋势呼应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让学生在中学阶段就成为专才,集中研究一个断代或一类问题,因此不再需要以年代为序,以讲述基本史实为主的通史书了。编辑出版以前沿的研究成果为主的通史书,可以让不同领域的作者各展所长,缺点是文风不统一,文章水准参差,降低书的整体感和可读性。多数学者也不太愿意挑战独立撰写大部头断代史和通史的工作,因为吃力不讨好。毕竟,要写出整体性强、可读性高,兼顾深度、广度和前沿性的作品,对作者的阅读面、文字功力、排篇布局的要求都非常高,还会耽误作者发表其他研究作品。若不是罗伯特·图姆斯有能力驾驭十九世纪法国史的方方面面,朗文这样著名的出版社万不会请他来写。
法国学术界对图姆斯的认可,能从他参与的另外一本著作中看出。为纪念1904年的《挚诚协定》签署一百周年,英法两国学者、外交人员共同撰文出版了论文集。图姆斯参与了这本文集的编辑工作,也表现出了他对国际关系议题的兴趣。两年后,图姆斯夫妇所著《甜蜜的世仇》问世。这部作品让年近六十岁的图姆斯获得了法国的学术棕榈勋章,也终于从名义上的教授(reader)晋升为真正的教授(professor)。
转变发生在2014年。罗伯特·图姆斯身为法国史学者,竟在英国出版了一部单卷本英国通史,总页数比《甜蜜的世仇》还要多出一百页。此前,英国已经有近半个世纪没有出版过这种篇幅的本国通史了。两年后,英国脱欧,罗伯特·图姆斯退休,接着变身为脱欧派公共知识分子,一时间名声大噪。除了在自己参与运营的网站上不断发文,论证脱欧的合理性,也为《旁观者》和《每日电讯报》等右派报纸撰写了许多专栏文章,差不多每个月都有紧贴时事的新作发表。
在英国,公开为脱欧站台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是因为英国的人文社科界有较强的左派传统。加上知识分子自身处于中等阶层,更容易和左派以及社会中下层共情。脱欧公投之后,留欧还是脱欧成了区分支持左派还是右派的重要参考项。有的学者即便内心支持脱欧,也可能因为同侪压力在公开场合隐藏立场。这也是为什么罗伯特·图姆斯作为剑桥大学的知名学者为脱欧公开站台显得尤为突出。而且,他在1975年的脱欧公投中的立场和保守党一样,支持的是留欧,而非脱欧。
要理解他的身份转变,依然需要回到他的研究兴趣上,也就是民族主义。正如托尼·朱特所说,《甜蜜的世仇》实际上解释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民族认同和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大多会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报以警惕,以免影响对问题的判断。图姆斯刚好相反。他不仅不掩饰自己的民族情感,还将之渗透在作品中。鉴于他长期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这种立场也不是完全不能解释。相比其他在老工业城市建立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中有不少来自本国南方的富裕家庭。这些家庭的政治立场大多倾向保守党。两校学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样的家庭,政治立场相对保守和排外,民族主义情感也更为强烈。英国新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就是在就读牛津大学期间,从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者转投保守党,可见环境的影响力。
图姆斯的政治立场也能解释为什么他是一名“反唤醒运动(anti-woke)”者,和保守党内主流的观点一致。这场运动是在过去十余年里席卷欧美的、围绕身份政治展开的抗争,参与者中有大量年轻人,以反对白人特权,反对歧视有色人种为标志,在英国表现为要求反思殖民史。2022年英国保守党党内领导选举中,“唤醒运动”成为评价候选人政治立场的重要的标杆,可见这一活动的影响力。
问题在于,一旦支持唤醒运动,反思英国的殖民史,就意味着曾经带领英国走向世界霸主的人和事,都成了压迫其他民族的反面典型。在此之上也就无法建立民族主义叙事,让保守派的英国人感到无处安放自己对国家的自豪感,进而形成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叙事,以缓解焦虑。对支持唤醒运动的年轻一代来说,罗伯特·图姆斯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唤醒运动的态度,符合“英格兰南方富裕城市白人老年男性”的刻板印象,有着明显的年龄、性别、阶层和党派印记。
在了解罗伯特·图姆斯的政治立场后,再来阅读《甜蜜的世仇》,会更容易发现他在行文中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在每一部最后的“结论与异见”中。他与太太的观点分歧,有的就涉及到历史责任的划分问题。罗伯特会强调法国的责任,或者是一些不受英国控制的因素发挥的影响,又或是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解释方法是在为英国的过错洗白,也有人会认为是更加实事求是,因为历史进程有着不可控制的偶然性。
图姆斯的政治立场同样可以从对引文和事例的选择中看出。这些材料能让读者更贴近历史现场和历史人物,从形式来看很有趣味性。不过,对于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来说,如果辨析不了什么样的措辞在什么样的时空中具有煽动性,就无法评估民族主义叙事生成和传播的影响,以及如何触发共鸣。因此,这些完美融入行文之中的故事和引述,是被两位作者慎重选择过的,有能力调动读者的情绪,以免读着读着睡着了。
试举一例。书的开篇描绘了奥兰治的威廉带兵抵达英格兰的场景。在多数读者熟悉的叙事中,这个场面应该是和“光荣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描绘的是异国重兵压境的场面(包括披着熊皮的芬兰人),再引入尼德兰士兵的视角(嫌弃英国脏乱的环境,又被当地的苹果酒吸引),与一百年前无敌舰队的军力加以比较,随后将之描绘成“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入侵行动”,末了将镜头转向了继之而起的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揭开全书的序幕。不用“光荣革命”的说法确实是具有反思性的,跳出了传统宪政史解释框架背后的意识形态束缚。但描绘欧洲各国大军入侵的现场,引入各种刻板印象,的确可以调动英国读者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种结合普通人的个人视角的写法,也是这部作品谋篇布局较为精巧的表现。除了行文流畅,图文并貌,节奏明快之外,还穿插了许多人物传记、重要事件介绍以及学术争论,引入了全球视角,力求兼顾可读性、趣味性、学术性和前沿性。虽然没有伊莎贝尔参与的第十三、十四章读起来学术性更强一点,但整体风格基本稳定。更重要的是,许多的叙述是从个体的角度展开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政治家、社会名流,还是普通人的回应。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利用个人的反馈作为表达认同的证据是很常见的论证手法。只是如果是写学术论文,这些个人化的表述很少被大段引用。通俗读物就可以容纳这些内容,尤其是那些从各种不同刻板印象中引申出来的、有失文雅的、情绪强烈的表达。
近年来在英国走红的一些通俗历史作品,都有跨媒体传播的能力,既能作为书本阅读,也适合以电视剧或纪录片的方式呈现。但个人认为,要转制《甜蜜的世仇》这样一部信息量极大的作品,电视媒体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无法通过有限的镜头调度和相对简单的叙事,把两位作者要传递出的复杂性真正展现出来。同样是因为这部作品的信息量太大,即便作者、译者和编者都增加了注释,但对缺少近代欧洲史基础的读者来说,仅靠书前面的几张地图和释解,还是会被扑面而来的地名、人名、事件名弄得晕头转向。
这意味着,对译者来说,翻译这样一部作品的难度很大。该书译者的译笔整体妥帖,但个别术语的翻译并不能只根据英语的音和意来理解,还要结合其他欧洲现代语言。比如第一章中的“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从音译来看,“巴拉丁领地”是贴合的。但这个词的原本意思是宫殿,逐渐引申出宫殿主人的权力覆盖的范围的意义。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一般是指莱茵行宫伯爵领地,或普法尔茨选侯领地,后两个译法的所指更为准确,也更容易理解。诚然,书中这样的错误并不多,加上夹注说明,对于熟悉历史的读者来说也不构成影响,但这确实是翻译这本书的难点之一。
图姆斯夫妇在撰写《甜蜜的世仇》时展现出的对大量资料的驾驭和引用能力,可以解释为什么罗伯特·图姆斯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法国史研究者,成功转型为英国史的通俗作家。基斯·托马斯在评价他的英国通史作品《英国人及他们的历史》时提到,图姆斯通过自学,加上大量引用发表在《剑桥历史杂志》上的论文,倚靠身边数量庞大的、优秀的剑桥大学学者群体完成了这本新作,即便书中拼错了一些人物的名字。可见,在掌握了写作通俗作品的技巧之后,学者靠自己的专业能力,能够完成研究对象的转化。
然而,矛盾的是,无论是《甜蜜的世仇》还是《英国人及他们的历史》,罗伯特·图姆斯都要面对两种矛盾。第一种是如何带着民族主义情感处理“外国人”的到来对英国历史的积极影响。再以“光荣革命”为例。此事确实不怎么“光荣”,因为奥兰治的威廉是和英国王室血脉相连的“外国人”。他带兵来到英国之后,不仅让英国卷入了欧洲战争,也在三王国内屠杀了民众。但正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英国议会要想扩大自身的权力才有了机会,随后形成的是后世西方世界广为认可的“更民主、更进步”的代议制形态。图姆斯需要在进步和民族主义两种叙事宏大之间摇摆,确保支持这两种叙事的读者都能接纳他的叙述。
《英国人及他们的历史》(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另一种是对认同的塑造和对唤醒的反对。书中大量对英法特点的介绍(甚至还包括许多食物)旨在说明,看似属于英国或法国的特点,实际上源头在另一国(而且主要是在英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民族认同和特性中本质主义的部分。同理,就可以消解唤醒运动的合理性,因为差异是非本质的。但由白人男性发出这样的呼声确实缺乏说服力,因为确实不是所有认同差异都是纯建构的,非本质的,而是既存的权力结构促生的。如果英法之间的差异纯粹是建构的,那么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所依傍的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对不同读者来说,《甜蜜的世仇》的读法也是不同的。熟悉近代以来欧洲史的读者,会发现图姆斯夫妇确实补充了许多以往不了解的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的联系。分析他们所引文献,所用事例,有助于理解当代脱欧派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于初涉这一领域的学生来说,这是挖掘研究选题的参考书,能从中发现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也可以配合其他更早出版的通史书来阅读。如此一来,既便于把握主要人物和事件的时空定位,也更容易察觉到作者的立场,进而熟悉不同问题的学术争鸣。对于大众读者来说,如果对英法两国近代史有初步的了解,那么会在书里发现自己熟悉的人物的不同面相,以及一些有趣的历史知识。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可能先要忍受很多陌生人名和地名的“轰炸”,才能找到这本书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