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体检，意料之中，女士内科再次蝉联了最慢项目的冠军。吸取往次教训后，我进门先到内科贴条排队，随后各科室轮转一圈，回到起点，进度条只差一格了，肚皮也几乎贴住，前面还有十几个人在低头玩手机。时至中午，一扇门之外的男士内科空空荡荡，医生护士等着收工。有的女士等不及要去公司打卡，主动放弃了这一项，有的还在结结实实地等，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号牌，焦躁难掩。
实在无聊，我跑去体检前台提起了建议，既然女士内科项目这么多，做起来又慢，为什么不考虑多安排一个房间/人手/机器呢？前台笑道，谢谢您的提议，我们会记录下来的。我问，以前没人说过吗？前台保持微笑，有也是有的。我无功而返，回归那条漫长的队伍。这叫人很难不想起无数次电影、演出散场后，男士们都到外面叫车了，女士们还在洗手间外苦苦排队，极限二选一，除非我们愿意承受一路憋回家的痛苦。
卡罗琳·克利亚多·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的第二章里就提出了这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没有人这样提出，或者说，读者不曾看到这种说法，很多人可能会一直觉得是自己的错。为什么又要找厕所呢，这是身在室外常对自己发起的不争气的责备。对此佩雷斯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女性上厕所的次数都可能比男性多。比如怀孕会压缩膀胱的容量，比如女性尿路感染的概率是男性的8倍，比如任意时间段总有20%-25%的女性因为处于经期而需要频繁更换卫生工具，即使这些情况都不存在，女性如厕时间依然要比男性长一倍以上。（当然，如果此时一位尿频尿急的中老年男性站出来抗议，话筒给你，欢迎加入女性的日常。）在这些数据所构成的现实下，大部分地区的公共厕所仍然以一比一的绝对平等比例来设计。这真的合理吗，长长的队伍不曾消失。
即便当一些先锋的艺术场馆以改造男女厕为中性厕所来突显性别进步时，佩雷斯援引了一位记者萨米拉·艾哈迈德的经历：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供男性使用，附有隔间的中性厕所供所有人使用，结果是，反而增加了对男性的服务。艾哈迈德略带遗憾地解嘲道，也许只有把男厕改造成中性厕所，才能解决我们排长队的问题。
如厕从来都是个大问题。在日结工群体中，从事城市服务行业的人通常以女性居多。比如我曾多次萌生打便利店夜工的念头，最终被附近没有24小时公厕的残酷事实浇灭。当然，男店员可以出门左转对着墙缝尿，我小时候也屡屡试着学习站尿法，即便学习成功，我又该如何考虑卫生问题和潜在的露天安全风险呢？印度、孟加拉等更多地区的女性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城市的公共设施规划似乎总在这些细微处为女性删去了一些可选项，除非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做到像男性一样“优秀”。
另一个非常普遍的设计案例要从手机说起。智能手机的屏幕越来越大，确实是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我在拥有一支6英寸的手机四年之后，发现市面上的新机不约而同变得更大了。当然，小屏手机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iPhone SE和mini，但选项真的屈指可数，而且mini也因为销售额远不如预期而在新开发的系列里被无情砍掉。整体来说，小屏的命运并不乐观。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最常给出的理由并不是没法一只手拍照或者一只手打字——这些我都默认用双手协作来完成了——而是，裤兜里放不下了。这就涉及到另一种日用品的设计。因为当我提出这种困扰时，某位男性友人在聊天群里直接回了一句，那你是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男士裤兜？
好的，我知道。早年间YouTube有个很火的短视频，一位身材精瘦的白人男性试穿了女士牛仔裤之后，才知道男女裤兜的差别有多大：他能从男士裤兜里掏出一个手机，一个钱包，一包烟，甚至一瓶啤酒，而女士裤兜却连一个标准的iPhone都要露出半个头。正如他惊讶于女士裤兜的尺寸一样，在此之前，我也无法想象男士裤兜能做到“应装尽装”。那么问题来了，我买过起码五条号称男友风的女士牛仔裤（因为它们比传统女士牛仔裤更宽松、不易勒腿），这些男友风牛仔裤为什么没有学到男裤的精髓呢？
佩雷斯在讲述大屏手机的现状时，询问了一位男性科技记者，对方表示，女士能接受大手机的原因可能是她们有手袋。问题又来了，手袋为什么会出现呢？女士携带它的首要原因，是她们感到衣服口袋不够用。为此佩雷斯调侃了一句，“把手机设计成适合手袋而不是适合口袋，感觉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接下来她询问了另一位男性科技记者，关于大屏手机为何能霸占市场主流，对方的解释是，人们普遍认为推动高端智能手机消费的是男性。而女性的设计点可能在于，多出个几个闪闪的颜色就行了。
《看不见的女性》，【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著 詹涓/译，新星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2年8月版
《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的副标题翻译出来是，揭露一个为男性而设计的世界里的数据偏差。这些偏差，或者说缺口，正是女性在同一个世界里的需求、体验和反馈。比如，全世界75%的无偿工作由女性完成，新闻、报纸所涉及的人物中女性只占24%，办公室空调温度对女性来说平均低了5摄氏度，这使我们总需要另备一件披衫，女性对止痛药中的常见成分乙酰氨基酚的身体代谢速度只有男性的60%……在《看不见的女性》里，你会震惊于作者到底读了多少调研报告，搜集了多少数据，并建立了一个怎样庞大又精确的脑内/装置内数据库，以至于在谈到设计、职场、医疗、公共服务等任何领域的议题时都能将相关辅证信手拈来。奇怪的是，有些数据明明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还是没能引起注意呢？比如我向体检中心所提出的困扰，究竟会不会被传达到管理层，如果我连续提出十次，或者有十个像我一样的顾客提出相似的建议，管理层会不会真的有所行动呢？被听到和看到是第一步，其次才是被思考和被解决，这中间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未能收集到有关女性及其生活的数据，就意味着我们继续正当化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歧视——与此同时，我们却似乎根本看不到这种歧视。或者说，我们看不到它，正是因为我们将它正当化了，它太明显，太普通，太司空见惯，已经不值得我们再对此做出任何评论了。”
佩雷斯在后记中的这段话让我想到上野千鹤子访谈里的一个笑话。有媒体问她，国外那么流行MeToo，为什么日本流行不起来？上野对此非常生气，日本有那么多运动，只是你们不报道而已啊，到底是我们没运动，还是你们没报道呢。她顺手举了一个相关新闻被领导以没有价值而被砍掉的例子。这组对话同样很好笑，又很无奈。显然，被看见从来不是易事。
这也是乔安娜·拉丝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里提到的：环境本身不是中立的，要践行不平等，你只要按照惯性的正常的普通的甚至礼貌的方式行事就可以了。到这里，我已摘录了几段女性主义作者的原话，无非是由于阅读了一些女性主义读物。随着这类读物不断被译介和推广，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和思考这个和自己直接相关的议题，几乎每个月都能出现几本新书，关于母乳喂养，关于职场，关于家务分工，关于生存空间，方方面面。问题又来了，这类作品有多大的可能抵达广大男性读者，或者说，男性会不会主动对这类读物感兴趣呢？
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里说起过，她在写这本书的期间，有一位颇声望的导师建议她，书里面一定要有很多很多关于性的有趣故事。因为他向她保证，当男性翻看一本关于单身女性的书时，这一部分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哈，又一个好笑且无奈的插曲。
《单身女性的时代》，【美】丽贝卡·特雷斯特/著 管燕红、贺梦菲、薛轲/译，山西教育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5月版
为了解开这个答案，也出于对这本关心性别数据缺口的书的致敬，我真的很想知道购买这类读物的读者的性别比例，到底有多少男性会阅读、购买，甚至仅仅是从别处听说过书名呢。我问编辑要来了电商数据，某一本女性主义科普畅销书的男女消费者比例是36%比64%，说实话比我预期的高，而用户搜索“女性主义”记录的比例则达到49%比51%，天哪，中文世界的男性读者真是理想得不像话。但几乎就在这个瞬间，我们同时想到了这个问题，也算是一种切身体验：出于自我保护或者纯粹逆反，我们中的很多人会在注册时会选性别为男，类似的情况也包括在外卖或打车软件上使用较为男性化的名字和头像。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当你跳过性别选项，往往会被默认为第一项，也即男性。那么各类网站、软件上注册为男性的用户里有多少实际上是女性用户呢？这其中有多少人是基于安全考虑刻意做出的选择呢？
写完以上段落的几周后，一个新的讨论出现在网上。当个别女性在社交平台倡议高铁等交通工具售卖卫生巾时——仅仅是售卖，绝非免费提供之类的倡议——很多人就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把这个话题送上了热搜。当然，反对者有男也有女。有的女性经期一向准时，无法理解那些经期混乱的同胞，有的女性自觉习惯了准备私人物品，无法理解那些出门不准备的人，而男性几乎没有体验经期的机会，自然觉得这并非一种必要的东西。卫生巾是否必要？在网友的提示下，我搜索了早已提供售卖卫生巾服务的“昆铁+”小程序，点开“列车点餐”，日用品一行里，某款锅巴的累计销量是2775袋，辣子鸡2124袋，一包单价为6元的某国产品牌卫生巾的累计销量是12043包，余量2包，需求量超过了列表里一半以上的零食，虽然比不过盒饭、瓶装水和纸巾这类销量10万+的“刚需”，也与扑克牌的累计销量（14735副）持平。就这组数据来看，似乎怎么也无法得出卫生巾不必要的结论来，相反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考察它是否属于必备商品。数据总是能或多或少地反映一些问题，却从不大摇大摆地展示或言说，它需要我们主动去留心，去看。而看见，从来只是第一步而已。
说到“看见”，我想起另一个关于卫生巾的常见案例。在东亚文化下普遍起来的很多便利店里，购买薯片、牙刷或杂志，会获得一个白色包装袋，如果购买女性用品，则会获得一个黑色包装袋，这种做法的本意是保护女性消费者的隐私，但背后的根源还是地久天长的月经羞耻。问题又来了，当大多数人都清楚白色和黑色的区别时，黑色包装袋中的女性用品到底是被看见了还是没看见呢？也许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视而不见，而对于另一部分人，大概一辈子都不曾注意或好奇过，那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