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最为读者所知的作品是《皮囊》，这部作品已销售逾四百万册。暌违八年，蔡崇达的最新长篇小说《命运》出版。
蔡崇达
《命运》是蔡崇达以家乡闽南小镇的风土民情为背景写作的首部长篇，开篇即有让人读来心中一凛的“等待死亡”的场景：
“在我老家，离世真是个技术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习俗，老人是不能在自己房子外离开的，也不能在房间里离开。最正确的离世有且只有一种：一旦老人确定要离开人间了，就得当即要求子孙们把自己的床搬到厅堂正中间——就在家里，魂灵才不会走散；闽南家家户户都供奉着神明，就在厅堂里，在神明的注视下离开，魂灵才能升天。
因此，老人们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参与死亡侦探赛，聚在一起，琢磨着身体的各种征兆，切磋着各种杯弓蛇影的线索，像在百米冲刺的起跑线旁的运动员，竖起耳朵，随时听命运发出的枪声。出远门，甚至离自己家远点更是万万不能的，但凡有点死亡的灵感，便要赶紧跑回家来，躺下反复确定看看：是不是它来了。”
小说的主人公阿太，就是这样长时间等待死亡的众多老人之一。她从六七十岁开始准备死亡，却活到了九十九，《命运》就以阿太一生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
值此书出版，9月15日下午，《命运》的新书首发暨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命运》书影
超越死亡这场悲喜剧
对于蔡崇达的新作《命运》，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我们生命里、我们精神中一个几乎没有被充分言说的底部逻辑，“让我们领悟到支配着、支持着、激励我们祖先的那些东西，实际还在激励着、支撑着我们的生命。”
真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支持我们的未必来自书，而是来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特别基本但又特别坚韧顽强的信念，蔡崇达通过《命运》中的主人公阿太就是为了传达这种信念：“作者是要让这些无声的信念、让这些无声的信念所植根的长久的澎湃的生命力获得声音，能够有一个言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命运》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普通的、最基本的生命的一本书。”
《命运》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那种蓬勃在民间的、和我们一般理解中迥异的人生观和生命哲学。
阿太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很复杂的，她相信神明，但是她又不被动听神的安排，她有跟命运抗争的勇气，阿太十几岁的时候，神婆就算出她无子无儿送终，神婆说这就是她的命运。阿太却不高兴了，撸起袖子两手往腰间一插说：“那我要生气了，我要跟她吵架了”。民间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直面苦难。
“余华的《活着》是一种很消极的人生观，是不是一个人能苟且地活着，当然这也表现了余华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性态度。但是我感觉蔡崇达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触及这个问题，他从民间发现了积极的人生观，比如阿太说：‘这世间最容易的活法就是为别人而活，如果那个人也恰巧是为你活着，那日子过起来就跟地瓜一样甜了。’”贺绍俊说。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观察到，《命运》中的阿太体现了一种对死亡的自然的开放的态度，甚至达到了无喜无悲的境界，这种来自海边的难以把握的生死命运，和中原文化中对于死亡“哭天抢地”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蔡崇达把命运的非喜剧性的纯自然性呈现出来，把死亡的悲剧性、喜剧性都滤化一下，呈现一种超越性。”
作家石一枫说，作家应该追问生活、人物、历史之上更高的东西。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有一部小说叫《自由》，这是对美国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词，以“命运”这个词为题，胆量很大。对于中国人而言，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词也许就是命运。
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则指出，在《命运》的叙述中，蔡崇达通过阿太非常鲜明地展现了一种先进的文明化的女性观。“阿太一直在寻找自己死亡的时间、寻找自己死亡的钥匙。中国人是特别忌讳死亡的，人在99岁的时候应该也很老很丑了，但阿太临死之前生命到终点的光芒，显示出藏在褶皱里的生命也是非常美丽的。”
发布仪式
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地域文化内涵
贺绍俊也谈道，“在读《命运》的时候，我很大的体会，最突出的一个体会就是，它真正回到了文学的本身。而文学本身是什么？我觉得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我们首先不是去读思想、不是去读历史，我们首先是接触到语言，我们是在欣赏语言，有一种审美的愉悦，然后我们才会进入到他要表达的意义，他所写的历史。”
《命运》在叙述上，是采取自述的方式，是阿太在临死给她的重孙讲自己的一生。故事中包含着两个第一人称，一个第一人称就是重孙，即作者自己，他来自述他跟阿太相处的情景；另外一个第一人称就是阿太，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是这部小说的重点。“人物在自述期间有时候为了叙述的方便，偷偷变成了一种客观叙事，但是角色的转换非常自然。”贺绍俊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阿太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女性，我们不太清楚她上过什么学，在旧社会怎么过来的，知识储备是哪里来的，不知道。但是她说的话做的事都能上升到普遍的人生哲理。”而读者不在乎她有什么社会身份，也不去追问她的知识储备，觉得她应当如此，这是小说非常有趣的部分。这种原创的绵密细致的叙事风格，涉及对于生和死、神和鬼、灵魂有无等等的探讨，包含着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地域文化内涵。
陈福民也谈及，命运的文化色彩有极大的差异性，即便是同样在中原地区，关于生、关于命运的理解、其中潜在的关于神性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神也是朴素的
命运作为一个宏大、永恒的题目，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表示，《命运》的写作中突破了很多小说创作的定法，将时代的变迁让位给了时间，彰显了时间和生命的关系。“很多小说总是想展开大历史，蔡崇达却给压缩到了生命的局部、生命的褶皱里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命运》整个叙事展开的时间是心理时间感，在家和家族的空间里面进行。张柠表示《命运》的写作并未照搬古典的传统的历史叙事，而是重新找到叙事形式背后的根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表示，蔡崇达在写作中把阿太的生命经验和历史大背景的关系处理得非常恰当。“阿太在和命运搏斗的过程中，她那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的状态特别动人。”而阿太同命运的抗争与和解，揭示了命运的复杂性不在于它的神秘，而在于它的多元、纠缠、不可锁解。丛治辰提出，蔡崇达通过这本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命运，也重新定义了神明，小说中对于神明无处不在、深入参与日常生活的温情描写。
青年评论家李壮表示《命运》这本小说通过写鬼神之事，来呈现日常生活的温情。“我就想起来一句话，在乡下，神也是朴素的，和人生活在一起。我们或许都要找到一位更加稳固的神，我的理解就是善、就是希望、就是生活与人的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