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女士在其《护理笔记》中提出：“人类的疾病过程是一个渐进的向愈与复原过程，护理工作就是通过照顾来推进与优化这个过程。”看护事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护士被称为“天使”，护理伦理之爱，更能说明人类之爱是“人类至善的语言和理想，是人的目的，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海公共租界历史上曾经就有这样一所护理机构——维多利亚疗养院（Victoria Nursing Home），如今已几乎无人知晓，尽管这所医疗机构的存在时间只有短短的30多年，但对于上海的医疗护理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所限，学界目前几无研究成果，本文运用上海市档案馆藏工部局卫生处档案，在介绍这一已被历史尘烟所淹没的工部局医疗护理机构的同时，也展现工部局在医疗卫生管理方面的资金困境。
维多利亚疗养院
女王的礼物：维多利亚疗养院的由来
1898年6月28日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六十周年纪念日，这一事件点燃了英国人“最深切的爱国热忱”，“这种爱国热忱席卷了世界，无论英语在何处发声，英国人居住于何处”。显然，在沪的英国侨民也感受到了这种热忱，并决心抓住机会参与其中，“希望提供一个永恒的纪念事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迎接和庆祝女王加冕六十周年。
早在1897年4月15日，在沪英侨就自动召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纪念女王统治六十周年的最好方式是在上海建立一所医疗机构，可叫“维多利亚看护及训练院”。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女王加冕六十周年纪念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这所医疗机构的筹建，主席为律师担文（W.V.Drummond），加德纳（Wade Gardner）、利特尔（W.D.Little）、安德森（F.Anderson）、布莱迪（Brady）、达吉恩（Dudgeon）、普伦蒂斯（Prentice）、科尔德贝克（Caldbeck）为委员，并向英国侨民号召捐款。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之内，募集和承诺到的第一笔捐款约一万七千两白银，为维多利亚疗养院的筹建奠定了最初的资金基础。
这所机构在最初就有着自己的目标，即为病人提供私人护理服务，并进行护士的培训。显然，就当时情形而言，该想法不仅能有效增加租界培训护士的数量、提高她们进行良好护理的能力，而且将对社区的看护事业有很大的促进。委员会所遇到的首要困难也是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资金，而是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址。
1898年3月10日举行的纳税人年度会议上，加德纳先生提议如下：“护士之家”可建立在工部局的地产上，称为“维多利亚疗养院”，同时作为女王加冕六十周年纪念的免费礼物，赠送给工部局。这个提议得到“女王加冕六十周年纪念委员会”的赞同，安德森先生说：“我不是董事会的成员，但我衷心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工部局所表现的怜悯精神。”而在工部局看来，“就公共租界内卫生而言，要教育租界内之全部社会，使其提高卫生程度，并于疾病之如何预防，所知较详，均属要图，而对于看护事务之发展，需要更为迫切”。答案自然是同意接受这一礼物。工部局董事金斯米尔（Kingsmill）先生也表示支持接受维多利亚疗养院，“我可以证明疗养院的好处，我要将我的康复完全归功于在家所接受的一位工部局护士的技术和照料”。
维多利亚疗养院大楼的设计和估价由梅恩（Mayne）先生进行筹备，他不仅设计了所有的图纸和说明书，免费赠予捐助人，且自愿承担了整幢大楼的建造监督工作。担文先生称赞道：“我们所有人都不及梅恩先生付出的责任之大，可以说，他给予我们的帮助是无价的。”1899年10月10日，建筑承包合同确定了价格，为大楼建造30600两、排水用电设施等3379两。大楼很快着手兴建。
委员会满意地发现，他们不仅能够用募捐来的资金支付大楼的建设，而且有足够的剩余，使他们能够采办最好的家具和最先进的外科手术设备、药品以及疗养院需要配备的所有医学配件，这一切使得建成后的维多利亚疗养院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疗养院。最终，所有花费的总数高达4.2万两。
1901年3月27日，星期三，下午五点半，一群人聚集在上海公共租界靶子路新建的维多利亚疗养院大厅内，见证了该疗养院开幕典礼仪式，由“女王加冕六十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主席担文先生将建好的大楼移交给工部局总董休伊特（E.A.Hewett）先生。
在开幕典礼上，担文先生向来宾介绍：“大楼内部医疗设施的布置，在卫生官斯坦利（Stanly）博士的专业监督下完成，关于护士长坎贝尔（Campbell）小姐，你们一定会很满意。”“虽然女王没能活着在遥远的地方骄傲地听到医院已经建成的消息，然而因为这个纪念物的存在，她的伟大光荣的名字将永久存在于上海居民的心中。”
维多利亚疗养院产科病房
去留之间：工部局陷入资金的困境
维多利亚疗养院建于1900年，工部局于1901年接手，通过对1901年至1926年住院病人数量统计，我们毫不怀疑，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发展超出了工部局最初的预想，从第一年只有110个病人，而后便增加迅速，1920年的病人人数已达1901年的10倍，这与上海的发展以及对受训护理服务的需求息息相关。
当1901年开业的时候，这幢大楼只是严格意义上的疗养院，但情势迫使工部局有所转变，这个地方逐渐承担了邻居公济医院的部分功能。1907年增设了神经病病房，这是一幢独立的与世隔绝的建筑，位于主楼的北部，1913年又增设了产科病房，增添了一幢私人住宅作为病房。1914年购买了8幢小型的外籍住宅，作为护理人员的宿舍使用，原本他们住宿在主楼的最高层。在1920年代之前，维多利亚疗养院所有资产总共占地24.904亩，最初只有8.297亩。其中包括了护士住处、神经病病房、产科病房、儿童病房，并为巡捕医院中的华人、印度病人提供疗养。
维多利亚疗养院神经病房
但至1921年，随着沪上各大医院的发展，维多利亚疗养院已渐渐显得过时，变得不符合现代设计和卫生的发展。尽管其位于中心地点，但问题在于，要对又老又小的大楼进行扩建相当困难。而公济医院扩张成功后，可以提供大量高级外籍病房住宿，拥有足够的护理人员，可以提供比维多利亚更好的医疗条件，维多利亚的将来第一次变得不确定起来。
对于工部局来讲，问题更为棘手，因为在财政上同时负责这两家医疗机构，而工部局用于医院建设的资金并不雄厚。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力，关于维多利亚的未来，只有两个可能。
其一，成为产科医院和神经病医院，在现在的地址上予以保留，和华人巡捕医院一起扩大。成立维多利亚的初衷就是希望社区居民获得比公济医院更好的护理服务，随着这所现代医院扩展完成，在最近几年里，公济医院的护理人员与维多利亚持平，而后者如能转型成为带有儿童病房的产科医院，就仍能依照其最初的信念运行。“维多利亚疗养院从事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经济实惠，靠近公济医院、隔离医院、公共太平间和消毒站，私人护理服务是其优势。”然而，维多利亚进行适当地扩建可能会耗费五十万银两，基于此，工部局财政资金的使用显得更为重要。
还有一个吸引人的想法，即第二个可能，就是将疗养院转移至其他地方。1923年10月26日，卫生处长致函工务处长，希望将维多利亚扩建成类似公济医院功能的医院。“目前的大楼起初只是单纯地用于疗养院，随着社区的发展，公众要求疗养院的功能逐渐趋向于公济医院。新建筑应基于最新公济医院的原则进行设计，但仍应保留疗养院的精致和舒适。”
1926年11月19日，卫生委员会会议上，卫生处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如今虽然已有宏恩医院，“然而，在看得见的地方，有相当数量的病人还是会选择维多利亚，尽管宏恩医院已开始运行”，因而他现在怀疑关闭这所医院的适当性。但由于工部局对维多利亚疗养院的经营赤字承担责任，过去的三年里，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年度亏损平均约为65000两白银，经估算，1927年可能不少于80000两。经过讨论，各位董事达成一致意见：“从财政上讲，继续经营目前处于亏损状态的维多利亚疗养院是不恰当的。通过关闭维多利亚，以及由宏恩医院接收该疗养院的病人，宏恩医院在财政上就可能自给。”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界内医院财政的缺乏，工部局在医院管理问题上陷入了困境，维多利亚疗养院和宏恩医院只能二者取其一，而基于现实考虑，工部局显然倾向于最新建成的宏恩医院。
1927年8月3日，工部局董事会收到工部局经济委员会建议，维多利亚疗养院将于1928年1月1日关闭。总董支持这些建议，他指出：“从经济角度看，董事会将会从两所医院的年度赤字中解脱出来，从收到的最新统计数字看，显然，一所医院就可以诊治在两所医院就诊的病人。”
卫生处长戴维斯（C.Noel Davis）医生的三封信
关于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前途，时任卫生处长戴维斯曾写过三封信。通过对这三封信件（报告）的解读，将更有助于我们对工部局在医院资金困境上的理解。
第一封信写于1926年7月12日，卫生处长主要谈论了自己对维多利亚疗养院的未来以及工部局护理服务的看法、建议。他明确指出：“这个纪念物的目标是培训护士以及为病人和医院提供护士服务、病床供应，使全体社区得利。”在卫生处看来，维多利亚疗养院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能够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许多年来，上海公共卫生护理都被人们明确地期盼着，工部局应着手推动实现进一步的护理服务。”因而，维多利亚疗养院完全拥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第二封信写于1927年1月18日。卫生处长的回忆让我们知晓，董事会最初的意图是建设一所新的工部局医院，医院建成后，维多利亚的全体人员将转移到那里，疗养院所有的工作将并入新的医院。原本这样的计划对于维多利亚来说十分有利，但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宏恩医院，这也是一份由捐赠人在1924年送给社区的礼物。戴维斯医生在信中建议：“考虑到目前紧急状态导致上海医院床位大量需求的可能性，维多利亚目前应被保留，至少到今年年底。”
第三封信写于1927年8月11日，时隔半年之后，戴维斯再次明确阐述了卫生处的看法，“我试图不带偏见地给经济委员会提供他们所要的事实材料和一些基于事实基础的想法”，很明显，以目前的情况看，宏恩医院的病床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是满的，维多利亚大约一半是满床的，公济医院要超过一半，但“董事会依然执行了经济委员会作出的完全缺乏考虑的建议”，卫生处其实很愤怒，戴维斯接下来进行了质问。
他公开询问，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关闭是否会真正影响到当前的医院财政支出，在他看来，董事会应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进行全面的考虑。事实上，对于神经病人来说，目前整个社区都依靠维多利亚，宏恩医院没有任何治疗神经病人的病例；自从宏恩医院建立以来，维多利亚的受欢迎程度得到了提高，设备好，效率高，建筑本身至少还能服务五年；且上海发展迅速，外籍侨民在过去的12年里已翻了两倍多，虽然未来尚不明朗，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会进一步发展。
1927年8月31日，工部局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梅耶（V.Meyer）就戴维斯医生关于维多利亚疗养院前途的三封信进行了反诘。经济委员会深信，戴维斯博士提出的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开办疗养院的理由，是没有充分根据的。通过权衡，工部局董事会拒绝了卫生处长戴维斯的建议，而支持经济委员会，坚决关闭维多利亚疗养院。
维多利亚疗养院餐厅
财政资金：医院的“血液”
显然，工部局和经济委员会都是出于财政资金的考虑，坚决关闭维多利亚疗养院。那么，大众的心声到底如何呢？
1927年8月31日，一位署名“老病人（An Old Patient）”的读者写信给《字林西报》的编辑，讨论维多利亚疗养院关闭的问题，在信中，他对维多利亚疗养院的护理人员赞不绝口。“萨默斯基尔（Summerskill）小姐，一位长久的、可敬的、高效率的、友好的维多利亚疗养院的护士长，已经返回欧洲去了。我们诚挚地希望，道森（Dawson）小姐乘风降落，将被允许长久地继续为维多利亚服务，加强它在不断成长中的社区里的声望。”
作者认为，维多利亚疗养院在许多方面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它由上海侨民建立后移交给工部局，即使是在1901年，就享有远东地区第一也是唯一的同类型机构的美誉。第二，最重要的一点，有着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来自英国医院的护士们具备资质，经验丰富，非常能干地帮助训练实习生和助理护士，在疗养院仔细培训。然而，因为经济的原因，护士们的解雇即将发生，“到目前为止，委员会还没有拿出使我们相信的证据，我们相信，他们在做决定时，将不会忽视上海居民的正当的声音”。
遗憾的是，工部局最终仍然忽视了“上海居民正当的声音”，1927年9月14日的董事会会议上，根据经济委员会的建议，董事会作出最后的决定，于1928年1月1日全面关闭维多利亚疗养院。讨论中，有人提及公众不愿使用宏恩医院的情况，并询问董事会，是否将采取任何措施使这个医院能大众化些。但董事会坚持认为，在关闭疗养院后，宏恩医院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此，关于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关闭，已属板上钉钉。
如戴维斯处长所述，维多利亚疗养院有其自身存在的一定价值和优势，但由于工部局的经济原因，无法同时资助和维持两所医院——维多利亚疗养院和宏恩医院，在此困境当中，董事会决定必须关闭维多利亚。事实很快证明了董事会的失策以及工部局经济委员会的目光短浅，上海的护理服务已是大势所趋。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维多利亚疗养院虽然自始至终号称服务对象都是“所有种族的民众”，显然并不包括普通华人在内（但并不排除有钱有地位的富人阶层）。尽管对于华人来说，受益范围并不很广，然而，该所疗养院对于上海护理事业的促进则是不言而喻的，为上海培养了一批训练有素、懂得英文的现代护理专业人员，使“遭受疾病或灾祸的人，进入这扇门，通过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对护士们的精湛技术、友善态度、温柔的护理和仔细的检查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这些护士走到上海的任何一个地方，她们都获得了自尊以及被护理人员的尊重。
工部局卫生处关于安排维多利亚疗养院护士们的档案
我们知道，血液对于人体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血液，人体的一切机能将无法运转。而从维多利亚疗养院的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医院来说，医院的“血液”就是维持医院生存发展的财政资金。财政资金作为医院管理的核心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管理资金的来源、运用，特别要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合理地规划、控制、监督、考核，不仅要为医院解决部分资金调配和运用方面的问题 , 还要帮助医院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实现收益和成长。而一所医院一旦在资金上出现问题，收益与支出不平衡，势必会影响到医院的发展和前途，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维多利亚疗养院被工部局停止使用的命运，也使得工部局不止一次在租界医院管理问题上陷入困境。
同样因为财政资金问题，位于大西路的新工部局医院最终并没有建立，相反，1933年10月23日，新的维多利亚疗养院在此开幕。准确地说，应称之为“维多利亚护理之家”，因为这所位于大西路23号的新建筑容纳了整整66名护士居住其间，当然也包括了隔壁的宏恩医院的护士们。
“维多利亚护理之家”在行政管理上隶属于宏恩医院，由宏恩医院董事会为其管理运营支付所有开销，这一决策深刻表明了工部局最终看清事实，通过宏恩医院的内部管理，控制、管理和优化“维多利亚护理之家”的资金管理，使原本互不兼容的“敌人”化为相濡以沫的“朋友”，两者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共同进退，实现资金管理的标准化，有利于降低资金管理的错误率，从而将资金管理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为工部局在医院管理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创建夯实的基础。
“维多利亚护理之家”的重新建立也表明工部局最终认可了戴维斯医生的建议，决定使这一种“私人护理服务”的形式永久存在于上海，继续为社区中各阶层的病人提供训练有素的贴身专业护理服务。“管理的协调性，外籍医务人员护理和问诊的专注度，像家庭一样舒适的传统性，以及工作的高效率，交融成一个无限的却无法定义的魅力，没有一个病人对此不陶醉、不欣赏。”这些自维多利亚疗养院传承下来的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并在1930年代再次谱写了上海现代护理的传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诸多社会名流、政界人士，如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等，都曾接受过来自“维多利亚护理之家”护士们的专业私人护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