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总馆全景
1932年1月29日，商务印书馆遭日军掷弹，致使包括总厂房屋、机器工具、图版存货、纸张原料、未了品、生财修装；编译所房屋、图书、稿件、生财修装；东方图书馆房屋、书籍、生财修装；尚公小学校舍、图书仪器及教具等焚毁，全部损失数目达一千六百三十三万元。
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商（那时也称出版家），商务印书馆面对数十年精心打拼的家产被焚殆尽，善后诸事中第一要事是如何面对失去岗位的职工。总经理王云五、经理李拔可和夏小芳经过紧急磋商，首先决定对员工进行救济。李、夏当即分头从那时已经停业的银行后门进入并与银行高管商量提款应急。终于，商务在第一颗炸弹引发大火的一小时内，宣布发给职工每人救济费十元。
商务当时在上海的各机构职工有三千七百多人，大部分人工作和居住都在闸北，在失去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失去了安身之处，身处租界的发行所便成为职工集聚地，那些身无长物的职工观望着也期待着。
应变
1月31日，商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善后事宜。馆方报告，当时所有现款可以动用者在二百万元以上，负债方面包括同人存款九十万元左右，进货款亟待支付的约八十万元，定书存款一百余万元，其他负债二百余万元。如以现有存款抵付债务仅及三分之一。王云五总经理提出：“余熟权利害，决计把现有款项大部分用在同人身上，而保留其中一小部分以及未遭毁损之各地分馆营业收入，以因复兴之需要。同时，并以策划复工之决定，博取其他债权之延期清偿。但欲避免同人之坐食，与获取外间债权人之信任，唯有将上海一切职工全体解雇，除还清其存款外，并依法付解雇金，使各同人获得此款以资还乡或转业之用。”
董事会起初下不了决心，感觉解雇全体职工困难很多，但在没有更好的善策的情况下，“不得已赞同此原则，续拟具体办法。”
2月1日，董事会再次开会并议决：
（一）上海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研究所、虹口西门两分店一律停业。
（二）总经理及两经理辞职均照准。
（三）由董事会组织特别委员会，办理善后事宜：推定丁斐章、王云五、李拔可、高翰卿、高梦旦、夏小芳、张菊生、叶揆初、鲍庆林为委员，并推定王云五、夏小芳、鲍庆林为常务委员。
……
商务印书馆在付清职工一月份薪水后，当即宣布再加发每人半个月薪水，同时将同人活期存款在五十元以下者全部发清、五十元以上者其超过五十元的部分先筹还四分之一。
2月6日，董事会补充决议；设立善后办事处，由特别委员会主持：酌留人员办理善后，月支津贴并根据原有薪水由七折至四折支付，所有升工（加班费）等一律删除。
解雇
3月16日，董事会发布总馆、厂全部停业的职工一律解雇，“本公司总务处、编译所及第一二三四印刷所各部分、各机构之房屋机器存书存货存版悉化灰烬，复业困难重重，如继续救济同人，实无此力量；不得已唯有将总馆职工全体解雇，俾得各自另谋生计。同时宣布废止原有酬恤章程；储畜及存款余额停发，再发半月薪水作为最后补助。”
所有的矛盾，商务的资本家与职工的矛盾从此撕开。
这个决定，使既不还乡，也不另谋职业，只是静候复业或救济的职工难以接受。
在发布解雇决议的同时，商务也主动向政府及旧同人声明，将来如能复业，优先雇用旧职工，并将根据团体协约法的规定，对于雇主雇用工人所能加以最大的限制为所雇用之人数之中十分之八属于与有协约的团体，但专门技术人员及学徒、使役等不受此限制。
少数职工迅速组织起来，通过媒体、工会组织向政府请愿，并屡次到王云五总经理家门前抗议，以致其子王学哲后来回忆：“员工因为个人与家庭的生活和安全，每日都有数百人在我家暂时租赁位于上海威海卫路六八八号住宅的门前吵闹，要求公司救济与协助。”
5月8日，经市政府社会局多次调解后，最终发布批令，核准馆方解雇办法及待遇办法。
职工中有人以狷公笔名透过《中国新书月报》随即向社会呼吁，要求商务回答有无恢复力量？所剩资产尚有若干？解雇职工与正在进行的恢复是否一致？职工列举的事实是商务资产还存一千一百万元，包括南京路地基房屋值价四十五万元，发行所地基房屋值价十五万元，各分支馆及北平、香港的印刷厂地基房屋值价四百五十万元，出借二十四万元，存银行保险库古本书价值十五万元，总厂及其他处所地基约一百亩价值一百万元，现款一百二十五万元，未曾烧毁的机器、书籍、纸张等也有三百万元……职工提出：从速复工、反对解雇；同人愿协同从事复业；特别储蓄一律发还，活期存款随时支取；自愿退职者，照旧章程办理……
这些数据似乎也是正确的，只是地基值价六百多万元、未毁机器等三百多万元还存在，商务才有复兴的机会。职工们希望资本家卖掉部分地基拯救失业工人，商务也怕迟迟不能复业或变卖地基等清盘行为会引起债权人、银行的追索，那么，复兴大业就会成泡影。
经过几番争执，商务发布通告，明确酬恤基金（退俸金）照旧章办理，再发薪水半个月。大致有二千多人，当即领取了解雇金。还有约一百位职工拒绝领取并组成职工善后委员会，设立收容所坚持斗争。后来，在上海商界虞洽卿、王晓籁等名人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最终签订和解合同：由馆方再拿出二万元给予路途较远、流离失所或收容的救济者补助，三千四百五十元充作劳方结束善后，二万五千元充劳方之前委请律师的费用。但这又引起原先已领取解雇金的职工不满，又委请律师要求同等待遇，但终因已签字领取解雇金而被拒绝。
6月18日，商务接到政府实业部“为呈报解雇职工办法准予备案。”
从被炸之日起至8月1日复业，商务累计补助六十多万元、发还职工存款八十余万元，合计一百五十多万元。
商务职工的被解雇斗争，得到了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支持，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发出《告商务印书馆失业工友书》予以声援。
进用
“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迅速成为商务的复兴口号。
商务在复兴的道路上首先是使各分支馆在紧缩下维持营业，其次是利用香港和北平两个分厂代替上海的总厂从事大规模生产。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先印什么？印多少？尤其是秋季教科用书及参考书的需要数量、各分支馆的存货及可销数量等统计簿册报告均被毁，但都需要有一个周全的统计。王云五总经理曾在文章中写道：“后来我无意中在我的大衣袋里检出一本手册，其中载着有些不甚完全的旧记录，从此推算起来，便渐渐的得到大概的统计。”在添购少量机器设备之后，重招工人并实行“三班倒”，机器从原先只开八小时到后来二十四小时连续运作，使一部机器等于三部机器。同时，加强衔接，减少辅助人员，减轻间接开销，实现了“努力工作者有了受奖励的机会，不努力工作者有了受惩罚”的可能。职工收入实行低级者有增无减，办事时间不增不减；中级者薪水不减，时间加长；高级者薪水减少，办事时间加长的待遇通则。
截至1933年11月底，商务先后进用的职工有一千三百七十八人，其中只有六十九人在一二八之前未曾在商务就业。也就是说占全部职工百分之九十五的都是曾被解雇的前职工。为此，商务通过设立人事委员会核议进用新人事宜，执行了严格的回避制“父子兄弟已有一人进用的，其他概不进用”。对于女职工，先是缓进，后也是先进用寡妇或未嫁女子为原则，理由是因为女职工对于生计上的负担不如男职工重，尤其是夫妻、父女之前在商务同业的较多。
三千七百多个旧职工中，一部分被回避的家属另谋出路，一部分从事他业或回乡，一部分成为同业中其他企业的骨干。另外，还有七百多人依附于商务成为了“小老板”，包括约有四五百人通过开设装订作坊承接商务的装订业务，这一般是由之前的女职工组成，商务复业后只设一个精装课，平装则全部外发加工。“我将铸成的铅字约二十副，以信用方法及特别低廉的价格，售给二十组的排字部分旧同人，并于相当时期内，供给他们充分的排字工作，然后分期就所得排字工价陆续将铅字售价收回，这一项约有三百多人。”这也是商务在执行王云五总经理复兴计划中的举措。同时，加强编辑出版新书，当年11月宣布“日出一书”，编印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续出万有文库等等，继续显示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出版家而不只是一个贩卖所、一个印刷所的社会价值。
由此至1937年，商务在复兴、发展中屡创新高，继续领跑中国出版业，保持中国最大的出版家的地位。
留人
1937年，商务印书馆遭遇的打击比1932年更重，由此经历了八年的苦斗。八一三之前的两周，王云五总经理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谈话会后，迅速赶回上海紧急动员布置、落实撤退事宜，将杨树浦和闸北工厂的机器、货栈所存的书籍纸张向租界迁移并当即租借临时厂房和栈房，终使大部分机器和纸张书籍，免遭大毁。
当时，商务在上海的职工有一千一百余人，又面临失业失居的困境，这个问题如何应对？
王云五总经理在《八年的苦斗》中写道：
“为商务利害计，当然给资遣散，俟将来有需要时，再行酌量复进用。当情谊计，则此千余职工皆在商务服务多年，且于一二八后为商务致力于复兴与工作，虽因丧失工作场所而不得不遣散，终觉有所不忍。为社会计，则全面持久之抗战，出版与印刷事业将普遍遭遇损失，与一二八之役，出版业中遭严重损失者只有商务一家，迥不相同，在彼时解雇后之职工不患无出路，而在此日则解雇后出路极难……”
最终，倾向于情谊和社会方面的考量，也获得了董事会主席张元济的赞同，“以万一战事波及上海，决定维持全体职工生计。”具体谋划：第一步是一旦停工，则发给维持费；第二步在租界迅速开设临时工场安插停工者，并扩充香港工厂尽量将停工者移调；第三步是在内地分设若干工厂，移调职工前往。
八一三当天，商务立即通告所有因战事丧失其工作场所的职工一律暂给半薪，以维持其生计。同时，对于在租界内继续工作及各地分馆厂人员则予以减折发薪。这种维持全体职工生计的办法与一二八时完全不同，“可是这种善意和至今仍认为正当的办法，却不幸得很，产生了不良的结果。”
因为，商务要移调那些停工的职工去香港做工、去长沙开厂时，职工多不愿奉命，甚至原在长沙的职工也纷纷要求调回上海……由此，自认由于立场、反响和功利的不同，商务采取的“留人办法”不能不自承失败了。职工们既有维持费可以聊生也可继续寻活赚钱，还无风险，在这样的感觉下生活，谁还会替“资本家”去战区冒险？
当时，上海也有出版商，如中华书局，一面把沪厂工人全部解雇，一面把机器尽力以种种方法迁运内地，等到机器落地后再招雇已解雇的工人，并令具结入内地后如有意外各安天命，不得向雇主要求抚恤。工人因为生计，皆乐意受雇并愿具结，结果，不仅内迁成功还有些乐不思蜀了。
八一三之后的八年，从长沙、香港到重庆，等到1945年历经八年苦斗再回上海，商务已成曾经。
解雇、留人，孰对孰错？立场、反响和功利的不同终也难有定论。决定权在决策者手里，对于商务而言，第一次是对的？第二次是错的？不过，历史的经历，今天拿出来看，也许是可以读出一些意思的。（文/汪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