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语文课》，倪文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2年9月出版，359页，59.00元
这一年来，倪文尖惊爆B站，也被友人一半戏谑、一半认真地封了个“倪大红”的雅号。文尖则幽默地称自己是把论文写在B站上，从而找到了写作发表的另一种形态。而《倪文尖语文课》也适时问世，与圈粉无数的视频课互相背书，都是他践行文学研究理念和实现文学教育理想的最好方式，甚至可以说，这本书所凝聚的几十年的默默耕耘，一朝化为B站上的华美乐章。
倪文尖，2000年12月摄于香港。
一
倪文尖是少有的在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这两个领域都下过真功夫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个少有的理想主义者，而这本《倪文尖语文课》也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理想主义者的双重理想。文尖在文本细读方面一向最有心得，建构一种“阅读的诗学”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学术理想；而给学生们上好课，最大限度地尽一个师范大学教师的天职和本分，则始终是他自觉持守的生命理想。
这本书也印证了我多年来的一个感受：倪文尖的文本细读功夫和经典阐释能力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少有人能出其右，而“阅读的诗学”的建构自然是以文本细读和阐释的具体实践为前提。文尖长期致力于文学经典解读与教学，注重文本细读的方法论自觉，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以文本为中心，兼及阅读方法论和历史解释框架的“阅读的诗学”，既是学术野心和使命，也堪称顺流而下水到渠成。
吴晓东、罗岗、刘洪涛、谢茂松、范智红、钱理群、倪文尖、薛毅在广西桂林，1997年暑假。这次相聚的成果是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
《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 散文卷（二）》，钱理群主编，倪文尖、罗岗、王为松点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195页，8.20元
前几年文尖曾发我一个题为“文学文本的细读方法”的提纲，按他的写作习惯，估计目前还没有正式成文，我不妨独家披露一部分。在他给出的关于“什么是阅读”的诸种定义中，我看重的是如下几条：
1. 阅读是内隐的心理活动、认知行为；
2. 阅读几乎等于学习，阅读是发现，是发明，乃至近乎于创造性；
3. 阅读有不同的目标、取向、层级、维度；
4. 阅读的文本取向是作者取向、读者取向等各种阅读和研究活动的基础；
5. 文本取向的阅读，其基本宗旨是，在篇章层面实现对文本贯通性的理解，也就是，把阅读感受（文学文本很可能是最复杂的）合理化，“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而这句话又得罩住全篇，此所谓“读通”文本。
上述关于“阅读”的界定，既结合了认知心理学的内容，又立足文学性，将“文本整一性”的把握作为大方向，将“读通”文本视为指归，表明了文尖对阅读理论有自己全面深入的思考，“阅读的诗学”其雏形就大约蕴涵其中。文尖也独异地发明了很多“倪氏”诗学概念和理论范畴，比如“阅读的文本取向”，“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读通”文本与“读透”文本，“读入”文本与“读出”文本，“细读”之外，还要“重（读去声）读”，“内容＝形式”的消极修辞观，以及“形式化地解读文本，就是在研究创造性”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文尖对这些概念和范畴也有自己特别的说明，比如何谓“形式化地解读文本”？就是把文本内容的解读问题落实在文本形式的探寻乃至发明之中，而这里的形式既包括语言表达字词句层面的微观修辞，如核心意象、细节、肌理、语调等，也包括更为内隐的篇章层面的宏观修辞，如叙述方式、文本结构、文类体式及其变异，等等。这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范畴，既深入，又浅出，也有可操作性，尤其适于课堂教学，这样就在创立诗学范畴的同时，也瞄着课堂教学，堪称是探索出了一条将学术创造与教学实践尽量有效结合的途径。
有了这些“倪氏术语”，也就意味着倪文尖解读文本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野。别人也讲文本细读，但有的人读文本是为了其他目的，是为了更大的理念或宏阔的论题，只是借助文本来举例。但文尖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文本为中心和归宿，倾力于把文本读通、读透，从头到尾，从肌理到结构，从行文脉络到作家立场，从内部形式到外部语境……彻底地理清楚。这就是他主张的“以文本为本”，也构成了“倪氏”的“文本中心主义”。而“文本中心说”“文本整一性”是其荦荦大者，是其“阅读的诗学”的核心视野。
倪文尖和导师钱谷融先生，约2015年。
每部文学作品其实都有一个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一书中所谓的“中心”。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是既呈现又隐藏这个中心，而把探究这个中心的任务留给读者，尤其是会心的读者。当然不同的专业读者可以从文本中读出不同的中心，一部作品可能也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心，而且对中心的体认也随着时代在变化。但是能否在阅读过程中捕捉到这个中心？如何抵达文本意义世界的核心？如何建构整体性视角？怎样探知到文本的核心秘密？是否真正触碰到了文本的灵魂？阅读的诗学尤其须涵容对作家心灵以及文本灵魂的体悟，也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的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和技术，而关涉的是如何体贴人心，沟通心灵，抵达灵魂。
而倪文尖追求的一个诗学目标，就是阅读中的同情与共情效应，或者说在阅读过程中如何被文本“打动”：
无论是重读还是初次阅读，我相信，只要用心地读了，你都会被打动，而且多半会发自内心地赞叹：《合欢树》真是篇情真意切、言近旨远的好文章。有了这个基础，我就可以提出我关心的问题了：你、我以及大家，为什么会有如此共通的阅读感受？
我当年读史铁生，最感动的是《合欢树》，至今依然能回忆起自己被触动的心情。但是何以被打动？读了文尖的分析，才有了一种通透的快感。他充分尊重了普通读者的共感机制和同理心，进而把阅读心理学加入到审美体验过程中，对理解何为文学的情感力量也具有一种启示意义。
文尖所谓的“以文本为本”，既是文本诗学，也是历史诗学，尤其表现在对文本的语境化阅读的思考。在《文学文本的细读方法》这份提纲中，有一则讨论的是“语境”议题：“文本的语境没有界限，但是，文本自身构成其第一语境。”本书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细读〈合欢树〉》一文也从理解“语篇”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指出，语篇的理解离不开语境，语篇内的上下文语境之外，语篇发生的环境即所谓“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及其背后更大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都是至关重要的。语境并不设限，理解从而可以是无限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倪文尖（后排右一）与他的中学语文老师汪根弟老师（前排左二）和中学同学，约2005年。
语境因此既是文本自身的内化情境，由上下文构成，同时也至大无外，勾连着“情景语境”及“文化语境”。在2021年《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中，文尖借助《哦，香雪》及其解读的再解读，把历史视野带入了文本语境中：
比如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在1982年的历史情境中诞生时，“塑料铅笔盒”对于香雪的吸引力及其象征性，在作家和她所期待的读者心目中，都是毋庸多言的；而这也决定了当时对这篇小说的基本理解。时过境迁，“塑料铅笔盒”象征的“现代化”意味，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不再不证自明，甚至在其光环脱落后，“塑料铅笔盒”还面临与凤娇们“发卡”如何区隔、与父亲制作的“小木盒”孰轻孰重等方面的质疑；这样的重读，既以对1980年代社会史图景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又因文本关键点的驱动而实现了史料的“二度激活”；而事实上，这“二度激活”的“社会史视野”，因其深深地嵌入在文本之中，所以才具有了更强的生产性。也因此，我们才能欣喜地看到，对以上重读的重读也已经正在发生：《哦，香雪》里有个重要的名词，“公社”，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是比“塑料铅笔盒”及其象征更难吃透的，因为这背后，有香雪们更深厚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而在小说文本里，“公社”既推动了主人公踏上“火车”去拿鸡蛋换铅笔盒的英雄主义行为，又同样决定了英雄主角最后的回归，尤其是作家对这回归的最高级赞美。总之，在这样的视野里，《哦，香雪》既讲出了一个“现代”主体诞生的启蒙故事，又讲（好？还是没好？）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在新时期凯旋的故事……
请问，这样的视野，是“社会史视野”还是“以文本为本”？显然我的建议是，不妨反问一句：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是从哪儿来？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上面的文字，是因为其中凝聚的是倪文尖磨砺多年的文本细读功力，尤其善于从小说的核心意象和关键情节中洞察文本的秘密，进而把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相叠合，最终映射出文本的整体性和历史性。从他对《哦，香雪》的反复阅读中可以见出，历史语境（或者具体地说是“社会史视野”）与文本语境是内在统一于一个文本的整体性框架中的，既是历史情境的文本化，也是文本解读的历史化，正像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的，更不是外来的，而其实是，‘以文本为本’必然内生的需求、也必然发生的行动。”这也启发读者把嵌入文本中的历史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行动”，由此文本内的历史就具有了未来性的视野，也才经得起一再被重读，而真正的经典正是在“重读的重读”中才能体现其历史性和未来性。
倪文尖（第二排右四）参加王铁仙老师（前排右二）师门聚会
二
这本书的下编“字里行间”部分，是关于文学经典作品的旁批，也是倪文尖对其阅读诗学的具体实践和检验。旁批，包括注解、评点和启发性提问等，在他这里由此也构成了文学阅读门径的书面化呈现，或许还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他曾经有个夫子自道：“要把旁批提升为重要的体式，起码是对我的重读来说——有时甚至比论文还要直观。”之所以比论文直观，是因为旁批要以具体而简明的批评语言直击文本的关节与枢纽，既是细读的基础，也是细读的归宿，更是细读的本身。文尖所精心编著的《新课标语文学本》，则是以教科书般的热忱对旁批方法的更饱满实践与体现，也对细读的功力有着非同一般的要求。我曾被他拉着参与了《学本》几个单元的编选和旁批工作，一度有上了贼船之感，但也只能暗暗叫苦，发现这种编撰方式，按他的说法，的确比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更难，因为这实在来不得多少虚的。而一旦认真做起来，便又发觉旁批式解读，确实是实践文本细读理念的极佳方案。
《新课标语文学本2.0版（高中卷）》，倪文尖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021年出版（第五册待出），30.00元/册
细读和精读的核心之一就是落实到对文本字里行间的体会，而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概括和提升。文学研究的初学者往往容易在文本解读过程中陷入过度阐释的陷阱，而在文尖看来，“过度阐释都是没有经过认真的细读，尤其没有经过对自己细读的反思”。细读和评点的关键就是在关键的语句、细节这些“文本关键点”上做文章，继而深入肌理和结构内部，揭示文学文本的深层奥秘。倪文尖通过对文本症候性的捕捉，往往洞察到的是文本没有说出来的部分，以及隐藏在深处的秘密。譬如他对《哦，香雪》持续多年的重读，无论是当年对“塑料铅笔盒”，还是近年对“公社”的洞见，揭示的都恰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性症候。文学细节之中蕴涵着可以照亮一个时代的灯盏。但是这种细节之灯有时是隐藏在文本故事的外壳背面的，仅从文本的缝隙中隐隐透露出些微光亮，需要通过有洞察力的细读去捕获。“字里行间”的细读与旁批，就是在解“缝隙”、读症候，从而才能洞幽烛微，觉察到“隐藏在文本深处”的真精神或无意识。
这种庖丁式的技艺早在文尖分析《围城》的文章《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从小说到电视剧》中，就已经显露端倪。如果说从钱锺书上帝般高高在上的姿态中，体会到《围城》“清晰地生成了文本的男性中心性质”，是普通读者就可以觉识的小说命题，而文尖在文本中既捕捉到对男权的一种“颠覆性阅读”（不管这种对男权的颠覆是否是钱锺书的自觉）的“缝隙”，同时更洞察到“‘男权’意识形态太强大了，它不仅使自觉探究两性关系的小说成为一个女性‘不在场’的文本，而且能在一个女性导演的‘复制’品（指黄蜀琴导演的电视剧版《围城》——笔者按）中仍然‘固若金汤’，甚至更鲜明地曝光”，则同时撬动的是，即使在女性作者（导演）那里依然不自觉的意识形态缝隙。
倪文尖与陈子善老师在西安，1994年。
倪文尖与王晓明老师在西安，1994年。
更重要的是，写文章你尽可以避开文本中读不通的关节，但做旁批就无法绕过文本的难点和紧要处。文尖恰恰习惯于与文本的这些“关键点”正面对决，因此，很多文本的命门才能被他独到地揣摩出来，进而成为通达他所谓“细读”“重读”的康庄大道。按照文尖的另一粉丝——我的博士生刘东的评价：“倪老师带有一种‘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气魄。研究者要直面文本，遇到政治我们要谈政治，遇到人情我们要谈人情，最后要把一个东西抓到手里。”这个被“抓到手里”的东西就是文尖喜欢说的“文本肌理”“文本整一性”。只有通过与文本正面对决，才能最终抵达这种整体性、文学性。文尖最让我佩服的正是这种直面文本、正面突击的气魄。
文尖与文本的正面对决有时也难免颇费周折，要付出许多艰辛，甚至也会殃及他的诸多友人。晚近一次“池鱼之殃”，来自于他对读通《荷塘月色》的执著。从去年秋天长达半个月时间里文尖发送给我的堪称海量的微信聊天截图来看，他的诸多朋友都被他“摧残”过。文尖在B站讲课发现了“煤屑路”的互文，进而为社会政治方面的读解给出了文本依据和史实线索之后，又再度反思、重新追问一些看似常识的问题：《荷塘月色》开头的“颇不安静”在全文中起怎样的结构性作用？朱自清写到后面这种“不宁静”是否得到了缓解？《荷塘月色》的写景抒情之间是否有割裂感？这些问题在文学界及语文界看似老早就搞清楚了，但经文尖一刨根究底，似乎都重新变得无解。而他对文学经典的新一轮解读，也就这样重新开始，最终结晶为本书下编中对《荷塘月色》的精彩旁批。但我怀疑他还未必会就此罢休。
倪文尖B站视频第一次录制，2021年1月。
录制视频时的工作照
文尖这轮重读的结论之一，是朱自清写了一篇形式大于内容的美文，而以往普遍对《荷塘月色》开头的“颇不宁静”过于看重，甚至包括他本人都曾去探究这“不宁静”的原由，并进而有了“社会政治”“家庭”及“爱欲”等假说，这些其实都是对文本内涵过度阐释的结果。文尖则倾向于认为“颇不宁静”是作者写作的一个缘由和引子，难以诠释出微言大义。至少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文本中并没有提供任何解答的依据。文尖利用微信广泛征求各路友人的看法，确也逼出了些相当有创意的新解，譬如台湾东海大学的赵刚先生就贡献了一个在我看来颇感意外的解读（可惜目前大概只能尘封在文尖的手机微信里），也因为他以前没有读过这篇散文，对《荷塘月色》的阅读体验里就有种人生初见的新鲜感。我本人对文尖的颠覆性重读一度力挺，但拜读了赵刚的新解之后，朱自清的“颇不宁静”就使我无法彻底“宁静”了，又开始认为这种“不宁静”中依然蕴涵着关联文本的某种整体性。而《荷塘月色》固有的抒情性因此也可能并非无所皈依，同样要归咎于作者乃至文本内的整体性心境。
文尖的执著，由此也激发我进一步思考对经典阅读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一些问题。比如：经典的重释是无止境的吗？新的阐释框架能否覆盖既往的模式？整体性视野是从每篇文本中都可以获得的吗？对经典的“超保护”原则是否也带来神话和迷信？我也相信这些问题都会涵容在文尖“阅读的诗学”的未来视野之中。
洪子诚老师、钱理群老师、倪文尖、吴晓东在北京，2022年8月。
三
关于《荷塘月色》的发生在微信往复之中的经典重读现场，我更愿意看成是倪文尖人格感召力的一个秀场。
文尖在朋友中有极好的口碑，大家都认为他有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是那种容易让人肝胆相照，轻而易举就献出真心的朋友。在习惯保持交往距离的当今世代，这种人格渐趋稀少，或许近于唐德刚称他的老师胡适身上才有的那种“磁性人格”。也因如此，文尖的周围有一批过硬的朋友，我所了解的同代人中，就有罗岗、毛尖、张炼红、雷启立、孙晓忠、王为松、董丽敏、薛毅、倪伟、叶诚生等友人。文尖对学生一辈更是倾囊而出，也赢得了众多学子的爱戴。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用一位友人的说法，“能为青白眼”，对他看得上的人总是倾盖如故，相待以诚，始终如一。倾夜长谈的情景发生在他与许多友人身上，你也可以从中大体联想到他在课堂上沉浸式的倾情讲授的样子。
倪文尖给父亲过八十大寿，2022年8月。
文尖的课堂教学功夫也的确少有人匹敌。我有幸见习过他的文学课，也聆听和主持过他的讲座，那种激情澎湃，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设身处地，以身试法（这里当然是指“方法”）……都让我望尘莫及，也因此欣羡不已。他与我的上课方式不同，是没有讲稿的，因此，总是有即兴发挥，有令他感觉精彩的桥段，课后回味起来也是眉飞色舞。但也有代价，每次即使讲与往年同样的内容也要重新认真准备，也因此在备课上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偶尔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前一年课堂上曾经异彩纷呈的桥段，因为此一次的发挥不力，或新一轮听众反应的不够及时，也就难掩些许沮丧。我想说的是，他对上课极其重视。而这本书中最出彩的内容，大都是上课的产物。因此，毛尖曾为本书贡献过“倪文尖上课”的书名。当然现在，“倪文尖语文课”这名字也是恰如其分的，只要你像文尖一样看重“语文”，把“语文”理解得比天还大。
文尖曾经在微信朋友圈里引述过蔡翔先生的一段话以示激赏：
文学研究，在其根本的意义上，仍是怎样面对文学文本，史料文献的征集，说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开文本，而不是本末倒置。因此，当我们强调学科向外部开放，向问题性学术开放，实际上，也正是努力让文本处于一种永远开放的状态，而文本的开放，才可能引申出无数值得讨论的话题。坦率说，由于大学的出现，经典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百读不厌”，更有可能的，或许是“百说不厌”了。解读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文尖对这“百说不厌”应该有同气相求之感，他上课的激情也多半来自于此。而他在课堂上践行“阅读的诗学”的原则之一，就是“让文本处于一种永远开放的状态”，“阅读的诗学”也正是一种开放的诗学，动态的诗学。文尖喜欢用“动态性还原”来描述其文本解读，既是还原，又是一个动态的和开放的过程。也正因为这种动态的和开放的理解，他对“阅读的诗学”的方法论和内含的限度都非常自觉。文学是感受性的，含混的，非确定的，阅读实践就须遵循这种文本的非确定性，但作为一名教师，却又无法以含混的语言去面对学生，在课堂上总须要讲出个子丑寅卯。如何提炼那些可以讲授的，同时又不以条分缕析肢解文学文本的丰富性和整体性？文尖力图让学生们意识到解读的限度，同时在最低也是最高的限度上授之以渔，倾其所有地把自己所领悟到的方法传授给学生，还有什么比这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更能体现一个教师的职业伦理？
倪文尖（左二）和汤拥华（左一）带华师大本科生去北师大珠海校区，2020年。
上升到了职业伦理的高度，或许有些高蹈，尽管文尖对学生的责任心以及对上课的重视的确是有口皆碑的。而他在课堂上的倾情讲授和激情澎湃当然不仅仅是出自对职业伦理的自觉，我想他首先获得的当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愉悦感。他是把教学作为一门艺术来体认的，在一次访谈中，文尖认为：“真实课堂更有互动，更有魅力。”因此“不惜花费几倍时间，不断变着法子进行各种类比和提问，乃至通过自己的表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为的是，学生自己领悟出答案来”。而当学生“顺着倪文尖搭的梯子成功说出了”他心目中期待的答案，也是他最有存在感的时刻：
“那一刻真痛快极了！”倪文尖珍视这些瞬间，如同他告诉学生的那样：“仔细想想，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又不能靠它评教授，但是，这些瞬间又够一生来回味。”
可以说，倪文尖从自己的文学阅读和课堂教学中体味到的是那些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专家教授们所无法体验的生命瞬间，那些激发了学生们文学感悟和哲理思考的瞬间，那些在B站得到更多的观众和粉丝认同和激赏的时刻，那些对文尖而言的无限高光时刻。的确，这些文学瞬间值得付出一生，也足够以一生的时光去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