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an Barnes, Elizabeth Finch, Knopf, August 2022, pp192
在历代罗马皇帝中，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可能是比较朴实无华的一位，但他仍然是后世艺术界反复描绘的对象之一。亨里克·易卜生的戏剧《皇帝和加利利人》、费利克斯·魏因加特纳的歌剧《叛教者》以及米歇尔·布托尔和戈尔·维达尔的小说都曾以他为主题，他也是查尔斯·斯温伯恩1866年的诗作《普罗瑟芬之歌》的灵感来源。按照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新作《伊丽莎白·芬奇》叙述者的说法，这位皇帝在十八世纪——“尤里安死后声誉的巅峰时刻”——得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爱德华·吉本的赞扬，后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用了三个章节写他。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他粉丝。
《伊丽莎白·芬奇》是另一部以尤里安为核心的小说。巴恩斯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中间的五十页是一篇关于这位基督教“妖怪”的生活、遗产和矛盾的论文，这位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统治帝国的皇帝宣布自己是泛神论者（pagan），并且（正如斯温伯恩写下的那样）战死在波斯，哀叹耶稣的胜利：“苍白的加利利人啊，你们的征服胜利了。”巴恩斯提醒我们，尤里安在位仅两年（公元361-363年），他“从未踏足罗马”，而且他出生时就受洗为基督徒。书中他还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位皇帝的信条与个性的各个方面，这些知识并非都能在维基百科里搜索到。但是这些信息插在一部小说中间是在做什么，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巴恩斯先生总是喜欢玩弄形式和风格，游走于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之间多孔的边界。这方面的例子包括1984年的《福楼拜的鹦鹉》，它让我们去探索激起《包法利夫人》作者灵感的小鸟标本；以及马赛克式的《10?章世界史》（1989年），此书对诺亚方舟和切尔诺贝利事件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巴恩斯的年龄和经验（他已经七十六岁，这是他的第三十本书）可不会让他从现在开始守规矩。
不难看出，为何尤里安会成为热衷于形而上学的作家的一个好题材。他可能缺乏恺撒大帝的威风凛凛，也没有卡利古拉的夸张丑闻，但他短暂的一生（他三十出头就去世了）堪称是模糊性、多元性和高度道德严肃性的大师课。作为一个狂热的牺牲者和预言者，尤里安批评基督教明显缺乏复杂性；他嘲笑耶稣所崇尚的简单与谦卑，但他自己也是一个谦逊而坚贞的禁欲主义者。他惩处基督徒，但又不失宽容和温和。巴恩斯先生对此的评论是：“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美德。”换句话说，这位皇帝的传说是一块绝佳的用来投影的屏幕。我们的叙述者投射出他在历史舞台上的身影，“不同颜色的聚光灯追逐着他。哦，他是红色的，不，更像是橙色的，不，他是靛蓝色的”。对于像巴恩斯先生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此处就是关键所在：“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在看待任何人的生活时会发生的事情。”
朱利安·巴恩斯
这里所说的“真实”生活是指小说标题这个名字后面的人物，是尤里安的某种化身，或者说她是他的化身。1990年代末，书中的主人公尼尔参加了“独立学者”伊丽莎白·芬奇（经常简称为“EF”）的一班为期一年的成人教育课程，主题是“文化与文明”。当时的尼尔三十五岁上下，曾是一名肥皂剧演员，但一直没出名；他对知识充满好奇，有点青涩，有点迷茫。小说还写到了更接近我们当下的时代（英国脱欧后），此时的尼尔已经两次离婚，芬奇已经去世。他仍然有点迷茫，比起当年的青涩，更有几分颓废。
对尼尔来说，EF的课程仍然是他一生中的亮点。他与昔日的导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在她去世后继承了她的文档和藏书。他希望能理出些头绪。其结果就是这本EF的肖像兼回忆录以及他未能交出的最后一篇论文：关于叛教者尤里安。
即便我们只能瞥见EF的身影，也足以展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更喜欢教成年人而不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更加自以为是”，她教学的主要原则是“严格的乐趣”。她很严厉，言辞犀利，但有着一颗温暖的心，而且经常表现出机智。她对模仿时尚不感兴趣，而且似乎“与她的年龄不符”，但也明白自己的历史位置。她蔑视“单一”（“一神论……一根筋。一夫一妻制……我准备提出单轨铁路是有用的”），但又断言“爱是一切”。她致力于一个完全本真的生活，但“相信假象”（当尼尔提到他的演艺生涯时，她感叹道：“啊，通过表演制造真实的完美范例”）。她陶醉于矛盾之中，是“[尼尔]所见过的最不善于操纵他人的女人”——而她把他牢牢地捏在手中。
自然而然地，尼尔被她迷住了——并不完全出于男女之情（尽管他发现她很“风流”），但肯定是包括了智力、精神,甚至情感等方面。他开始着迷于她私生活的各个方面，想知道她是否有一个或几个情人。他结识了她的弟弟克里斯托弗——“开朗、银发、粉颊……普普通通”——并希望还能有更多发现。
作为一个多元多样的存在，EF与一个日益极化的世界越发对立（正如它暗示的那样，叛教者尤里安的世界也是如此）。我们一开始就读到她曾经历过“公开羞辱”，后来才知道细节：EF为某文学杂志写的一篇关于尤里安的文章被英国小报发现，这些小报针对她关于基督教战胜异教和希腊化是欧洲文明的灾难的论点一番小题大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记者的骚扰和对她私人生活的窥探。这个社交媒体为王、动辄发动文化战争的时代，不是EF想要的。而巴恩斯先生的这本小说可以被解读为对这两者的狡黠批评。
关于“羞辱”的线索也成为了这本书的一种巧妙的叙事手段，挑起我们的兴趣并使我们不断读下去。推进情节的其他重要事件包括班上其他学生之间的关系（关于尼尔有过的一段恋情），以及EF是否是犹太人的问题（她有时会提到“希特勒的餐桌谈话”）。
巴恩斯先生在这里的立足点并不那么坚实。作为EF复杂品格的象征，同时作为一个短暂代入身份政治的载体，这条犹太人的线索让人觉得略显廉价。至于其他人物，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描绘，但仅此而已。巴恩斯先生的这种模式化风格是直截了当的。书中包括：“安娜（荷兰人，因此偶尔会被英国人的轻浮所激怒）、杰夫（挑衅者）、琳达（情感不稳定，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本身）”等等。所有这些使人觉得与其说是“凭借人为产生真实”，不如说是小说家在叙事上没多花工夫。
这反映了另一个更核心的问题：论述尤里安的那篇论文处于故事的中心地位。虽然它呼应了小说的主题和逻辑，但它对小说的艺术性帮助不大，它令我们从一个很好地展开的故事中转移了注意力，这个故事在后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中不得不努力重新确立自我。
在《伊丽莎白·芬奇》全文中，巴恩斯先生经常提醒我们神话创作的支配力。我们会读到“误读历史是一个民族作为自我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宗教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家庭的一部分”，甚至“作为一个人的一部分”。尼尔也同样热衷于肯定“历史学家能够……成为优秀的小说家”，而“神学家”也可以。
小说家也可以。这里的另一位朱利安（译注：指作者巴恩斯，他与尤里安同名）很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故事叙述者的离经叛道，虽然许多读者会欣赏他的模棱两可又想法繁多的技艺，但其他人只想要更简单的东西：人物和情节的发展，不那么花里胡哨的朴素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