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茂元家这次结姻，可能并不是李商隐的第一次婚姻。证据来自李商隐的一篇祭文——那是他写给夭折的小侄女寄寄的。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犹子之义，倍切他人”，意思很明白：我看待你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我还没有子女，所以这份心思比别的叔伯还要重得多。字里行间看得出李商隐对寄寄的疼爱，但这句话引起后人关注的是前面“别娶”两个字。它意味着写这篇祭文时，时年三十五岁的李商隐已经是第二次娶妻。
祭文的倾诉对象是死者，最无须隐瞒矫饰。李商隐既然这样写，那么可见寄寄乃至她的父母，也就是李商隐的堂兄嫂，都知道他之前的婚史。
李商隐中进士时已经二十六岁。在家族一脉四代早夭的阴影笼罩下，拖到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可能性实则微乎其微——出人头地固然重要，但娶妻生子、接续香火才更该是第一位的任务。但除了“别娶”这个孤证，他的第一次婚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信息，我们只能按照常理推断，一介布衣时，李商隐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原配妻子还没能生下孩子，就或是早早病逝，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和他分手了。在唐朝，妻子以家境不好为由主张离异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个人也倾向离异的可能性要大于病逝。原因很简单：连对宋华阳他都无法做到封笔不致，若前妻真是病逝，以李商隐的性格是不太可能只字不提的。诗文集里这样的空白，反而好像是刻意在回避什么。
没有文本，所有推测就都只能停留在仰望状态，从而失去落脚点。我们谈论的基础是诗歌，所以我今天打算着重和你聊的还是他和王茂元家的这次婚姻。
李商隐
李商隐和王茂元结识在他登科之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吏部发榜，李商隐终于高中。依照惯例，上巳节这天，他要盛装骏马，与同科众多新进士齐聚曲江池畔，参加长安城春日里规格最高的一场盛会——曲江宴。皇帝、后宫乃至大多公卿王族都会出席，很多家有适龄女儿的大臣也会借机来挑选快婿，巩固自家在朝堂上的政治势力，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就是其中一个。
甘露之变后，朝中局势尚未彻底明朗。王茂元官位虽不低，但处境很尴尬。此前他依靠唐文宗的宠臣医官郑注的推荐当上泾原节度使，甘露之变中郑注政治投机失败被杀，家财颇丰的王茂元也随即成了宦官们的俎上鱼肉。为了不受牵连，他不得不花重金去贿赂宦官，才没被划入郑注一党连坐。
失去靠山的王茂元急需找到另一棵或另几棵大树，以求重新立稳脚跟。在这个时点，以联姻的方式笼络朝中新贵，对他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布局。站在王茂元的视角来看，令狐家力推的李商隐年纪不大，很有才华，前途可期，又不至于引起当权的宦官们的警惕，是个很好的笼络对象。于是，他很快向李商隐露出了许婚的意思——证据在李商隐写给同科进士韩瞻的几首诗里。
韩、李二人关系一直很好，“桐花万里关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就是写给韩瞻的儿子韩偓的。王茂元女儿很多，韩瞻也是曲江宴上被他选中的女婿之一。王茂元抛出橄榄枝后，韩家随即议亲下聘，很快完成六礼，顺利结婚，但李商隐这边不知为什么，进展没有那么顺利。于是带着一点投石问路的想法，李商隐写了一首《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寄给韩瞻：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
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
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
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
意思很好懂，因为李商隐没有用手段去遮掩本意。诗前四句说：王茂元征西武将，赫赫大名，却对女儿的婚事如此上心，特地为你这位东床快婿建了新家。可叹我虽考试名次比你靠前，倒是你的终身和前途先定下来了——流露出很浓的羡慕意味。
诗的通篇字面都很雅顺，只“南朝禁脔”可能会让一些读者稍觉不妥。“禁脔”指的是皇家专享的美味的肉，源出东晋一典：孝武帝为女儿晋陵公主选婿时看中了谢混，但未及公主出嫁，孝武帝就已驾崩，婚事也就因国丧耽搁了下来。有个叫袁山松的人很欣赏谢混，想在公主守制期间先一步把女儿嫁给他，大臣王珣闻讯后，对袁山松说了一句“卿莫近禁脔”，最终打消了他的觊觎。
这个看上去不太美观的典故，其实才是李商隐写这首诗的真正目的。顺着它往回看颈联，诗的叙述走向很明显：前句“云路招邀回彩凤”，说韩瞻鹏程云路，喜结连理；后句笔锋一转，则感叹自己与意中人银河两隔，不能见面。继而我们不难感受到“南朝禁脔无人近”的焦虑：“我也已经被王茂元许婚，不会再有别人来说媒了”——结合后面“瘦尽琼枝咏四愁”，则更易见其望穿秋水之态：琼枝本有寄赠求偶的意思（离骚中有“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而结合张衡《四愁诗》中绵密复沓的“我所思兮”“美人赠我”“何以报之”，就更明显地表达了自己会知恩图报、绝不辜负对方青睐的态度。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给韩瞻的，但可以看作是他对王家的再次表态与承诺。李商隐对结亲王家的意愿非常坚决，一方面可能如“南朝禁脔”暗示的，王茂元想招他为快婿的消息已经传出，他没有退路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善意地推测，他或许在曲江宴上见过王家的小女儿并爱上了她，所以迫切地期待能早些完婚。
这首诗寄出后大概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不久之后，李商隐又给韩瞻补寄了《寄恼韩同年二首》——之前是“戏”赠，现在已经是“恼”了，这也可以看出等待中李商隐的心态变化。
第一首比较有名：
帘外辛夷定已开，开时莫放艳阳回。
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
诗的大意是好时光不容等待，寄诗祝福韩瞻的同时，李商隐也不避讳自己对来日风雨的担忧。其中的“辛夷”则是个谐音梗：“辛”谐音新旧的“新”，“夷”谐音小姨子的“姨”，一语双关，用意当然是催韩瞻帮自己再盯一盯这件事。
而第二首的意思表达得就更迫切，也更清楚了：
龙山晴雪凤楼霞，洞里迷人有几家。
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
龙山凤楼、洞里迷人都是萧史的典故，而到后两句，意思就转入了自伤：年华将逝，本已经很悲哀，你也不必再劝我饮酒了。
武则天曾封石榴为“多籽丽人”，这里的石榴指的是一种包含着早生贵子寓意的美酒，显然意为李商隐对婚姻的盼望——花开到石榴则已入夏，与上一句的“伤春”就也衔接得很流畅。
说到这里顺便多说两句：李商隐《无题》中有句“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石榴红”即红色的石榴酒），情感底色和这首写给韩瞻的诗很相近——主人公一杯一杯自饮，等待着远方的消息，但总也没有消息，结合后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看，观望和期待的态度呼之欲出。不同之处在于，这首《无题》的陈述视角是女性化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李商隐对爱人镜像式的投射和想象，后面谈到《无题》时我们再细说，而今天只要看到李商隐对这段婚姻预期非常高，并有过一段为之坐立不安的等待期就够了。
当然，等待的结果还是好的。跟王茂元去泾原当了一段幕僚后，李商隐终于顺利地与王家小女儿完婚了。他和妻子非常恩爱。某次新婚小别后，李商隐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寄回家中：“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说真想跟着太阳神的车驾回到妻子身边，每天最早一个照映到她脸上——思恋之情毫不遮掩，非常缠绵。
在岳父幕府做了两年幕僚后，李商隐再次回长安参加吏部的书判拔萃科考试并顺利考中。他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品级不高，只是正九品上阶，但这个起点很好。一旦翰林缺员补选，秘书省校书郎近水楼台，而入选翰林就是天子近臣，后续前途当然也就一片光明。
但可惜的是，任职不满三个月，李商隐就突然接到了一纸调令：他被调到长安四百多里外的弘农县做县尉，官职也从正九品降到了从九品。
基层官员里，县尉算是武职，不用写文章，工作以审案判案为主，工作性质和李商隐书判拔萃科的出身是不搭的。李商隐为此非常不满，但连调任原因都不知道，也没地方去申诉，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有人认为是令狐绹不满他借婚姻改攀李党，做了手脚；也有人说只是上级官员认为他人品不佳，不适合放在清要文职。总之，他的仕途在这样一个转向里突然停滞了。
一年后，文宗皇帝驾崩。新帝上位后，李德裕拜相，王茂元也借机回到长安，等候调任。李商隐认为在弘农没什么发展，于是辞去了县尉的工作，打点好家事后也在长安的樊南置业，与岳父、妻子小作团聚。很快，王茂元外放去陈许做节度使，李商隐便也跟去帮忙写了一年多的文书。此后，他再次回长安通过了吏部的考试，重新进入秘书省担任正字。虽然从之前的正九品上阶降到了正九品下阶，但总算回到了原点。
李党上位，岳父得势，在这个位置上熬一两年资历，前途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但李商隐确实运气不好，事业刚刚走上正轨没多久，他的母亲突然病逝了。按照律例，官员要守制丁忧，李商隐只好离开秘书省，带着妻子护送母亲灵柩踏上了返乡之路。
办妥丧事后，李商隐便与妻子留在洛阳，住在崇让坊王茂元的老宅里守制。这该是他们夫妻两个一生中最长的一段相处时间。两人的很多回忆都保存在这个老宅里——正因如此，李商隐后来的悼亡诗只要写到崇让坊就会情感失控。
从那些悼亡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崇让宅大致的样子：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宅院，前面有池塘，塘中种着大片荷花。回廊畔有竹林，林边有一株开得很盛的紫薇。宅院东边起了一座小亭子，可以坐在里面饮酒。亭中四望，满庭都是翠绿的青苔。
崇让宅丁忧三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对小夫妻来说，最大一件是王茂元的去世。丈人山崩，经济来源断了，二人生计也很快陷入困顿。他们这时已有了儿子衮师，为赚钱养家，李商隐不得不重操旧业去做幕僚，夫妻俩也再次陷入聚少离多的状态。
此后多年，李商隐做过县尉、府曹这样的俗吏，期待过令狐绹的帮助，也投靠过好几位幕主，但仕途一直没能再次走上正路。三十九岁这年，随着又一位幕主死去，李商隐风尘仆仆地回到长安准备另谋出路。然而，他进家就得知了一个噩耗：妻子因病去世了——就在他回来前不久。
王氏小李商隐近十岁，死时只有三十岁上下。在李商隐的预期里，两人本该还有很长的未来。故而她的死对李商隐打击极大。他为妻子写了很多悼亡诗，出行遇到风雪想起她，说“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回到崇让宅想起她，说“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走入居室看到空床上的旧席，说“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晚上睡不着，感觉妻子的香气还在，也只好“背灯独共馀香语”。
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有一次，韩瞻和妻弟下帖请他饮酒，他想到妻子的祭日快到了，便托词要照顾孩子（“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宁独对家中“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的凄凉，也不愿外出作乐。
对李商隐而言，妻子并不只是家庭的符号——他们之间有爱情。在他的诗句中，王氏的形象非常美丽，和那些女仙不同，她的美是让人怜爱，更可以亲近的。写到妻子时，李商隐几乎并不使用任何意象的幻术，每个表达、每个场景都非常真实。这并不关乎风格的变化（同阶段他的其他诗作依然非常朦胧，如追忆宋华阳的《重过圣女祠》），而更多只因为这段伤心的名正言顺。
他完全有资格堂堂正正地去祭奠这段感情。
从这些悼亡诗里，我们能看到抛除舆论压力，一个情感细腻丰沛的诗人本应该如何去调动自己的倾诉欲和表达冲动，它们是李商隐解绑的一个范本——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固然与其审美偏好脱不开关系，但被动因素也不容忽视：在复杂的人际网中，他当然没办法把内心坦荡开放给所有人。这种挤压一边成就着他的诗歌，一边也将他深缚于痛苦。
王氏死后，新幕主曾经提出将一位美丽的乐籍女子赠给李商隐当妾侍，他拒绝了。他答谢称：“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当时的李商隐年纪并不大，但显然已心如死灰。他心中挂念的，只有寄养在长安朋友家中的一双儿女（“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相比之下，他尚且不如自己的父亲，连带着子女一起去入幕的能力都没有。更后来，李商隐为求心灵解脱皈依学佛，也便彻底远离了情感。“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这是李商隐参不透的无奈，也是他最终的感情归路。
后人对他的婚姻也有过很多猜测。因为李商隐写过太多爱而不得的《无题》，致使很多人坚信他的爱情并不属于婚姻。高阳先生就曾在他的小说《凤尾香罗》中写了自己的推断：他认为李商隐实际爱慕的人是妻子的小妹十七姨，《无题》诗则多是寓居崇让宅时写给她的。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根据《无题》诗中频繁出现的莫愁堂、郁金堂、画楼、桂堂等建筑方位，亲自画了一幅崇让宅示意图。
高阳先生的资料整合能力我是非常佩服的，他阅读面之广、做学问脑洞之大，都展现了学人难见的才华。从其作为晚唐浮世绘来看，《凤尾香罗》的还原度非常高，但对于李商隐与妻妹的恋爱揣测，我并不是很认同。“以诗证史”是一条能为学术研究指明方向的快捷通道，但要警惕的是，任何诗里，意象的黏合力都无法达到史证所需的强度。当史料缺位，仅以诗去指路，一旦某一环节动用了过多想象力，就可能引导诗歌走上与来路完全相反的路径。比如，按照我的理解，桂堂实是月亮的代称，与莫愁堂、画楼间并不存在建筑学关联，也就不适宜同置于一个空间范围内做排列。
但即使如此，高阳先生的研究依然有意义。他做出的种种探索考证，仍可以被后人拾起，作为开辟新路的工具。比如，他指出“碧文圆顶”是婚礼所用青庐，就对这首《无题》的嫁娶主旨起到了关键的定性作用。这个我们后续会谈到。
总之，李商隐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很多人品层面的非议，也没能在仕途上给他带来太多助益，但他从未为此后悔。在他的回忆里，妻子美丽、善良、温柔，是他一双儿女的慈母，也是他半生飘零的知己。她死后，李商隐失去了对其他女性的兴趣，一心所系，也只剩下照顾好他们的孩子，但可惜的是，就连这一点，他也没能彻底做到。与学道期间那段如梦似幻的情愫相比，这样的爱情虽然开局似嫌市侩，结尾也并不脱俗，但因为其切肤可触，它的质地反而更加动人可叹。有了这些简单了解，我们也就初步有了打开他诗集的资格。
青年诗人李让眉的新书《李商隐十五日谈》，通过对李商隐生平、作品的解读，还原李商隐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追求。本文经授权摘自该书，略有删节。
《李商隐十五日谈》，李让眉/著，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胡杨文化，2022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