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翠亨村杨殷家族

杨殷烈士是孙中山翠亨村同乡,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任,1929年被捕牺牲。孙中山8岁时目击了杨家被查抄的过程,触发对官吏滥用权力的思考。杨殷祖父杨启文以洋行买办起家,革命家出身买办家庭,是近代中国变局的隐秘一面。清廷查抄杨家,出自潮州总兵方耀打压广府商人的考虑。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叶嘉良摄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叶嘉良摄

孙中山回忆抄家事件

美国人林百克1912-1925年担任孙中山顾问,其著作《孙逸仙传记》主要根据与孙中山的谈话写成,价值无可替代,从中可了解到孙中山早年在翠亨村的经历见闻,其中第九章《官吏和三个有钱的弟兄》描述了村中首富杨氏昆仲的故事。证诸两广总督瑞麟奏片、当日沪港中英文报纸,孙中山叙述的核心内容可信,细节则有所出入。

从翠亨村相关文献可知,三兄弟分别为杨启文、杨启操、杨启怀,杨启文就是杨殷烈士的祖父。据林百克的书写,杨氏三兄弟本属寒门,后来变富,“是从勤俭坚韧得来的”,“这几个兄弟是很诚实的”,与孙中山父亲“很亲热”,儿时的孙文常到杨家花园玩耍。有一天,他见到官吏带同数十名清兵、衙役,带着刀枪闯入杨家,“把三兄弟拖出来,戴上脚镣手铐,押去受刑,而几个官吏竟留在那里占据了他们的财产和家宅。后来知道三兄弟中的一个竟被照水盗一样在广州的法场上斩决了,还有两个呢,呻吟憔悴于狱中。虽然讯问了好几次,翠亨的人没有一个能知道他们究竟犯的什么罪。全翠亨的人都非常忿恨,都知这暴行的目的就是掠夺三人的财产。”(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

抄家事件可从权威史料得到证实,事情发生在1874年,这一年孙中山8岁。事隔多年之后,孙中山在追忆往事时,记住了大的方面,细节颇多错置,这也证明,人的记忆常常不太可靠,高明如孙公者同样如此。杨家为翠亨村首富,但对家境一般的孙中山一家亲切有加,友情、邻里之情影响了孙中山的判断。

此事对少年孙中山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他对林百克说:“自从三兄弟的悲剧上演之后,我就很注意权力的意义。谁把打人锁人的权利给残暴的官吏的?是不是因为官吏是强有力而带武器,还是另外有别人有比较他所给的暴力更大的力量?谁是发令斩决三兄弟中的一个和囚禁其余两个在牢狱的人?”目击抄家现场的孙中山,感受到官吏的粗暴执法,对抄家的理由有所怀疑,由此思考官吏、朝廷的性质,这对他最终走向革命不无启发。当时孙中山还不清楚,下令将杨启怀斩决的,是署潮州总兵方耀。方耀的权力来自两广总督瑞麟;瑞麟能占据两广总督职位,出自他与慈禧的亲戚关系。

杨启文画像

杨启文画像

事件真相

孙中山的回忆属于“口述史料”,有现场感,有一定不可替代性,但也存在很大局限,需要结合事件发生时的档案、报纸报道加以补充完善。笔者查阅《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清季华工档案》、瑞麟奏片、《循环日报》、香港最高法院庭审记录等,参以翠亨村《杨氏家谱》等资料,觉得已初步弄清此案的来龙去脉。

杨氏三兄弟致富,并非完全从勤俭坚韧得来,而是当洋行买办、从事“卖猪仔”生意而发家。杨家被抄家的直接起因,是杨启怀拒绝出售房屋土地给潮籍商人的万年丰会馆,得罪了方耀。在朝廷授权方耀在潮汕“清理积案”的背景下,方耀获得先斩后奏的权力,可将疑犯“就地正法”。杨启怀顶撞万年丰会馆潮籍绅商的做法颇为不智,无端断送了生命。

据翠亨村《杨氏家谱》、两广总督瑞麟及刘坤一奏折记载,杨启文(1825-1909)名承光,又名杨亚茂(Yeong Amau),号丕谷,为杨达勋第四子,致富后通过捐纳获三品衔福建试用同知,第六女嫁太古洋行莫仲逵,第十女嫁太古洋行胡禧堂。据家谱记载,杨启操(1828-1885)名显光,号耀堂,杨达勋第五子,由捐纳得花翎选用同知。杨启怀(1830-1874)名俊光,俗称“杨六”,因被定死罪,在官文书中写作“俊洸”,家谱故意不予收录,杨启怀被斩首在族人看来很不光彩,干脆把这个人物全盘抹掉,不留痕迹。在瑞麟奏片中,还有一个“杨八”,认为即是杨启操,但在家谱中排行第五,两种不同史料有冲突。杨家为全村首富,1856年翠亨村重修北极殿,杨氏三兄弟的捐款即达到全村的三分之一。(林家有、张磊《孙中山评传》第28页)

翠亨村《杨氏家谱》

翠亨村《杨氏家谱》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潮汕地区反清运动风起云涌,盗匪团伙也相机而起,乡村械斗不断,由此展开了长期的动乱。1869年,两广总督瑞麟上奏朝廷,调南韶连镇总兵方耀署潮州镇总兵,专办“潮州积案”,利用方耀的兵力进行武力清乡,剿灭各盗匪集团,制止械斗,恢复社会治安。杨氏兄弟案是在清乡结束后,方耀开始在汕头口岸经营自己的政经势力背景下发生的。

1845年,翠亨村杨启文前往香港谋生,为怡和洋行的摩根船长所雇佣,担任助理司库,在鸦片趸船上工作。汕头附近的南澳岛,长期是鸦片北上的中转地。杨启文跟随另一艘怡和鸦片趸船来到南澳岛,继而深入汕头海口的妈屿,在这一带做生意约15年,然后将生意交给弟弟杨启操、杨启怀,本人移居香港。(1874年8月14日《孖剌西报》)

两个弟弟接手之后,开设新兴行,实际从事的是运送华工出洋的生意。潮汕、兴梅地区地狭人稠,劳动力过剩,杨启怀瞄准机会,经营“卖猪仔”,迅速致富,开始投资房地产,填筑海坪,拥有不少土地。

据记载,1869年汕头埠的潮州六县商人,在西部海滨筹建万年丰会馆。杨启怀在会馆兴建以前,已在海坪营建了多层洋楼。1874年,会馆计划扩大规模,认为洋楼有碍“风水”,洽购杨启怀的房屋土地,遭到拒绝,双方关系闹僵。潮商群体使出一招,通过官府“招告”,一时之间有100多人响应,控诉杨氏兄弟“朋比为奸,同恶相济”“罪大恶极,世所不容”,这些“罪名”大多毫无实据。潮籍绅商曾暗示杨启怀捐纳一些款项,即可免罪,杨启怀不听劝告,被方耀派人抓捕,7月12日在汕头斩首。8月上旬,杨启文从香港赴澳门,刚登船,有粤省巡丁数人前来,打算逮捕他。船主前来问讯,巡丁头目(即李林桂)说有官府朱牒,但不方便出示,船主表示反对,杨启文没有被抓走。按当时中英条约,中方官员要抓捕在港逃犯,必须先向港督申请,由港警出票拘捕、法官过堂,认定确有实据,才能移交给中方官员。(1874年8月8日香港《循环日报》)

在此前后,发生了孙中山目击的那一幕。官吏、衙役、兵勇查抄了杨家财产,毁坏花园。翠亨村是小村庄,这次发生的是多年未有的大事,村民长时间内都对此议论纷纷,传播各种消息。抄家时,孙中山曾进入杨家花园,质问兵勇为何对杨家如此凶暴,兵勇拿刀恐吓,只好逃走,故而对此事印象极深。据两广总督瑞麟奏片,方耀指控“杨俊洸起意纠伙在妈屿外洋行劫事主林国珍船只得赃、杀毙林阿合等二命并迭次诱拐贩卖人口出洋”,具体说来是:

杨俊光即阿光,籍隶香山县,本系市井莠人,曾为洋行买办,平日强横不法,潜在潮州汕头埠开设“新兴行”,辄将该处海坪擅自填筑,侵占官地建造洋楼,冲碍商民会馆,并包抽钱文,接济匪乡军火,劣迹多端。先据新关委员暨该埠万年丰会馆各行商禀控,……旋据惠潮嘉道顾元勋、署潮州镇总兵方耀等禀称,当提该犯杨俊光讯明,被控各案,分别办结。查得该犯前于咸丰年间,在澄海、潮阳两县属妈屿岛地方开设行店,名为贸易,实为私贩人口出洋。同治二年移入汕头,开设“福源行”,旋改“新兴”字号。该犯倚恃曾当洋行买办,藉势横霸,动辄从中拨弄,遇事武断挟制。汕头一带历年私贩人口出洋之事,该犯无不包庇。……又据揭阳县属东桥园乡林国珍以该犯抢劫洋船、杀毙二命等情先后控经。……据署镇道等将该犯按例拟以斩枭,于讯明后禀经批饬,就地正法,洵足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瑞麟等片,载《华工出洋档案》第6册第2819-2824页)

方耀

方耀

方耀手段凶狠,只因杨俊光不愿将海坪房屋土地出让,就大打出手,先把他收押然后“招告”,鼓励商界、民间检举揭发,凭借单方面的“揭发”定罪。杨俊光“卖猪仔”确有其事,但说他“抢劫洋船、杀毙二命”则是单方面的控告,十分可疑。杨六凭“卖猪仔”暴富,似不必再去做海盗,何况并非在本乡本土,风险太大。方耀的考虑大约是,仅仅控告贩卖人口出洋,无法“就地正法”,需要层层提审,即使定为死罪,也要移送京师通过“秋审”才能行刑,其间罪犯亲属有大把机会申诉。只有捏造莫须有的抢劫、杀人重罪,列为“江洋大盗”,才能就地正法。杨俊光被处死,他所建的洋楼也马上被夷为平地。

杨俊光被斩首,杨启文、杨启操闻风潜逃香港,无法归案。方耀不愿就此罢休,指使杨家仇人李林桂以谋杀罪指控杨氏兄弟,企图把他们引渡回国。李林桂精通潮州话、英文,1867年起任警察裁判法庭潮州话翻译,因隐匿一份文件被开除,后转任某律师事务所“大写”,与广州、汕头的官员有密切联系。不料李林桂向杨启文兄弟勒索5000银元。杨启文报告警方将李林桂抓获,此案以杨启文取胜告终。

1874年10月5日,香港最高法院审理了李林桂勒索案。此前的7月3日,李林桂对杨启文说,除非给他5000银元,否则他们将以谋杀罪遭逮捕,引渡回国。10月5日,法官认定李林桂犯有勒索等5宗罪,罪行极其恶劣,判终身劳役拘禁。(1874年10月6日《孖剌西报》)方耀希图将杨家赶尽杀绝的目标没有实现。

1876年,继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在致总理衙门公函中说:“查现在港羁押之李林桂,向充洋人买办,行为亦非善类。此次往拿杨亚茂,亦为图利起见。英官谓其讹诈银若干,似非全属子虚。”(《刘坤一集》第5册第599页)此时瑞麟已死,刘坤一也不愿太偏袒方耀。1885年,经方耀内外打点,与清廷关系良好的港督宝云特赦李林桂出狱,驱逐出境。香港英文报纸大加抨击,认为此举破坏法治,危害居港华商的安全。

方耀排挤汕头客帮

方耀(1834-1891),广东潮州府普宁县人,少年时跟随其父办团练,组织“潮普勇”参与镇压两广地区的反清起义、围剿入粤的太平军残部,历任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为潮州府地头蛇,手中掌握庞大兵力。清乡事竣,方耀开始在这个口岸经营自己的势力。嗣后,通过打压汕埠的福建、广府商人,让潮州籍商人占尽优势。

汕头开埠初期的商人群体中,福建人、广府人等客帮曾占有重要地位。此地最早的商人团体叫做漳潮会馆,成立于1866年,“漳”字排在“潮”的前面,“中祀开漳圣王,更可知当时之漳州商人在汕头实占的优越地位。如林乾泰一人,即占有汕头以北的大部地皮。”学者钟佳华认为:“在会馆成立之初,由于潮商实力在闽商之下,未有足够基础自成一家,故仍须与闽系商人联合成立商业会馆。”“方氏的地方主义也是潮汕商人所拥护的。据说,闽人势力在方耀治潮期间遭到削弱,方氏以漳人‘林乾泰是福建人’,加上与林氏‘有纠葛’,遂以治理河道为名,将林氏之海坦填地充公。自是潮人独占汕市贸易。”(钟佳华:《清末潮汕地区商业组织初探》)需要指出的是,林乾泰为福建安溪人,属泉州府。当时在汕头的福建商人,主要来自漳州、泉州两地。汕头老市区最早的道路之一“铜山路”,是以福建漳州府属的铜山岛(今东山岛)命名。

汕头闽系商人最有名的是林乾泰家族。该家族第四房林应坤(林资笋)开设乾泰行,在汕头独占鳌头,营建的住宅及祖祠叫做“乾泰厝内”,后因同音而被写成“乾太厝内”,此地至今仍有旧建筑存留。1876年两广总督瑞麟命方耀疏浚韩江下游水道。方耀认为林乾泰是“外地人”,竭力加以排斥,借口林乾泰占据海坦妨碍水利加以没收,后来又以林氏“倒欠官款”,查封其祠堂、铺屋。此后第四房与其他三房子孙又不断发生内讧,逐渐式微。(1905年1月27日《岭东日报》)方耀打击福建帮的目的业已达到。

乾太厝内地名 许壁锋摄

乾太厝内地名 许壁锋摄

开埠初期汕头另一重要势力是广府买办。1870年,广东宝安人、元兴洋行买办郭丽洲兴建郭氏宗祠,被称为“郭厝祠”,这是汕头老市区有宗祠之始。1877年,汕头广州会馆建成,后将大门外的海滩填筑成陆,道路命名为广州街。汕头埠福建帮、广府帮急剧衰落,与潮州总兵方耀有直接关系。方耀乡土观念极重,把汕头商埠认作自己的地盘,或者说认为汕头的生意必须由潮州府人主导。

杨启怀可谓不识时务。此前潮州地区十分动荡,社会治安恶化,两广总督瑞麟放手让方耀办理潮州“清乡”。瑞麟为慈禧亲戚,在满人中小有才能,先后担任广州将军、两广总督多年;方耀善于逢迎,极得瑞麟欢心。按清朝官员回避本籍制度,文官不得在本省为官,武将不得在本府为官,方耀是潮州府普宁县人,本来不应担任潮州镇总兵,瑞麟大胆突破朝廷典制,看重的是方耀治兵、清乡的能力,也让他掌握了在潮州府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力。方耀就是万年丰会馆潮籍绅商的总后台。杨启怀两次顶撞万年丰会馆绅商,也是自找麻烦。

方耀此举并非为了匡扶正义,而是要用雷霆行动打压广府商人,迫使他们离汕。自1757年起朝廷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掌握一定英语能力、能与洋商直接交流的人物大体都是广州府人。外商到汕头做生意,都仰赖广府买办。杨氏三兄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汕头,迅速致富。有些著述认为杨氏兄弟在南洋做生意发家,此说缺乏依据。

杨启文长孙杨殷烈士

尽管以买办起家,翠亨杨氏家族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却紧密相连。杨启文之子杨鹤龄,是与青年孙中山高谈革命的“四大寇”之一;杨启文堂弟杨心如参加了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台湾,入德商美最时洋行工作。杨启文第十子杨锡宗,在广州市长孙科领导下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多年,曾重新规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在中山陵设计竞赛中获三等奖(第三名)。

杨殷烈士

杨殷烈士

杨殷是杨启文的长子嫡孙。杨殷(1892-1929),原名观恩,字典乐,杨启文长子杨汉川之子。据回忆,孙中山在翠亨村曾是从杨汉川学习国学,杨殷自小饱受孙中山革命事迹熏陶。1911年春,杨殷加入同盟会,在省港两地积极参加推翻清廷的革命工作,后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杨殷继续追随孙中山,在广东、澳门等地从事反袁斗争,1914年在上海炸伤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至1918年5月任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兼孙中山侍卫队副官。

孙中山与杨殷等合影

孙中山与杨殷等合影

五四运动时期,杨殷深受进步思潮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后被选为广州苏维埃代主席,1928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中央军事部长。1929年,因叛徒告密,彭湃、杨殷同时在上海被捕牺牲。为纪念这两位烈士,苏区将很多革命军事学校命名为“彭杨军事学校”,中央苏区特设立“杨殷县”予以纪念。

按照以往一些极“左”的历史观,杨启文是“反动”买办,他的孙子杨殷却成长为中共早期重要的工运、军事、秘密战线领导人之一,似乎不可理解。若将视野放宽,不管哪个阶层都会有人投身近代革命,实在不必感到惊讶。1913年被袁世凯鹰犬龙济光杀害的烈士陈景华、广州起义三领袖之一黄平,同样是香山买办家庭出身。

杨殷烈士纪念展

杨殷烈士纪念展

汕头开埠早期的广府印记

汕头开埠初期留下不少广府人印记,随着方耀及潮商势力的扩张,广府商人应有不少人选择离开,汕头的广府印记不断淡化,遭世人遗忘。

汕头海口有座岛屿叫做“妈屿”,至迟从明朝开始即叫做“放鸡山”,曾是鸦片交易的中心之一,也是最早的潮海新关、英国驻汕头领事馆所在地,英文为Double Island。潮州话“孖屿”与英文Double Island之间毫无联系。若从广府话角度看,孖(mā)就是“双”的意思,跟英文double精确对应,而潮语并无“孖”字。可以认为,“妈屿”这个地名,是从粤语“孖屿”演化而来,而且取代了原名“放鸡山”。正因为潮语没有“孖”字,才不得不用“妈”字代替。至于为何称为“双岛”(Double Island),一种说法是放鸡山与附近的鹿屿合称,另一种说法是妈屿岛长条形,岛上有两座小山峰。

汕头广州会馆所在的片区,晚清民国时期为外国人聚居地,叫做“崎碌”,方耀在此营建的石炮台名为“崎碌炮台”。民国时期,“崎碌”为汕头市政府所在地,德、法、日、美领事馆均设于此。笔者读过不少前辈、时贤解释“崎碌”得名由来的文章,总觉得未臻完善。鄞镇凯先生曾到了得出结论的边缘。

据鄞先生采访所得,崎碌一带原是一片浅海,涨潮时被水淹没,退潮时露出沙滩。渔民利用这个水文特点,树立木桁(木桩)捕鱼,两桁之间悬挂渔网。退潮之时,水里的鱼虾自动落入网中,可谓得之甚易。这些竖立的木桁,粤语就叫做“企碌”。“站立”这个词,粤语、潮语相同,都叫做“企”;但是“碌”(lok)字在粤语里面应用广泛,形容圆柱形之物,如大碌竹(竹烟筒)、一碌木(一根木头)、一碌蔗(一根甘蔗)等等。潮语lok这个音用法极少,也与木桁的形状无关。

“崎碌”这个音,曾经有不同写法。1876年两广总督刘坤一给朝廷的奏折写作“碕碌”,1907年出版的《初编陵海吴氏族谱》借用《诗经》“瞻彼淇奥,菉竹猗猗”写作“淇菉”,其实作为浅滩,此地并无茂林修竹。吴氏家族定居华坞村,“崎碌”即属于华坞村地界,也间接证明,这一片浅滩地名原先并无固定写法。三种写法字面不同,读音则一,都保留原来的粤语读音Kee Lok。粤语“企碌”在潮语中被转读为Kia Lak,又转写为英文Kialat,掩盖了原读音与原意。笔者认为,“崎碌”地名是广府人在汕头开埠初期重要地位的见证。当然,若有潮汕学者不认可此说,笔者觉得也很可以理解。

“崎碌”示意地图

“崎碌”示意地图

1902年3月22日,汕头第一份中文日报《鮀江辑译局日报》创刊,以许照垣为总理,萧竹朋襄理笔政,邓琴斋担任中英文翻译。许照垣,广西苍梧(今梧州)人,1894年举人,梧州被称为“小广州”,广府人众多,通行粤语;萧竹朋,即萧汉杰,番禺人,1886年入邝其照创办的《广报》工作,为广东省最早报纸编辑之一;邓琴斋即邓廷铿,广东三水人,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邓廷铿担任清廷驻英公使馆翻译,正是他利用同乡身份诱骗孙中山进入公使馆加以拘禁。当年4月7日,上海《字林西报》报道称,《鮀江辑译局日报》(Swatow Daily News)的主编是广府人(Cantonese)。

苏轼名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启发史学工作者不断转换视角,或者说注意视角多元化。近代汕头口岸的历史,不仅是潮人的历史,闽南人、广府人、客家人、西方人都参与了这个城市的早期建设进程。闽南商人在外贸方面早着先鞭,广府人、潮州人跟闽南人“学艺”,这一点不必讳言。清朝初年,广州十三行实际是闽南商人主导对外贸易,其中最杰出的伍家、潘家后来入籍广东。十三行时期也有“福潮行”的说法,把在广州(含澳门)做生意的福建、潮州商人归为一帮。方耀借助其掌握的军事力量,排挤福建、广府商人,短期内或有收获,长远来说则对汕头经济发展不一定有利。

广州旅汕学校

广州旅汕学校

小结

孙中山目击了官吏、兵勇查抄杨家的过程,对其凶暴行径留下深刻印象。长大以后,他以此为起点,思考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方式中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少年孙中山关心政治的开始。

杨家在汕头充当买办,属于近代香山人“搭船出海”、对外发展浪潮中的一部分。在晚清东亚世界中,几乎是有口岸处即有香山买办。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买办的支持。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曾入沙逊洋行工作,兴中会元老杨心如也当过买办。在方耀排挤客帮商人的持续行动之下,汕头开埠初期的广府印记久被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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