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 “第四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于2022年8月24-25日在南京召开，主题为“整体史视野下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民国档案》编辑部、《史学月刊》编辑部等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以线下为主、线上会议为辅的方式举办，参会论文分为A、B 两组，每组先后进行四场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与前三场讨论会在24日进行，第四场和论坛闭幕式于25日举行。
论坛开幕式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姜良芹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朱庆葆分别致开幕词。张生回顾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强调民国史研究在史料、观念方法与研究群体上的学科优势并向参会学者致欢迎词；金以林立足个人学术生涯，寄语青年学者史学研究之关键在于兴趣与苦干；朱庆葆重申论坛主题，指出民国史研究中整体与个案关系的重要性并展望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前景。随后，论坛分会场及分组讨论，专家学者报告评议，线上线下交流活跃，学术氛围浓厚。
A组第一场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高莹莹主持，中山大学安东强、北京大学张临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清华大学李世鹏、华东师范大学王亚飞等学者分别报告论文，《江海学刊》编辑部莫磊、厦门大学刘诗古点评。安东强结合海外报刊与信函材料，论述民初康梁组建“国民党”活动过程与最终废止的原因，呈现这一隐僻史实的来龙去脉。张临希认为，1912-1913年外蒙与北京政府之战是中国游牧与农耕文化的最后一战，外蒙意欲凭借教权与二次革命时机南犯，而民国以“跳庙作战”、封锁补给与宣慰地方来因应，二者最终形成事实上的分界线。姜涛对一战后裁兵论的演变做了梳理，指出由最初为精英群体间为南北和谈而倡导裁兵，五四运动后更突出裁兵而存“民兵”，同时以裁兵为导向的“民兵制”在五卅后逐渐转向武化与学生军运动，最终演变为国民革命。李世鹏讨论了大革命后期北京政府官员南下的现象，分析了“政治南伐”话语的兴起与在国民党内外的传播、演进的过程；王亚飞则在梳理制度重建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常熟、武进两县选举案例的比较分析，论述民元江苏一省县官选举的制度与实践。
A组第二场由《安徽史学》编辑部汪谦干主持，南京大学胡箫白、厦门大学刘诗古、兰州大学刘宝吉、河海大学周倩倩、山东大学李发根分别报告研究成果，南开大学贺江枫与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先后进行点评。该场多篇论文涉及历史地理，侧重讨论长江和淮河流域。其中胡箫白关注因铁路兴筑为缘起，以江滩开发为表征的县域划分，从多维度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南京江浦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讨论了变动背后的政治过程。刘诗古则着眼于长江中游的江心洲、桑落洲和张家洲，讨论其长时段的自然演变、人群对自然的改造与滨水人群围绕资源展开的互动。李发根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水利局与农商部档案为资料支撑，梳理齐燮元主导淮委会的提出与引发的多方论争，探讨齐的真实诉求和北京政府淮委会的最终走向及左右因素，对于北京政府“导淮委员会”的来龙去脉作出新的阐释。另两篇为刘宝吉对山东沂水县警备队师爷张克猷的《随营日记》的考释，从微观史的角度对处于末季的北洋政权及其治下的社会生态予以多方面的透视。周倩倩从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对沦陷区的盐务运销系统、盐商的生存状态以及食盐的供需情况等方面进行考察。
A组第三场由《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胡永恒主持，南京大学黄河、南开大学黄镔、苏州大学徐鹤涛、清华大学李玉蓉、广州社会科学院黄柏莉与华南师范大学李晓军分别报告论文，南京大学陈海懿与山东大学李发根依次点评。黄河从中国兴业公司资本来源入手，考察了战时国家资本在地方的渗透和扩张。黄镔以福建省政府和日本围绕安溪铁矿的经济合作为个案，讨论陈仪在闽是如何应对日本，进而分析了近代中日关系中福建的战略价值与日本对华战略的在地方上的差异性。黄柏莉与李晓军围绕民国时期政府对广州茶楼的管控，从一个相对微观的领域考察民国广州城市生活的内部，展现了茶楼如何成为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微妙较量的舞台。徐鹤涛从财政角度切入，对北洋政府时期官方给国立公立高校的拨款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梳理财政变动如何影响了国立公立高校的办学经费。李玉蓉立足于石家庄城市解放进程中建设与发展城市合作社的经验，探讨中共探索城市合作社的思想及实践过程，从整体史视角分析进城之初面临的工商业经济环境。
A组第四场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梁晨主持，南京大学孙扬、北京师范大学孙会修、安徽大学梁晨晖、安徽大学黄文治、《团结报》文史周刊王富聪先后汇报研究成果，《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编辑部王卫星与南京大学孙扬作为点评人。孙扬从党史研究化“弊”致利的角度，申论其对拓展民国史研究可能提供的三大启示，即“超越学科”“理论自觉”和“当下追寻”。孙会修探讨了中共早期的发展路线，分析了四大以前质量为先的发展理念1925年改为数量优先发展路线，以及大发展后中共如何改造组织人由弱变强的过程。梁晨辉呈现了1927-1928年中共陕西暴动的生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共陕西党团组织在暴动中由联合到“博弈”的多面性与繁复性。黄文治从组织史视角出发，梳理安徽省临委“两建两废”的组织过程，以及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安徽组织建设方面的演进逻辑，论述了中共早期省委制度下中央对地方变动的因应。王富聪以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领导的对沦陷城市伪军伪警工作为切口，重新考察中共对伪军伪警工作的具体做法、成效及其后的制度性因素。
B组第一场学术讨论由四川大学王果主持，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中国社科院大学石启贤、南开大学贺江枫、北京师范大学钟芳华、南京大学马琳先后报告论文，《民国档案》编辑部杨斌、四川大学院周月峰先后点评。严海建认为，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权势兴衰既可以在国民党派系格局演变的脉络中展现，同时也可以在权势资本的升降起落中加以认识。石启贤指出杨庶堪的就职与离任既是1923年以来国民党内各派系势力互动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共合作后新旧势力消长变化的历史缩影。贺江枫以卢汉为例，展现出地方实力派面对解放在即的预期与国民党军队环伺其间的现实，为保己自存，试图在联共与亲蒋之间反复权衡，政治态度呈现出双重特质。钟芳华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后陈济棠粤军入赣这一问题的由来、反复、重启和落地过程，揭示其背后宁粤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关系。马琳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硬币铸造的管控为讨论重点，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协助、推动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等货币政策的实施，逐步建立统一而集中的新货币制度。
B组第二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侯中军主持，南京大学陈海懿、陈梁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钊、卢华，武汉大学张俪，湖南师范大学姚江鸿分别报告论文，中山大学安东强、北京师范大学孙会修担任点评。陈海懿的《李顿调查团调与九一八事变调处再研究》一文既包括对调查与调停的再梳理，也涉及对调查团言行的再审视以及对调查团的成败再判断。陈梁芊对日本全面侵华后，法国对西沙群岛的考量与行动进行了梳理。王钊从国民政府与英国两个视角出发梳理了中英整理旧债的交涉过程、作用与影响。卢华认为在国民党人的东亚革命叙述中，对民族和阶级革命关系的处理以及中国自身的大国历史传统，存在着矛盾和自我瓦解的内部张力。张俪分析了两广事变爆发后，日本虽宣称中立并不加干涉，但无论是外务省还是军部，都希望趁中国内乱推进“华北分治”。姚江鸿提出日军一号作战与国共谈判的关系深刻地体现了战局对政局的影响，也体现了战时中国的特殊军政关系并呈现出一种新型的军政结构。
B组第三场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主持，南京大学梁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毅、李志毓，复旦大学王昭，南京师范大学易青，四川大学王果分别报告论文，《史学月刊》编辑部张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依次点评。梁晨借助数字技术与量化分析方法，研究近代中国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业发展间的关系。王毅分析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中国新闻界危机的形成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左翼记者的转型与发展过程。李志毓从精神和人格状态出发，提出西方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话语不能完全解释中国革命女性的经验。她认为在中国革命女性的生命实践中，可能蕴含着一种能够使人突破“自我”获得成长、超越个体成为主体、立足女性高于女性的现代女性意识。王昭借用社会经济学中的“网络”视角，通过分析由都市职业女性情谊而织就的社会网络，在传统网络缔结的一般要素之外找到新的支持系统。易青以调查资料为切入点，围绕法律条文审议，研究立法过程、立法源流、日本与伪满司法界的博弈以及日本法学界的影响等。王果讨论了近代中国贫困观念的第二次转变，重点关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致贫之因和救贫之策带来的认识以及相应救国方略的变化。
B组第四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瞿骏主持，四川大学周月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中山大学王鹏玮、南京大学牛力、浙江大学丁乙、南京大学何鑫先后报告论文，点评人为复旦大学马建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宝麟。周月峰从质疑出发，分析了“梁启超系”如何从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成为“反社会主义者”。赵妍杰在《把情带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漫面相》一文别出心裁地提出重视五四中的情感因素，是对过去偏重强调五四运动启蒙理性一面的试图纠正与反思。王鹏玮引入知识史的视角，认为基础地理教育被重视的背后因素是对国民意识的培养。牛力探讨了学科制度导入和接引的方式对中国大学地理学科的创立和成长的影响。丁乙通过文章再现了江苏省教育协会的发起、实践与最终昙花一现的命运。何鑫认为萧一山不仅为太平天国史的开创和史料发掘立有大功，同时基于史料新发现与史观转变的基础上，其对于同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所发生的变化亦值得关注。
圆桌会议暨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主持，厦门大学刘诗古和华东师范大学瞿骏代表两个分会场先后作小组总结发言。本次会议的参会论文既有从整体史角度出发，立足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根本性议题；也有对民国重大政治转折点上各个方向的新探究；亦有从整体史的规模性拓展转型出发，运用新方法，展示新史料的佳作。之后，由曹大臣、李恭忠、李玉、叶美兰、岳谦厚、张生等资深学者引言。各位学者针对疫情之下历史学的转向、整体史视野下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理路与方法等重点问题发表见解。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汪朝光、南京大学陈谦平、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做大会总结。第四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至此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