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三联学术论坛03期“重返‘灵魂’——弗洛伊德与现代社会的抑郁”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二层举行。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主持，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甘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肖瑛（连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王楠、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钟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张巍卓、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居飞（连线），共十位学人参加了研讨。
今年年初，青年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的《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该书从弗洛伊德作品的英译本与德文原著之间细微的文本差异入手，颇具理论想象力地展现了精神分析在从德国向世界范围（特别是美国）的传播中，如何从一项依据人类文明的精神传统和兼具艺术与科学的思想实践，逐渐理性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过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思想核心“灵魂”和对人类文明的关注，在其传播变迁中经由“理性化”而成为了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
《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也成为此次学术论坛的由头抓手。主持人李猛在开场白中介绍说弗洛伊德是大家熟悉的名字。“可以说，他是一位对二十世纪的思想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的思想家。虽然弗洛伊德影响很大，而且在中国，一百多年前就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但却好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位置。”
“近些年弗洛伊德在世界范围内也有非常大的反省。1993年，《时代》杂志专门做了一期封面报道，标题就是《弗洛伊德完蛋了吗？》。在新的认知科学、脑科学的研究下，以及医疗保险制度、新兴科学、药物新治疗方式的综合影响下，弗洛伊德是否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孙飞宇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出发点。”李猛说。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
弗洛伊德及其开创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从20世纪初开始即对现代社会的诸多思想与实践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伴随两次西学东渐广泛传播到中国。时至今日，弗洛伊德及其学说似乎日渐消隐，但他在19世纪末前后所深刻体察的诸多西方现代社会的心理/精神/灵魂问题，却在一个多世纪后的当代中国复现与繁衍，“抑郁”作为一种近乎流行性的精神征候，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代病”与时代问题。
如何重新理解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这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弗洛伊德几乎以一己之力，直面西方文明史与近现代人类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以“敌文明者”的姿态向我们展示了理解西方文明及其思想建构的一种独特路径。他并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心理学家”，而是与尼采、叔本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同时代的思想者一样，对现代文明与人类未来做出深刻诊断的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
与会者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与理论需要被重新激活与讨论，并由此直面“现代社会的抑郁”和解决之道。借孙飞宇新著《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出版之机，三联学术论坛邀请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如下问题：如何理解弗洛伊德的西方文明批判？精神分析理论呈现了弗洛伊德怎样的社会理论视野？如何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和视域中理解精神分析？如何面对中国社会日渐严重的抑郁情绪？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把人理解为一个不安、压抑和自我克制的形象”
孙飞宇，1978年生于山东青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硕士，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博士，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思想史，集中于经典精神分析—社会理论、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中的社会理论等，同时兼顾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著有Social Suffering and Political Confession: Suku in Modern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3)，《方法论与生活世界》（三联书店，2018），译有素德·文卡斯特《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约翰·奥尼尔《灵魂的家庭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等，合译作品有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等。
孙飞宇在发言中首先介绍说，自己之所以给这本书起名“从灵魂到心理”，是因为通过近些年在工作中对弗洛伊德的阅读、翻译和研究，逐渐发现弗洛伊德在当今世界的影响无远弗届，“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一大现象。而通过回到弗洛伊德的原著，则不难发现今人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解其实有一些问题。”
他提出，弗洛伊德本人对精神分析的期待，并不是作为治疗体系中的一种，而是希望它变成艺术、宗教、科学等人类伟大成就当中的一员。“精神分析的实质是什么呢？它只有一个主题，弗洛伊德表述为人类的灵魂进程。那为什么要去治疗呢？很简单，这就好像涂尔干在《自杀论》里为什么要研究自杀一样。因为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人类，比正常人类能够提供更多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灵魂进程的材料。”
在孙飞宇看来，精神分析作为一门知识，必须要跟许多种其他的知识门类加以竞争，只有强调它的科学属性，通过学科建设来提高它的门槛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但学科化、科学化、职业化、客观化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英文译文集》跟作者和读者之间关系的疏离化，这一疏离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知识界非常典型的现象，尤其在社会科学界非常典型。”
“实际上，弗洛伊德把人理解为一个不安、压抑和自我克制的形象。这一理解中大概有两条线索比较核心：一是把人的基本底色理解成焦虑、不安和压抑；二是把自恋理解成是人的基本的属性。弗洛伊德之后的思想家们，基本上也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孙飞宇用画家Arthur Drumond在1898年创作的画作《His Majesty the Baby》为例，“画面上，一个小女孩儿在妈妈的陪伴下过马路，全世界都停下来等着小女孩儿过马路，婴儿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者自恋的基本特征，在今天已经成为每个成年人身上一个再现。”
孙飞宇提出，在弗洛伊德之后的思想史中，大都会强调现代性个体的焦虑、恐惧、孤独，强调现代社会的自我主义，以及这些跟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科层制方面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家所讨论的，尤其是在精神分析治疗的经验当中所带来的，对于这个时代精神气质的这些讨论，从《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阿兰·布鲁姆 著）到新近出版的《娇惯的心灵》（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 著）实际上都在讨论这样一种精神气质。在今天，如何去理解和讨论在中国社会中的青年以及跟青年相关的时代情绪，也是一个时代性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
“好的通识教育，就是最好的精神治疗师”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甘阳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在于不管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他，接受不接受他，他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本身是非常跨学科的，不是某一个学科，更不是某一专业的问题。随后他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弗洛伊德所面对的神经官能症，到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还是一个非现代性的问题；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中国文明的关系；三、进入弗洛伊德，不可避免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性学的问题，如何界定泛性论；四、在什么意义上去理解，弗洛伊德是有家庭社会学的；五、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今天中国社会特别在中国大学普遍看到所谓抑郁症问题，应该怎么样理解？
针对第二个问题，甘阳认为弗洛伊德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显学，而这个现象本身是很值得思考的。“（在华传播与影响）整个历程我非常清楚，弗洛伊德最早的翻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但大规模（翻译）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1980年代，四川有一批学者专门做弗洛伊德的翻译。1980年代市面上的书很少，翻译一本书出来大家都争着看，很多人都看，而且有些人看得很多。可即便如此，它也没有成为显学。现在更难想象中国重量级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
而究其原因，甘阳认为在中国社会，有些东西很难公开来谈。“比如他几乎把所有人类的神经冲动都归结成了性冲动。小孩子咬手指，咬手指和性有什么关系？而他说所有这些最后都要归结到男女的性器官成熟。而弗洛伊德又是一个绝对主义的决定论者——在他那里，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任何一个口误、任何一个笔误都有原因，最后一定会归到儿童时期的性欲问题。”
由此连带到第三个问题，如何界定泛性论？“弗洛伊德强调自己并不是泛性论（持有者），这是他的自我辩护。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学说是一个让人挺难受、挺难看的学问，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成天Sex。但弗洛伊德如果不谈性交的问题，就说不清楚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所以第三个问题是弗洛伊德的核心问题，他所有的东西能不能成立？包括后来和荣格、阿德勒的分立都是在这些地方。”
甘阳特为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诞生之初，遭受到极大的冲击的恰恰是欧洲的中产阶级文明。“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维多利亚文明。看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就可以发现，英国在19世纪发展的非常快，至少把工人阶级上层也纳入到一套高度文明的礼仪范式中去，差不多做到了类似中国人的那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程度。弗洛伊德有一个很大的冲动，就是要毁掉这批中产阶级文明，他认为维也纳的这些中上阶层家里都是腌腌臜臜的。这是一个很大冲击。”
“弗洛伊德病人中的80%，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富二代或者富三代，他们比中产更富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有了这样那样的精神问题。劳动人民哪有这些个事情？我是下过乡的人，每天干体力活，一身臭汗，干完活喝个酒就睡觉了，哪有工夫想什么没用的事情。问题是随着现代人越来越疏离，到底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都要归结于特别是儿童时期的性欲问题还是什么？这是我特别想提出来考虑的，因为它会决定你把这个问题到底看成是现代性问题还是非现代性问题。”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甘阳
王楠在发言中提及了当年潘光旦对冯小青的研究（《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在社会学界的影响。“潘光旦是霭理士的研究者，弗洛伊德跟霭理士有过通信，弗洛伊德在爱与性上的一些想法，实际上被认为和霭理士是相近的，或者说是发展了的。但他并没有特别去推荐弗洛伊德的想法，显然在当时的英语学界，至少在潘光旦的时代，霭理士比弗洛伊德的影响更大。而且霭理士是上一代的人物，他是性博物学者，介绍各种各样性现象。”
张巍卓在发言中将弗洛伊德和德国特别重要的思想家，特别是歌德的思想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勾连，“弗洛伊德讲到精神分析的分析方法，言语为什么会有治疗的作用呢？是因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文明和自然的持久的对抗在每个人的心理意识上会留下强烈的烙印。每个人看上去只是活了几十岁，但在分析的时候是把整个人类文明漫长的文明历史与自然的持久对抗通过精神分析重新带出来。其实，弗洛伊德自己从来不觉得他借助古希腊悲剧，歌德的《浮士德》来表述和讨论问题，和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努力是相悖的。他自己恰恰是正好听到了有人念歌德的《论自然》，而遽然决定从医。通过行医把人类文明和自然长久千年对抗中积淀在每个人身上的心理烙印，重新揭示出来。”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
泛性论是对弗洛伊德巨大的误解，“精神分析学建立在力比多的基础上”
论坛下半场的讨论内容集中在“抑郁”的相关问题上。主持人李猛在开场白中说，“我们今天的青年文化包括面对抑郁新的心理态度，是更激进了还是向中产阶级价值回归？中国人所说的‘和解’，是回到传统的家庭秩序还是回到新的现代自我？抑或是新的家庭秩序或者社会关系形式？这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也是特别需要对弗洛伊德包括对自我、性和家庭关系等问题，进一步展开更深入研究的所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笑言某种意义上讲，学术报告也是有官能症的。“西方人说弗洛伊德有问题，那也不一定就证明他过时了。其实最重要的检验反倒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不读霭理士，而去读弗洛伊德呢？拿起一本《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里面所说的所有现象和概念，可以说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都是非常熟悉的。几乎在我们的身边，无论是在学校、在家庭、在社会在各处，都会有梦魇，有呓语，有恶梦，有抑郁。大家读弗洛伊德的书，哪怕是表面的感受都会被击中。这就说明弗洛伊德一定在这个时代是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没完没了，但现实的痛感却是永远能体会得到。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这无疑是一个精神分析提出问题的时代，并不一定是精神分析能够解决问题的时代。”
渠敬东将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三位相互比较。“如果说人类的尊严是由文明哺育起来或者由现代文明哺育起来的，那么，这三个人就是要彻底撕碎这个东西。弗洛伊德说，你的理性是靠不住的，人的根本就处在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暗盒里。马克思说，我们相信的所有的道理都是上层建筑，而推动这个世界真正运转的，是那些掩藏在底下的，那些他称之为经济基础的——这个翻译并不准确，其实就是下层结构。我想弗洛伊德一定是现代思想家，他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的问题，就是现代人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以标志性的家庭或个人而言，就是中产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偏上一点的阶层出了问题。他是在讲文明整个系统的构成中，在现代理解意义上的压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
来自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肖瑛、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居飞通过线上连线也参与了此次论坛。肖瑛的发言首先集中在今次讨论的家庭问题：“弗洛伊德怎样来界定家庭？第一点是作为爱欲与文明结合的场所。在弗洛伊德的论述中，性冲动是一个永恒的自然本能，但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是一个初级文明的产物，是性冲动与文明初步结合的结果。因为弒父、娶母和悔恨都是发生在家庭中间，是有了家、父亲、母亲、孩童的角色之后，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结。没有这样的角色就没有家庭，没有角色和家庭就是绝对自由的性冲动世界，也就是霍布斯对一切人类战争那种纯粹状态的描述。所以弗洛伊德会说，是家庭把人类从原始的动物状态中分离了出来。”
在肖瑛看来，弗洛伊德关于家庭的关系的论述具有某种独特性。“他把这些关系嵌入在父亲、母亲和孩童的三角关系之中，在这个三角关系或者在俄狄浦斯情结中间蕴含着三种彼此矛盾性，对母亲的自恋式的爱欲，对父亲的恨，以及对父亲的自恋式的爱欲。这两种自恋式的爱欲在性质上并不一样，对母亲的爱欲有性的味道，对父亲的爱欲虽然也是源于父亲对自己的保护，其性质并不是占有父亲，而是感激和依赖父亲的保护。这种三角关系构成了弗洛伊德来理解家庭关系的总合。”
“在科学文明越来越发达，宗教和家庭不断退却的当代背景下，人类的抑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样化。我们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做一般性分析，只是因为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消解不了，所以抑郁不会消失。但更为具体地看，从家的角度看，一是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和现代制度取消了家庭、宗教以及其他曾经可以傍依的文明力量，让人处于成年期的无助感之中，这种无助感的抑郁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抑郁；第二，拟父亲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的压制，造成的这种抑郁。在某些方面，不但旧有的父亲权威并未真正离开，现代科技和制度反而会制造出各种新的压抑性的权威，形成各种各样对父权的恐惧心。这两者看起来是相反，是矛盾的，却可能同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当下我们的抑郁才会频繁发生，而这一点也是处在现代化状态中的中国人难以逃避的。”肖瑛说。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肖瑛（线上）
居飞在发言中介绍说，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的确是近二十年才慢慢开始，整体来说还处在初始阶段，跟国内的社会学甚至人类学比，仍然是比较弱的。在他看来，“今天我们的抑郁问题的确有很多种解释模式，有的实际上跟精神分析没什么关系，但有时候你又觉得跟精神分析有点关系。”
“抑郁在今天很流行，但实际上它是‘心病’，简单来说是1970年代之后才有了这个说法——弗洛伊德也用抑郁的说法，但是是作为形容词来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之于抑郁的概念有很重要的贡献，但她很少说抑郁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当时用得更多的是‘忧郁’。忧郁的用法非常广泛，包括艺术、宗教，英文里说忧郁其实是相当于今人说的重度抑郁。1970年代之后出现的很多研究，开始涉及病理学、药物学的问题，甚至也有资本主义在背后运作的机制问题。”居飞随后从精神分析家庭模式和个体模式间的关系，也从两种发展中团体治疗后哪种模式可以更好地处理抑郁的问题展开讲述。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居飞（线上展示）
作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的正式会员，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钟杰在发言中比较轻松，他笑言弗洛伊德是一个传销的“老祖宗”。“他搞了一次最大的传销，把心理治疗变成了一个职业，而且他还告诉大家，你必须接受他的分析。抑郁症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从‘衰’的过程‘活’了过来的，从这个角度讲，抑郁挺‘好’的。原来大家都压抑，却不去看病，现在弗洛伊德告诉你必须看，你不看不行，会抑郁。”
钟杰说，“基本上，精神分析师现在的工作离弗洛伊德已经很远。弗洛伊德虽然开创了精神分析，在精神分析学界他很像是物理学界的牛顿，理论很经典，但我们现在用得却不多。我们用到更多的是现代精神分析的理论，比如说客体关系理论，或者安娜·弗洛伊德一起开创的ego psychology，还用Heinz Kohut的Self-Psychology理论，来理解我们的临床病人——因为临床发现很多病人已经不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很多病人不是神经症，而比神经症要严重得多，我们称其为边缘性，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人格障碍。为什么我在北大建立的是人格与病理学实验室？因为有太多有人格缺陷的病人，很多时候（具体情形）还不如神经症患者。坦率地来说，我会认为首先每个人都有抑郁情绪，每个人都会有抑郁的心情，抑郁的心境——当然，这不一定构成抑郁症，抑郁症是要够诊断的。但如果你连抑郁情绪都没有，那你可能真的病得很严重了。”
在提问环节，钟杰表示自己十分赞同孙飞宇在《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观点：泛性论是对弗洛伊德巨大的误解。“如果弗洛伊德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不知道自己有多冤枉。其实力比多这个概念，在我的眼里它已经完全不等同于Sex。弗洛伊德整个精神分析学说是建立在力比多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称它为‘力比多学说’。但是它并不是指向性，而是指一种生的力量，生命向上生长的力量。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力比多这个概念，它绝对不是指的是性。生和死是永恒的主题，而爱和恨也要整合，否则我们怎么才能健康？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钟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