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个人从一出生由谁来抚养，接受怎样的教育，长大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生病时接受怎样的医疗服务，老年之后由谁照顾，这看似主观的人生选择背后，实则是维系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在起作用，它定义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境况和机会结构。
如今，越来越多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在国内层面，这体现为普遍的生育焦虑、学区房之殇、“躺平”与“内卷”之争、医患关系的紧张，以及老龄少子化困境；在国际层面，这体现为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遇冷、国际纷争迭起、女性社会角色和种族主义的文化斗争等。
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在她的新书《新社会契约：重系21世纪公民与社会的纽带》讨论了依据在国际经济机构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大量专业研究成果，依次从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代际冲突这六大民生问题切入，认为人们的失望情绪是源于技术变革、人口压力、女性角色的转变、环境问题等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契约的失灵。在她看来，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是一个契机，让人们更直观地意识到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个更加慷慨、更具包容性的新社会契约势在必行。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米努什·沙菲克采访中，她谈到了对全球疫情的经济、劳动与社会问题的看法。
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
澎湃新闻：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目睹了许多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人们则抱怨自己的工资增长并没有和高通货膨胀率保持一致。诸如亚马逊等巨型公司甚至在疫情期间要求员工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处理繁重的工作，并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您对疫情期间的不平等加剧有什么看法？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工人和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米努什·沙菲克：这场大流行无疑加剧了不平等，尤其是加剧了“可以在家工作的工人”和“不能在家工作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建立在一个更大的趋势之上：那就是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科技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回报，因此那些拥有更高学位的人比那些没有学位的人挣得更多。传统的中产阶级工作（如工厂或文书工作）正越来越多地被自动化所取代，甚至消失不见。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变得更加严重、更加随处可见。受过教育的人赚得很多，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则赚得很少。
那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些人将国家的角色称作“罗宾汉”：把富人的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这或许有其道理。但我认为，“存钱罐”的国家功能或许更为重要——投资于人们在当下接受的教育，让他们在未来赚得更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书中主张加大对早期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投资，这能够使那些自己工作正在消失的部门工人有机会改善他们的未来。
澎湃新闻：在疫情期间，欧美国家许多合同工失去了工作。相较于能够保护自身权益的正式员工，合同工的工作极不稳定，也更为脆弱，随时可能遭到降薪或被解雇。一些欧美国家的工会领导人认为，工会应该设法使合同工成为工会成员，并保护他们的权利。您对零工的未来有什么看法？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工人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权利？
米努什·沙菲克：我认为所有的工人，不论是合同工还是正式员工，都应该享受应有的福利，并得到保障。拥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但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同时为工人的收入提供一些保障，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在许多国家养老金已经变得便于转移，以便工人在跳槽时转移这部分福利金。我认为福利应该变得便于转移。如此一来，如果一个工人在一周内被3家不同的公司雇佣，每家公司都可以为工人的福利提供病假、育婴假、培训和养老金。在我的书中，我谈到了这样一个系统如何在雇主的灵活性和雇员的安全性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其中包括为收入设定最低标准、为所有工种提供更多保障，以及更注重员工培训和再就业。
澎湃新闻：在疫情期间，制药企业和疫苗生产企业利润丰厚。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对这些公司征收重税，因为许多国家都资助了疫苗的开发。而这些公司声称，由于疫苗的研发极为困难，所以高额的利润能更好地鼓励药企投入研发。您是否认为这些公司从疫情中获利？政府是否有必要对这些公司征收更高的税款？
米努什·沙菲克：我认为较好的模式是阿斯利康公司所采取的——他们接受公共资金，但承诺在整个疫情期间以成本价为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我希望能在未来看到各国政府能够达成共识：公共资金必须确保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能够获得他们可负担的药物。这将保留企业的创新性和开发新药的动力，同时确保药物的分配变得更公平。
《新社会契约：重系21世纪公民与社会的纽带》书封
澎湃新闻：许多妇女在隔离期间不得不平衡工作和照顾家庭。然而，联合国妇女署表示，在疫情期间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有所增加。此外，不公平的家庭工作分配给女性和家庭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支持？
米努什·沙菲克：我们正处于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时刻：全世界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人数首次超过了男性。我们在教育方面缩小了性别差距，但在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妇女仍然承担着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责任。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让所有这些有才华的女性都能够选择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里。这就需要更好的、高质量的育儿假，这也意味着男性必须分担更多的家务。据统计，女性平均每天比男性多做2小时的无偿工作，这需要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让更多的女性投入工作可以提高男性和女性的生产率，因为雇主能够更好地将员工与最适合他们的工作匹配起来。这不仅能提高社会的经济生产率，而且随着社会逐步老龄化，通过增加工人数量来维持我们的养老金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澎湃新闻：在疫情期间，美国与欧洲的养老中心的许多老人感染了新冠，很多老人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他们面临着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而社会对他们的状况关注有限。社会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老年人和退休人员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米努什·沙菲克：随着社会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医疗保健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未来人们将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来维持养老体系的运作。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人更愿意呆在家里安度晚年。随着科技的进步，新的技术可以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测，甚至照顾在家中的老人。科技进步应该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而对于那些需要住进养老院的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融资方式。在德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每个人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购买护理保险，以确保他们在年老时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最终，国家必须为那些无力负担老年护理费用的人提供安全网。
澎湃新闻：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学生贷款一直是许多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许多人不得不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持续偿还债务和利息。在疫情期间毕业的学生在找工作和偿还学生贷款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许多学生还在等待拜登取消学生贷款，而年轻一代可能会因为学生贷款的负担而选择不上大学。您对这种情况有怎样的看法？
米努什·沙菲克：接受大学教育对个人（收入更高）和社会（拥有生产力更高、纳税更多、更健康、更有公民意识的公民）都有好处。所以我认为大学费用由个人和国家共同承担是公平的。英国有着不错的学生贷款制度，学生获得了学生贷款，但只有在他们赚到一定收入后才需要开始偿还。更好的办法是不论年轻人最终是否选择上大学，都为他们提供终身学习的权利，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够有一笔用来投资他们的教育和技能课程的固定资金。
澎湃新闻：气候变化和俄乌冲突给世界粮食供应链带来了冲击。一些专家表达了他们对未来暴发饥荒的担忧。您如何看待这场潜在的危机？
米努什·沙菲克：我非常担心粮食和燃料危机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已经非常高，它们将很难借更多的钱来支付能源和食品进口。世界各地的许多家庭将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现金转移和向最贫困家庭发放福利，并保护最脆弱的群体。这将是一个建立更好的国际社会契约的好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