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八年后，莫言终于出版了新小说《晚熟的人》。”
“余华时隔八年推出新作《文城》。”
“孙甘露在文学圈中‘传闻’已久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问世。”
“王朔沉潜十五年的新作《起初·纪年》即将出版。”
“刘索拉暌违十年新书《刘索拉与朋友们：浪迹声涯》推出。”
……
热搜、快新闻和短视频共同建构出一种“朝生暮死”的网络世界，我们习惯了在睡眼惺忪的通勤路上快速从公众号、平台上吸收可供一天咀嚼回味的新资讯，从中汲取奇观、经验、情绪、谈资，并在傍晚疲惫交加时迅速将一切遗忘。十分钟，在短视频平台可以刷几十条乃至上百条短视频，快速了解几十种人生，时间变得飞快，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想象，十多年间总是要惦记着、讲述着一个故事是怎样的体验。
“在一个故事中一猛子扎下去，再抬头就是十年之后”，写作中作家们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泅渡、挣扎，是否抵达了理想的彼岸？小说的写作变得更艰难了吗？作家写书为什么要这么久？下面我们就以长篇小说为例，参考不同写作者们分享的创作故事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长篇之难：几十年的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
在中国，似乎所有“正儿八经”的作家，都一定要写一部沉甸甸的长篇。
以最成功的几位作者为例：
1986年4月，《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蹚过冰冷的灞河坐上公共汽车前往蓝田县搜集资料，经过两年时间的构思和材料准备，于1988年4月开始了《白鹿原》的写作。1989年1月，陈忠实完成初稿，此后又耗时两年修改，在1992年3月定稿。
写成以后，陈忠实孤注一掷般将五十万字的《白鹿原》交给人文社的编辑，并撂下狠话：成就成了，不成的话就回家养鸡，从此再不写作。
陈忠实在采风 图片来源：人文社
《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与奋进》中称：“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过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
从1975年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历时六年，路遥这位拼命三郎以三年时间查阅资料，连养鱼、养蜂、土壤改造等小册子也不放过；他机械性地翻阅了书写的年代所涉及的十年间的各类报纸，手指磨到蜕皮出血。此外，路遥也近乎贪婪地占有生活，详细记录要写及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当某一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处于什么状态，凡此种种。
此外，整个写作过程更需要宗教般的意志，在《平凡的世界》写到第二部完稿时，路遥已经累得口吐鲜血。最终由于太辛勤的写作，年仅42岁的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
梁家河村的路遥故居
陈忠实和路遥这一代的写作者，以青春和生命做抵押，立志要全景般地呈现一个时代的人的生活与理想。而无论在他们那个搜集写作素材格外困难的时代，还是在当今这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数据库的泛滥让材料搜集变得简单，但也因庞杂而泥沙俱下的时代，写作一覆盖几代人命运、勾连着百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的长篇，都不会是一件容易事。
路遥与陈忠实的同代人梁晓声持续在创作。2017年，梁晓声完成《人世间》的时候已经68岁，如果不是最近改编为影视剧，《人世间》可能只是梁晓声长长的作品列表中的一篇，将不会抵达到如此多的观众并为其赢得这样多的赞誉。短视频中总是剪辑出梁晓声观看《人世间》以手拭泪的场景，他所掬的这把泪，是为演员的演绎，更是为了自己多年的辛苦。
《人世间》影视剧
梁晓声自陈，他曾削好了一整筒铅笔开启了持续五年的写作，中间一度颈椎病严重、指甲扭曲脱落、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115万字落在纸上这漫长过程中的个中艰辛，实难与外人道也。
书店内摆放的《人世间》 视觉中国资料图
乡土：长篇小说恒久的主题
感性地、单纯地从创作的角度了解了长篇写作之难，我们也可以理性地、宏观地了解一下长篇小说的创作在近二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以后这二十多年的文学被命名为“新世纪文学”，这个命名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对当下文学形态命名或描述的方式。评论家孟繁华在《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中详细地回顾了这整个历程，他认为：
1980年代文学的变化，还是限定在单一的严肃文学写作的范畴之内，还是在诸如价值、意义、形式等精神空间或技术层面思考问题。但是1993年之后，文学生产或实践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文化崛起并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在知识界，喜欢言情、武侠作品的大有人在。199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的专题课并大受欢迎，软性小说是出版社获利的主要手段。“新世纪文学”从1993年开始，并具有“狂欢化”的特征。
孟繁华将“新世纪文学”的长篇小说的创作状况分为前后十年，前十年的代表作品有《能不忆蜀葵》《张居正》《大秦帝国》《漕运码头》《狼图腾》《英格力士》《人面桃花》《秦腔》《暗算》《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死疲劳》《湖光山色》《蛙》《一句顶一万句》《推拿》等，“传统究竟如何继承，或者究竟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一直是困扰我们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文化传统的复兴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就是体现在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文化、文人趣味和乡村的世风与伦理。”孟繁华认为。
新世纪后十年，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先后获得第九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此外，抗战题材小说、新世情小说、历史小说等也有许多作品。
跟随作家回到故乡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
纵观这二十年，长篇小说最有影响力、在文学界获得最多荣誉和注目的依旧主要是乡村题材的小说。作家们写温情脉脉的乡愁，写乡村之美，也写城市迫近、乡村生活被瓦解时的彷徨。写乡村作者被归类为乡村文学作家，近些年为了更有看点，会将作家和他写作的地域强相关，比如莫言的山东高密、刘震云的河南、阿来的藏区、迟子建的东北、毕飞宇的苏北、张炜的山东等等。
刘震云在故乡，来自纪录片《文学的故乡》
这一文学传统的持续影响下，关于各种长篇新作的讨论中，总是需要将“乡村”、“乡愁”、“文明冲突”等关键词郑重又不厌其烦地写在研讨议程上。乡土题材，成了作家们激烈竞争的演练场，作家们也应当无一例外地需要考虑怎么能摆脱前辈们“影响的焦虑”，在同一题材上写出花样，这一思考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
来自文学外部的冲击
如上所述，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乡土作为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写作主题，因而竞争激烈。近些年，从一些重要的文学史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作家们面临的挑战绝非仅仅来自同行，或者文学内部。
我们首先需要关注到的一个现象是，近些年，人类学和社会学大炽，他们以踏踏实实的田野调查与写作给人以足够准确、真实、精炼而震撼的印象，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贺雪峰的《村治模式》、《最后一公里村庄》，学者们提出的观点有超强的概括性，也太言之凿凿，读者在快速把握中国乡村的简明历史、基本样态和人的生存图景的同时，会将这些理论默化为常识，形成一种固有的印象，并因此对乡村失去耐心、好奇心和想象力。
与此同时，以事实、亲历为写作的背景的非虚构写作兴起了，好故事也随着各种非虚构写作层出不穷，且每次都有摧枯拉朽之势。
以其中的佼佼者梁鸿为例，2008年，梁鸿为写《中国在梁庄》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天天走家串户寻摸梁庄人的脉络，将一个个的人物摆放在前面，开始书写梁庄人的活法，之后，梁鸿又开始为《出梁庄记》走访十多个省市三百多人，记录梁庄人外出打工的生活。这两本书屡获嘉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广泛关注，梁庄也由此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著名样本。
《中国在梁庄》的英文版
梁鸿认为，个体的命运汇集起来才会形成所谓的“时代精神”，她坚持以个人的口述历史为中心，并认为个人的讲述是通向多个方向的，且更具有批判性，是对一种“总体精神”和“繁华盛世”的消解。
另一位很成功的非虚构写作者袁凌，则以持续的非虚构写作证明着真实故事的力量，他认为，非虚构打破一种文学性“天衣无缝”的幻象，给大家提供一种互动式的、交流式的、互照式的表达方式。
袁凌在非虚构故事中置入了很有文学意蕴的隐喻和象征性意象，在《路旁的变色龙》中，袁凌写：“一路看看两边密密排列的租屋，人的生活似乎摊在手边，无所隐藏。就是在那条小巷里，我看到了暖箱里的变色龙。”以变色龙被摊开的生活环境和朝不保夕的命运暗示着这条小巷中铁皮棚屋住户的命运。此外还有似乎在小说中才有的传奇性、戏剧冲突一样的情节，如《望京病房里的货郎》中，袁大爷在北京打工的经历和三十年前翻山越岭作为货郎卖布的生涯相互勾连着，一种是在医院清理垃圾手术台上血水的逼仄的现实，一种则是像浪迹江湖一样广阔的漂泊。阅读袁凌的非虚构作品甚至会让人觉得，比起湮灭于冗长的、巧心雕琢的长篇故事中，文学手法被恰当地用在非虚构写作中才更适得其所。
评论家孟繁华痛惜，“缺少成功的文学人物，是近十年来长篇小说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记住很多小说、很多作家，但我们很少会记得作品中的人物，而小说就是要塑造文学人物的。”
真是诛心之论。
作者们苦心孤诣搭建的故事、塑造的人物有时的确远不如一篇非虚构故事中真实存在的人令人难忘，《平原上的娜拉》中总是想反叛与出走的刘小样、一位在东莞打工漂泊十七年，却有十二年日复一日去图书馆读书的农民工、“天才翻译家”金晓宇……足够好的人物和故事，他足够复杂，足够深刻，只要告诉我们真相即可，几乎不用任何润色。
刘小样
东莞图书馆读书的吴桂春
另外，在非虚构故事中餍足了猎奇心的读者很容易对一般的故事感到无味。
译文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译文纪实”系列，以《女性贫困》《老后破产》《无缘社会》《不平等尸体》，一记记重锤砸向读者，破损的、荒诞的社会中种种不幸的人生被巨细无遗地摊开，渡边纯一在《钝感力》中提出，对生活中磨损人意志和情感的一切保持迟钝似乎是一种自保，从出版作品越来越“暗黑系”也可见大众似乎正在走向“钝感时代”：我们需要越来越重口味的故事，长篇小说中那些细嚼慢咽的、寻常的故事就会被弃置。
写一部不仅仅是束之高阁的小说变得更难了。
写作变得更难
2020年出版的一本现象级的个人史作品《秋园》的自序《厨房里的写作》中，作者杨本芬写：
厨房大概四平米，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人的故事。那年，我的母亲——也就是书中的秋园，她的真名是梁秋芳——去世了。我被巨大的悲伤冲击，身心几乎难以复原。我意识到：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
……
自从写作的念头浮现，就再也没法按压下去。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我随时坐下来，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在写完这本书之前，我总觉得有件事没完成，再不做怕是来不及了。
作者杨本芬被一种强大的情感冲动驱使着，写下了母亲跌宕的、流离的一生，于作者而言，人生行至此处，唯有写作能够抵抗遗忘，能够“温暖心底深处的悲凉”，堆起来的八斤稿纸，是作者俯拾皆是的沉甸甸的记忆，“只要提起笔，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诉说出来。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真是令人艳羡的文思泉涌。杨本芬几乎不用对抗什么，只是被情感和记录的决心驱使，文字就能在笔尖水一样的流淌。
而如同我们开篇所说的，对于想要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的，并写活一个时代、一大群人的生活样态的作家而言，自己有限的记忆和经验显然是不够的，总是要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求和一次次漫漫的寻找才可以。
比如，孙甘露在写《千里江山图》时，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等真实材料，希望靠近历史真实，重现三十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风物和生活，还原当时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小说中的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这是一部小说的筋骨，这些最基础的骨架搭建的不稳，精神和丰腴的故事则完全无法生长，并且以当代读者学养之高、检索材料之便利，这些相比于整部小说可以称作是小瑕疵的部分，一旦被指出，可能会断送整部作品。
最近出版的王朔的《起初》小说中，王朔用140万字重讲汉武帝亲政到去世的五十多年的人生，而活跃在这个时代的全部人都要被编织进故事，一边有真实的史实拉扯着，一边要能体现个人风格和作为小说的虚构与想象的部分，漫长的写作中，王朔必然少不了焦灼。
写作也在变得复杂，所有的作家身不由己地卷进大大小小的圈子、系统中，有时要半推半就地接受一些宏大的命题作文，虽然这种以关照当下为名的重大题材式写作会短期之内就能在某一评价体系中得要奖掖，让作家有功不唐捐之感。
另外，写作也在变得危险。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人一天接受的资讯比古人一生所获取的还要多。我们恰如那不知晦朔、不明春秋的朝菌与蟪蛄，茫然失措地漂浮在信息的海洋，长期的混沌已让我们分不清真伪、价值、正义，提笔写下的任何内容都可能被快速颠覆、消解，甚至当有一天你被反对时，留下的文字将成为你被口诛笔伐的呈堂证供。
2015的一个七月的上午，贾平凹给自己十五万字的《极花》长篇画上了句号，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正在落下，贾平凹心情舒畅，脑中唯有两句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极花》中，贾平凹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主人公胡蝶被拐卖，后经公安人员解救依旧返回买主家里生活的故事。
贾平凹始料未及的是，这部小说就因为被拐女性竟然爱上强奸者等情节以及在采访中谈到的“如果农村人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等言论被猛烈讨伐。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提起笔的作家和我们面临相同的困顿——再也没有什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一种判断都是危险的，一切正在打破重构，各种观点在激烈冲撞直至彻底瓦解破碎，阴魂也要聚成一股戾气的时代，知名写作者们更是站在舆论的漩涡，感受着追捧，也得承受重压。
王朔自2007年隐退5年再次出山时，推出《我的千岁寒》，被读者称“完全云里雾里，不知所云”；2006年三月，余华的《兄弟》的上半部问世，第一次印刷就达到了三十万本，这本书野心勃勃，却被网友称“玩脱”，2020年，余华推出了《文城》，很多读者也并不买账，称“老气横秋”。暴风雨猛烈袭来，中国最顶尖的小说家如余华站在唇枪舌剑的舆论场，最后作为一个水米不进的段子手被记住。
余华 视觉中国资料图
写作的确在变得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