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吴越春秋》中刺客的遭遇告诉我们，有的人说谎是为了自己，而有的人说谎是为了别人。为自己说谎，是上流社会的特权。无论是勾践、伍子胥还是吴国的先王们，都处在社会的顶端。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层社会的身份本身就拥有了说谎的权利，因为如果不说谎，他们就随时可能失去现有的身份。夫差的结局已经对此作了完美的注脚。
相反，《吴越春秋》中社会地位低下之人所说的谎言，都是为了上流社会的利益。赵晔向我们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告诉我们地位低下之人的说谎能力可以同样的高超，但是他们并不能将谎言转化成自己的荣耀。不过，他们也并非一无所获。当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替贵族们说谎后，他们不但间接为自己的家人带来了现实利益，而且也以某种方式获得了不朽。用生命来换取不朽究竟是否值得？我们不得而知，《吴越春秋》告诉我们，普通人能且只能通过说谎，用自己的生命来赢得一点补偿。
渔父和女子的说谎与自尽
先来看一看渔父的故事。伍子胥在逃亡吴国的路上被紧紧追赶，差一点无法逃脱。这时候来到了大江边，他看到江上有渔父划着船从下游逆水而上，于是就大声呼喊：“渔父渡我！”绝望的伍子胥高声喊了好几遍。渔父想要帮他渡过大江，但是看到旁边有人窥视，于是就唱到：“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这是一幅有趣的画面。伍子胥和渔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先秦，渔父是一个独特的形象。《庄子》中有渔父，屈原遇到了渔父，甚至姜太公都是一个渔父。渔父不但能够渡河，而且打渔。这两种技能都充满了象征性的色彩：渡河意味着可以帮助别人渡过难关，而“得鱼忘筌”则是得道的体现。因此，这里的渔父是一个普通人，但也是一位智者。相反，伍子胥虽然出身显贵，却是个莽撞的年轻人，还需要别人的帮助和提携。他只会大声地喊叫，完全无暇顾及四周情况，甚至只是本能地请求渔父帮忙，而根本没有考虑对方是什么人。用我们的老话来说，此时的伍子胥还不会说谎。
懂得不用说真话却能表达自己想法的是渔父。他的唱辞看似并未直接回答伍子胥的请求，却委婉地传递了信息，让伍子胥在芦苇丛中等着。伍子胥于是就到了芦苇丛中。渔父又唱道：“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这是告诉伍子胥赶紧上船。听懂了的伍子胥于是上了船。“兴”是古代诗歌常用的手法，简单来说，即说的是某件事物却先讲别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兴等同于说谎，但是兴的的确确是一种间接的表达。渔父的唱辞可以做多种理解。在他和伍子胥的交流中，就是告诉对方赶紧上船；而在不知情的人听来，可能就是在感慨时光易逝去吧。
伍子胥从芦苇丛中出来上了船，渔父知道他想去哪里，直接把船划到了“千浔之津”。靠岸后，渔父看到伍子胥一脸饥饿的模样，就对他说在树下等着，自己去替他拿点吃的。渔夫走了之后，伍子胥心里起了疑心，于是又躲到了芦苇深处。过了一会儿渔父回来了，拿着麦饭、鲍鱼羹和浊酒到了树下一看，发现伍子胥不见了。渔父再一次唱了起来：“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这一次轮到渔父反复唱了多次，正如伍子胥当初大叫求救的那样。
这一幕的对比也依然强烈。原先走投无路的伍子胥毫无戒备之心，而在顺利渡河之后反倒变得警惕了起来。先前渔父隐晦地唱辞获得了伍子胥的信任，而当渔父直接说给他取食物时，伍子胥反而误以为那是要出卖他的谎言。渔父的“岂非穷士”之问，正是为了让他放心的双关之语，既真又假。一方面伍子胥的确是一位落魄的“穷士”；另一方面他并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穷士”，而是被人追杀的昔日贵族子弟。渔父让伍子胥觉得其所问的是第一种含义的“穷士”，这样伍子胥才会放心地认为渔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事实上，后来的情节告诉我们，渔父其实完全清楚伍子胥是谁，因此渔父在这里故意装作不认识伍子胥，从而终于获得了他的信任。
伍子胥从芦苇中出来后，渔父一脸无辜地问：“我看见你饿了，去为你拿吃的，你为什么嫌弃啊？”伍子胥回答说：“性命原本是天给的，现在我的命是您老人家给的，哪里还敢嫌弃呢？”伍子胥的话也是半真半假。同样都是半真半假，渔父的“假”是为了让伍子胥安心出来吃饭，而伍子胥的假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尴尬。说到底，渔父是为了别人而伍子胥是为了自己。
两人吃完了饭，分开之前伍子胥把自己价值百金的宝剑解了下来，给渔父说：“这是我先父的宝剑，价值百金，作为对您的报答。”这时候渔父说：“我听说楚国有法令，规定抓到伍子胥的人，赏赐粟五万石，加官晋爵，我哪里是贪图百金之剑的人？”渔父终于说出了实话——自己早就知道伍子胥的身份。渔父拒绝了宝剑，劝伍子胥赶紧逃走，不要被楚国抓住。伍子胥还想问渔父的姓名，渔父说，今天的情况非常凶险，你本来是个“贼人”，我帮了你之后也成为了“渡楚贼”，两个“贼人”相聚，最重要的就是少说话，何必还要问姓名呢？渔父的回答再一次阐明了“言”的微妙作用：他不愿意对伍子胥说假话，可是这时候也不方便说真话。可见他是一个懂得何时说谎话、何时说真话、何时保持沉默的人。然而，此时的伍子胥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临走前他告诫渔父说：“把浊酒盖好了，不要让别人看见。”渔父答应了。伍子胥走了几步，回头再看渔父，发现他已经把船翻了过来，沉于江中自尽了。
擅长掩饰的渔父虽然能用谎言来帮助伍子胥渡江，但是却无法用自己的真话获得伍子胥的信任，因此只能以自尽来让伍子胥安心。渔父的死证明了“真话”的无奈和无力。伍子胥的告诫表明了他对渔父的不信任，而他的回头则再一次表明了他的怀疑。从头到尾，伍子胥都没有对渔父抱有百分百的信任：不是怀疑他会出卖自己，就是怀疑他无法妥善善后。那么，渔父何至于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伍子胥的信任呢？
用生命来换取伍子胥信任的并不仅仅是渔父。伍子胥继续赶路前往吴国，不小心在路上生了病，只能在溧阳一带要饭。刚好有女子在河边洗被子，身边带着食物。伍子胥就问她说，夫人您能否给我吃一顿饭？女子回答说：“我独自与母亲居住，三十还没有嫁人，我不能给你饭吃。”伍子胥就说，夫人看在我穷途末路的情况下，稍微给点东西吃吧，何必嫌弃呢。女子看出伍子胥并非普通的乞丐，就把自己的食物恭恭敬敬地给了他。伍子胥吃了一会儿就停了下来。女子说：“您要去远方，何不吃得饱一点呢？”伍子胥吃完了之后，临走前又对女子说，把您的壶浆藏好了，不要让别人看到。女子听了之后感叹说：“唉！我独自和母亲住了三十年，独善其身，不愿意嫁人，的确是不应该把饭给男子啊！我不愿意于礼仪有所亏欠，你走吧。”伍子胥走了以后又回头看，发现女子已经投江自尽了。
和渔父一样，女子看出伍子胥并非常人，她的选择和渔父的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样是帮助伍子胥，同样是被伍子胥怀疑，同样是选择了自尽——甚至连自尽的方式也一模一样。伍子胥的反应也让我们感到熟悉：同样的叮嘱，同样的回头。我们还记得，要离在成功刺杀了庆忌之后，没有能够自尽于江中，而是只能伏剑而死；而女子和渔父一样，都是成功地投江而死。水象征着上善与永恒，他们二人成功选择投江，意味着赵晔对他们的肯定。他们的善，在于他们的死为伍子胥最后的复仇作出了贡献；而他们的永恒，则正是复仇后的伍子胥给他们带来的。
生命带来的补偿
伍子胥在吴国手握大权之后，率军击败楚国，鞭楚王尸以复仇，随后带领吴国大军攻打郑国，以报当初郑定公对自己的迫害之仇。面对吴国的大军，郑定公顿时手足无措，于是对郑国上下下令说：“如果有能让吴国大军撤退之人，我和他分国而治。”这时候渔父之子出来说，他能够退军，不用一兵一卒，只要一根船桨在路上唱歌就可以。郑定公就给了他一根船桨。当伍子胥大军抵达郑国城外时，渔父之子在路上扣着船桨唱道：“芦中人。”他不停地唱着“芦中人”，伍子胥听到后大吃一惊，说：“为什么这么唱，您是什么人？”渔父之子回答说：“我是渔父的儿子。我们郑国的国君害怕吴国的大军，在国内发令说：有能够让吴国退军的，和他分国而治。我想到先父和您曾经在路上相逢，因此现在向您乞求保全郑国。”伍子胥叹道：“我蒙您父亲大恩，才有了今天。上天苍苍，怎么敢忘记大恩呢？”于是伍子胥就放过了郑国。
渔父通过自尽，为自己的儿子带来了加官晋爵的机会。同样，女子的自杀也给家人带来了财富。伍子胥凯旋回到吴国，路过溧阳，叹息说：“我曾经在这里挨饿，向一位女子要饭吃，她给我吃了之后，就投水而亡。我想用百金来报答她，但是却不知道她家在哪里。”于是伍子胥把百金扔到了江水之中。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老妇人哭着走了过来。路人问她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老妇人回答说：“我有个女儿，和我一起住了三十年而未曾婚嫁。曾经在这里洗被子，遇到了一个落魄的君子，给他吃了饭，又怕事情败露，因而自投于江中。现在听说伍子胥来了，可是没有得到他的补偿，我自己觉得女儿死得不值得，因为这个原因我这么伤心。”路人说：“伍子胥想要以百金作为回报，不知道她家在哪里，把百金扔到了江中就走了。”老妇人于是就从水中取了百金回了家。
老妇人所说的话颇有值得玩味之处：首先，她的话告诉我们当年的女子和渔父一样，已经知道了伍子胥的身份，只是装作不清楚他是谁而已；其次，她明确指出女儿是为了帮助伍子胥掩盖身份而自尽的，换言之，女子虽然没有说什么假话，但是的确为了伍子胥而想欺骗世人；第三，在老妇人看来，女儿的死是需要回报的，没有“偿”的话女儿就是“虚死”。
老妇人的话应该也同样适用于渔父。渔父之子也认为自己父亲之死应该获得回报。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观念，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当渔父和女子选择自杀时，就知道自己的性命能换来什么。的确，在贵族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地位的不平等，普通人即使说谎也是为了前者，然而他们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或多或少地换取一些补偿。他们的不朽不是体现在自己的流芳百世之上，而是通过伍子胥的功业而得以展现。与此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家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大可不必认为赵晔在告诉大家普通人可以用谎言加生命来改变原有的地位不平等。普通人并非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当汉代的儒者们幻想着用仁义来改变世界的时候，赵晔用叙述表明这样看似美好的愿望不过是空中楼阁。
正如著名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所说，汉代存在着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都具有相应的权利。作于东汉的《吴越春秋》无疑体现了这一观念。在渔父和女子看来，为了伍子胥而死是他们的义务，是他们理所应当的选择。这也正是要离义无反顾地选择献出妻子孩子和他自己生命的缘故。说是选择，其实并无其他路子可选。和要离不同的是，渔父和女子为伍子胥所作的掩饰没有直接伤害到他人，因此他们可以有所补偿，而要离则只能陷入两难的道德困境。渔父和女子的众多相似之处表明，相对于性别来说，阶层在他们的命运中起到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不说谎的后果
那么，地位较低的普通人如果选择不说谎会有什么后果呢？《吴越春秋》中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例子。夫差伐齐之前做了一个梦，想要找人占卜。他的大臣王孙骆推荐了公孙圣。公孙圣的兄长不过是个亭长，社会地位不高。当听到吴王召见的消息时，公孙圣伏地而泣，以至于他的妻子揶揄他说真是个鄙陋之人，听到有见君王的机会，居然哭得像下雨一样。公孙圣仰天叹曰：“不是你想得这样的……我无所可逃，哭成这样，既是自哀，也是为吴王感到哀伤。”
虽然公孙圣一心想隐居避害，但是他选择对吴王说实话，即使实话会惹怒吴王。公孙圣见了夫差之后坦白地说：“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于王前。然忠臣不顾其躯。”公孙圣毫不隐讳地指出夫差的梦表明吴国会被越国所灭。这样的话当然触怒了夫差，不过公孙圣表示“臣好直言，不顾于命”，最后被夫差残忍地杀害。
公孙圣的遭遇固然可叹，然而其中有两个细节更加值得注意。一个是作为夫差近臣的王孙骆推脱说自己不会占梦，是他推荐了公孙圣。夫差问他意见，显然王孙骆对此是擅长的，他说谎说自己不行，是因为他知道占梦时说真话的后果。谎言让他成功地把灾难转嫁到了公孙圣身上，再一次表明为自己说谎是贵族们的特权。另一个细节是公孙圣强调自己的“忠”与“直言”，他认为忠臣就应当直言。从渔父和女子的故事来看，两个人都可以为了帮助地位高的伍子胥而选择不“直言”；相反，地位低下的公孙圣始终坚持直言。选择为伍子胥隐瞒身份的渔父和女子尽管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一方面帮助了伍子胥，另一方面则为家人获得了补偿。反观公孙圣，他的直言并没有使吴王和吴国避免悲惨的下场，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
有趣的是，口口声声要做一个忠臣的公孙圣却是一个具有道家之风的人。他自称“受道十年，隐身避害，欲绍寿命”，结果却执着于做个直言的忠臣而丧了性命。这是不是意味着无论信奉的是儒家还是道家，在当时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只要不会说谎，就会一无所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