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皇帝朱由崧:偶然的谢幕人

我们接触一个人,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即平时所谓“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如不能觅得,就有雾失楼台之感,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颇有此感。古代为帝王者,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虽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却总各有影绘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写真;唯独两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

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至于朱由崧,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但作为眼前实际,我们确实不曾见到。说到这一点,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谱宗祠里,还往往留有图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结果也无所获。那些记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那是很难一见的),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境遇有关。总之,无论图与文,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一次,从《眉叟年谱》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坐船首,一人旁执蓋。”虽着笔甚简,作者视线亦属遥遥一瞥,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仅此亦可,而竟不能。

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也引起别的思索。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好歹曾为君上,在世间的痕迹怎会如此之浅?当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那张脸,好像可有可无,不值一提。也许,并不出于忽视,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他短暂生涯,本有许多断断续续、亦实亦幻、真假难辨之处;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萍飘蓬转,即之则杳,有如匆匆过客。从这意义上说,形象的阙如,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其实,他的存在有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性,直到少年时代还很具体。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父亲是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亲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听上去容易误为朱常洵第八子,其实是长子,且别无兄弟。母亲姚氏大概死得早,后来被他从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邹氏,并非本生母。他应该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里,且一直长到七岁才离开。万历四十二年,经过久拖、耗费无数口舌乃至酿成宫廷迷案之后,万历皇帝终于决定福王去洛阳就藩。朱由崧在那里度过平静的二十七年,平静到没有多少消息,我们只知这段时间他先是受封为德昌王,后进福王世子。对于乃父的生活,《明史》亦仅以“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一语蔽之。

经过二十来年的沉寂,崇祯十四年起,有关福王一家的记载突然又多了起来。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阳,朱常洵惨死。这件事,让福王一家重回社会聚光灯下。二十年前,由于“三案”缘故,他们曾占据这样的位置,随着崇祯即位、钦定逆案,波澜平伏,事情渐渐过去,他们也淡出政治焦点,在洛阳过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而那个冬天,朱常洵被杀,且死得那样恐怖——尸身被分割,与鹿肉同煮,名为“福禄宴”——震惊了全国。作为最有钱势的亲王,朱常洵如此下场,无疑是深刻象征,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经。深受打击的,包括崇祯皇帝本人。洛阳事变后,他派人四处找寻堂弟下落,当听到朱由崧流落民间、衣不蔽体的汇报,皇帝泫然泪下,专门拨银三万一千两,派司礼监王裕民送去。以当时国库的捉襟见肘,这笔钱已是巨款,从中可以体会崇祯内心浓厚的悲郁与恐惧。过了几个月,又颁旨朱由崧嗣福王位。

随着洛阳之变,原来寂寂无闻的福世子开始受到舆论关注,他的逃脱,他的流浪,他的穷困,他的寄人篱下……频频见诸报道和记述。有关他的故事如此之多,大大超过他过去二十多年经历的总和。照理说,他的形象应该由此变得清晰和具体了,实际却刚好相反。他的确越来越多在各种传闻里被提及和曝光,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点,反而更加混乱。有关他的描述,充满了道听途说,在时间、地点和过程上淆乱不一。这明显是乱世的作用。比如,他如何从洛阳脱身,以及脱身后到卫辉依潞王朱常淓这段时间当中的行止,既不确定也不连贯,至今史家不能使之凿实、次第完述,都只能囫囵了事。这留下了许多疑点,而各种对他的怀疑也就趁隙而入,直至有真假福王之论。

到此回看其平生,也有趣得紧:幼年他的消息少而简单,但那时他的真实性反而不成问题;现在消息虽然越来越多,他却变得越来不可靠。表面上,他愈益进入人们视野,实际却离大家越来越远。这颇像结构主义中所指与能指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能指愈丰富,所指便愈模糊。朱由崧从福八而福王,从福王而弘光皇帝,在历史舞台上一步步由远而近,渐渐趋向最前台;但当他终于站在大家面前,大家反而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这种怀疑或不信任,在弘光末期达到顶点。当时,一起童妃案,一件太子案,都造成朱由崧到底是真是假的严重怀疑。人们猛然觉察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亦即,眼前这个据称是福王、大摇大摆坐在皇位上的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其底细,抑或,根本谁都不认得他。南京上上下下大小臣工,过去均未见过朱由崧。他确是依潞王来到淮安,但潞王也不能作证此人就是福王朱由崧,论起来这二人虽为叔侄,过去却也例未谋面,当初朱由崧是自行投奔卫辉潞王府,他提交了什么凭据,使朱常淓相信他便是皇侄朱由崧呢?我们并不了解。从始至终,我们只是知道有几位所谓福王府仆从一直追随左右,为他提供身份证明——万一这些人本身就是假的呢……钱秉镫曾就童妃案,写讽刺诗《假后》云:“福国昔破散,骨肉如飘蓬。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从。……不识今上谁,空死囹圄中。”又于《南渡三疑案》中说:“童氏出身不可考,而决为德昌王之故妃也。”意思很清楚,疑朱由崧而不疑童妃。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看法。尤其经过失败的一年,大家对于“破散”、“飘蓬”期间朱由崧的踪迹无法征信这一点,很乐于理解为这位弘光帝其实是个赝品。最离奇的说法见《甲申朝事小纪》:

马士英抚凤阳时,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视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有博徒,持以质钱,士英因物色之。士英与王初不相识,但据王印所在,则以为真世子。

依此,在南京当皇帝的那人,不过是持有福王印的某位赌徒罢了。

不过,南京的一年当中,他又回到了真实。不管前头的经历如何扑朔迷离,他做了弘光皇帝、在南京临朝一年,这可是真真切切、有目共睹。我想如果与之面对面,我将对他这样说:我也许并不知道你究系何人,但我知道你是弘光皇帝。固然,他可能是个假冒的福王,但作为弘光皇帝却并非假冒,而是经南京重臣会商决定并专门迎送,又经过正式典礼确认的。他是一个真实的皇帝。

但接下来,若问真实的弘光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不免又含糊起来。史述中对他有大量、压倒性的负面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马士英、阮大铖狼狈为奸,定策前主动联络马士英为己争位,登基后对马阮言听计从、任其操柄。一是荒淫无度,纵酒滥性,尤其是喜好幼女,甚至彻夜痛饮而淫死幼女……这些描写,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却只是想象。假如我们希望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而不只想找一个历史替罪羊,对这些描写就需要给予细致的分辨。凡属于想象的,都将其剔除于事实之外,而不论这类话语多么甚嚣尘上、众口一辞。即便确有其事的那部分,也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孤立、单线条地看,而要深入一层看前因后果,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这样慎重,实在并不为着朱由崧的缘故,他个人的毁誉,说实话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对他的看法恰当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那段历史认识是否正确;实际上,当时一些史述所以对他的形象展开了那些刻画,本身就由于不正确历史观的指导。

我们先从一种最耸人听闻的描写说起,亦即他的恣意声色。《明季南略》:

马士英听阮大铖日将童男女诱上。正月十二丙申,传旨天财库,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旧院雏妓马、阮选进者,抬出北安门,付鸨儿葬之。嗣后屡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而马、阮搜觅六院亦无遗矣。

“童男女”、“淫死童女二人”、“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六院亦无遗矣”……将这些字眼及片断挑出来,摆放面前冷冷打量一下,不难意识到其中充满妄测、夸张、虚构和杜撰,做得了这种事的人,没法是朱由崧,甚至没法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真实的人,倒很像色情小说主角或所谓AV男优,大抵他们才能够对性事如此强悍。当然,杜撰者不是计六奇,他的《明季南略》是在搜集大量明季史料基础上,整理、编辑而成。不仅《明季南略》,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如《小腆纪年附考》、《爝火录》、《甲申朝事小纪》、《甲乙事案》、《南疆逸史》等,都不难找到相类笔触。连《桃花扇》也蜻蜓点水地掺杂几句“天子多情爱沈郎”、“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来暗示朱由崧男女通吃。总之,这样的描写铺天盖地,完全是当时和后世大家对朱由崧的共识。

共识就是事实?人人相信便等于真相?一般会这么看。既然众口如一、众口同声,事情就错不了。可是,往往也有众口铄金的情形——经过“众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况肉身凡胎的人。“众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实和真相确定下来,也可以把虚妄确定为事实和真相。有关朱由崧的欲望化叙事,大部分属于众口铄金一类。李清专门谈到了这一点:

于吴姬罕近也。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皆归过于上。如端阳捕蛤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辩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又大学士吴甡寓居溧水,曾见一大珰,问及宫府事,言:“上饮酒宴乐有之,纵淫方药等传闻非确,惜为大学士马士英所挟耳。”

那些逃入民家的宫女,她们是在场者乃至当事人。比之于“众口”,她们是很少的一点人,但朱由崧这方面情形究竟如何,有发言权的并非纷纷然的大多数,而是这些“少数人”。“于吴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很热衷,更没到依赖壮阳药、淫死童女的地步。那位大太监对吴甡说得更明白:朱由崧有爱好有耽迷,但不是性,而是“以戏下酒”——一边看戏,一边喝酒。

这才是真实的朱由崧,抑或,才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一个”。

诚然,帝王中多好色之徒——其实并非他们较常人格外好色,而是性权力、性资源得天独厚,欲望可以无度挥霍,故而容易沉溺不拔,以至纵欲身死。这样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几位。个中极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风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里面欲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与壮阳药的关系确为明代显著者,《万历野获编》: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则是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父子俩都是“药物依赖者”。隆庆皇帝服了春药,居然“阳物昼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药物还真并非浪得虚名。或许就因这类故事巨大的广告效应,民间对皇帝与方药的关系早已笃信不疑,然后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滥性,凡滥性必方药。朱由崧大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发生诸多“纵淫方药等传闻”。

这种推想虽非事实,很多时候可能并不错,因为它合乎逻辑,在多个皇帝身上屡试不爽。可这回确实“爽”了一把。朱由崧对于性的兴趣仅堪平平,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美酒和戏剧。这确有点“反常规”;常规情形下,性总是排为享乐头名。但我们也得允许例外发生,仍以明代皇帝为例,对于性感觉寡淡的并非没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滥性无度,但他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却截然相反,除了张皇后,“平生别无幸与”,以致沈德符惊叹:“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这也真是修炼成仙了。什么原因?不好断言,似乎与两点有关,要么是张皇后擅宠、弘治怕老婆,要么是身体绵弱——朱祐樘曾受万贵妃迫害,命几不保,先天不足。不论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个先例,说明并不是每位守着取之不尽性资源的皇帝,都必然视男欢女爱为最大乐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这样,何况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已经作证“纵淫方药等传闻”都是莫须有之辞。

说来我们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纵淫方药”也罢,不“纵淫方药”也罢,作为街谈巷议或书话演义,妄说妄听何妨?然而有一点,当时人们就朱由崧“个人作风问题”传谣、信谣,都基于一种心理隐秘,即甲申国变后,事情坏就坏在没得到一位好皇帝,反过来这其实是说,万一不摊上一位无道之君,事情尚有可为。过去,我讲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则补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坏,更是一叶障目。如果对坏皇帝的怨恨,是对所谓好皇帝的祈盼,对这种迷梦,绝对应该猛推一把,使之觉醒。朱由崧不是什么好皇帝,对他当骂则骂,该批则批,俱无不可;然而如果熟读史料、了解当时语境,我们却都知道他所以背负这么多丑闻,乃至夸张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实有一种特殊含义,这就是钱谦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潞王“素有贤名”,可登大位。这是打道德牌,当时很有市场,连疯僧大悲都到处宣扬潞王贤明、皇帝该让与他做。且不说潞王与福王半斤八两,乙酉之变后他在杭州的表现完全说明这一点,就算果真德行较好而由他去当皇帝,明朝命运真能另有不同?明显是痴人说梦。古人的认识受制于时代,我们不能苛求,但作为后人,了解历史却不能顺从和重复古人的错误,而一定要将其指出。我们这里蛮认真地替朱由崧辩诬,清理某些有关他的不实之词,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将责任一古脑儿推到朱由崧那里,失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确实远谈不上什么很坏的皇帝。这与他的心性无关,而由“时势”决定。“皇帝”这种事物,有其固有之恶。其中最主要特征,就是黄宗羲概括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自古以来,君权邪恶本质即在于此。不过具体而论,情形也有变化、发展和差别。黄宗羲紧随刚才那句话后面,做了有趣的补充:“始而惭焉,久而安焉。”大家与历史对照一番,看看是否如此。一般,王朝初建之时,其一二代君主往往还能“与民休息”,独夫面目与特权贪欲有所克制,这就是“始而惭焉”。等到江山坐稳,那固有之恶可就情不自禁、不可阻挡地向外喷涌,无远弗届,不知餍足,此所谓“久而安焉”。杜牧曾讲到过“独夫之心”,每个皇帝或许都有一颗这样的心,但分辨一下,却也有大有小。是大是小,通常跟国势强弱成正比。王朝愈当如日中天,独夫之心就愈盛。像“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一类肆无忌惮情形,多不见于王朝初期,也很难得逞于王朝末年,一般都集中在王朝中段。

道理很简单,“久而安焉”,皇图稳固,固有之恶可以无忌尽兴一泄。故尔,这往往也是集中涌现“坏皇帝”的时期。明朝就很明显,从明英宗朱祁镇起,到明熹宗朱由校,其间除弘治皇帝不在此列,劣陋之辈走马灯般接踵而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一直到发展到极其黑暗的天启七年,这股恶的能量似乎总算释放干净。这么说好像还不准确;恶,其实没完,如果允许、如果可能还会释放,只是物极必反,恶的堆积已达某种极限,从而失去了继续作恶的条件。议至此,我想在“始而惭焉,久而安焉”的后头,替黄宗羲再添一句:“终而颓焉”。王朝末年通常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在明代,崇祯、弘光就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对相应这两位皇帝的认识,也紧扣“终而颓焉”几个字才比较得体。崇祯皇帝自谓“君非亡国之君”,有些心软的读者也附和他,以为这是一位好皇帝。而朱由崧,则在许多史述的妖魔化叙述下,被定格为坏皇帝。其实,作恶殆尽的王朝末年,无所谓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对于看起来疑似好皇帝者,我们不要忘记“终而颓焉”这个大背景,倘非如此,只怕我们绝无机会遇见一位所谓的“好皇帝”。对于被极力刻画、渲染出来的坏皇帝,大家也要多个心眼,想一想处在“终而颓焉”态势下的皇帝,其实又能“坏”到哪里去?

总之,皇帝的好坏,不取决于个人或心性,有什么“此贤彼愚”之分;取决于时势。凡恰当其势,“皇帝”这行当以其固有之恶,不出万一很难有什么好东西。这由制度来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关于朱由崧,从个人角度论他的好坏,至少笔者觉得材料尤其是可靠的材料尚嫌不足,但我们却有把握说,作为皇帝他确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作恶的能量。他是末世的君主。守着残山剩水,内寇外虏,朝不保夕,未来一片黯淡,乃至可以预见下场必属惨然。有鉴乎此,他还有多少心情去强打逞性妄为、跋扈自恣的精神,确是一种疑问。即便有此心情,客观上可以支撑他的资源、条件和空间,也大大萎缩了。试问,他能像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贪得无厌,尽其一生以逞其极端自私的本性吗?所以,假设朱由崧这个人好坏,意义不大,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时势。也许他本性一点也不好,然而时过境迁,想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非不愿,是不能也。

这“不能”,除开王朝势穷力疲的基本面,还和朱由崧自己的特殊情况有关——他并非通过继承程序自动登基,而是被迎立,由人扶上帝座。这层关系,无论如何含着君弱臣强的意味。尽管以明朝之日薄西山,马士英恐怕也无心以迎立为资本,做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指鹿为马的奸雄。他的诉求主要是搞钱、捞取实利,表现也相应主要是疯狂贪黩而非篡位夺权,职是之故,朱由崧所受挤压尚未达到汉献帝的程度,至少小命无忧,但寄人篱下、看人眼色、诸多方面操于人手等等之状,却在所不免。这样一位皇帝,哪里能弄性尚气、偿其大欲。想想嘉靖皇帝吧,午门外将一百八十多位大臣打屁股,血肉横飞,那才算强势的君主,才具备让一己之恶随心所欲释放的能量。

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他与一个叫化子相差无几,而这种状态已持续有两年。槖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贷维生,头上裹着粗布头巾,衣袍是破的,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而是质地低劣、用牛角制成的角带,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他就以这副形象出现在南京大臣面前,“枕旧衾敝,帐亦不能具”,看上去与其说是接受拜谒的君主,不如说是被救助的无家可归者。群臣或许不致因此有藐视君上之意,但朱由崧自己恐怕却少不了自惭形秽之感。

他无疑是带着心理上的弱势进入南京紫禁城。不特如此,对于当这个皇帝,朱由崧还极可能并不情愿。《明季南略》说,乙酉年四月下旬形势愈见危急时,朱由崧经常埋怨马士英“强之称帝”:

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汹汹,上日怨士英强之称帝,因谋所以自全。

 

南明皇帝朱由崧:偶然的谢幕人

明故宫遗址

这记载,自然相当重要了,可惜我们仅见此一笔。我们知道定策时,关于迎立何人,南京高层争得很激烈,是一场轩然大波,其线索在整个弘光一年中都不曾消隐,从史可法黜出南京到周镳、雷縯祚被杀,都是它引出的下文。普通的推想,朱由崧作为受益者应是其中的活跃因素,是积极主动的争夺者。《南渡录》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这情节跟刚才《明季南略》所说朱由崧本不想当皇帝而是马士英“强之称帝”一样,也不见于他著。真相暂不可考,但揆以整个局势,我个人不相信朱由崧曾与几位武臣串通,让他们“协谋拥戴”,而比较倾向于他对于当那个皇帝,内心至少有些踌躇。对此,我们虽没有直接关于朱由崧的材料,但可以参考潞王朱常淓的情况。乙酉南京投降后,明朝政治焦点迅速从南京移到杭州,因为朱常淓在那里,朱由崧被俘后可以代之的就是朱常淓。不久,马士英奉太后(朱由崧母亲)逃到杭州,太后亲求朱常淓接过权力,却遭后者坚拒:

时潞王有杭州,诸臣有请王监国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终不受。盖已与张秉贞、陈洪范决计迎款矣。

朱常淓执意不肯,答案仍为“终而颓焉”四个字。大势已去、山颓木坏,此时为君何美之有?要啥没啥不说,还得担责受过、百般受掣。朱常淓很明白这一点,不肯将屁股坐到火堆之上。一年前,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那样一个烂摊子,搁谁手里都不享福,都是累赘。除非自我崇高,以英雄自命,以为自己是中流砥柱、可挽狂澜于既倒者——比如朱聿键。但朱常淓不是这种人,朱由崧显然也不是。实际上,定策中福王、潞王之争,原是两边大臣争得面热耳赤,跟他俩本人却都没有什么关系。

既然朱由崧对当皇帝其实并无兴趣,那为何还是去了南京?对此,我们只好妄自揣测。在我看,他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我们回顾一下洛阳落难后他两年来的行止:孤身逃出、四处漂泊、寄人篱下、饥寒交迫;后来总算搭了顺风车,随潞王船队平安来到淮安,但有迹象表明,诸王船队继续南下时不打算携他同行,因为到淮安后,朱常淓借给他一笔钱,之后他就搬出船队上岸,“寓湖嘴杜光绍园”,大有就此分手之意。倘真如此,那么自到淮安之日起,朱由崧实即走投无路,往后的日子莫展一筹。恰在此时,杨文衔马士英之命找到他,密奏将迎至南京为君。你道他能如何?假设一下,倘若杨文来见时,朱由崧和朱常淓一样珠光宝气、饫甘餍肥,他又将作何选择?想必,也有不当皇帝的选择。眼下,以自己实际境况却实无拒绝的可能——除非他继续做叫化子。

假如《明季南略》“日怨士英强之称帝”的记载属实,以上便是我们就这笔记载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从心理层面展开的复原。所谓“强之称帝”,意思或许就是当初马士英利用了他的境况,利诱和说服他做那个皇帝。

以下一个重要问题,是朱由崧在接受皇帝位子时,是否与马、阮等预订政治同盟,明确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这也是我们判断他“坏”到何种地步的一个要点。以我对史料的研读,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是因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情节。

诸著一致记述,乙酉年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监国,宣布一系列重要任命;其中,虽然升了马士英的官,使其一跃而为东阁大学士,与史可法平起平坐,但仔细品味却是一碗水端平,两边都不得罪。马士英虽名列辅臣,兼职却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尤其“仍督凤阳等处军务”,仍放外任,并不置身中央日常事务,与史可法、高弘图等的“入值”截然不同。这当然大拂马士英所盼,与其“定策首功”比,毋如说是明升暗贬。这个人事安排,稿底应出于东林一派,但显然地,朱由崧也是默许的,没有行使其皇帝一票否决权。由此推而可知,当初朱由崧与马士英之间应不曾发生具体的政治交易,也许他暗中的盘算,未来还是稍偏于东林亦未可知。

至于马士英,当然大出意外,所以才发生了后面有点逼宫味道的事。五月初八,朱由崧监国第五天,马士英率着他的部队,浩浩荡荡从凤阳起身,“由淮入江,船千二百艘”,经过淮安时,“凡三日始毕”,阵势相当唬人。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入觐”,二是“劝进”(请求朱由崧由监国进皇帝位),冠冕堂皇,但同时“以史可法七不可之书奏之王”(定策过程中,史可法曾给马士英信,列出不宜选择朱由崧的七条理由),一是告史可法的状,二来未必没有提醒朱由崧不要忘恩负义的意思。

经过这件事,史可法被挤出南京,督师江北,到五月十六日,“以马士英掌兵部事,入阁办事”,终于完整接地史可法的权力。从这个过程看,朱由崧与马士英并非沆瀣一气,反倒曾想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在他这并不出于政见。对于政治,此人似乎既不抱有也不关心什么倾向。在国家兴亡之类问题上,我从他那儿始终只看见局外人心态。他愿意接受皇帝位子,主要出于自救,起码摆脱流浪和困境,至于别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而已。朝堂上的纷争,他多半只是察颜观色,顺势而动,并没有什么立场、主张意欲坚持和表达。

既然马士英证明自己足够强势,他便顺水推舟,对后者唯命是从。他虽坐在皇帝位子上,内心却真没把自己当皇帝。这个心理我们要把握住。他并不真是为了当皇帝来南京,而是由于当皇帝有各种的好处。幸好他是这样的心态,否则真把自己视为皇帝,只怕免不了要为着志不能伸、受人摆布之类苦恼,长吁短叹、郁结不舒。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烦恼,很知足很快乐,没心没肺地享受美酒和一流的戏剧演出。在他而言,这已是幸福人生。

我们能够落实的他的劣迹,主要就是享乐主义的生活内容和生存态度。在马士英、阮大铖辈看来,一位以饮酒、看戏为极大满足的皇帝,实在也是再省心不过了。阮大铖的高水平私人剧团,令朱由崧的南京生涯差不多就是一次跨年度的漫长戏剧节。某种意义上,对戏剧不可思议的痴迷“拯救”了朱由崧,他把整个身心扑在这一件事上,没完没了看戏,甚至从南京逃走前一个时辰也在看戏。这种过于集中的乐趣,使他少有别的乖张之举。既没像晋灵公那样,以弹弓袭击人民取乐;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曾为自己挑选、储备十多万美女,以供临幸;更不像后梁太祖朱温或其祖宗明成祖朱棣那样,以杀人为消遣……

总之,表现算是相当安静,史著里甚至没有提到他曾外出过紫禁城。他所履行的公务,仅限当朝堂需要时出面见见大臣,装装样子,讲些无关痛痒的话,此外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喝自己的酒、看自己的戏。在我印象中,闹得不像话的有两件事。一是将太后迎到南京时,为安顿太后选宫女;一是为自己筹备大婚,跟户部要钱、派太监征民女。这两件事,在他已是动静最大的了,但放到历史上看,跟许许多多前辈皇帝比,也很平常。

不过,上面的叙述绝非就他“为人”暗示什么。他的安静,恐怕不是个人性格的表现。还是那句话:终而颓焉。从万历、泰昌、天启诸帝的不安静,到弘光皇帝的比较安静,正确的理解是势之使然。前面各位早已折腾个天翻地覆,朱由崧既无折腾的本钱,也没有多少可折腾的了。

说到“为人”,虽然观察的机会很少,但还是有一件事可供我们略窥朱由崧的“为人”。那就是“翻案”这件事。

我们知道,明末政坛浊乱都因“三案”而生,而朱由崧父亲老福王,正是“三案”的起因。崇祯即位,将奄党定为逆案,为“三案”划上句号。然而当初曾在逆案中落水的好些人,如阮大铖、杨维垣等,人还在、心不死。现在朱由崧既为“今上”,他们认为是翻案的绝对时机,紧锣密鼓撺掇此事。先是请求寻访已被崇祯下令销毁的奄党所修《三朝要典》并予重议,继而为逆案中若干人等请恤请复,最后策划重兴大狱、追论东林诸臣之罪,把他们“并行究治”。在这股势力及舆论面前,朱由崧的态度非常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阮大铖等的主张十分切合朱由崧的个人利益,当初若非东林党人阻挠,父亲朱常洵肯定将是万历皇位继承者,而假使如此,朱常洵便不会就藩洛阳而落个惨死下场,进而,朱由崧本人亦不至缒城逃亡、沦落民间、形如乞丐。万一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与谋求翻案者们一拍即合,不妨说倒很顺理成章。但整个过程中,朱由崧的表现却意外地“有利有节”。他批准寻访《三朝要典》,命“宣付与史馆”,这相当于解除了崇祯对该书的禁令。当反对一方表示异议,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并循循说出理由。如:

总督袁继咸言:“《要典》不必重陈。”有旨:“皇祖妣(郑贵妃)、皇考(朱常洵)之无妄之诬,岂可不雪!事关青史,非存宿憾,群臣当体朕意。”

左良玉亦上疏谏止,认为:“《要典》治乱所关,勿听邪言,至兴大狱。”朱由崧答道:

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之间,数十年无纤毫间言,当日诸臣,妄兴诬构,卿一细阅,亦当倍增悲愤。但造祸之臣物故几尽,与见在廷臣功罪无关,悉从宽宥,不必疑猜。

态度相当坦率:第一,此为“家事”,从恢复皇家家族情感和谐角度他应该采取这种做法;第二,决不秋后算账,既往不咎,对当朝诸臣更不至兴狱。将这两点体会一下,竟是他所能有的最恰当反应——无意报复,这当然是极好的;但从孝道论,对于一件有损自己祖母、父亲名誉的事表示赞同,也说不过去——所以,撤销对《三朝要典》的否定,把它宣付史馆;但以此为限、到此为止,其他均置不论。

倒是逆案诸人不能以此为满意,他们非得看到对立面遭到打击报复的实际效果。及大悲和尚案发,阮大铖等捏制一份“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名单,“欲阱诸异己”。李清说:“非上宽仁,大狱兴矣。”朱由崧没兴趣,不了了之。对袁继咸也是这样。当时阮大铖一伙对大力反对给《三朝要典》恢复名誉的袁继咸恨之入骨,疏劾他“公然怙逆”,朱由崧却及时表示了对袁继咸的信任。正因这一段的表现,对朱由崧几乎从无好评的徐鼒,不禁大加赞赏:

徐鼒曰:李清《南渡录》谓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兴党人之狱,累请不允,向疑清言之为其主讳也。及观其谕解良玉,委任继咸,词气婉而处置当,而且拒纳银赎罪之请,禁武臣罔利之非,盖非武、熹(正德、天启二帝)之昏騃比也。使得贤者辅之,安知偏安之不可为邪!庄烈帝曰:“朕非亡国之君,卿等皆亡国之臣。”吾于南都亦云。

后面的议论,明显过了。朱由崧绝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不过,说他没有“坏”到正德、天启皇帝的地步,可能差不多。

李清说他“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由此可知朱由崧文化程度不高。我估计,大概比天启皇帝朱由校强一些,不至于是白丁,然而阅读进士出身的大臣们那些拽文拿调的奏章,会有相当的困难。

这意味着两点,一是权柄尽操旁人之手,不光内阁马士英,身边的太监等近倖肯定也少不了蒙骗利用他;二是自己没见识,遇事拿不出像样的主意。两者都很要命,是“皇帝”固有之恶中看似不起眼,却最糟糕、最可怕的一点,比具体干了哪些坏事严重得多。所谓“皇帝”,命中注定,与生俱来,无待能力与知识的检验,而天生握着至高无上权力。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件事比这更荒唐透顶。我们且不说禀性的良莠,单论不读书、没学问、少见地,胸无点墨、于世间万物的道理一窍不通,而国家、百姓福祉却托付在他的身上,这种制度何其儿戏?而帝权之下,这样的儿戏竟然是家常便饭。

明中期以来,白丁抑或准白丁皇帝屡见不鲜,他们有的因复杂残酷的宫廷恩仇从小失去好的教育,更多则是生来养尊处优、不思上进,一味在浮冶嬉游中厮混。比如武宗正德皇帝,天资本来很聪明,却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厌学倾向。他十五岁死了父皇,继位为君,从这天起,就使出浑身解数逃避读书和学习。我们从《明实录》看到,从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围绕着“进讲”之事,朱厚照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反复拉锯周旋,彼此扯了近两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嘱托为由,锲而不舍,反复劝学、奏请复讲,一方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推辞。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在奏章中说:先帝去世以来,进讲一直没有恢复;原来考虑到“梓宫在殡,圣孝方殷”,便将此事搁置下来;眼下,丧事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要转寒,再拖下去,进讲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按规定,严寒季节或盛暑之时,皇帝学习可以暂停),因此,无论如何请求于十一月初三重开“日讲”。 朱厚照勉强同意。但复讲之后,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方式维持不过月余,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暂免”。 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

正德元年二月,举行了朱厚照当皇帝后的第一次经筵,由李东阳、谢迁分别讲授《大学》首章和《尚书·尧典》首章。但到三月份,我们却又看到刘健的奏章,说今年二月二日肇开经筵,“然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统计下来,一个多月里“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皇帝的学习态度,被形容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又过一年,正德二年三月,李东阳最后一次上疏谈“进讲”;此后,《实录》再无这类记载,说明对于皇帝的读书学习,大臣们彻底绝望,已经闭口不提。

 

南明皇帝朱由崧:偶然的谢幕人

从根基上,帝权本已是极丑陋的事物(如黄宗羲所论),再加上做皇帝的往往不读书,这种邪恶更达于无可救药地步。假使读书,起码还留置一条对他们启蒙、改良的渠道,尽管未必奏效。跟内置于帝权中、与之俱来的恶的强大诱惑相比,教育的力量其实是甘拜下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见有的君主,饱读饱学却仍惯于为恶,嘉靖皇帝便是这样。不过,比之于不读书必蒙昧、必顽劣,只要肯读书,终归还有别的可能。可惜通常来说,“皇帝”和读书几乎是一对天生的矛盾,“皇帝”两个字骨子里就埋着排拒读书的意志,夸张一点说,不读书正是“皇帝”的题内之旨。为什么?大家但凡想想读书一事本质何在,即能了然。

说到底,读书无非是求知,无非是去弄懂各种道理。读书的意愿,来自希望了解和接受古往今来以为善的、正确的观念,尊重这些观念,按照这些观念行事做人。一句话,读书是为了融入社会理性,承担共同的社会义务。而“皇帝”一物,生而与之背道而驰。它建于另一种原理,如用一句话做最简概括,便是杜牧痛斥的“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霸道到极点,它简直就是专为将公共规则、普世价值践踏于脚下而来,又怎屑于对后者加以学习和认识?之所以每有皇帝不耐烦读书,视读书为仇雠,其底气盖在于此。不过从另一面讲,经过千百年涂毒,尤其明代,连续领教一个又一个近乎于抑或干脆就是白丁的皇帝,中国人也终于弄懂了其中的根源。比如,吕留良案主角曾静,在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著作《所知录》中,就说出一段有挖根意义的话:

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

光棍就是无赖,他们无傍无依、耍泼使浑,除一己私利私欲,世间任何道理都不认。曾静说,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皇帝”其实就是这路货色,眼中毫无规则,将一切道理弃若敝履;他们与普通光棍的区别,无非是被邪恶制度送上了社会顶层而已;今后“皇帝”,不能再由这种人做,必须由“知学”亦即胸中存有并能尊重道理的人做。他虽还不晓得丢弃“皇帝”名词,思想内涵却无疑已趋向于“民主”了。

正因了这样的趋向,读明史,才每每扼腕。我曾加以形容,明王朝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帝制史上,犹如一颗熟透的大脓包,表皮薄如蝉翼,就差微弱的触碰,脓汁便溃涌而出。偏偏在这样的关头,满清越关而入,把历史带往别的主题和矛盾。

话题回到朱由崧,回到这又一位“读书少”的皇帝与明王朝内在历史宿命的关系。

就事情本身而言,朱由崧成为明朝紫禁城末位君主,其实是个意外,有很大偶然性和随机性。假如不是当年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里篡夺皇权,又难安于心而迁都北平、同时却不敢废撤南京(因为朱元璋陵墓在此),这样形成了莫名其妙的两京制,那么,崇祯自尽、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之日,明朝便不会再有什么新的皇帝。次而假如能够未雨绸缪,将崇祯诸子早些护送南来——崇祯死前曾议论过此事——则在南京即位的,肯定不是朱由崧。从朱由崧自身情况论,他只身逃出洛阳,苟延残喘,走伏无地,也是万万不会想到居然能位尊九五。一系列偶然都凑齐了,明王朝才有了这样一位末代皇帝。

可我们又得说,偶然之中代表朱家出场对历史谢幕的朱由崧,似乎却是个不二人选,特别恰当,也特别生动。我经常想,倘若明朝以崇祯之死落下大幕,对于我们认识或感受历史,恐怕会有相当的误导。因为崇祯此人虽然毛病很大很多,但相比而言多少有点正面的东西,比如登基后迅速果断摧毁、惩办奄党邪恶集团,又在山穷水尽时能有以身殉国的刚烈之举。所以他的结局,有悲剧意味和向上的格调。假如明朝真以这样的意味和格调画上句号,凡熟悉其历史者,心里都不免怪怪的。

前面讲过,一百多年来除了弘治皇帝总体尚可,明朝简直没有第二位形象不算负面的皇帝。就好比一部荒诞派戏剧,眼看要结了,冷不防出现一位不够荒诞的角色,以致整出戏有可能被按上一个正剧风格的结尾——岂不怪哉?难道历史老人大失水准,留下这样的败笔?我们正在满腹狐疑,却见峰回路转,明朝死而复活,朱由崧出场,在南京登了帝位。尤其一年后,乙酉五月,当他“以油扇掩面”,由叛将刘良佐押送,擒回南京,到这里我们才明白历史老人原来耍了花枪,先前崇祯一幕只是欲扬先抑、故作腾挪;真正落幕,地点将在南京,谢幕人则是朱由崧……言及于此,笔者忍不住再次掊击历来以1644年崇祯缢死煤山为明史终点的权威然而全然不通的界说;这种观点,不光根本不曾搞懂明史,也大大辜负了历史老人生花妙笔的种种隽永意味。

朱由崧成为皇帝本来只有不大的可能,然而却做了这个皇帝;朱由崧未必爱做皇帝,然而却无奈地做了。这多重意外的后面,却矗立和凸显着某种奇怪的合理性,那就是他作为朱家揖别其统治史的代言人所具有的绝佳形象。这样一个形象,应该是没落、破落乃至窝窝囊囊的,但又不能太坏、坏到仍然恣行其恶的地步,因为它已失去那种能量。应该强烈透出“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息,但又不能从中传递忧伤、悲凉的情绪,因为正在发生的死亡,本质上是场喜剧,并不沉重,更多地带着谐谑。在这类历史内容面前,朱由崧的杂坐酣饮、倡优俳笑,乃至山颓木坏于前而心如止水、俨然看客,身为阶下之囚却“嘻笑自如”……种种形容,都再合适不过。回味整个朱明统治史,当满是尘土的厚幕吱吱扭扭落下,历史之光穿透如磐的黑暗,罩定一张有着上述表情的面孔,我以为是极为完美的终结。

我还有一些意犹未尽的话。朱由崧更像一个意念、一个符号。在整个剧情中,他似乎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存在,而非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人物。提起此人,我总是陷于一种恍惚:一方面,至今我完全不知他具体长相,无法道出那张脸是方是圆,更遑论上面的眉目五官;另一方面,我眼前又确确实实晃动着属于他的非常鲜明的表情——无所谓、爱谁谁、酒足饭饱、睡眼惺松、嘻笑自若、轻松乃至轻佻……它们呼之欲出,触手可及。我非常奇怪,为什么对一个人的面目毫无概念,同时却能清晰看见他的表情?而一再回味敛思,才终于意识到,我所见并非朱由崧本人的脸,我看见的是飘浮在空中的一幅幅面具,它们由朱明王朝某些魂魄凝聚积淀而成,环绕着朱由崧,在他脸上交替变换。

以“无脸”或面具方式演完谢幕人角色的朱由崧,其最后消失只留下一个背影——他被清军押往北京,回到明朝这座已沦丧多日的第一首都以及他本人的出生地。这远去的背影,就是他最后形象。从安徽被擒回南京时,人们尚能从别的角度观察他:“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而离开南京以后,他永恒地保持着背影状态,虽然此后他存活达一年以上,但从历史叙述的文字层面,再也没有转过身来。谁都没有描述过背影之后的形象,他应是在绝密的情形中,入了北京,随后消失在高墙之后。其最后结局,钱海岳《南明史》述为:

二年五月甲子,清以弓弦勒令自尽,崩年四十。是日大风,凶问至南京,父老皆为流涕。后合葬河南孝哲皇后陵。鲁王监国,上谥曰赧皇帝;及幸舟山,上庙谥曰质宗安皇帝。永历十一年四月,改上今谥曰简皇帝,庙号安宗。

此处的“二年”,为弘光二年(1646),非顺治二年(1645),因为钱氏《南明史》坚持奉明朝正朔。二年五月甲子,换为公历便是1646年7月1日。钱氏所述时间及情节,出处不明。我想,他必有所据,只是我在自己所阅中还没见到。我知道的结局,有些不同:

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因集九卿科道大小各官传谕曰:“本朝举兵征伐,原非无故,因万历年间数窘辱我国,以致愤兴师旅。今荷天庥得膺大宝,不修旧怨,礼葬崇祯,追加谥号,其阵获诸王尽加收养,乃不知感因图报,妄有推立鲁王等私匿印信,将谋不轨。朕不得已,付之于法。其未与谋者,仍与恩养。因谕尔等知之。

这是《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王先谦《东华录》也有一模一样的文字。它们所述时间较钱著略早,为五月壬戌(十七日,公历6月29日)。也可能壬戌日狱兴,而甲子日(五月十九日)被杀,中间隔了两天。清官方记载回避了处死方式(用弓弦勒死),也没有提及“福王”字样,而以“鲁王等十一人”笼统称之。显然,满清虽从未承认朱由崧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实际仍忌之甚深,以致相当鄙诈地隐去他名字,藏于“等十一人”。顺治三年五月的行动,既是对前明诸王的公然的一揽子屠杀——“私匿印信”、“将谋不轨”等,不必说都是拙劣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案。查清朝官史,没有朱由崧何年何月死于何处的半点记载,秘密都在“等十一人”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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