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触一个人，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即平时所谓“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如不能觅得，就有雾失楼台之感，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颇有此感。古代为帝王者，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虽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却总各有影绘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写真；唯独两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
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至于朱由崧，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但作为眼前实际，我们确实不曾见到。说到这一点，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谱宗祠里，还往往留有图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结果也无所获。那些记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那是很难一见的），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境遇有关。总之，无论图与文，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一次，从《眉叟年谱》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坐船首，一人旁执蓋。”虽着笔甚简，作者视线亦属遥遥一瞥，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仅此亦可，而竟不能。
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也引起别的思索。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好歹曾为君上，在世间的痕迹怎会如此之浅？当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那张脸，好像可有可无，不值一提。也许，并不出于忽视，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他短暂生涯，本有许多断断续续、亦实亦幻、真假难辨之处；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萍飘蓬转，即之则杳，有如匆匆过客。从这意义上说，形象的阙如，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其实，他的存在有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性，直到少年时代还很具体。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父亲是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亲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听上去容易误为朱常洵第八子，其实是长子，且别无兄弟。母亲姚氏大概死得早，后来被他从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邹氏，并非本生母。他应该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里，且一直长到七岁才离开。万历四十二年，经过久拖、耗费无数口舌乃至酿成宫廷迷案之后，万历皇帝终于决定福王去洛阳就藩。朱由崧在那里度过平静的二十七年，平静到没有多少消息，我们只知这段时间他先是受封为德昌王，后进福王世子。对于乃父的生活，《明史》亦仅以“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一语蔽之。
经过二十来年的沉寂，崇祯十四年起，有关福王一家的记载突然又多了起来。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阳，朱常洵惨死。这件事，让福王一家重回社会聚光灯下。二十年前，由于“三案”缘故，他们曾占据这样的位置，随着崇祯即位、钦定逆案，波澜平伏，事情渐渐过去，他们也淡出政治焦点，在洛阳过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而那个冬天，朱常洵被杀，且死得那样恐怖——尸身被分割，与鹿肉同煮，名为“福禄宴”——震惊了全国。作为最有钱势的亲王，朱常洵如此下场，无疑是深刻象征，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经。深受打击的，包括崇祯皇帝本人。洛阳事变后，他派人四处找寻堂弟下落，当听到朱由崧流落民间、衣不蔽体的汇报，皇帝泫然泪下，专门拨银三万一千两，派司礼监王裕民送去。以当时国库的捉襟见肘，这笔钱已是巨款，从中可以体会崇祯内心浓厚的悲郁与恐惧。过了几个月，又颁旨朱由崧嗣福王位。
随着洛阳之变，原来寂寂无闻的福世子开始受到舆论关注，他的逃脱，他的流浪，他的穷困，他的寄人篱下……频频见诸报道和记述。有关他的故事如此之多，大大超过他过去二十多年经历的总和。照理说，他的形象应该由此变得清晰和具体了，实际却刚好相反。他的确越来越多在各种传闻里被提及和曝光，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点，反而更加混乱。有关他的描述，充满了道听途说，在时间、地点和过程上淆乱不一。这明显是乱世的作用。比如，他如何从洛阳脱身，以及脱身后到卫辉依潞王朱常淓这段时间当中的行止，既不确定也不连贯，至今史家不能使之凿实、次第完述，都只能囫囵了事。这留下了许多疑点，而各种对他的怀疑也就趁隙而入，直至有真假福王之论。
到此回看其平生，也有趣得紧：幼年他的消息少而简单，但那时他的真实性反而不成问题；现在消息虽然越来越多，他却变得越来不可靠。表面上，他愈益进入人们视野，实际却离大家越来越远。这颇像结构主义中所指与能指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能指愈丰富，所指便愈模糊。朱由崧从福八而福王，从福王而弘光皇帝，在历史舞台上一步步由远而近，渐渐趋向最前台；但当他终于站在大家面前，大家反而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这种怀疑或不信任，在弘光末期达到顶点。当时，一起童妃案，一件太子案，都造成朱由崧到底是真是假的严重怀疑。人们猛然觉察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亦即，眼前这个据称是福王、大摇大摆坐在皇位上的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其底细，抑或，根本谁都不认得他。南京上上下下大小臣工，过去均未见过朱由崧。他确是依潞王来到淮安，但潞王也不能作证此人就是福王朱由崧，论起来这二人虽为叔侄，过去却也例未谋面，当初朱由崧是自行投奔卫辉潞王府，他提交了什么凭据，使朱常淓相信他便是皇侄朱由崧呢？我们并不了解。从始至终，我们只是知道有几位所谓福王府仆从一直追随左右，为他提供身份证明——万一这些人本身就是假的呢……钱秉镫曾就童妃案，写讽刺诗《假后》云：“福国昔破散，骨肉如飘蓬。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从。……不识今上谁，空死囹圄中。”又于《南渡三疑案》中说：“童氏出身不可考，而决为德昌王之故妃也。”意思很清楚，疑朱由崧而不疑童妃。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看法。尤其经过失败的一年，大家对于“破散”、“飘蓬”期间朱由崧的踪迹无法征信这一点，很乐于理解为这位弘光帝其实是个赝品。最离奇的说法见《甲申朝事小纪》：
马士英抚凤阳时，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视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有博徒，持以质钱，士英因物色之。士英与王初不相识，但据王印所在，则以为真世子。
依此，在南京当皇帝的那人，不过是持有福王印的某位赌徒罢了。
不过，南京的一年当中，他又回到了真实。不管前头的经历如何扑朔迷离，他做了弘光皇帝、在南京临朝一年，这可是真真切切、有目共睹。我想如果与之面对面，我将对他这样说：我也许并不知道你究系何人，但我知道你是弘光皇帝。固然，他可能是个假冒的福王，但作为弘光皇帝却并非假冒，而是经南京重臣会商决定并专门迎送，又经过正式典礼确认的。他是一个真实的皇帝。
但接下来，若问真实的弘光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不免又含糊起来。史述中对他有大量、压倒性的负面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马士英、阮大铖狼狈为奸，定策前主动联络马士英为己争位，登基后对马阮言听计从、任其操柄。一是荒淫无度，纵酒滥性，尤其是喜好幼女，甚至彻夜痛饮而淫死幼女……这些描写，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却只是想象。假如我们希望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而不只想找一个历史替罪羊，对这些描写就需要给予细致的分辨。凡属于想象的，都将其剔除于事实之外，而不论这类话语多么甚嚣尘上、众口一辞。即便确有其事的那部分，也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孤立、单线条地看，而要深入一层看前因后果，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这样慎重，实在并不为着朱由崧的缘故，他个人的毁誉，说实话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对他的看法恰当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那段历史认识是否正确；实际上，当时一些史述所以对他的形象展开了那些刻画，本身就由于不正确历史观的指导。
我们先从一种最耸人听闻的描写说起，亦即他的恣意声色。《明季南略》：
马士英听阮大铖日将童男女诱上。正月十二丙申，传旨天财库，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旧院雏妓马、阮选进者，抬出北安门，付鸨儿葬之。嗣后屡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而马、阮搜觅六院亦无遗矣。
“童男女”、“淫死童女二人”、“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六院亦无遗矣”……将这些字眼及片断挑出来，摆放面前冷冷打量一下，不难意识到其中充满妄测、夸张、虚构和杜撰，做得了这种事的人，没法是朱由崧，甚至没法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真实的人，倒很像色情小说主角或所谓AV男优，大抵他们才能够对性事如此强悍。当然，杜撰者不是计六奇，他的《明季南略》是在搜集大量明季史料基础上，整理、编辑而成。不仅《明季南略》，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如《小腆纪年附考》、《爝火录》、《甲申朝事小纪》、《甲乙事案》、《南疆逸史》等，都不难找到相类笔触。连《桃花扇》也蜻蜓点水地掺杂几句“天子多情爱沈郎”、“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来暗示朱由崧男女通吃。总之，这样的描写铺天盖地，完全是当时和后世大家对朱由崧的共识。
共识就是事实？人人相信便等于真相？一般会这么看。既然众口如一、众口同声，事情就错不了。可是，往往也有众口铄金的情形——经过“众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况肉身凡胎的人。“众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实和真相确定下来，也可以把虚妄确定为事实和真相。有关朱由崧的欲望化叙事，大部分属于众口铄金一类。李清专门谈到了这一点：
于吴姬罕近也。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皆归过于上。如端阳捕蛤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辩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又大学士吴甡寓居溧水，曾见一大珰，问及宫府事，言：“上饮酒宴乐有之，纵淫方药等传闻非确，惜为大学士马士英所挟耳。”
那些逃入民家的宫女，她们是在场者乃至当事人。比之于“众口”，她们是很少的一点人，但朱由崧这方面情形究竟如何，有发言权的并非纷纷然的大多数，而是这些“少数人”。“于吴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很热衷，更没到依赖壮阳药、淫死童女的地步。那位大太监对吴甡说得更明白：朱由崧有爱好有耽迷，但不是性，而是“以戏下酒”——一边看戏，一边喝酒。
这才是真实的朱由崧，抑或，才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一个”。
诚然，帝王中多好色之徒——其实并非他们较常人格外好色，而是性权力、性资源得天独厚，欲望可以无度挥霍，故而容易沉溺不拔，以至纵欲身死。这样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几位。个中极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风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里面欲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与壮阳药的关系确为明代显著者，《万历野获编》：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则是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父子俩都是“药物依赖者”。隆庆皇帝服了春药，居然“阳物昼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药物还真并非浪得虚名。或许就因这类故事巨大的广告效应，民间对皇帝与方药的关系早已笃信不疑，然后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滥性，凡滥性必方药。朱由崧大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发生诸多“纵淫方药等传闻”。
这种推想虽非事实，很多时候可能并不错，因为它合乎逻辑，在多个皇帝身上屡试不爽。可这回确实“爽”了一把。朱由崧对于性的兴趣仅堪平平，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美酒和戏剧。这确有点“反常规”；常规情形下，性总是排为享乐头名。但我们也得允许例外发生，仍以明代皇帝为例，对于性感觉寡淡的并非没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滥性无度，但他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却截然相反，除了张皇后，“平生别无幸与”，以致沈德符惊叹：“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这也真是修炼成仙了。什么原因？不好断言，似乎与两点有关，要么是张皇后擅宠、弘治怕老婆，要么是身体绵弱——朱祐樘曾受万贵妃迫害，命几不保，先天不足。不论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个先例，说明并不是每位守着取之不尽性资源的皇帝，都必然视男欢女爱为最大乐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这样，何况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已经作证“纵淫方药等传闻”都是莫须有之辞。
说来我们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纵淫方药”也罢，不“纵淫方药”也罢，作为街谈巷议或书话演义，妄说妄听何妨？然而有一点，当时人们就朱由崧“个人作风问题”传谣、信谣，都基于一种心理隐秘，即甲申国变后，事情坏就坏在没得到一位好皇帝，反过来这其实是说，万一不摊上一位无道之君，事情尚有可为。过去，我讲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则补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坏，更是一叶障目。如果对坏皇帝的怨恨，是对所谓好皇帝的祈盼，对这种迷梦，绝对应该猛推一把，使之觉醒。朱由崧不是什么好皇帝，对他当骂则骂，该批则批，俱无不可；然而如果熟读史料、了解当时语境，我们却都知道他所以背负这么多丑闻，乃至夸张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实有一种特殊含义，这就是钱谦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潞王“素有贤名”，可登大位。这是打道德牌，当时很有市场，连疯僧大悲都到处宣扬潞王贤明、皇帝该让与他做。且不说潞王与福王半斤八两，乙酉之变后他在杭州的表现完全说明这一点，就算果真德行较好而由他去当皇帝，明朝命运真能另有不同？明显是痴人说梦。古人的认识受制于时代，我们不能苛求，但作为后人，了解历史却不能顺从和重复古人的错误，而一定要将其指出。我们这里蛮认真地替朱由崧辩诬，清理某些有关他的不实之词，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将责任一古脑儿推到朱由崧那里，失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确实远谈不上什么很坏的皇帝。这与他的心性无关，而由“时势”决定。“皇帝”这种事物，有其固有之恶。其中最主要特征，就是黄宗羲概括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自古以来，君权邪恶本质即在于此。不过具体而论，情形也有变化、发展和差别。黄宗羲紧随刚才那句话后面，做了有趣的补充：“始而惭焉，久而安焉。”大家与历史对照一番，看看是否如此。一般，王朝初建之时，其一二代君主往往还能“与民休息”，独夫面目与特权贪欲有所克制，这就是“始而惭焉”。等到江山坐稳，那固有之恶可就情不自禁、不可阻挡地向外喷涌，无远弗届，不知餍足，此所谓“久而安焉”。杜牧曾讲到过“独夫之心”，每个皇帝或许都有一颗这样的心，但分辨一下，却也有大有小。是大是小，通常跟国势强弱成正比。王朝愈当如日中天，独夫之心就愈盛。像“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一类肆无忌惮情形，多不见于王朝初期，也很难得逞于王朝末年，一般都集中在王朝中段。
道理很简单，“久而安焉”，皇图稳固，固有之恶可以无忌尽兴一泄。故尔，这往往也是集中涌现“坏皇帝”的时期。明朝就很明显，从明英宗朱祁镇起，到明熹宗朱由校，其间除弘治皇帝不在此列，劣陋之辈走马灯般接踵而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一直到发展到极其黑暗的天启七年，这股恶的能量似乎总算释放干净。这么说好像还不准确；恶，其实没完，如果允许、如果可能还会释放，只是物极必反，恶的堆积已达某种极限，从而失去了继续作恶的条件。议至此，我想在“始而惭焉，久而安焉”的后头，替黄宗羲再添一句：“终而颓焉”。王朝末年通常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在明代，崇祯、弘光就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对相应这两位皇帝的认识，也紧扣“终而颓焉”几个字才比较得体。崇祯皇帝自谓“君非亡国之君”，有些心软的读者也附和他，以为这是一位好皇帝。而朱由崧，则在许多史述的妖魔化叙述下，被定格为坏皇帝。其实，作恶殆尽的王朝末年，无所谓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对于看起来疑似好皇帝者，我们不要忘记“终而颓焉”这个大背景，倘非如此，只怕我们绝无机会遇见一位所谓的“好皇帝”。对于被极力刻画、渲染出来的坏皇帝，大家也要多个心眼，想一想处在“终而颓焉”态势下的皇帝，其实又能“坏”到哪里去？
总之，皇帝的好坏，不取决于个人或心性，有什么“此贤彼愚”之分；取决于时势。凡恰当其势，“皇帝”这行当以其固有之恶，不出万一很难有什么好东西。这由制度来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关于朱由崧，从个人角度论他的好坏，至少笔者觉得材料尤其是可靠的材料尚嫌不足，但我们却有把握说，作为皇帝他确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作恶的能量。他是末世的君主。守着残山剩水，内寇外虏，朝不保夕，未来一片黯淡，乃至可以预见下场必属惨然。有鉴乎此，他还有多少心情去强打逞性妄为、跋扈自恣的精神，确是一种疑问。即便有此心情，客观上可以支撑他的资源、条件和空间，也大大萎缩了。试问，他能像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贪得无厌，尽其一生以逞其极端自私的本性吗？所以，假设朱由崧这个人好坏，意义不大，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时势。也许他本性一点也不好，然而时过境迁，想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非不愿，是不能也。
这“不能”，除开王朝势穷力疲的基本面，还和朱由崧自己的特殊情况有关——他并非通过继承程序自动登基，而是被迎立，由人扶上帝座。这层关系，无论如何含着君弱臣强的意味。尽管以明朝之日薄西山，马士英恐怕也无心以迎立为资本，做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指鹿为马的奸雄。他的诉求主要是搞钱、捞取实利，表现也相应主要是疯狂贪黩而非篡位夺权，职是之故，朱由崧所受挤压尚未达到汉献帝的程度，至少小命无忧，但寄人篱下、看人眼色、诸多方面操于人手等等之状，却在所不免。这样一位皇帝，哪里能弄性尚气、偿其大欲。想想嘉靖皇帝吧，午门外将一百八十多位大臣打屁股，血肉横飞，那才算强势的君主，才具备让一己之恶随心所欲释放的能量。
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他与一个叫化子相差无几，而这种状态已持续有两年。槖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贷维生，头上裹着粗布头巾，衣袍是破的，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而是质地低劣、用牛角制成的角带，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他就以这副形象出现在南京大臣面前，“枕旧衾敝，帐亦不能具”，看上去与其说是接受拜谒的君主，不如说是被救助的无家可归者。群臣或许不致因此有藐视君上之意，但朱由崧自己恐怕却少不了自惭形秽之感。
他无疑是带着心理上的弱势进入南京紫禁城。不特如此，对于当这个皇帝，朱由崧还极可能并不情愿。《明季南略》说，乙酉年四月下旬形势愈见危急时，朱由崧经常埋怨马士英“强之称帝”：
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汹汹，上日怨士英强之称帝，因谋所以自全。
明故宫遗址
这记载，自然相当重要了，可惜我们仅见此一笔。我们知道定策时，关于迎立何人，南京高层争得很激烈，是一场轩然大波，其线索在整个弘光一年中都不曾消隐，从史可法黜出南京到周镳、雷縯祚被杀，都是它引出的下文。普通的推想，朱由崧作为受益者应是其中的活跃因素，是积极主动的争夺者。《南渡录》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这情节跟刚才《明季南略》所说朱由崧本不想当皇帝而是马士英“强之称帝”一样，也不见于他著。真相暂不可考，但揆以整个局势，我个人不相信朱由崧曾与几位武臣串通，让他们“协谋拥戴”，而比较倾向于他对于当那个皇帝，内心至少有些踌躇。对此，我们虽没有直接关于朱由崧的材料，但可以参考潞王朱常淓的情况。乙酉南京投降后，明朝政治焦点迅速从南京移到杭州，因为朱常淓在那里，朱由崧被俘后可以代之的就是朱常淓。不久，马士英奉太后（朱由崧母亲）逃到杭州，太后亲求朱常淓接过权力，却遭后者坚拒：
时潞王有杭州，诸臣有请王监国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终不受。盖已与张秉贞、陈洪范决计迎款矣。
朱常淓执意不肯，答案仍为“终而颓焉”四个字。大势已去、山颓木坏，此时为君何美之有？要啥没啥不说，还得担责受过、百般受掣。朱常淓很明白这一点，不肯将屁股坐到火堆之上。一年前，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那样一个烂摊子，搁谁手里都不享福，都是累赘。除非自我崇高，以英雄自命，以为自己是中流砥柱、可挽狂澜于既倒者——比如朱聿键。但朱常淓不是这种人，朱由崧显然也不是。实际上，定策中福王、潞王之争，原是两边大臣争得面热耳赤，跟他俩本人却都没有什么关系。
既然朱由崧对当皇帝其实并无兴趣，那为何还是去了南京？对此，我们只好妄自揣测。在我看，他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我们回顾一下洛阳落难后他两年来的行止：孤身逃出、四处漂泊、寄人篱下、饥寒交迫；后来总算搭了顺风车，随潞王船队平安来到淮安，但有迹象表明，诸王船队继续南下时不打算携他同行，因为到淮安后，朱常淓借给他一笔钱，之后他就搬出船队上岸，“寓湖嘴杜光绍园”，大有就此分手之意。倘真如此，那么自到淮安之日起，朱由崧实即走投无路，往后的日子莫展一筹。恰在此时，杨文衔马士英之命找到他，密奏将迎至南京为君。你道他能如何？假设一下，倘若杨文来见时，朱由崧和朱常淓一样珠光宝气、饫甘餍肥，他又将作何选择？想必，也有不当皇帝的选择。眼下，以自己实际境况却实无拒绝的可能——除非他继续做叫化子。
假如《明季南略》“日怨士英强之称帝”的记载属实，以上便是我们就这笔记载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从心理层面展开的复原。所谓“强之称帝”，意思或许就是当初马士英利用了他的境况，利诱和说服他做那个皇帝。
以下一个重要问题，是朱由崧在接受皇帝位子时，是否与马、阮等预订政治同盟，明确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这也是我们判断他“坏”到何种地步的一个要点。以我对史料的研读，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是因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情节。
诸著一致记述，乙酉年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监国，宣布一系列重要任命；其中，虽然升了马士英的官，使其一跃而为东阁大学士，与史可法平起平坐，但仔细品味却是一碗水端平，两边都不得罪。马士英虽名列辅臣，兼职却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尤其“仍督凤阳等处军务”，仍放外任，并不置身中央日常事务，与史可法、高弘图等的“入值”截然不同。这当然大拂马士英所盼，与其“定策首功”比，毋如说是明升暗贬。这个人事安排，稿底应出于东林一派，但显然地，朱由崧也是默许的，没有行使其皇帝一票否决权。由此推而可知，当初朱由崧与马士英之间应不曾发生具体的政治交易，也许他暗中的盘算，未来还是稍偏于东林亦未可知。
至于马士英，当然大出意外，所以才发生了后面有点逼宫味道的事。五月初八，朱由崧监国第五天，马士英率着他的部队，浩浩荡荡从凤阳起身，“由淮入江，船千二百艘”，经过淮安时，“凡三日始毕”，阵势相当唬人。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入觐”，二是“劝进”（请求朱由崧由监国进皇帝位），冠冕堂皇，但同时“以史可法七不可之书奏之王”（定策过程中，史可法曾给马士英信，列出不宜选择朱由崧的七条理由），一是告史可法的状，二来未必没有提醒朱由崧不要忘恩负义的意思。
经过这件事，史可法被挤出南京，督师江北，到五月十六日，“以马士英掌兵部事，入阁办事”，终于完整接地史可法的权力。从这个过程看，朱由崧与马士英并非沆瀣一气，反倒曾想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在他这并不出于政见。对于政治，此人似乎既不抱有也不关心什么倾向。在国家兴亡之类问题上，我从他那儿始终只看见局外人心态。他愿意接受皇帝位子，主要出于自救，起码摆脱流浪和困境，至于别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而已。朝堂上的纷争，他多半只是察颜观色，顺势而动，并没有什么立场、主张意欲坚持和表达。
既然马士英证明自己足够强势，他便顺水推舟，对后者唯命是从。他虽坐在皇帝位子上，内心却真没把自己当皇帝。这个心理我们要把握住。他并不真是为了当皇帝来南京，而是由于当皇帝有各种的好处。幸好他是这样的心态，否则真把自己视为皇帝，只怕免不了要为着志不能伸、受人摆布之类苦恼，长吁短叹、郁结不舒。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烦恼，很知足很快乐，没心没肺地享受美酒和一流的戏剧演出。在他而言，这已是幸福人生。
我们能够落实的他的劣迹，主要就是享乐主义的生活内容和生存态度。在马士英、阮大铖辈看来，一位以饮酒、看戏为极大满足的皇帝，实在也是再省心不过了。阮大铖的高水平私人剧团，令朱由崧的南京生涯差不多就是一次跨年度的漫长戏剧节。某种意义上，对戏剧不可思议的痴迷“拯救”了朱由崧，他把整个身心扑在这一件事上，没完没了看戏，甚至从南京逃走前一个时辰也在看戏。这种过于集中的乐趣，使他少有别的乖张之举。既没像晋灵公那样，以弹弓袭击人民取乐；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曾为自己挑选、储备十多万美女，以供临幸；更不像后梁太祖朱温或其祖宗明成祖朱棣那样，以杀人为消遣……
总之，表现算是相当安静，史著里甚至没有提到他曾外出过紫禁城。他所履行的公务，仅限当朝堂需要时出面见见大臣，装装样子，讲些无关痛痒的话，此外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喝自己的酒、看自己的戏。在我印象中，闹得不像话的有两件事。一是将太后迎到南京时，为安顿太后选宫女；一是为自己筹备大婚，跟户部要钱、派太监征民女。这两件事，在他已是动静最大的了，但放到历史上看，跟许许多多前辈皇帝比，也很平常。
不过，上面的叙述绝非就他“为人”暗示什么。他的安静，恐怕不是个人性格的表现。还是那句话：终而颓焉。从万历、泰昌、天启诸帝的不安静，到弘光皇帝的比较安静，正确的理解是势之使然。前面各位早已折腾个天翻地覆，朱由崧既无折腾的本钱，也没有多少可折腾的了。
说到“为人”，虽然观察的机会很少，但还是有一件事可供我们略窥朱由崧的“为人”。那就是“翻案”这件事。
我们知道，明末政坛浊乱都因“三案”而生，而朱由崧父亲老福王，正是“三案”的起因。崇祯即位，将奄党定为逆案，为“三案”划上句号。然而当初曾在逆案中落水的好些人，如阮大铖、杨维垣等，人还在、心不死。现在朱由崧既为“今上”，他们认为是翻案的绝对时机，紧锣密鼓撺掇此事。先是请求寻访已被崇祯下令销毁的奄党所修《三朝要典》并予重议，继而为逆案中若干人等请恤请复，最后策划重兴大狱、追论东林诸臣之罪，把他们“并行究治”。在这股势力及舆论面前，朱由崧的态度非常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阮大铖等的主张十分切合朱由崧的个人利益，当初若非东林党人阻挠，父亲朱常洵肯定将是万历皇位继承者，而假使如此，朱常洵便不会就藩洛阳而落个惨死下场，进而，朱由崧本人亦不至缒城逃亡、沦落民间、形如乞丐。万一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与谋求翻案者们一拍即合，不妨说倒很顺理成章。但整个过程中，朱由崧的表现却意外地“有利有节”。他批准寻访《三朝要典》，命“宣付与史馆”，这相当于解除了崇祯对该书的禁令。当反对一方表示异议，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并循循说出理由。如：
总督袁继咸言：“《要典》不必重陈。”有旨：“皇祖妣（郑贵妃）、皇考（朱常洵）之无妄之诬，岂可不雪！事关青史，非存宿憾，群臣当体朕意。”
左良玉亦上疏谏止，认为：“《要典》治乱所关，勿听邪言，至兴大狱。”朱由崧答道：
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之间，数十年无纤毫间言，当日诸臣，妄兴诬构，卿一细阅，亦当倍增悲愤。但造祸之臣物故几尽，与见在廷臣功罪无关，悉从宽宥，不必疑猜。
态度相当坦率：第一，此为“家事”，从恢复皇家家族情感和谐角度他应该采取这种做法；第二，决不秋后算账，既往不咎，对当朝诸臣更不至兴狱。将这两点体会一下，竟是他所能有的最恰当反应——无意报复，这当然是极好的；但从孝道论，对于一件有损自己祖母、父亲名誉的事表示赞同，也说不过去——所以，撤销对《三朝要典》的否定，把它宣付史馆；但以此为限、到此为止，其他均置不论。
倒是逆案诸人不能以此为满意，他们非得看到对立面遭到打击报复的实际效果。及大悲和尚案发，阮大铖等捏制一份“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名单，“欲阱诸异己”。李清说：“非上宽仁，大狱兴矣。”朱由崧没兴趣，不了了之。对袁继咸也是这样。当时阮大铖一伙对大力反对给《三朝要典》恢复名誉的袁继咸恨之入骨，疏劾他“公然怙逆”，朱由崧却及时表示了对袁继咸的信任。正因这一段的表现，对朱由崧几乎从无好评的徐鼒，不禁大加赞赏：
徐鼒曰：李清《南渡录》谓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兴党人之狱，累请不允，向疑清言之为其主讳也。及观其谕解良玉，委任继咸，词气婉而处置当，而且拒纳银赎罪之请，禁武臣罔利之非，盖非武、熹（正德、天启二帝）之昏騃比也。使得贤者辅之，安知偏安之不可为邪！庄烈帝曰：“朕非亡国之君，卿等皆亡国之臣。”吾于南都亦云。
后面的议论，明显过了。朱由崧绝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不过，说他没有“坏”到正德、天启皇帝的地步，可能差不多。
李清说他“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由此可知朱由崧文化程度不高。我估计，大概比天启皇帝朱由校强一些，不至于是白丁，然而阅读进士出身的大臣们那些拽文拿调的奏章，会有相当的困难。
这意味着两点，一是权柄尽操旁人之手，不光内阁马士英，身边的太监等近倖肯定也少不了蒙骗利用他；二是自己没见识，遇事拿不出像样的主意。两者都很要命，是“皇帝”固有之恶中看似不起眼，却最糟糕、最可怕的一点，比具体干了哪些坏事严重得多。所谓“皇帝”，命中注定，与生俱来，无待能力与知识的检验，而天生握着至高无上权力。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件事比这更荒唐透顶。我们且不说禀性的良莠，单论不读书、没学问、少见地，胸无点墨、于世间万物的道理一窍不通，而国家、百姓福祉却托付在他的身上，这种制度何其儿戏？而帝权之下，这样的儿戏竟然是家常便饭。
明中期以来，白丁抑或准白丁皇帝屡见不鲜，他们有的因复杂残酷的宫廷恩仇从小失去好的教育，更多则是生来养尊处优、不思上进，一味在浮冶嬉游中厮混。比如武宗正德皇帝，天资本来很聪明，却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厌学倾向。他十五岁死了父皇，继位为君，从这天起，就使出浑身解数逃避读书和学习。我们从《明实录》看到，从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围绕着“进讲”之事，朱厚照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反复拉锯周旋，彼此扯了近两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嘱托为由，锲而不舍，反复劝学、奏请复讲，一方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推辞。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在奏章中说：先帝去世以来，进讲一直没有恢复；原来考虑到“梓宫在殡，圣孝方殷”，便将此事搁置下来；眼下，丧事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要转寒，再拖下去，进讲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按规定，严寒季节或盛暑之时，皇帝学习可以暂停），因此，无论如何请求于十一月初三重开“日讲”。 朱厚照勉强同意。但复讲之后，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方式维持不过月余，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暂免”。 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
正德元年二月，举行了朱厚照当皇帝后的第一次经筵，由李东阳、谢迁分别讲授《大学》首章和《尚书·尧典》首章。但到三月份，我们却又看到刘健的奏章，说今年二月二日肇开经筵，“然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统计下来，一个多月里“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皇帝的学习态度，被形容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又过一年，正德二年三月，李东阳最后一次上疏谈“进讲”；此后，《实录》再无这类记载，说明对于皇帝的读书学习，大臣们彻底绝望，已经闭口不提。
从根基上，帝权本已是极丑陋的事物（如黄宗羲所论），再加上做皇帝的往往不读书，这种邪恶更达于无可救药地步。假使读书，起码还留置一条对他们启蒙、改良的渠道，尽管未必奏效。跟内置于帝权中、与之俱来的恶的强大诱惑相比，教育的力量其实是甘拜下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见有的君主，饱读饱学却仍惯于为恶，嘉靖皇帝便是这样。不过，比之于不读书必蒙昧、必顽劣，只要肯读书，终归还有别的可能。可惜通常来说，“皇帝”和读书几乎是一对天生的矛盾，“皇帝”两个字骨子里就埋着排拒读书的意志，夸张一点说，不读书正是“皇帝”的题内之旨。为什么？大家但凡想想读书一事本质何在，即能了然。
说到底，读书无非是求知，无非是去弄懂各种道理。读书的意愿，来自希望了解和接受古往今来以为善的、正确的观念，尊重这些观念，按照这些观念行事做人。一句话，读书是为了融入社会理性，承担共同的社会义务。而“皇帝”一物，生而与之背道而驰。它建于另一种原理，如用一句话做最简概括，便是杜牧痛斥的“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霸道到极点，它简直就是专为将公共规则、普世价值践踏于脚下而来，又怎屑于对后者加以学习和认识？之所以每有皇帝不耐烦读书，视读书为仇雠，其底气盖在于此。不过从另一面讲，经过千百年涂毒，尤其明代，连续领教一个又一个近乎于抑或干脆就是白丁的皇帝，中国人也终于弄懂了其中的根源。比如，吕留良案主角曾静，在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著作《所知录》中，就说出一段有挖根意义的话：
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
光棍就是无赖，他们无傍无依、耍泼使浑，除一己私利私欲，世间任何道理都不认。曾静说，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皇帝”其实就是这路货色，眼中毫无规则，将一切道理弃若敝履；他们与普通光棍的区别，无非是被邪恶制度送上了社会顶层而已；今后“皇帝”，不能再由这种人做，必须由“知学”亦即胸中存有并能尊重道理的人做。他虽还不晓得丢弃“皇帝”名词，思想内涵却无疑已趋向于“民主”了。
正因了这样的趋向，读明史，才每每扼腕。我曾加以形容，明王朝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帝制史上，犹如一颗熟透的大脓包，表皮薄如蝉翼，就差微弱的触碰，脓汁便溃涌而出。偏偏在这样的关头，满清越关而入，把历史带往别的主题和矛盾。
话题回到朱由崧，回到这又一位“读书少”的皇帝与明王朝内在历史宿命的关系。
就事情本身而言，朱由崧成为明朝紫禁城末位君主，其实是个意外，有很大偶然性和随机性。假如不是当年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里篡夺皇权，又难安于心而迁都北平、同时却不敢废撤南京（因为朱元璋陵墓在此），这样形成了莫名其妙的两京制，那么，崇祯自尽、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之日，明朝便不会再有什么新的皇帝。次而假如能够未雨绸缪，将崇祯诸子早些护送南来——崇祯死前曾议论过此事——则在南京即位的，肯定不是朱由崧。从朱由崧自身情况论，他只身逃出洛阳，苟延残喘，走伏无地，也是万万不会想到居然能位尊九五。一系列偶然都凑齐了，明王朝才有了这样一位末代皇帝。
可我们又得说，偶然之中代表朱家出场对历史谢幕的朱由崧，似乎却是个不二人选，特别恰当，也特别生动。我经常想，倘若明朝以崇祯之死落下大幕，对于我们认识或感受历史，恐怕会有相当的误导。因为崇祯此人虽然毛病很大很多，但相比而言多少有点正面的东西，比如登基后迅速果断摧毁、惩办奄党邪恶集团，又在山穷水尽时能有以身殉国的刚烈之举。所以他的结局，有悲剧意味和向上的格调。假如明朝真以这样的意味和格调画上句号，凡熟悉其历史者，心里都不免怪怪的。
前面讲过，一百多年来除了弘治皇帝总体尚可，明朝简直没有第二位形象不算负面的皇帝。就好比一部荒诞派戏剧，眼看要结了，冷不防出现一位不够荒诞的角色，以致整出戏有可能被按上一个正剧风格的结尾——岂不怪哉？难道历史老人大失水准，留下这样的败笔？我们正在满腹狐疑，却见峰回路转，明朝死而复活，朱由崧出场，在南京登了帝位。尤其一年后，乙酉五月，当他“以油扇掩面”，由叛将刘良佐押送，擒回南京，到这里我们才明白历史老人原来耍了花枪，先前崇祯一幕只是欲扬先抑、故作腾挪；真正落幕，地点将在南京，谢幕人则是朱由崧……言及于此，笔者忍不住再次掊击历来以1644年崇祯缢死煤山为明史终点的权威然而全然不通的界说；这种观点，不光根本不曾搞懂明史，也大大辜负了历史老人生花妙笔的种种隽永意味。
朱由崧成为皇帝本来只有不大的可能，然而却做了这个皇帝；朱由崧未必爱做皇帝，然而却无奈地做了。这多重意外的后面，却矗立和凸显着某种奇怪的合理性，那就是他作为朱家揖别其统治史的代言人所具有的绝佳形象。这样一个形象，应该是没落、破落乃至窝窝囊囊的，但又不能太坏、坏到仍然恣行其恶的地步，因为它已失去那种能量。应该强烈透出“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息，但又不能从中传递忧伤、悲凉的情绪，因为正在发生的死亡，本质上是场喜剧，并不沉重，更多地带着谐谑。在这类历史内容面前，朱由崧的杂坐酣饮、倡优俳笑，乃至山颓木坏于前而心如止水、俨然看客，身为阶下之囚却“嘻笑自如”……种种形容，都再合适不过。回味整个朱明统治史，当满是尘土的厚幕吱吱扭扭落下，历史之光穿透如磐的黑暗，罩定一张有着上述表情的面孔，我以为是极为完美的终结。
我还有一些意犹未尽的话。朱由崧更像一个意念、一个符号。在整个剧情中，他似乎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存在，而非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人物。提起此人，我总是陷于一种恍惚：一方面，至今我完全不知他具体长相，无法道出那张脸是方是圆，更遑论上面的眉目五官；另一方面，我眼前又确确实实晃动着属于他的非常鲜明的表情——无所谓、爱谁谁、酒足饭饱、睡眼惺松、嘻笑自若、轻松乃至轻佻……它们呼之欲出，触手可及。我非常奇怪，为什么对一个人的面目毫无概念，同时却能清晰看见他的表情？而一再回味敛思，才终于意识到，我所见并非朱由崧本人的脸，我看见的是飘浮在空中的一幅幅面具，它们由朱明王朝某些魂魄凝聚积淀而成，环绕着朱由崧，在他脸上交替变换。
以“无脸”或面具方式演完谢幕人角色的朱由崧，其最后消失只留下一个背影——他被清军押往北京，回到明朝这座已沦丧多日的第一首都以及他本人的出生地。这远去的背影，就是他最后形象。从安徽被擒回南京时，人们尚能从别的角度观察他：“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而离开南京以后，他永恒地保持着背影状态，虽然此后他存活达一年以上，但从历史叙述的文字层面，再也没有转过身来。谁都没有描述过背影之后的形象，他应是在绝密的情形中，入了北京，随后消失在高墙之后。其最后结局，钱海岳《南明史》述为：
二年五月甲子，清以弓弦勒令自尽，崩年四十。是日大风，凶问至南京，父老皆为流涕。后合葬河南孝哲皇后陵。鲁王监国，上谥曰赧皇帝；及幸舟山，上庙谥曰质宗安皇帝。永历十一年四月，改上今谥曰简皇帝，庙号安宗。
此处的“二年”，为弘光二年（1646），非顺治二年（1645），因为钱氏《南明史》坚持奉明朝正朔。二年五月甲子，换为公历便是1646年7月1日。钱氏所述时间及情节，出处不明。我想，他必有所据，只是我在自己所阅中还没见到。我知道的结局，有些不同：
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因集九卿科道大小各官传谕曰：“本朝举兵征伐，原非无故，因万历年间数窘辱我国，以致愤兴师旅。今荷天庥得膺大宝，不修旧怨，礼葬崇祯，追加谥号，其阵获诸王尽加收养，乃不知感因图报，妄有推立鲁王等私匿印信，将谋不轨。朕不得已，付之于法。其未与谋者，仍与恩养。因谕尔等知之。
这是《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王先谦《东华录》也有一模一样的文字。它们所述时间较钱著略早，为五月壬戌（十七日，公历6月29日）。也可能壬戌日狱兴，而甲子日（五月十九日）被杀，中间隔了两天。清官方记载回避了处死方式（用弓弦勒死），也没有提及“福王”字样，而以“鲁王等十一人”笼统称之。显然，满清虽从未承认朱由崧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实际仍忌之甚深，以致相当鄙诈地隐去他名字，藏于“等十一人”。顺治三年五月的行动，既是对前明诸王的公然的一揽子屠杀——“私匿印信”、“将谋不轨”等，不必说都是拙劣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案。查清朝官史，没有朱由崧何年何月死于何处的半点记载，秘密都在“等十一人”这几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