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镠（1916-1994），笔名流金，江西新建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始人。
顾孟武（1929-不详），江苏苏州人。曾长期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编辑。
近日，笔者因偶然的机缘获睹五封程应镠先生致顾孟武先生亲笔信札，皆虞云国教授《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事辑》”）所未及者。程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创始人，笔者对先生为人为学，素所钦慕，对这五封信札略作疏证、予以刊布，以飨同好。
程应镠先生
程先生是文史大家，一生历经坎坷，只留下了《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三部史学专著。其中1986年10月出版的《范仲淹新传》、1991年8月出版的《司马光新传》二书责任编辑皆为顾孟武先生。这批信札主要涉及《范仲淹新传》写作，对另外二书也有涉及，并及个人交谊。
1982年4月，程先生因鼻咽癌住院，当年11月才结束养病、恢复工作。（《事辑》第433、446页）9月23日，先生在致顾信中写道：
孟武同志，手书奉悉。宋史研究会已定下月廿一日至廿六日在郑州举行年会，通知不久即可发出。我因每天须服药十次以上（煎药，枫斗，西洋参），不能去了。大作极好。《赤壁之战辨》我没有看过，从你的文章所叙引看来，真是有点荒唐的。专颂
编安
程应镠 九.廿三
1982年10月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先生因病未能参加。1981年3月31日《光明日报·史学》刊载了尹韵公《赤壁之战辨》一文，引起了一些商榷，顾孟武先生也写了一篇质疑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九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的《赤壁小战说质疑》。当时顾先生应是将论稿给程先生看过，所以程先生在病中有此回信。
1983年3月8日，程先生致顾信云：
孟武同志：
去北京开了五天会，第六天发个寒热，耳朵就聋了。提前于四日飞返上海，五日去医院，说是中耳炎（急性），打了三天青霉素。今天复诊，还是要打针。昨天你来时，我正在睡，未得一晤，至怅怅也。病中屡承存问，亦所心感。《范传》拟先作平生事迹著作编年，已作到庆历四年，还差八年未作，过两天将继续作下去。估计七月可动手写传，国庆前可写完。做编年的工作量较大，七九年开始，时断时续。这回集中工作了五个月，后三个月每日工作时间都在六小时以上。算来大约也有三年了。
给伯涵同志一笺，请转交。耑颂编安。
弟程应镠 三.八
信末提及的“伯涵同志”应是指当时亦任职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刘伯涵先生。是年2月24日，程先生赴京参加由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兼为即将成立的古籍研究所争取设置古典文献专业而多方努力”。会议期间，因洗澡受凉，突发寒热，遂于3月4日乘飞机匆匆返沪。（《事辑》，第454、455页）但先生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当年，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并开始招收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
先生此次患急性中耳炎，致使听力受损，身体受到影响，但此时仍挂心于《范仲淹新传》的写作。先生作此传，是从摘抄资料、纂辑传记长编开始的，在长编的基础上再正式写作传记并编纂事迹著作编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范仲淹新传》正文及附录《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先生搜集有关资料始于何时？此信言1979年，而《范仲淹新传·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言1980年，未知孰是？《事辑》据《自序》所言系于1980年。大约1982年10月，先生在楼钥《范文正公年谱》的基础上开始纂辑传记长编，至此信写作时，已完成绝大部分，只剩最后八年。先生在信中表示“过两天将继续作下去。估计七月可动手写传，国庆前可写完”，可能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所以在27日给友人王勉的信中说到：“这使我了解，为什么医生要我休息一年！这些日子什么也不作，完全休息。”（《事辑》，第455页）但身体稍一好转，他又开始继续工作了，4月12日在给王名衡的信中，他表示：“近准备写范仲淹传，已作生平事迹著作编年长编，本月内可以全部做完，打算暑中动笔写。”（《事辑》，第459页）实际上，正式动笔已是当年秋天。到了“寒假多暇，上午没有人来，往往能成二三千字。”（《自序》，第1页）
不过，从容的日子总是不多的，写作时断时续。1984年3月22日，程先生致顾信云：
孟武同志：
两信都收到。挂号件迄未来，这里管邮件的同志又不在家，日内当可收到。当遵嘱为检核。
福建人民出版社已来过信，表示愿意出版《宋代思想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希望我们国庆前交稿。此书分量很大，第一辑收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朝须两辑，愈后愈多。初辑进度远远超过我的估计，十之九利用所外力量。我目前正审阅《历史词典》中魏晋南北朝及宋辽夏金条目释文。一月后又要看《大词典·宋史卷》的清样，朱瑞熙、王曾瑜都要来。《范传》还是去年暑中写了五万多字，秋后即为所中及过去承担下来的工作所扰。续写恐须待夏秋了。十分抱歉！
《论丛》我只有发表过我的旧作关于《尉缭子》的那一本。刊载大作的，希望能一读。
《宋史研究通讯》印好了快十天，忘了叫办事的同志寄给你，已嘱今后都寄送。匆匆问好。
弟程应镠
三月二十二日
早在1980年，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就确定了以整理宋代史籍为中心，以宋代思想史为研究重点的发展方向。（《事辑》，第539页）1983年2月18日，《文汇报》刊载了一则消息，题为《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研究室采取五项措施广招贤才加快古籍整理进度》，介绍了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研究室所承担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古籍的整理工作及其进度，并提出了“招聘待业人员”等五条措施吸收社会人员，加快古籍整理工作的步伐。当时已聘请了二十三位专业人才，消息还提到“他们还拟聘请几十位社会上专业人才，着重进行唐诗、宋词和唐宋思想文化史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1983年9月上旬，在古籍所成立大会上，程先生发表讲话，又着重提到了宋代思想史资料的辑录汇编工作。后来因经费原因，资料集未能正式出版。（《事辑》，第462页、474页）从此信可看出，当时已做了大量工作且进度很快。程先生所言“十之九利用所外力量”亦是实情。此外，程先生当时还承担着《中国历史大辞典》部分条目释文和清样的审读工作，据王曾瑜先生回忆，程先生对《宋史卷》的每条释文都进行了仔细审读。（《事辑》，第428页）这些工作无疑耗费了他巨大精力，对《范仲淹新传》迟迟不能交稿也只能表示“十分抱歉”了。
这年夏天，他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写。直到1985年7月20日才全部写完，又花了10天时间做《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当时已是7月末，先生想起了1938年的那一天，他从南昌动身奔赴昆明西南联大。（《自序》，第2页）四十七年弹指一挥间，看尽人世变幻、历经坎坷的先生，此时心中大概有无限苍凉之感吧。
信尾提到《论丛》和《宋史研究通讯》，从此亦可窥程、顾二先生之间不只是作者与编辑的合作关系，他们还有着个人的学术交谊。《论丛》指的是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籍论丛》，上面刊载了程先生《关于尉缭和〈尉缭子〉》一文。而先生向顾先生索阅的应该同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论丛》，在该刊1983年出版的第七辑上刊载有顾先生《〈后出师表〉一误辨证》一文。
1985年12月，程先生赴京参加燕京大学同学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的聚会，16日乘飞机返沪。19日致信顾先生云：
孟武同志：
十六日返沪，即忙于上课。昨日奉手书，知《范传》已发稿，很高兴，希望明年能和读者见面。北图宋本《范集》，亦已讬近史所沈自敏同志和北图联系，估计必可速为摄寄也。北京故旧议论和我们差不多。谋及子孙，决不能继续下去的。月历极精美，感谢感谢。专覆，敬颂
冬祺。
弟 流金 十九日
年会中心为有关王安石的问题，地点在抚州。我的论文为《〈明妃曲〉书后》。
得知《范仲淹新传》发稿，先生很高兴，第二年10月，《新传》正式出版。信末提及的年会似为1986年在江西抚州举行的“纪念王安石逝世900周年学术讨论会”，先生提及的论文《〈明妃曲〉书后》即后来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的《书王荆公〈明妃曲〉后》，在论文末尾先生自记道：“一九八五年十月初稿，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改成。”
1986年10月《范仲淹新传》出版，受到各方好评。1987年5月10日（据信封邮戳5月12日推定），程先生致顾信云：
孟武兄，手书奉悉，在繁重工作中还能作学术研究，至可喜也。《司马光传》已写了十一余万字，因临时要作王国维论史学的论文，搁置已两周，可能要到下月才能续写。《范传》评介文学，这里《学报》有一篇，质量颇高。《通讯》也有一篇，是北京近代史所沈自敏写的，今日已寄还给他，请他改一些连我也不认得的草字。日本有一篇，下月可刊出。有个学生（程兆奇）也写了一篇在港报发表。书出后，周一良、邓广民（按：“民”应为“铭”）都有信来，颇为赞赏，以为材料确实，不独文笔见长也。《史话》出版后，《人民》《光明》的评论都是北京出版社组织的，这回，却十之九是我的学生。
耑复，顺颂，编好。
流金 十日
《范仲淹新传》出版后，1986年11月，先生即开始了《司马光新传》的写作。此书的写作推进很快，作信时已写了十一万多字，至当年9月7日正文即撰写完毕，开始撰写《司马光事迹著作编年简录》。（《事辑》，第549、572页）
信中提及的“《范传》评介文学”，“《学报》有一篇”指的是后来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的朱圃《〈范仲淹新传〉：历史人物研究的佳作》一文。《通讯》上沈自敏的文章是指后来发表在《宋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上署名林宁的《“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新传〉读后》一文，是年10月29日沈自敏在致先生信中曾提及此文：“日前邓恭三先生的博士生包伟民君来访，并带来了那篇《芳草无情》，说：‘这才知道林宁是你’。”（《事辑》，第574页）实际上朱、沈这两篇文章当时都还未正式发表出来。发表在日本以及程兆奇发表在香港的文章，笔者暂未能查考到。先生提及周一良、邓广铭对《范仲淹新传》的赞赏，周一良的评论今日尚可见，抄录如下：
尊著深入浅出，无一事无依据，而文字清新活泼，引人入胜。尤其穿插大量诗句，而叙友朋关系，烘托传主，更觉形象丰满。书中论到县专人选及办学等条，今日读之，也大有现实意义。（《事辑》，第560页）
先生的《南北朝史话》出版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曾组织了一些评论文章。而此次《范仲淹新传》的评介者，朱圃、程兆奇等大都是先生的学生。信中提及的关于王国维论史学的论文，未见发表，其详情不得而知。
这批书信的写作时间，贯穿了程先生在学术舞台上最灿烂的岁月，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时光。在这批书信中最后一封写完没过多久，程先生即因“文革”旧伤缠绵病榻，直至去世。他用自己的笔将范仲淹、司马光的人格精神留在了天壤之间，他自己也将永远闪耀在学术星空之中。
附记：这批信札为广州青年信札爱好者何效飞珍藏，蒙何先生慨允刊布，在此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