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举办了“2021年诺奖作家古尔纳作品集出版线上发布会”，宣布于25日正式推出古尔纳10部小说中译本的第一辑。从讲述非洲一代移民生活的《天堂》《来世》，聚焦文化夹缝中难民身份的《海边》，再到围绕二代移民的《赞美沉默》与《最后的礼物》，此次出版的5部作品呈现了古尔纳将个体命运置于宏大历史变迁之中的叙事能力。
古尔纳10部小说中译本的第一辑
在线上发布会中，古尔纳通过一段视频向中国读者介绍道：“如果你第一次开始阅读我的书，之前从未接触过我的作品，可以从《天堂》《来世》开始。在某些方面，这两本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某些想法、主题上。”
《天堂》呈现了一幅殖民笼罩下的东非画卷。1886年，坦噶尼喀内陆被划归德国势力范围；1890年，桑给巴尔沦为英国“保护地”，1917年11月，英军占领坦噶尼喀全景。小说讲述的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故事：少年优素福被父亲抵押给商人偿债，跟随商队踏上行走异乡的旅途，一路历经艰难后，最终选择了出走参军。其中，“天堂”的概念无疑贯穿始终，它既是印度锡克教与穆斯林信徒之间宗教观念的争辩核心，又被具象化为富商所拥有的华丽花园，而在那天堂般的外观背后，却隐藏着暴力、战争、种族压迫的残酷。
在《来世》中，古尔纳从某种程度上续写了少年优素福的故事。他以哈姆扎的名字出现，刚刚从战场归来，肉体和精神都伤痕累累，直到遇到了同样经历着创伤的阿菲娅。军队的经历一方面给他留下了阴影，另一方面却让他学会了学会了德语，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在他们的家族故事中，文明与野蛮并非简单二分，不同文化都展示了各自的养分与黑暗。
古尔纳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附近的桑给巴尔小岛，小岛在1964年时与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1964年，革命爆发，古尔纳踏上了逃往英国的道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线上发布会中介绍，古尔纳的经历可以与另一位诺奖得主、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进行比较，不同的是后者在童年时便移民英国，而古尔纳是在成年后作为难民进入英国。上世纪80年代末，古尔纳才终于有机会重返桑给巴尔，探访重病的父亲。这次经历成为他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的基础，这部作品将出现在古尔纳中译本的第二辑中。
在小说《海边》中，古尔纳的个人经历借由主人公们的讲述得到了再现。小说讲述了20世纪末从桑给巴尔来到一昂过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萨利赫·奥马尔的遭遇，而他的人生又与另一位人物拉蒂夫交织在一起。从家族恩怨到桑给巴尔的殖民独立史，古尔纳在倒叙与插叙中讲述了难民的处境。
《最后的礼物》与《赞美沉默》则聚焦于二代移民的故事，两者之间同样有有所关联。《赞美沉默》中，“我”离开非洲故土20年，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处境都不尽人意。在漫长的异乡人生活中，出于各种原因，“我”习惯于保持沉默，又时常编纂出自己的个人故事，来符合英国人对于一个非洲人的标准期待。出生之后，“我”和母亲就被父亲阿巴斯抛下，而这位父亲正是《最后的礼物》中的主人公，与保持沉默的儿子不同，他一直渴望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子女听，但他们却毫无兴趣，最终他用录音机录下了自己的故事。
记忆、身份认同、爱与软弱等构成了古尔纳写作的主题。在发布会的视频最后，古尔纳说道，“目前，比起协作来，我更多的是在对人们讲述，因为人们想要听我说，”诺奖无疑为他带来了莫大的关注度，而对于写作，“等一切恢复正常，我就会继续。”
古尔纳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附：
古尔纳：“我代表我自己。”
从198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至今，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一直面对着那些想要对他和他的作品进行分类的企图：他是否认为自己是非洲作家？抑或是英国作家？他为谁发声：是这个群体，还是那个群体？
即使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该奖项此前只授予过四位非洲裔作家，包括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与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他又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了“围绕您身份的争议”。显然，人们对于如何定义这位作家感到困惑。
“什么争议？”他记得自己这么回答，“我知道我是谁！”
古尔纳现年73岁，1968年时从出生地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他磨炼自己的手艺，最终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往往展现东非殖民时代及其影响，身处英国的移民经历，或者两者皆有——因此，他有时不得不反驳他是为别人而非自己说话的观点。
“我抗拒那种认为作家应该代表什么的想法，”他说道，“我代表我自己，我代表的是我在思考什么，我是谁，我关心什么，我想要写下什么。”
他又补充道，“当我发声时，我是众人之中的一个声音，如果你在自己的经历中听到了它的回声，那当然很好。”
即便是那些涉及殖民历程及其影响的“后殖民写作”，在古尔纳口中，也是“关乎经历，而非何处。”
古尔纳共出版了10部小说，其中，《海边》（By the Sea）关于一名想要在英国南海岸建立生活的年迈的避难者；《天堂》（Paradise），曾获得1994年布克奖的提名；《来世》（Afterlives）则讲述了德英攻占东非期间三个主人公努力生活的故事。
对于作品《来世》，长期担任古尔纳英国编辑的亚历山德拉·普林格尔（Alexandra Pringle）称其展现了古尔纳运用微妙的散文、“通过小人物来讲述宏大历史事件”的叙事能力，而“这一点是很难企及的”。许多读者对于非洲作家有一种刻板印象，指望他们在写作中进行卖弄。“那不是阿卜杜勒拉扎克。”普林格尔说道。
古尔纳的友人与仰慕者们同意这一评价。作家马萨·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曾说他“亲切而善良，就像你通过他的书所能想象到的那样”，又很幽默。古尔纳告诉她，当自己把获得诺奖的消息告诉自己的孙子孙女时，只换来了他们的一句“好的，爷爷”。
古尔纳成长于桑给巴尔，彼时那里既是英属保护国，又是苏丹统治的国家。他的父亲买卖来自印度洋的鱼干和腌鱼，因此他早年的许多时光都集中在家门口的海岸上。在他的回忆中，几乎每年11月都有许多单桅帆船驶入港口，而他会观察那些水手从一艘船走到另一艘船，船上满载着货物，仿佛那都是土地。
1964年，反叛军推翻了以阿拉伯人为主的桑给巴尔政府，他的童年第一次被扰乱。革命爆发当天，古尔纳与家人正在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度假，但是他目睹了逃亡的桑给巴尔苏丹与前英国官员抵达该城港口时“令人同情的一幕”。当他回到桑给巴尔时，一家人开车经过了“烧毁的房子，墙上都是弹孔”，并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古尔纳本人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行为，他说，“但你不必亲眼目睹，你会不断听到有关暴力的消息。”
新政府关停学校，然后重新开放，规定毕业生只能在以乡村地区为主的地方担任教师。意识到自己的未来渺茫，古尔纳和他的兄弟启程去往英国，那里有他们的一位表亲。当时他们身上只有400英镑。
古尔纳说，他一到英国就感受到了格格不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做了什么？”他说道，“我落下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在英国，他第一次遭受到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虐待。尽管有这样的动荡，初到英国的岁月对他意义重大。今年3月，在他任教30多年的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接受采访时，古尔纳指出那段岁月“更多的是反思”，而不是悲剧性。“那时候。”他说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来到一个如此不同的地方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在英国完成相当于高中水平的学业后，古尔纳当了三年的医院看护来维持生计，之后去念了大学。再然后，他终于开始了写作——最初是关于故乡的随笔，后来才是完整的小说。
在诺贝尔演讲中，古尔纳说写作的冲动源于“思想之苦与他乡生活之痛”，他因而意识到，“有一些东西是我需要说的。”
“一种写作的渴望在我心中生长：我要驳斥那些鄙视我们、轻蔑我们的人做出的自信满满的总结归纳，”古尔纳在演讲中说道，虽然他又补充道，他从不想要着眼于论争，而是想书写人类残酷中的温柔，以及从意想不到的源泉中涌现善良的能力。
古尔纳的粉丝们认为，人性是其作品最强大的地方之一。蒙吉斯特说他的小说展现出“人们身处灾难或破坏性的政治体系，仍然能够保持人性，仍然能够去爱、去创造家庭的可能性，”在她看来，那也是“一个微妙的政治宣言。”
他最受好评的作品就反映了这一点。《天堂》诞生于古尔纳于1984年首次获准回到桑给巴尔之后。一天，他从窗口看到父亲走向一座清真寺，然后意识到，当英国在桑给巴尔建立保护国的时候，这位老古尔纳应该还是个孩子。古尔纳说他想知道，“当你第一次意识到外国人开始占领你们的生活时，对于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这部小说不仅讲述了殖民主义，也讲述了一个被当作债务抵押品的男孩成长的故事。
《来世》是一部类似的历史小说，初衷是描写英德两国在东非交战的故事，古尔纳说，在过去的小说中，这些战争被描述得很轻松，尽管事实上有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战争相关的饥荒和疾病。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哈姆扎报名加入德国军队，虽然很快意识到了错误，但已经被困在军队中。当他终于从那里离开后，他成为了自己家乡的陌生人，但还是重建起自己的生
获得诺贝尔奖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声后，古尔纳需要一些调整：他说，他没有时间写作。他的行程安排满是采访和不时的海外旅行，包括一次桑给巴尔的回程，在那里，他第一次被视为英雄，尽管你在那里能买到的他的书很少。
古尔纳的妻子丹尼斯·德凯尔·纳莱丹妮丝·德凯尔斯·纳拉因（Denise deCaires Narain）说，古尔纳是一个天性安静而深思熟虑的人。她说，有人要求他代表非洲、桑给巴尔、伊斯兰教等地方和团体，而他不想“迎合人们认为长得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说什么或做什么”。
不过，古尔纳说他有一个应对策略。有一次，他谈到采访者试图让他讨论有争议的话题。回答这些问题“有点压力”。
但之后，“你只需花上一两分钟思考，”他说，“然后就能想到办法摆脱它。”
（附文部分编译自《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