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多山，山中有山，山外有山，绍兴又多文人雅士，故山中摩崖刻石现存较多，且以题名为主。
越中人文繁盛，历史上留下了大量摩崖、碑刻、墓志、造像、经幢、兵器、铜镜等，基本上涵盖了金石学范畴内的主要类型，总体以石居多，金为次。本文为越中金石的概述文章。
隋大业元年（六〇五）设越州，大业三年，越州复为会稽郡，后屡有改易，区域范围亦多有调整。宋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宋高宗驻跸行在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于第二年正月改元绍兴。时越州官吏军民僧道上表乞赐府额，遂仿唐德宗以兴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故事，于同年十月升行改越州为绍兴府，绍兴由此得名。本文的“越中”，专指今绍兴辖区内越城、柯桥、上虞、诸暨、嵊州、新昌三区二市一县的地理范围。
越中人文繁盛，历史上留下了大量摩崖、碑刻、墓志、造像、经幢、兵器、铜镜等，基本上涵盖了金石学范畴内的主要类型，总体以石居多，金为次。绍兴图书馆《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前言载：“第一辑收入金石，辑自杜春生《越中金石记》与阮元《两浙金石志》，时间下限为元代，山会两邑各分其区，共收录金石一百三十三则。第二辑广求搜罗，收录明至民国碑刻三百零八则……”为方便介绍计，我们从摩崖石刻、碑碣、墓志、造像、砖甓、经幢、刻帖、吉金八个方面略述如下：
摩崖石刻
《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绍兴多山，山中有山，山外有山，不仅区域内因有会稽山脉、四明山脉等大型山系，城内还有府山、塔山、蕺山三山。绍兴又多文人雅士，故山中摩崖刻石现存较多，且以题名为主。据《绍兴文物志》统计，绍兴各县市区现存摩崖群二十六处，越城区与柯桥区相对多而集中，如府山、宛委山、东湖、大帝山、柯岩等摩崖石刻群，而府山、宛委山处题刻较早，如府山有唐刻一处，宋刻六处（已有两处被毁）；宛委山有唐刻一处，宋刻二十二处（已有十三处被覆刻或被毁）。另有市区小隐山因历史原因被炸平，据载，山上原有宋刻七处，元刻若干，绍兴图书馆尚存民国所拓宋刻四页，弥足珍贵。
《唐山开山题记》拓片
《於越》拓片
《松壑》拓片
《小隐山题记》拓片
《建初买地刻石》拓片
绍兴摩崖石刻以富盛跳山东汉摩崖《建初买地刻石》（亦称《大吉碑》）最为著名，题刻时间亦为最早，叶昌炽《语石》言：“越中有汉《大吉山地记》，建初元年造。”此刻石为山阴人杜春生于道光三年发现，是浙江省内迄今发现最早的摩崖题记，时人王中丞绍兰在《越中金石记·书后》中道：“不独越郡增荣益观，即两浙及大江以南诸碑亦莫能或之先者。”自发现以来，金石界诸家蜂起，学者、书家纷纷“争先快睹，求取几无虚日”。该刻石还为研究当时的土地买卖制度提供了依据，也是书法史上由秦篆向汉隶演变发展的活化石，二〇二〇年十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龙瑞宫记》拓片
唐《龙瑞宫记》，位于禹陵乡望仙桥村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亦称《龙瑞宫管山界至记》或《龙瑞宫至山界记》，南宋《嘉泰会稽志》：“《龙瑞宫记》，贺知章篆并正书，刻于宫后葛仙公炼丹井侧飞来石上，漫灭。仅存宫内有重刻本。”叶昌炽评云：“余所见唐时名迹，惟贺秘监《龙瑞宫铭》，仙童乐静，摆脱尘壒，如见四明狂客气象。”
碑碣
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称为“碑”，把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称为“碣”，后多不分，碑碣成为各种形制碑石的统称。秦始皇刻石纪功，则开树碑立碣之风气。
《曹娥庙碑》拓片
碑碣是绍兴目前留存刻石中的最大宗，多分布于全市各地名胜。据载，绍兴府学（现稽山中学）及绍兴辖内著名之寺庙如大禹陵、南镇庙（已毁）、卧龙山城隍庙（已毁）、曹娥庙内相对比较集中。如清阮元《两浙金石记》载绍兴金石目录五十五种，碑碣目录有四十种，占比高达七成多，其中府学中所列碑目二十五种，占比约达五成以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印《浙江图书馆馆藏浙江金石拓片目录》载浙江图书馆馆藏绍兴地区拓片三百零九件中碑碣类多达二百六十一件，其中涉及南镇庙为十八件。
越中留存的唐宋期间代表性碑碣主要有：
古窆石亭
《禹陵窆石残字》：刻在大禹陵禹庙东首窆石上，石呈圆锥状，传为夏禹下葬所用之物，窆石目前遗有三行。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会稽山禹庙窆石题字跋》云：“……郑康成以为下棺丰碑之属。《图经》：禹葬于会稽，取石为窆，石本无字，迨汉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题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复斋碑录》定以为汉刻，殆不为诬矣……载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盖在用碑之前，碑有铭而窆无铭，验其文，乃东汉遗字，赵氏《金石录目》曰：‘窆石铭’，误也。……”所刻之字据《乾隆绍兴府志》载：“国朝康熙初，浙江督学张希良曾释之，以意属读，得二十九字，盖汉代展祭之文。寻其隅角，当为五行，行十六字。其下截为元季兵毁。依韵求之，则其下当阙六字也。”而鲁迅在其《会稽禹庙窆石考》云：“王氏昶《金石萃编》云：惟‘日年王一并天文晦真’九字可辨。此拓可见者第一行‘甘□□□□□□王石’，第二行‘□乾ク□并□天文晦彳’，第三行‘□□言真□□黄□□’，十一字又二半字。其所刻时或谓永建，或又以为永康，俱无其证。”石上另有自宋至民国题刻二十余处，涉及宋赵与陞，元员峤真逸，清阮元、钱泳、陈广宁、赵之谦，民国徐生翁等人物。
窆石上的题名刻字
阮元题名
《往生碑》拓片
《往生碑》：碑在大禹陵，刻于唐开成五年（八四〇），据碑中徐荣题记，可知此碑为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禹寺僧人掘地得之，时人江阴人方可中洗拓往示绍兴知府徐荣，徐荣以为唐会昌五年（八四五），诏毁佛寺时，往生社人恐罹罪，遂掩埋其碑，故历千余年，而完整如新。
《法华寺碑》拓片
《法华寺碑》拓片
《秦望山法华寺碑》：碑在绍兴秦望山西北麓之法华寺（天衣寺），唐李邕书于唐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行书。据《万历绍兴府志》记载，寺毁于元末，再建于明洪武六年，至明万历间陶文简复刻此碑，叶昌炽言其“转展传摹，几如宋人之临《阁帖》”，目前碑亦已毁，绍兴图书馆尚留存有民国期间拓本。
《龙宫寺碑》拓片（局部）
《龙宫寺碑》：碑原在嵊州嶀山北麓龙宫寺，为唐李绅书撰，行书，大和九年（八三五）建，惜碑已毁，国家图书馆尚留存有拓本。叶昌炽《语石》言此碑书法得李北海真传，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兼得神与气”。据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载：“见明末清初拓未裂本，碑文大多未损。首行‘修龙宫寺’等字可见，十二行‘俸钱三百贯’之‘百’字，《金石萃编》未识为何字，此本完好无损，前官衔处也全未损缺……”可知，清初时龙宫寺碑尚基本完好，碑文拓本字体也大多未损，而《金石萃编》编录时（成书于嘉庆十年），字已有缺，可知此碑被毁碎时间大约在清初至嘉庆朝之间。
《会稽刻石》拓片
另有秦刻石翻刻二种，为一碑二面，分别为秦始皇流传于世七篇刻石中的第一篇《峄山刻石》与最后一篇《会稽刻石》，传皆为李斯所篆。刻石原存于绍兴府学，现存于大禹陵。正面为《秦会稽刻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原刻在宋时已不可得，现碑为元至正元年承德郎绍兴路总管府申屠据旧本所摹刻，后被磨去，至清乾隆五十七年绍兴府事李亨特请钱泳摹刻，重新上石。背面为《秦峄山刻石》，“至正元年岁在辛巳，二月初五日，承德郎绍兴路总管府推官鲁人申屠，以秦刻校徐摹，重镌于越庠之稽古阁”。杜春生《越中金石记》载：“考《杨东里续集》云：尝见陈思孝论《峄山刻石》翻本，凡七，长安第一，绍兴第二，浦江郑氏第三……”
墓志（附“地莂”）
墓志不知究始于何时，龚自珍《说碑》曰：“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埋之，是又碑之别也。”有说始于汉，或说始于宋。名称亦多有变异，或曰墓碣、墓志，或曰圹志、圹刻等。
绍兴墓志的存世量比较可观，唐以前较少，两宋之后相对较多。会稽金石博物馆曾整理出版《宋代墓志》，共收录绍兴墓志一百六十多种。二〇一八年，张笑荣馆长向绍兴档案馆捐赠宋代墓志铭拓片一百一十九方，其中地处山阴县的五十方，会稽县四十七方，这批珍贵的拓片，还填补了地方文献馆藏宋代历史文化档案的空白。
《姚舜明枕形志》 拓片
从存在材制看，绍兴墓志留存的材制主要有砖质与石质二种，但以石质为主，出现时间最早为晋。如我们发现的实物代表有上虞元康任氏墓铭砖质，晋代，砖高十八厘米，宽四十一厘米，三块一组，刻（划）于晋元康三年（二九三）；《姚舜明枕形志石》，石质，高十二点五至十四点五厘米不等，宽二十四点八至二十七点八厘米不等，六面环刻，篆书，宋绍兴六年（一一三六）制，原石现藏诸暨博物馆。
《姚舜明枕形志》拓片
《姚舜明枕形志》拓片
《姚舜明枕形志》拓片
《姚舜明枕形志》拓片
《姚舜明枕形志》拓片
绍兴图书馆收藏有《吕超墓志》拓片，又名《吕超静墓志》，因其书法“明秀浑穆，而意在《曹娥》《乐毅》之间”，见著于世。据载，该墓志为石质，高三十七点五厘米，宽四十九点五厘米，刻于南朝齐永明十一年（四九三），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出土于兰亭，一九一八年六月，鲁迅据徐维则所赠拓本，撰文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考释。
飞马莂
杨绍买冢地莂
叶昌炽《语石》谓“古人造冢，设为买地之词，刻石为券，纳之圹中，汉时或刻于瓦”，此即金石学中所谓的“地莂”，所刻之词多荒诞不经，文字刻画亦多草率。越中此类瓦石存世虽不多，但亦有著名者，如王继香《越中古刻九种》提及之万历元年出土于会稽倪光简冢的瓦质《晋太康五年杨绍买地莂》，由杨澥、罗振玉等人递藏，并见载于叶九来《金石录补语》《徐天池跋》等。《越中古刻九种》还记有《晋太康买山莂》与《吴神凤买冢莂》二种，一为瓦质，一为砖质。因越中地莂存世总体不多，又与墓志同为墓中之物，故附于本节。
造像
王昶《金石萃编·北朝造像诸碑总论》曰：“造像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其初不过刻石，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其形体之大小广狭，制作之精粗不等。”
维卫尊佛铭文
相比于摩崖碑碣，越中造像数量不多。著名者有越城维卫尊佛像，为南朝齐时造像，国家一级文物，现藏绍兴博物馆。像背镌刻“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铭文，对研究我国佛教史、书法史、雕刻史有重要意义。绍兴羊山石佛造像为隋唐石窟造像，石窟内壁有万历年间镌刻的《羊石山石佛庵碑记》：“隋开皇时，越国公杨素采羊山之石，以筑罗城，好事者因山凿石为佛，合以为庵。庵壁有古字，字隋唐间迹也。”新昌弥勒石窟造像，南朝齐梁佛教造像，开凿于南朝齐永明四年（四八六），成像于梁天监十五年（五一六），像高十四点零五米，其中头高四点三九米，被誉为江南第一大佛。
砖甓
砖，又作専、甎、塼、墼，《韵会》：“甓也。”古砖则主要出土于汉、晋时期的砖室墓，以江、浙地域为重。砖质坚形厚，多有文字记治葬年月和墓主的姓名、治葬子孙的名字，或为吉语、图案。墓砖自宋代零星发现后，至嘉庆年间被大量发现，进入阮元、张廷济、张燕昌等人的视野，被纳入了金石研究的领域。
黎旭《中国砖铭综述》对越中古砖多有谈及：“浙江嵊州地区就出土和发现了许多三国吴和两晋时期佛教题材的古砖，大都在砖体侧面模印佛陀造像，部分在砖体的另一侧模印年号，这对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书法、美术以及佛教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原始数据。”文中还提到“最早著录古砖铭文的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他的《金石录》第三十八条辑录了西汉阳朔砖铭”。鲁迅也喜欢收藏古砖，其日记和杂文中记载：“拓大同砖二份““已制为砚，商契衡持来，盖剡中物。“还自述“尝欲著录《越中专（砖）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但后来仍根据陆续记录、收藏的所有古砖瓦拓片汇编出版《俟堂专文杂集》，惜越中之砖收入极少；晚清越中金石学家罗振玉、吴隐对于砖甓多有关注，罗氏著有《恒农冢墓遗文》《恒农砖录》，吴氏则撰有《遁庵古砖存》。
永和纪年砖铭拓片
至于越中古砖，据调查，品种涉及三千余种。从金石著作中记载和实物收藏的现状看，汉晋之砖时有发现，但尤以两晋时期为多，如太康、元康年间之物，而永和纪年砖因为王羲之《兰亭序》书于永和九年，尤为引人瞩目。三国吴时凤凰纪年砖因其书法高古，存世稀少，民间人士亦视之如宝。
经幢
经幢，陕人通称为“石柱”，俗亦曰“八楞碑”。唐人文字多曰“宝幢”“花幢”，又称“顶幢”“尊胜幢子”。唐永淳中，《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因经云“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悉不受”，是以唐时造幢，精蓝名刹，觚棱相望。江南自南朝以来，亦多寺庙，越中自不例外。寺前经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当亦不鲜。杜春生《越中金石记》收有越中会稽、山阴、上虞、萧山等地经幢若干，如《五夫经幢》《上福寺陀罗尼经幢》《戒珠寺陀罗尼经幢》《化度禅院经幢》等。
《戒珠寺陀罗尼》经幢拓片
《戒珠寺陀罗尼》经幢拓片
《戒珠寺陀罗尼》经幢拓片
施蛰存对经幢书法情有独钟，曾言：“中原及吴越地区的经幢，书法有非常高明的。我藏有绍兴上福寺的陀罗尼经幢拓本，奚虚己书，笔迹也不在王行满、欧阳通之下。只因为经生的社会地位不高，遂为士大夫所轻视。晚清的碑版学者叶昌炽大为经生书法抱不平，蓄意收藏各地经幢拓本，积有五百余种之多，其书斋名就称为‘五百经幢馆’。“《上福寺陀罗尼经幢》，作于唐开成五年（八四〇），经生奚虚己书，阮元《两浙金石志》亦有载，叶昌炽《语石》言：“邬肜、奚虚己、胡季良，皆唐末经生也。今吴越间经幢，犹多奚胡二生笔，而肜则无片石矣。胡书如王谢少年，衣冠沓拖。奚书惊鸿绰约，如飞燕掌上，随风欲去。“又言：“会稽《等慈寺经幢》（即《上福寺陀罗尼经幢》），奚奖书，《戒珠寺经幢》，奚虚己书。其实‘虚己’即‘奖’之字。或署名，或称字，非两人也。“绍兴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幢很少，见于史载的今天也多隳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绍兴在城市开发时，发现一处经幢时已为残石，查考内容亦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中有一残石有落款“□平二年岁次戊辰二月“，细考之，当为“天平二年“，岁次戊辰，时值“吴越武肃王钱镠天宝元年“足可证实经籍所载不虚。
刻帖
姜澄清云：“摹他书而刻，谓之帖。”历史上因所摹刻之“他书”以“二王”一系名家书迹为主，供流传摹学，故“刻帖”又称“法帖”。罗振玉在《鸣野山房汇刻帖目序》言：“法帖者，金石之支流。”据宋周密《志雅堂杂抄·图书碑帖》：“江南后主，尝诏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之石，名《升元帖》。此刻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也。”故刻帖多以南唐后主李煜刻《升元帖》为开端，然北宋淳化年间太宗旨王著摹刻《淳化阁帖》则为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刻帖，以后辗转摹刻者渐多，逐成风气，直至明清不衰。
越中刻帖见之于著者，最早为南宋时新昌石邦哲《博古堂帖》（亦称《越州石氏帖》），惜实物早已毁失，今尚有散页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清时上虞《天香楼藏帖》因时间离今较近，尚有一百二十块刻石保存于上虞博物馆，又拓本流传较广，见载于时人沈复粲《鸣野山房汇刻帖目》和近人容庚《丛帖目》，在绍兴当地影响相对较大。《天香楼藏帖》主人王望霖，于嘉庆元年动工，直至道光十五年告竣，历时四十年。帖有四个部分共十二卷，计《藏帖》正卷八卷，《续刻》二卷，《诒晋斋法书》一卷，《刘梁合帖》一卷。收录徐渭、倪元璐、黄道周及“明末四大家”邢、张、米、董，“吴门四子”唐、祝、文、周等一百零一位书法家一百九十幅作品，共约四万余字。
知圣教斋·黄道周
知圣教斋·倪元璐
同时期山阴人杜煦，刻有《知圣教斋法帖》（《民国绍兴县志第一辑》“杜煦行状”有载），摹刻明人徐渭、陈洪绶、倪元璐、黄道周四人法帖各六卷。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杜煦辑《倪元璐墨宝》五卷、《黄道周真迹》五卷；天泉山房则藏有《徐青藤真迹》六卷、《陈老莲真迹》六卷、《倪元璐真迹》六卷；蕺社藏有倪元璐原刻二石块、黄道周原刻五石块，经考证杜煦《苏甘廊文集》所载跋文，石与文相合，又石与天泉山房藏拓本比对，石与拓本内容相合，石与拓本皆为珍贵。收藏于绍兴市档案馆之崇祯年间《会稽金氏节孝诗》，诸暨小天竺《王守仁诗刻》《陈继儒诗刻》及苏轼《洞庭春色赋》摹刻等石刻，以刻帖形制保存于世，当可纳入刻帖一起进行考察。
吉金（附贞玉）
古以祭祀为吉礼，故称铜铸之祭器为“吉金”，作为钟鼎彝器的统称，清代著录古器之书，多称《吉金录》。
绍兴区域内见载于金石学文集和发现的钟鼎等古器物为数不多，铭文则为有着越中文化特征的鸟虫书。代表性的铭文器物主要有一九八二年发掘于鉴湖坡塘三百六十号墓之“螭纹铜汤鼎”“螭纹提梁铜盉”，一九七七年出土于越城区亭山村的“配儿青铜锅句鑃”，二〇二年出土于越城区塔山的“徐自鸟虫书青铜甬钟”。鸟虫书铭文还见于收藏于各大博物馆的越王青铜剑剑身与剑格以及新近时有发现的铜带钩等青铜器物。作为吉金重要门类的“镜鉴”，越中保存量相对较多，会稽汉铜镜、宋照子散藏于各官方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
徐自青铜甬钟拓片
徐自青铜甬钟拓片
宋青铜照子
“周氏”神人车马画像青铜镜
贞玉，这里主要指向的是二十世纪末绍兴发现的一批玉石质明器，形制为戈、剑、矛等兵器，器上所铭文字亦为鸟虫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所长曹锦炎考证其为战国时期越国所制。曹锦炎还在其《鸟虫书通考》增订版中特别增加“越国器（中）”一章，将上述器物专门进行收录和铭文释读，并言：“这类石质器，证实了越国贵族的确使用石质兵器代替青铜兵器用来随葬。这类越国制作的石质兵器，经地质部门采用漫反射红外光谱仪测试分析，测定其材质分别为地开石、伊利石、叶腊石类矿物。越人或即视其为‘玉’之一种。对研究越地葬俗以及越人思想有很多可供借鉴的地方。”
吴王之子遄乌带钩
越中金石研究
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言“殷墟之甲骨，燕齐之陶器，齐鲁之封泥，西域之简牍，河洛之明器”等，均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金石学起源于东周甚或更早的年代，兴于北宋，以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吕大临《考古图》、洪适《隶释》《隶续》为主要代表，至清乾嘉时期达到极盛。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罗振玉和王国维为集大成者。
越中不乏金石学研究大家，除了赵明诚和李清照在越中留下金石研究的足迹外，洪适治越之暇，为《隶释》二十七卷，摹刻《蓬莱阁熹平石经》计千九百余字；王厚之撰《金石录考异》《钟鼎款识》《复斋碑录》等；沈复粲著《越中金石录》，赵之谦著《补寰宇访碑录》五卷。特别是杜春生因发现《建初买在刻石》，“遂立志著书，专纪越郡八邑金石”，历时六七年，数易稿而成《越中金石记》，更是开越中编金石专著之先河，充分彰显了越中名家在金石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越中金石记》计有辑存一卷、缺访一卷、金石记十卷，收越中元代及以前辑存金石二百一十八种，缺访金石四百七十七种。会稽史学家、金石学家顾家相对《越中金石记》极为推崇，在其《勴堂读书记》云：“书成以后，于禾子考订之苦心孤诣皆为揭出，尤不可不读。禾子所定凡例极精，惜阮公未及见，故《两浙志》相形见绌。”
另据李过孙《金石学录》、陆心源《金石学录补》、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所载，越中徐浩、陆游、童钰、沈宗昉、何徵、陈锦、章寿康、沈忠泽、陶濬宣、罗振玉、顾家相、顾燮光、范寿铭、徐维则、胡介亭等人皆对金石研究有所建树。如陆游有“往游焦山，亲拓《瘞鹤铭》，留题记”及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张燕昌《金石契》载）；罗振玉有《唐风楼金石文跋尾》《再续寰宇访碑录》《殷墟书契》《古明器图》《殷文存》等著作；顾燮光著有《琬琰新录》一卷、《梦碧簃石言》四卷。鲁迅对金石也极为偏爱，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仅抄录古碑一项就达七百九十种，收藏刻石画像拓片达六千余种；其保存下来的六篇金石考证文章，其中三篇就与越地有关，即《会稽禹庙窆石考》《吕超墓志铭跋》《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民国年间，张抗丞作《绍兴出土古物调查记》及《续编》，大量介绍了当时越中出土的砖甓、铜镜、句兵、陶瓷等古物；近人殷荪著有《中国砖铭》《中国砖铭文字徵》《商周金文百种》《秦汉砖铭百种》等，这些都是越中名家研究金石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绍兴各个方面加大了对越中金石的保护和研究力度，一九九七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绍兴市志》，单独列《石刻造像》一章，收入摩崖二十处、碑版九十五件、造像八尊；二〇〇六年，由绍兴文物管理局编印，中华书局出版的《绍兴文物志》，单列碑碣造像与文物收藏二章。二〇〇二年，由绍兴县政府文物部门编印，中华书局出版的《绍兴摩崖碑版集成》六卷，对绍兴县和越城区内的摩崖碑碑进行了图文汇总，收入十六处摩崖九十四件作品、碑版一百二十一件、墓志二十方；二〇〇七年，绍兴图书馆编制、西泠出版社出版的《绍兴图书馆馆藏地方碑拓选》，收入馆藏有代表的地方文献拓本一百四十六件；二〇二〇年，由大禹陵景区编制，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的《大禹陵现存碑版研究》，收录大禹陵内秦汉至民国时期碑刻六十二通，并进行了专门的释读与研究。以上志书上的专项记载与专著结集，都体现了官方对金石研究的重视。另外，《诸暨摩崖碑刻集成》《新昌历代碑刻》等书的出版，也为地方金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青年学者尚磊明著《绍兴碑刻文献研究》，王晓亮著《绍兴碑刻文化研究》，标志着绍兴金石研究的薪火后继有人。绍兴民间收藏人士近期也开启了金石研究的步伐，如会稽金石博物馆馆长张笑荣编印《会稽甓萃》《宋代墓志》，铜镜收藏爱好者张宏林编印《鉴影觅韵》《鉴镜遗韵》等书。兰亭书会以《越中金石记》记载为主线，以现存拓片为基础，广加搜索，编制《会稽万古——越中金石研究》一书，则为越中金石研究者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会稽万古拓片展”——越中金石保护与研究的当下样本
拓片是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图案拓在纸上后的成品，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为一种原始的科学记录方法。除有凹凸纹饰的器物外，甲骨文字、铜器铭文、摩崖碑碣、墓志、铜镜砖甓、刻帖等，都可以用拓片形式来进行展示其文字信息，并得以保存和传播。如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铜器等器物，因有拓片传世，我们还能了解到原器物的文字信息与形制风采。当然，拓片（本）的传递与收藏、摹写，还是金石学者进行金石考证、著作编制的第一手资料，如越中杜春生发现《建初买地刻石》，立即拓制后递交到吴荣光并转交到阮元之手，阮元还因此作《两汉金石志·补遗》一章，进行专门的记录，从而改写了“浙东无汉刻”之公论。
当前，更多的经典拓片基本汇集于公共图书馆及博物馆，以绍兴图书馆为例，按《绍兴图书馆馆藏地方碑拓选》目录所载，即藏有碑拓三千余件，其中地方文献拓片四百八十四件，数量亦为可观。如何让更多的金石爱好者、书法爱好者拓片，学习和感受到金石的历史传承与魅力，金石拓片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关注点，业内相关机构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如二〇二一年上海图书馆等机构举办的“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唐碑善本大展”、浙江博物馆的“清仪遗韵——张廷济鉴藏善本碑帖”展，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果。与此二展同时被列入二〇二一年“澎湃新闻关注的十大书法事件”之一的“会稽万古——越中金石拓片展”，由兰亭书会根据绍兴相关主办单位的要求，在越城区文广旅游局、绍兴图书馆、蕺社、天泉山房、越国文化博物馆、会稽金石博物馆等单位的支持下牵头对绍兴区域内相关金石信息、拓片进行了专项搜集与整理后，在兰亭书法博物馆举办的拓片展览。展览拓片的搜集兼顾历史、艺术和文物价值，首选为道光时期杜春生《越中金石记》中记载的碑刻，同时对《越中金石记》失载或成书后没有记载、新发现的其他金石进行了疏理与选择。拓片种类涵盖摩崖、碑碣、墓志地莂、造像、砖甓、经幢、刻帖、吉金贞玉、瓦当等多种形制，突出展示了《建初买地刻石》《窆石残刻》《会稽刻石》《法华寺碑》等金石重器和江南特有的绍兴晋永和砖系列，其中亦不乏青铜器铭、玉质兵戈铭文、会稽汉镜、《戒珠寺陀罗尼经幢》《孙觉题记》及新发现之《姚舜明墓志石》《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等珍稀拓片，不少拓片原物早已湮灭不存，弥足珍贵。
金石遗存的保护离不开学术研究的加持，金石研究对研究者个人的素养要求较高，需要识文字、断年代、明由来、辨真伪，更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和广博的信息渠道。因为金石本身的特殊性，或藏于公家，难得一见，或分散于民间藏家手里，了无踪迹。阮元举公家之力编撰《两浙金石志》，耗时十年方成，可见其中艰辛。兰亭书会希望更好地发挥书会人才和体制机制优势，依托政府、高校、文物收藏部门，并调动书会在海内外研究院的力量，成立兰亭书会金石研究中心，将金石研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书会的重点工作，并确立为兰亭书会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点之一。研究以越中金石和越中金石学家为主，从金石实物及文本考释、金石学研究著作释读、学术研讨、精品展览、对外交流等几个维度展开，旨在通过对越中金石的研究，赓续文化根脉，传承文化基因，树立文化自信，尤其为当前的“宋韵文化”研究和绍兴作为东亚文化之都的深度发掘，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样本。
（本文原标题为《越中金石概述》，原载《书法》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