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的美国高校排名:分层化的高等教育与学生的艰难求学路

编者按:美国大学新学年即将到来,新入学的新生们正期待着未知且新鲜的大学生活。对于仍处在择校阶段的学生和家长而言,如何挑选心仪的大学意义重大。许多人也会通过参考排名,来为学生拟定心仪大学的名单。然而,竞争激烈的排名系统导致部分学校做出舞弊行为,或为提高排名而拒绝合理且公平的录取。随着排名系统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它反过来“绑架”了大学机构,左右了学校的录取、师资力量、捐赠者的意愿等方面。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排名所关心的价值取向将进一步加深美国高等教育的分层,鼓励富裕家庭的学生接受“优质”教育,却忽略了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需求。本文作者David Kirp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的教授,本文原载于《国家》杂志。

几年前,绰号为“大学蓝调行动(Operation Varsity Blues)”的买进美国名校丑闻成为了头版新闻。一些富有的父母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能被精英大学录取,不惜向一名承诺“偏门”录取的企业家支付巨额资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相关人士为学生伪造体育记录,贿赂大学职员,甚至聘请专家代替学生参加SAT考试。对公众来说,这些家长和教唆他们的人所受到的罪犯般的待遇,是对那些欺骗体制的人的正当惩罚。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2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在简报会上证实,拜登已经宣布将学生贷款的偿还期限延长90天,到明年的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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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这些舞弊者的起诉真的解决了问题吗?几乎没有。这个关于特权父母的煽动性故事,远不是一个孤立的丑闻,甚至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它说明了美国的大学招生系统是如何系统性地奔溃。由于进入顶级学校的名额几乎和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海洋之心”一样稀少,富裕的父母们争先恐后地争取着每一个优势。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是大学造就了当下的体系:他们热切地推动着这些家长,让他们为了在排名游戏中获得成功所带来的声望和金钱展开激烈的竞争。

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前校长科林·迪弗(Colin Diver)在《打破排名》(Breaking Ranks)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排名行业,包括那最臭名昭著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是如何推动了这种非良性循环的。如果你要买一辆车或一台冰箱,《消费者报告》式的排名系统就很好。但是,正如戴弗所指出的那样,在选择大学的问题上并没有正确的答案,排名公司利用伪科学式的手段,兜售着各式各样的花哨公式。当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其同类杂志等权威机构权衡着相互排斥的价值观:学校的可选择性与学费的可负担性;学校声誉与高于预期的毕业率时,他们正在对“大学教育中真正重要的方面”做出意识形态上的判断。反观《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ly)强调了大学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关注社会流动性、研究和促进公共服务。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尽管执行得并不完美。然而,鲜有证据表明该杂志对学生的选择有多大影响。因此,从排名结果可以看出,在这些计算中,最重要的是学校的财富,或者间接地说,是其学生的财富。直接证据是,排名前20的大学都是富有的私立学校。

“排名游戏”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一所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的排名会影响申请者的数量和资历,申请者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校声誉的影响;影响捐赠者的慷慨,他们喜欢给排名靠前的学校捐款;影响学校相关受托人的炫耀权利;当然也会影响对教授们的吸引力。这是一个永恒的循环:一所大学录取更多有良好资历的学生,收到越来越多的捐赠,拥有更受强大的师资力量,就会获得更高的排名;这反过来会带来更高的可选择性,更多的捐款,更快乐的受托人,和更有名望的教授。因为排名是一个零和游戏,一个“表现不佳”的学校会在排行榜上下滑,校园内更会一片混乱。

大学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操纵这一体制。迪弗讲述了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商学院的故事,该学院多年来提交其在线MBA课程虚假的招生数据。根据这些信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该项目评为全国最佳项目;报名人数翻了一番,捐赠者也打开了支票簿。但是,在真相大白后,坦普尔大学的排名一落千丈,学生们起诉学校欺骗他们,策划该项目的院长被判电信欺诈罪。

与“大学蓝调行动”丑闻一样,坦普尔大学的丑闻成为了全国性新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则认为该校不过是可靠系统中的一颗烂苹果。负责其排名业务的罗伯特·莫尔斯(Robert Morse)表示将“认真对待误报案件”,但也指出错误是“罕见的”。

但莫尔斯是怎么确定的呢?该杂志相信大学,而对于正在努力提高排名的大学来说,它们面对着一个强大的诱惑,那就是通过作弊来提升排名。像奥斯汀-皮伊州立大学(Austin-Peay State)和达科他州卫斯理学院(Dakota Wesleyan)这样的地区性大学就是这样做的,全国性的知名院校也会作弊。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McKenna College)、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和海军学院(Naval Academy)提交了关于毕业率和研究补助金、申请人的成绩和GRE分数、学生多样性和学生援助等方面的虚假数据。然而,排名行业当然有理由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因为排名体系最终取决于高校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及学校对于该排名的认可与维护。

然而,没有必要为了出人头地而做出这样的行为。正如我在《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和底线:高等教育的营销》(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 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许多机构使用阴险的、不道德的,却完全合法的策略来提高它们的地位。正如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前校长所说,“毫无疑问,这个系统会招致学校间的博弈”。

由于《美国新闻》的公式有利于那些拒绝大部分申请者的学校,一些大学为了看起来更具有选择性,会招收那些没有机会被录取的学生。同样,如果一所学校认为最优秀的申请者无意入学,它可能会将他们列入等待名单。这一行为的前提是,学校认为如果这些学生真的想入学,他们会明确表示自己的意图。一所大学在同级院校管理者中的声誉也会影响它的排名,因此一所院校可以通过给竞争对手较低的“声望”分数来降低它们的排名。此外,大学也会操纵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甚至把那些很少走进教室的学者也包括进来。校友捐赠者的比例可能会遭到扭曲,学校会从捐赠名册上删除该机构久未联系的校友。

这些排名最令人不安的结果不是大学可以利用这些名次,而是它们只会使本已高度不平等的教育系统进一步分层。由于这些公司会为“入学新生的SAT分数和平均绩点都很高”的大学提供奖励,因此学校往往会追求那些更有可能在这些指标上表现出色的富裕学生,而忽略那些可能从良好的大学教育中获益最多的学生。越来越多的大学通过给表现出色的富裕学生颁发优质奖学金来吸引他们,同时削减基于学生需求的财政援助——迪弗将这种做法称为“反向罗宾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考量的毕业率也起到了一样的作用(在学校的总分中,毕业率被赋予了17.6%的精确比重,着实令人发笑):来自富裕家庭的高中学生获得学位的机会要比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更大。2017年“平等机会项目”的一份报告指出:38所大学,包括5所常青藤盟校(均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排名靠前的学校)录取了大量来自收入最高的、占到收入区间1%家庭的学生,其数量超过了来自收入最低的、占60%的家庭的学生。

与此同时,像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这样的大学处境不利,它不挑剔,只录取平均成绩为B的申请者,以及附属社区大学的毕业生,其中许多人只是勉强读完高中。正如我在《大学退学丑闻》(The College Dropout Scandal)中所描述的那样,乔治亚州立大学努力让这些学生走上获得文凭的道路。它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该校的少数族裔学校、低收入和第一代大学生的毕业率甚至高于他们的白人同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系统中,乔治亚州的本科教学排名第二,在最具创新力的学校排名中位列第二,在社会流动性方面排名第11,但在全国排名第239。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呢?1983年,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决定对大学进行排名时,这些学校机构本可以无视该杂志让它们提供信息的要求。他们本可以精心设计一个模型,强调学生在大学期间清晰写作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提高程度,因为有一些工具可以很好地衡量这些“增值”因素。这个模型还可以将少数族裔、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学生获得学位的人数纳入其中。简而言之,大学本可以优先考虑学习和公平,而非其声望。遗憾的是,它们赶上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潮流,开始疯狂地竞争。现在要扭转这一趋势已经太晚了。正如迪弗所指出的那样,当里德学院拒绝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交数据时,学校受到了排名垫底的惩罚。

一个更公平的排名系统会突出像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和纽约市立大学(CUNY)这样的大学,它们的使命是帮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入中产阶级,而不是仅仅关注像耶鲁大学(Yale)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这样的机构,它们所做的是为学生的成功资历增光添彩。更公平的排名系统会对教学一流、学生投身学习、校友们表示大学生活非常充实的学校大加赞扬。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这种方式不太可能获得吸引力,因为在这个社会中,精英统治的神话依旧盛行,而声望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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