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诗有境,境入印

如今算来应近十年了,某日报上看到“锦沧·骥文轩”举行陈辉镜州君之篆刻展,数年没闻问,印象中仪表仍然西装笔挺、头丝煞清,遂赶在闭幕前一日参观。展品所作“词林菁华印存”,工整朴茂秀劲间,弥漫清丽多姿的精雅之气;再后来读其作《心经》《二十四节气》诸谱,显现的素养与艺风,深受其师钱君匋先生的陶染,别具一格。就在赏读“词林菁华印存”之际,却一下子想起了钱先生回忆自己年轻时期,沉醉于宋词“几不能自拔”。早在一九三五年,先生在《青年界》杂志上撰文《爱读书十种》,首列印谱《赵悲盦手刻印存》《十钟山房印举》《吴昌硕手刻印存》《徐三庚手刻印存》,说明“对于刻印,在我的青年时代最为努力。当时常在手头的书,即为上列四种。我刻印的作风受它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次举诗词四种,《白香山词谱》《绝妙好词笺》《花间集》《郑板桥集》,写道“对于旧诗词,在我的青年时代是同刻印一样喜欢,当时因为家中有了上列的木刻版本的书,遂成为我青年时代爱读的书。近来我常把词应用到新的乐曲中,把郑板桥的题画诗常常移题在我的画上”。

钱君匋在写作,沈建中 摄

钱君匋在写作,沈建中 摄

也因此,先生毕生治印多达两万余方,现在能赏读多种印谱,有《钱君匋印存》《钱君匋精品印选》等十几种,其扎实的创造性的印学谱系,大都呈现个人作派的印艺之美,篆法、章法极具浪漫个性,奏刀富有力度,拾得天趣;并喜好刻款记事,篆隶楷行皆入边款,尤其汉简、草书作铭,所撰诗文概见学养,潘伯鹰赞曰“余观君匋之印,取资极博,不惟师古印而已”,无疑印作有师法痕迹,然变革面貌明晰。纵观整个篆刻史,先生创举“巨印”“组印”和“款刻长跋”,形成“铁三角”似的印艺专长,创作热情与艺术力量交相辉映而鹤立印坛,诚如叶恭绰论其“体裁之倡造,艺事之精能,皆昔所未常有”,更在一般之上的格调,独步二十世纪印林,当以印人传,讵能速朽焉。

而我常在“枕边书”——《钱刻鲁迅笔名印集》《长征印谱》中流连忘返,于李一氓题签的《钱君匋刻长跋巨印选》,则是欢喜无尽,多少读出一些唐人风以及宋词的雅尚气息。再探再究,婉约豪放兼顾,师秦汉玺印之神、效晚清诸家之髓,且以诸家方法逐渐融合为“我法”,匠心独运,技巧臻妙,表现形式纷呈,跌宕风流之间所氤氲的诗韵词意,多有真善美之意境,可诵者为盈为实,颇得几许迷人心趣。因而我曾写过如下文字:

既是在最残酷日子里还伺机偷握利刃治印,“拟古玺”“仿诏版”“摹缶庐”“师悲庵”“效牧甫”,神游于前贤清寂灵动的意匠情态,刻后称“惬心之作”不过瘾,动不动就呼“力作”。一九六八年如何危势当然知道,刻了一印还抑制不住地抒发“以急就章法出之,大有铜器凿款风韵”;六十六岁还在奉贤干校劳动,竟“刻兴迭出,为刻印之最佳时期也”;一九七五年春节被工宣队抄走书物,每早八时至晚十时被囚写交代,历时三月馀仍刻印不止,自赞“老辣跌宕,斑剥破碎,颇具汉印神髓”,“古拙浑成,已到炉火纯青境界”,洋洋自乐心绪,跃然字句。

至于先生言及之“境界”,叶绍钧(圣陶)有谓:“君匋的同乡王静安先生论词标出‘境界’两字,我就换说,没有境界的大概不成其为诗。我读君匋的诗,大多是有境界的。”如以先生刻款长跋墨本,诵其所作诗文,在我欣赏,总觉雅韵欲流,更迷恋长跋巨印,如“云黯风凄寂照西”“一途寒雨入潇湘”“雪行三省到黄花”“爱随流水一溪云”诸品,创作天赋在侧款记述中全面展现,极富诗境和浪漫韵律,斐然成章。这使我兴味盎然,何尝无有“境界”之享受。赵景深品评钱氏之诗,说“他是把情感含蓄着,低徊曲折着传达出来的。拿旧式的话来批评,他的诗是很有神韵的;拿文学史的话来说,有一点近似王维,还有一点近似韩偓,但却更多近似柳永、苏东坡等北宋词人”。境由心造,诗有境,境入印,乃治印即是从心底里自然流露的诗,我想。确实钱先生治印早已为诗作所阐述,而印作赋存感情丰瞻、想象活跃的诗之意境。

曩昔他的朋友汪静之,也赞同其诗作有以海水为背景和家乡风味的两个特点,但又探寻另两个特色,“是由君匋所学的绘画与音乐两种学识所造成的”。钱先生能画,能音乐,又能诗,手中握着艺术园里三朵最美的最迷人的花——绘画、音乐和诗歌——所以诗中有画有音乐,三种艺术已融合一片了。当欣赏先生印作,从表现内容到形式上“有声有色、惟妙惟肖”,不仅刻花卉印面,如“昙花”,还刻朱屺瞻、王季眉绘“梅兰竹菊”四面画跋;且擅刻款,像脍炙人口的印作“钟声送尽流光”“夜潮秋月相思”之画格隶书长跋,沉雄静穆,并不失秀逸之趣;“气象万千入画中”五面阳文长跋,拟“始平公造像”遗意,刻于印顶及四侧,清峻奇古;“隐隐笙歌处处随”“青山下酒诗千行”皆四面狂草长跋,奏刀似笔,笔流异彩;“一路滩声奔乱石”更是气韵激越,仿佛薄醉的钱先生于万籁俱寂时所刻,宛若使用彩笔和调色板这样,在绘画——不,是写诗——那样子,抑或在作词谱曲。果如是乎,先生向往治印要躲到极宁静之地,最好深夜,手执一卷,读到心领神会,立刻奏刀,必有所成。因此,我常见他利用闲话时,磨去不满意之印而拟重刻,却又极少见其当面刻印。

气象万千入画中,钱君匋 作

气象万千入画中,钱君匋 作


隐隐笙歌处处随,钱君匋 作

隐隐笙歌处处随,钱君匋 作

很多年前,在图书馆查阅《文学周报》《民国日报》《小说月报》《宇宙风》诸刊时,见到多篇钱先生早年写作的新诗、随笔和散文,较早就有结集,像《水晶座》(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素描》(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战地行脚》(烽火社1939年12月)。有一回,偶然见一九三〇年代《青年界》“本刊撰稿人”诸位照相内,先生相片赫然在目;《音乐教育》“本刊撰稿者面影”亦刊有钱先生与萧友梅、程懋筠、刘雪庵、萧而化、缪天瑞、贺绿汀等照相,我观先生照相,甚有“文艺范儿”,让我体会他毕竟是一位集诗文、书画、装帧、音乐、鉴藏、出版、翻译、教育融于一身的篆刻艺术家,所治印当然亦复如是,蕴涵非常浓郁的文艺家气质,广受欢迎。

由此,栖居申城的海上文人纷纷向他索取篆印,一九三二年《新时代》月刊“文坛消息”一则“钱君匋新年中忙于刻图章”:“美术家钱君匋近日为郑振铎、杜衡、蓬子、曾今可、戴望舒、郑祖纬……等人刻著作图章,甚忙碌”。一九四六年《立报》“艺文坛”报道“艺术家钱君匋,日来为文化界叶绍钧、茅盾等刻章,忙碌非凡”。听老辈说,钱先生的勤奋刻苦是出了名的,又充满激情。如他说,我先后结识许多画家、书法家,他们都喜爱我刻的印,热情地要我为他们奏刀,我一向有求必应,在不知不觉中刻了数以千计的印章。后来专门选集的除“茅盾印谱三十印”“钱刻巴金七印”外,另编成《钱君匋刻书画家印谱》《钱刻文艺家印谱》,所收的仅是很小一部分,起码还能增加三倍之数。从中完全能够感悟其善良情意,慨然应诺出于至诚,忙中奏刀发自热心,可视为文坛友谊模范。现今放眼望去,堪称独特不凡。当他在整理时深情地说,真像坐对旧友,晤言于室,许多难忘往事,他们的声音笑貌,不断地浮现眼前,在艺术上给我长进不少,没齿不忘;人间能得这么多知音,真觉高兴、荣幸。

现今想来,在我认识的感受,钱先生性情质朴笃厚、纯真率性,且富老辈特有的虚怀风范,那是一种纯粹的非功利性的谦逊,常能聆听“早已没有敝帚自珍狂热”的他总结篆刻历程,简约真挚,“受秦汉玺印和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的影响较多。虽在漫长岁月中,已逐渐形成自己的面貌,但总觉得未能陈言务去,没有达到突变的地步,这和我的天资、功力都有关系”;又说“自信贱体还扛得动重量级批评,更渴望从中汲得养分,诚诚恳恳,洗耳恭听”,这些都是他老人家由衷的话,不是虚伪矫情,“我一样有爱听好话的毛病,可生着两只耳朵,至少用一只听听批评”,曾界说批评为“明灯、手杖”,绝不是“风标、应声虫、宴会辞令”。其艺术清醒在于认识自我,说过“祖父辈有赵、黄、吴三大师,父辈有虹庐、白石等,同辈如钱瘦铁、来楚生、乔大壮、陈巨来、沙孟海、方介堪、王个簃……无名能人,更是藏龙卧虎”。还告诉我,一回求书者奉承他的草书超过于右任,他只得摇头说:于先生是大江,我只是小溪,哪能相提并论。更有恭维钱先生的印超过赵之谦者,他亦无奈地答:我做悲庵先生的小学生还不够格呢。

先生蒐集珍庋名家刻印,起于一九四二年,不顾时值昂贵而罗致诸家治印原石,尤于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的作品,“爱之入骨”,每遇积久愿望之实现,便“狂喜之极”。后编有《豫堂藏印甲乙集》、《丛翠堂藏印》和《钱君匋获印录》等,并于“赵、吴、黄”兼及文彭、邓石如诸家治印风格特色、艺术道路、鉴赏辨伪,乃至篆刻史等专业的学术研究,所阐述的“高峰”之论,广博精深,观点独到,无出其右者。承示放言高论,实获会心,谈及汉印成就可与唐诗、宋词和元曲比肩;而汉代以降,由于对篆字趋于陌生,使隋唐宋元印文殊少艺术趣味;待到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等提倡呼吁,印章文字之美才重获重视云云。

当其纵论清代印坛,精辟透彻。丁敬创浙派“承继汉印的衣钵,形成淳朴古拙的风格,黄易、陈鸿寿等发扬光大,蔚为大观,至赵之琛已成公式,生气寂然”;邓石如所创皖派“吸收‘祀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等体势与笔意,形成雄浑圆劲的风格,至吴熙载,用刀如笔,已登峰造极,再至徐三庚,以让头舒脚为能事,习气已深,遂成强弩之末”。当分析赵之谦治印,就如剥笋那般手法,一层层地展示至核心,像“有笔有墨,和仅有刀与石的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文字的选择和组织,常是苦心经营,所以能够结构谨严,变化无穷,在分朱布白的处理上有独到之处”“由浙入皖,他的刀法能够在巧中见拙,朱文劲拔凝练,白文沉雄朴茂,绝无尘俗之状,而有隽永之味,真正做到‘书如佳酒不须甜’的意境”。正因为有如此“史”的理解与“艺”之见识,难怪先生底气十足,要在里面“打几个滚”而出。

有次与先生闲话他与叶潞渊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以及论文《中国玺印的嬗变》《篆刻的古往今来》,不免感叹“短文章,大手笔”,具有研究的穿透力。他却盛赞从前黄宾虹为其印谱所作序言,寥寥百馀字,由周秦古籀起,叙至邓完白、赵?叔,时称极盛,犹如一部篆刻演变史略,解说的通透清白。马公愚序亦百来字,从发源、递嬗、大盛,亦谈取材,说到浙皖二宗及赵悲庵,既言简意赅又微言大指,于印学史通前彻后。而潘伯鹰序则更为概括直言,要其规模运用,大抵出入“古玺、汉印、赵之谦、黄士陵四者之间”,于我读来,钱先生恰恰如是取法乎古也,而其胜盖出于不为师法所囿,自辟新境,即使年逾八旬后,尚不肯罢休。

茅盾,钱君匋 作

茅盾,钱君匋 作

一九九五年暮春,先生在广慈医院装了心脏起搏器,六月下旬移居瑞金宾馆养疴。我去探望,他老人家挺高兴的,然言谈时流露出寂寞之感,希望我有空就来聊聊。在那两三个月里,我隔三岔五去闲话,当时先生大病初愈,决意告别治印,集中精力于书画,在对汉简、草书和大写意之创作变法,期于大成的雄心壮志,以及“难以突破旧我的痛苦”,皆给我留下难忘印象。至入秋先生返回寓所。记得初冬起,先生又遵医嘱居家静养至翌年初夏,这期间,他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自撰“年谱”,也是我请益较勤的时期。有时嘱我检核材料,而我恰耽着旧报旧刊,大多话题是向他请教所经历的文艺界有趣的书人书事,也解答我的一些疑问,记得有早年是否与李金发论争、《中国古代跳舞史》作者诸题。

先生拟订“年谱”时,要把历年创作的篆刻作品按编年记录,从堆积于一大纸板箱里的钤印纸本挑选出需要记录的“力作”“惬意之作”,让我协助抄录印面和边款的文字,他再录进“年谱”。而我自己也在初学辨识古字,每遇不识的印面印款文字,皆往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有时一看难辨,就让我留下材料、或照片和复印件,待检审研究,等下次我再访时仔细解答。我听说刻章的人只需备一本《订正六书通》就够了,在书店见到王个簃题签的新版,立马买了并告诉他,他说这本书不可靠,让我还是看《说文解字》为宜。那时我学墨拓,先从拓砖瓦入手,挑选数纸瓦当请教,先生指点说最好用蝉翼拓法,注意层次感。后来我学拓古泉,他叮嘱掌握干湿、多层扑墨,还鼓励我可学钤拓印章,尤其拓边款,要“狠下功夫”。

我在印学艺术观方面,耳濡目染,受到钱先生学养的潜移默化教导,每每阅读其作,多为其“用刀有雷霆万钧、不可阻抑之势”的治印精神与艺术力量而感动。二〇〇八年仲春至盛暑间,编过一册先生谈艺随笔集《艺术与我》,写了一篇编后记《无倦苦斋钱夫子刍议》。先生善绘书衣,我搜集多年,摄影扫描,积稿甚丰,有志于编集,然无有寸进。同时,业余裒辑先生印作,作为欣赏者,颇有“撷珍”似的癖好,亦留意阅读其有关印学著述、篆刻创作随笔与鉴赏考订文论,当我检得先生为《豫堂印草》所作自序(《社会日报》1944年),以及刊于《古今》的马公愚序言,似有触动,且鉴于“操之过急”之败,遂决意“慢工出细活”,选编一部能融合创作、藏品、鉴赏和研究为一体的文本,力求推荐经典艺术的普及性意义,呈献一种独特的篆刻艺术欣赏阅读,辅以影印篇中所涉及的相关印作和数帧先生治印旧影,而对于专业读者和爱好者来说,作为文献性学术案例,可有系统的参考研究价值。

《礼记·中庸》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先生曾刻“豫则立”一印为之勉励。设计即有,就应尽最大努力地系统地辑录相关文稿,每遇见综合性谈艺文章,因已有文本刊出,则节录有关印艺专业部分;在遍寻间亦有感于同篇相继刊出之篇名有异,另多有增订文本,因而有必要查核与厘清;且相同内容而在各文中有重复记述,为维持原文完整,均作保留;凡能检得原刊出处、辑编来源,皆标注为善。也有搜集到如《忆旧三题·一》《对于<明清藏书印拾遗>的辨正》等类似佳妙随笔,限于体例篇幅,此告存目。经敬慎选编,先于二〇一四年编讫文图初稿,受到先生公子大绪老师的鼓励,却东躺西躺,辗转至去岁冬去春来,又重作整理润改。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许静主任关注,即把拙编向贵社投稿,荣获批准印行。嗣后,许静主任、乔健老师为本书做了大量的非常细致入微的审读、编校,并获得陈辉、钱骏先生给予支持,还得到小波君、纯一君的帮助,书此一并致意申谢。

藉此编校既成,摇曳数笔,僭谈浮泛随感。然在我个人,是一种相对持续的读书与研究,多少也追求一些“方寸聚清音”那般趣味。

时维辛丑仲夏初九日,沈建中于谦约居谨记

本文为《方寸聚清音:钱君匋印艺谭》的编前叙言。

《方寸聚清音:钱君匋印艺谭》,钱君匋/著 沈建中/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方寸聚清音:钱君匋印艺谭》,钱君匋/著 沈建中/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读书推荐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