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国先生
2022年8月7日16时54分，我的导师吴宗国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收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我正在从安康老家去西安的列车上，当时列车即将到站，旅客们纷纷收拾行装准备下车，忙乱之中也没工夫看微信，出站时查验了一系列验证码、核酸，终于打上车，在去宾馆的路上，才在微信里看到后滨师兄发来的这个噩耗，一时五内俱焚，难以接受，我们敬爱的老师竟然就这样离开了。10号上午，当我来到吴先生家里，见到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的师母，不禁悲从中来，握着师母的手嚎啕大哭。虽然去之前我还提醒自己，不能让自己的悲伤使师母本已不太稳定的情绪再生波动，但悲痛真的无法忍住。11日上午，在八宝山灵堂泪别恩师之际，望着鲜花掩映中他那依旧慈祥的面容，一幕幕往事慢慢浮现在眼前，刻骨铭心。
一、硕士阶段
我原本应该在1993年秋季进北大读研，不过最终直到1994年9月份才正式进入吴先生门下，在入学之前先保留学籍，回老家教了一年中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虽然顺利通过了北大历史系硕士招生考试的笔试，但因在户县教学实习期间饮食不当，不慎染上甲肝，刚好错过赴京参加面试的时间。于是吴先生就商请他的师兄牛致功先生与陕西师大历史系的赵文润老师一起，替他对我进行了面试，这种方式现在几乎不可想象。后来，吴先生又建议我干脆晚一年入学，一方面养好身体，另一方面可以开始读一些专业书。于是，我就在他的指导下，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后来才知道这是北大培养隋唐史研究生的必由之路。
在这一年里，吴先生给我写过几次信，他那疏淡雅致的笔迹，颇有点儿弘一法师手书《药师经》的味道。这些珍贵的信件，我一直珍藏至今。其中一封信里，吴先生告诉我读《资治通鉴》的方法，无需正襟危坐，而要像读小说一样，读出其中的滋味。就这样，在入学之前，我就把《通鉴》隋唐五代部分通读一过，虽然还是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毕竟初步建立了对这一时代的感觉，这可能才是吴先生让我读《通鉴》的初衷。
我和大我整整十岁的孟宪实是吴先生门下的同年硕士，因为他在之前曾在北大历史系进修过一年，所以跟吴先生很熟。入学第一个星期，我惴惴不安地跟着他去承泽园拜见了吴先生，好在虽然是头一次见面，但一点儿没有陌生感，而先生慈眉善目的佛爷形象几乎完全符合我之前的想象。第一学期，我们都选了吴先生的隋唐史及荣新江老师的敦煌学概论课，同班的还有荣老师的两位硕士姚崇新、刘诗平，我们四个人住在同一个宿舍。相对来说，我当时可能是专业基础最差的。因为出身于武大的刘诗平与来自吐鲁番博物馆的姚崇新都已对出土文书相当熟悉，老孟更已是成熟的学者，发表过多篇文章，他以一己之力，直接拉高了系里老师们对我们那届硕士生的整体印象。殊不知，我除了通读过一遍《通鉴》隋唐五代部分之外，也只是为考研而读过几遍陈寅恪先生的“两稿”，其他方面所知甚少，敦煌吐鲁番文书更是从未接触过，基本上算是一张白纸。
于是，在孟老师不经意的误导下，吴先生似乎真觉得我们这拨学生基础不错，干脆改变了隋唐史课程的授课方式，直接开读《唐六典》，每人一卷。而荣老师的文书课则根据每人选择的《唐六典》内容，给我们分配相应的文书来练手，两位老师的训练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因为吴先生让我读中书省那卷，荣老师就把英藏敦煌文献S.11287分给我来研究，因为这件文书的性质正是《唐六典》卷九“中书令”条所载七种“王言之制”之一的“论事敕书”，刚好可以把两门课的内容联系起来。当然，用一篇文章提交两门课的作业，实在是一鱼两吃的偷懒做法，不值得提倡。后来这篇习作完成之后，经过两位老师的仔细修改，发表在荣老师主编的《唐研究》创刊号上，对于一个文书零基础的学生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唐六典》的读书课，除了我们几个刚入学的硕士之外，参加者还有当时本科四年级的叶炜，他当时因为成绩优异，早已预定要读吴先生的硕士。另外就是毕业多年的大师兄刘后滨，当时他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也时常回来参加讨论。后来他那本引起巨大反响的《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中的一些火花，最初就是从我们的讨论中迸发的，以至于吴先生经常说：“这门课其实后滨的收获最大。”的确，同样是读书，底子不一样，收获自然不同。但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至少受到了严格的制度史训练，也学会了读书和讨论。
1997年雷闻硕士论文答辩后合影
二、博士阶段
1997年我硕士毕业前，同时参加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和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也都顺利通过了。只是由于考博成绩下来比较晚，所以就只好先去跟国家文化部签了协议，原打算如果博士也考上了，就按合同规定交钱毁约，然后继续读书，但最终没能如愿。于是，吴先生又去跟系里商量，让我先去工作，系里再给我保留两年学籍。现在回头来看，硕士、博士都采取了保留学籍的方式，这在北大历史系的历史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吧？当我两年之后回学校读博时，吴先生实际上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还是坚持继续指导我的博士论文，让人感动不已，算起来，我应该是吴先生指导的最后一位中国学生。
读博无疑是一趟真正的身心苦旅，要顺利毕业，恐怕谁都会脱层皮。记得当时选题就很纠结，吴先生的弟子大都研究唐代的政治制度，我可能是唯一的例外。硕士阶段因为什么都不懂，我就按吴先生的布局，毕业论文写的是隋与唐前期的六部体制。不过，我本人始终对宗教史更有兴趣，于是在读博伊始，我就有意阅读了大量礼制与宗教方面的文献，对于和岳镇海渎相关的石刻材料更是下了一番功夫。后来开题时，我提交了题为《隋唐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关系研究——以岳镇海渎为中心》的开题报告，当时吴先生和参加开题的老师们都觉得选题很新颖，能做出来的话，会很有意思，所以都鼓励有加。但是，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
2002年春节过后，我提交了其中一章的初稿给吴先生，自己还颇为满意。然而，三天之后的一大早，吴先生突然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是：“雷闻啊，危险啊！”这六个字如同晴天霹雳，我当时就蒙了，吴先生进而对我那章初稿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最后总结说：“这个星期你就先别往下写了，好好想想，到底应该怎么搭这个框架吧！”
于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如同生活在地狱里，整天茶饭不思，没事就坐在未名湖边思考（其实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发呆）。好友姚崇新生怕我想不开，一头扎下去，那几天总是请我吃饭，可面对着美食根本无法下咽。因为理不出头绪，我甚至私下跟荣新江老师商量，是不是真的需要回头去做六部研究？但荣老师还是鼓励我坚持初心，说一定会想出解决办法的。在未名湖边坐到第六天的时候，我似乎突然开了窍，马上跟吴先生打电话说：“我干脆不要副标题了，把岳镇海渎只作为一章来写。”电话那头，就听吴先生说：“嗯，有进步，继续想。”三天之后，我又打电话给吴先生：“我连一章也不要了，岳镇海渎的内容，我准备作为材料，打散进入各个章节。”就听吴先生呵呵一笑说：“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写吧。”经过这次残酷的折磨，接下来的写作就顺利很多，只需要把之前收集的丰富材料，塞进重新搭建的框架里，一切都水到渠成。
多年之后，有次曾跟吴先生闲聊这段往事，他显得特别得意，笑眯眯地跟我说，“当头棒喝”正是他教学手段之一，不过好像就对我适用，因为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岳镇海渎而不及其他，其实，唐代国家祭祀的内容还有很多，而他也知道相关材料我都曾梳理过一遍，因此，他只需要一棒子把我打醒就行了，他相信我接下来能处理好。按照我的理解，像后滨师兄和孟老师这样的聪明学生，可能根本不需要吴先生打棒子吧。不过，我只需要一棒子就能醒悟，无需先生两棒子、三棒子地反复敲打，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大多数时候，我不会跟自己较劲，这也算是跟吴先生学到的处事风格吧。
其实，我一直很感激吴先生对我博士论文选题的宽容，毕竟师兄弟们做的都是制度史方面的论文，只有我执意研究礼制与宗教。在二十多年前，这种选题不仅在吴先生门下独一无二，甚至在以制度史与政治史研究为主流的北大历史系，也多少有些异类。当然，如今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博士论文选题的多样性让人眼花缭乱，这当然是时代与学术潮流变迁的结果，再回头，不禁感慨系之。
当然，制度史毕竟是吴门弟子的看家本领，即便是我那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也有着一层制度史的底色，更不用说我对唐代官文书与政务运行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至于读博期间发表的习作《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出发点也是想在吴先生最负盛名的科举制研究领域，拿出一篇对吴先生的致敬之作，哪怕只是一篇微不足道的小小札记。
2002年雷闻博士论文答辩后合影
三、工作之后
吴先生总是跟我们说，每一种经历都是宝贵的人生财富。我硕士1997年毕业后，进入文化部港澳台司工作，博士2002年毕业，又回到文化部外联局工作一年。由于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隋唐六部体制的，吴先生认为如果亲历今天部委的日常工作，应该可以深化对唐代六部行政运作的认识，所以他特别支持我去文化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来我曾跟他汇报了在部里的工作经历和感受，觉得今天的很多事情跟千年之前的唐代并无太多不同，比如部委内部的分层决策机制，比如部委里的各个处室与唐代六部诸司一样作为日常政务处理主体的“判官”性质，比如具体办事人员与唐代的“吏”在公文运作中的发挥空间等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听了我的介绍，吴先生欣慰地说：“看来你去文化部工作是对的，这段经历对于理解唐代的日常行政大有好处。”其实，在文化部工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看不完的演出和看不完的展览，这些也都是工作需要。因为师母出身于美术世家，她母亲之前毕业于杭州艺专，是潘天寿先生的学生，而师母自己也精于工笔花鸟，因此，我时常找来各种美术展览的邀请函或门票给他们，不管路再远，吴先生都一定会陪着师母去参观，给我们树立了家庭和睦的典范。
2003年夏，在黄正建先生的帮助下，我从文化部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先生对此表示支持，虽说他并不要求门下弟子必须走学术研究的道路，但我能回归唐史研究，他还是很高兴的。吴先生常说，学术也要走出书斋，为人民群众服务，这方面他也曾身体力行，而历史所的一些学术普及工作就曾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从2011年开始，所里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合作录制100集《中国通史》电视片，隋唐部分的12集脚本由我执笔。这12集专题要写什么？吴先生就给我了许多建议。在后来的拍摄过程中，需要找一些权威专家出镜，他也积极配合，多次不厌其烦地参与录制，有时候一两分钟的镜头，可能会花费他一个下午的时间，让我很是过意不去，毕竟，那时他已年近八十了。可以说，吴先生为这部电视片的成功拍摄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源于他自身对学术普及工作的热情。
2018年12月22日，吴宗国先生与雷闻合影
2020年夏天，为了解决小孩上学问题，我萌生了调动工作的想法，当时请吴先生、荣老师及郝春文老师帮忙写推荐信。八十多岁的吴先生表示理解，他很快就写好发给我，还贴上了自己的电子签名。2021年5月，我正式入职北师大历史学院，吴先生也很高兴。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疫情以来，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他。当然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吴先生家族有长寿基因，据说家里的百岁老人就有好几位，加上他乐观淡泊的性格，所以我们总觉得他的身体很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去。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走得如此匆忙，给弟子留下了永远的愧疚。
今天已是吴先生离开我们的第十天了，但我总感觉自己还侍立于他的身旁，先生窝在沙发里，眯着眼睛，继续点评着我的论文。这个场景，永不磨灭，在我的心里，他一直还在。
吴宗国先生与祝总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