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谈的是全球化，是1500年之后的。但现在“全球化”这个词几乎被用滥了。西方学者对全球化的起点有几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露西的后代走出东非大裂谷，遍布全球，这是全球化开端。但我觉得这样说没有意义；第二个说法是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后，欧亚非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扩大；第三种说法是蒙古帝国。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该书就认为，全球化的起点是蒙古帝国；第四种说法是地理大发现，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全球化起点；第五种说法是工业革命及其传播全球；第六种说法是二战之后，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第七种说法是冷战结束，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弗里德曼在2001年说“全球化已经10岁了”，以苏联解体作为全球化的起点，认为“铁幕”打破了，东西方的障碍没有了。我觉得这个说法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厚了。
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历程
我个人倾向于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化。那么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历程有哪些呢？一是汉唐丝绸之路，这里主要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而到了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很繁荣了，客观原因是造船技术提高，所以某种意义上，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叫做“陶制之路”，船舶可以运输附加值低、但重量大的瓷器；陆地上不会运瓷器，一是怕损坏，另外是附加值太低了。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时中国卷入了印度洋和太平洋贸易圈。看一下宋代人写的游记，就知道中国参与印度洋甚至太平洋地区全球化的痕迹。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最重要的贸易圈就是印度洋贸易圈，中国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不过中国对此研究不够，印度对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印度洋贸易圈的研究出了大量成果，前几年我参与翻译的《印度洋地区贸易史》，只是其中之一。
明清两朝，中国是有限度地参与全球化，譬如海禁时期的走私、广州的“十三行”。走私和海盗是人类历史上割不掉的两颗毒瘤，只要人类存在，它们就存在。
之后是民国年间和解放以后的这些年，民国时主要是内乱太厉害，参与全球化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外资经济资助，寻找军事靠山。现在正在经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最大。中国参与全球化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历史阶段。
二、16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得失
16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化中得到了什么？从物质层面讲，有物种引入，比如胡萝卜、番茄，汉语里很多加上“洋”、“胡”、“番”的动植物名称就意味着它们是外来的。搞明清史的人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因为里面有个重大问题：清朝初期人口为什么突然增加这么多？搞明史人认为是美洲作物——土豆引入的原因，搞清史的人说不对，是因为摊丁入亩。这种影响广泛涉及到中国的下层人口更多。物质层面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更大。中国产品也在输出，像丝绸、茶叶、瓷器等。
此外还有文化交流。文化的最高级表现形式是价值观，最能体现价值观的是宗教，所以文化交流里的核心就是宗教，我们可以想一想，匈奴当年多厉害，欧亚草原上几乎找不到对手，最后匈奴有什么留下来了？没有。匈奴人没有一个像样的宗教。还有是蒙古，蒙古帝国一败退，西亚地区依然被伊斯兰教覆盖过去，如果不是历史记录，都想不起蒙古人曾经去过这些地方，为什么？因为伊斯兰教彻底掩盖了蒙古，蒙古的萨满教根本顶不住伊斯兰教、佛教。在中国传播最广的是佛教，对中国人、中国国家政权、中国文明来说，这是幸运的。幸亏是佛教来得早、而且来得蛮彻底。伊斯兰教的传播，早期靠阿拉伯人，后来靠中亚的突厥。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后，甚至比阿拉伯人更加狂热地推行武力扩张和伊斯兰教传播，从而奠定了今天世界宗教版图上伊斯兰教的最后范围。还有一个“得”，就是中国文化对外影响扩大，但也可以把它叫作“失”：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走那么远？轴心时代的中国文明就有老子和孔子，为什么在全球化中没能走出去？还有一个“得”，是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大量财富。全球化的最基本形式是你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除了宗教、物种以外，就是对外贸易。中国从对外贸易里确实获得了大量财富，哪怕是明清的走私时代都获得了大量财富，这个不用怀疑。
蒙古人的铁蹄并没有给西亚大陆留下多少印迹
关于“失”，第一个就是没有真正的世界雄心。即使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海洋意识依然淡漠，甚至不能与同时代的亚洲国家相比。如波斯帝国，它最终还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意味着什么——如果伊朗没有霍尔木兹海峡，我看伊朗跟美国叫板的分量要轻很多。
第二个“失”，前几年翻译过来的彭慕兰的《大分流》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书，在中国特别畅销，两人都有一个基本观点：1800年前，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第一发动机。我的理解是——中国是世界经济列车的司机，而印度是司炉。我个人不太相信，为什么这么说？去年我写了一篇长文章登在《史学集刊》上，近代世界300年（约1500—1800年）里，世界上的主要贸易产品出自哪里？世界财富最后流向了哪里？我当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到18世纪，西欧从整个亚洲进口商品的价值已经远远低于美洲，而中国只是欧洲对亚洲贸易里的一大部分而已，整个亚洲商品价值所占的比例都不如美洲，何况中国；欧洲1600、1700、1800年的人均白银结余储存量是增加的，这是整个欧洲的人均，如果把这个“人均”集中在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那么这个数字应该翻一番以上；流入中国的财富用来做什么了？许多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了——宫殿和陵墓建造，我们这种支出和消费太大了。
圆明园复原图
三、全球化的结果
最后，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地球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只会加大，不会缩小。至少目前为止，没有人敢说全球化是缩小差距的；国与国之间差距也会扩大，穷国更穷，富国更富，只要看看大卫·兰迪斯的《国富国穷》等书就知道；全球化给参与的国家也往往带来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全球化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上升到一定高度去看。一是贫富悬殊可能加剧，对此，我想大家都有体会和认识；二是由于金融技术、金融工具的进步，财富外流的比例比16世纪那会儿厉害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事情，乾隆绝对知道和坤贪污，但他不想从身边揪出一个贪官来，玷污自己“十全老人”的名声。另外，乾隆知道，和珅的财富无法转移海外，最后才出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现象。现在中国财富外流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历史上没有出现的。所以从全球化考虑，一定要看到它带来的贫富悬殊问题，尤其是要加强国家财富的管理，严防外流。
（本文系施诚教授在“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
作者简介
施诚，男，1964年6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承担本科生、研究生多种课程（含双语）教学，2012年，获得“首都师范大学优秀主讲教师”称号；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等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个人专著2部、参著3部；独译1部、主译1部、参译2部；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北京市哲学社科重点项目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招标项目子课题1项、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资助项目1项，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科研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