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如果吴国的公子光没有成为吴王阖闾，吴越两国还会不会落得个你死我活的局面？当然，历史没有假设。可以肯定的是，吴越两国的直接冲突是在阖闾即位之后；而在阖闾即位并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有一种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刺客。
帮助阖闾建立霸业的刺客有两位：专诸和要离。专诸刺杀了吴王僚，使公子光得以成功篡位成为吴王阖闾；要离则刺杀了吴王僚之子庆忌，从而使得阖闾能够高枕无忧。
自欺欺人的专诸
两位刺客都是伍子胥的棋子。伍子胥在吴国获得吴王僚的青睐后，发现了公子光意图谋反。于是他准备放长线钓大鱼，把赌注压在公子光身上。伍子胥对吴王僚说谎说吴国不应当为了自己出兵复仇，然后退耕于野，私下里寻找可以助公子光一臂之力的勇士，以此获得公子光的欢心。他的运气不错，专诸及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说起来，专诸算是伍子胥的故人。伍子胥在从楚国逃亡到吴国的路上，就偶遇了专诸。当时专诸正要和人打斗，他大喝一声就势不可挡，吓得对手屁滚尿流。可是有趣的是，他的妻子一开口让他住手，专诸就马上回去了。伍子胥好奇地问他，你怒气冲天准备和人决一死战，可是一听到女子的话就折返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专诸回答说：“你看我的样子，像是愚蠢的人吗？你怎么说出这样鄙陋的话呢？能屈于一人之下的，一定可以伸于万人之上。”于是伍子胥才认识到专诸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专诸的话的确出乎大家的意料。一个虎背熊腰的猛士，居然有这样的境界，不得不说并非徒有匹夫之勇，而是一个深谋远虑之人。怪不得他觉得自己不是“愚者”。他真的不愚蠢吗？或者说，专诸和伍子胥比起来，到底谁更愚蠢？这个问题又回到了“自欺”这个话题上。如果不“愚”，那么专诸为何要大怒与他人争斗；如果不“愚”，他为何看不出伍子胥是何等人物；如果不“愚”，他为何会跟陌生人全盘托出自己的“雄心壮志”……
自欺是专诸成为刺客的重要因素——自欺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讲究原则之人，做的是正义之举。在伍子胥将他介绍给公子光后，他特意刨根问底，让公子光解释为什么要杀害吴王僚。公子光说，先王寿梦有四个儿子，本来要传位给幼子季札，但是季札拒绝，因此长子诸樊继位。在诸樊去世后，两个弟弟余祭和余昧先后继承了王位。等到余昧死的时候，按照道理也应该是立诸樊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为继承人，但是余昧却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吴王僚。公子光问专诸说这是不是不合理，专诸问为什么不让大臣进谏，劝吴王僚把王位让出来，那样就不用诉诸武力，有损先王之德。
至此，专诸的“自欺”已经开始愈演愈烈。他以为自己懂得伦理礼仪，甚至还想着替公子光出谋划策。殊不知公子光只是看中了他的力，并未赏识他的智。公子光在成为吴王阖闾之后，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夫差而不是叔父余祭之子，这足以证明他对专诸说的道理完全是为自己谋反在找借口。然而，专诸显然被公子光冠冕堂皇的理论说服了。公子光接着说，吴王僚为人贪心，因而不会听忠臣的劝谏，为了吴国的将来，他只能寻求志同道合之士推翻吴王僚的统治，而专诸正是合适的人选。这时候，连专诸都觉得公子光说得过于直白，但是公子光却辩解说这都是为了社稷之故。
就这样，专诸完全被公子光征服，主动提出计策说：“凡欲杀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公子光说吴王僚好吃。专诸接着问他喜欢吃什么，公子光回答说喜欢吃烤鱼。于是专诸花了三个月时间在太湖学习如何烤鱼。
我们可以看到，专诸可以算一个懂得说谎的人，知道用烤鱼来诱惑吴王僚，并掩饰自己的杀机。他的说谎技术足以让他成功刺杀吴王僚。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专诸最开始对伍子胥说的话，能够屈于一人之下，就一定可以伸于万人之上。且不说专诸的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单看他所选择的一人，就可以体会到他的自欺。他所选择的一人是公子光，一个满口正义却心狠手辣之人。屈于公子光并没有给专诸带来伸于万人之上的荣光。他的自欺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对自己不够了解，高估了自己的剑术；另一个则是对公子光不够了解，错信了他的“道义”。因此，我们可以预言专诸能成功刺杀吴王僚，却无法保全自己。
吴王僚十三年，吴王派两位弟弟伐楚，结果吴国大军被楚国困住。伍子胥劝公子光说这是刺杀吴王僚的良机。于是公子光安排好了埋伏，请吴王僚前来饮酒。吴王僚也做好了准备，穿着厚重的铠甲前来赴宴，身边坐的都是自己的亲信，手里都举着长戟，而士兵则从吴王的宫殿一直站到了公子光家的门口。此时，专诸的烤鱼终于显示出了重要性。专诸将著名的鱼肠剑放在烤鱼的肚子里，端着烤鱼到了吴王僚面前，借着剖烤鱼之机将匕首插入了吴王僚的胸口。吴王僚死了，可是专诸也被吴王的左右砍成了肉酱。专诸伸于万人之上的美梦并没有成真，阖闾不过是拜专诸之子为客卿而已——和公子光摇身一变成吴王阖闾，伍子胥大权在握得以复仇相比，专诸的所得可谓是微乎其微。
壮士断腕的要离
阖闾在即位之后，依然寝食难安，因为吴王僚的儿子庆忌神勇异常，随时可能来报仇。于是伍子胥向阖闾推荐了第二位刺客——要离。要离和专诸看起来有着鲜明的对比，专诸身材魁伟，而要离身形瘦小；不过要离与专诸的最大不同是他的“智”。他并不像专诸那样梦想着有一天在万人之上，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无处可逃，这也使要离的故事更为悲壮。
要离与椒丘欣之间的对决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椒丘欣是齐国的勇士，在出使吴国的路上因为水神吞没了自己的马而与水神大战数日，最后瞎了一只眼睛。椒丘欣到了吴国之后，恰好遇到朋友的丧礼，在丧礼上他吹嘘自己与水神的搏斗，出言不逊，盛气凌人。于是要离挫其锐气，指出：“勇士之斗……生往死还，不受其辱。”接着他毫不客气地羞辱对方说，你和水神争斗，丢了马还瞎了眼，身体都残废了还吹自己神勇，居然没有选择丧命于敌人之手而苟且偷生，这恰恰是“勇士所耻”！椒丘欣又恨又怒，天一黑就要去教训要离。结果要离回家后就告诉其妻子，“慎无闭吾门”，要大门大开着等着他的到来。到了晚上椒丘欣果然来了，看见要离门也不闭，堂也不关，室也不收，唱了一出空城计。
椒丘欣拔出宝剑抓住要离，对他说：“你有三个过错不得不死，你知道不？”要离说不知。椒丘欣说：“子辱我于大家之众，一死也；归不关闭，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这时候要离说，自己并没有过错，而你才有三“不肖”，你知道不？椒丘欣说不知。要离说：“吾辱子于千人之众，子无敢报，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二不肖也；前拔子剑，手挫捽吾头，乃敢大言，三不肖也。”于是椒丘欣拜服。
就这样，要离完全不需要动手，就可以征服所谓的猛士。要离牢牢地控制着椒丘欣，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因此伍子胥在阖闾面前夸赞说，要离虽然细小，却有“万人之力”。于是吴王阖闾才表示愿意见一下要离。
要离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而另一方面则是“大王有命”，自己不得不尽力。“细小无力”是他天然的掩饰，不但让阖闾一开始看不上要离，而且也容易使敌人失去应有的警惕。当阖闾由于要离的身材而暗自埋怨伍子胥所荐非人时，要离说：“大王担心庆忌吗？臣能杀之。”要离的话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食物链”：要离怕大王之命，大王怕庆忌之力，庆忌则会断送在要离之手。从这一点来说，谁也没有绝对的高高在上。
可是，要离所肯定的是自己能杀庆忌，并没有像专诸那样问吴王阖闾为何要杀庆忌，也没有幻想自己之后的飞黄腾达。“迎风则僵，负风则伏”形象地描写了他和阖闾之间的关系：阖闾就是他的风，作为臣子的要离别无选择，因此没有任何必要询问刺杀庆忌的合理性。当阖闾对要离表示出自己的不信任，指出庆忌万人莫当，连他自己都无法用弓箭射杀时，要离再次强调说：“如果大王想要杀他，臣能杀之。”要离所言依然突出了两个重点：第一是自己能杀庆忌，第二是自己是由于大王之命才出手的。为了让阖闾放心，要离对吴王阖闾说：“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忠义”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让阖闾相信自己的动机，接着要离又让阖闾相信自己的能力：“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
要离用“诈”来形容自己的计策。诈就是欺骗，也就是谎言。和刺杀吴王僚一样，想要刺杀庆忌离不开说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刺”的原意为“直伤”，也就是直接夺去对方的生命，而在《吴越春秋》中，身为刺客的要离和专诸则均无法“直接”杀害目标。为了获得庆忌的信任，要离必须依赖谎言，用间接的方式获得机会。可以看到，谎言越要逼真，说谎者的投入或牺牲就越大。要离的计策不但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只有左手的残疾之人，而且还以自己的妻子孩子之性命为代价。就这一点来说，要离和主动尝夫差粪便的勾践一样，向我们揭示了谎言必需以行动作为基础，而且一定要夸张的行动。这反过来给读者一个启示，那就是遇到不常见的夸张行为，一定要提高警惕。
吴王依照要离的计谋，将他的妻子孩子焚弃于市，让大家都知道自己与要离“势不两立”。于是要离逃离吴国求见庆忌，说您知道阖闾是个无道昏君，如今杀了我无罪的妻子孩子，我知道吴国的情况，靠着您的勇猛和我的智慧，一定可以制服阖闾，我们为何不联手合作呢？就这样要离获得了庆忌的信任。
三个月后，庆忌挑选了士兵，和要离一起前往吴国复仇。在渡江之时，要离趁其不备，借着风势用矛刺中了庆忌。庆忌临死前感叹说，敢对我动手的，是真的勇士啊！庆忌吩咐其左右不要杀害要离，让他回吴国“以旌其忠”。然而，顺利完成任务后的要离并没有要回到吴国的意思。有人问他为何不走，要离说，为了侍奉君王而杀了自己的妻子孩子，这是不仁；为了新君而杀了先王之子，这是不义；如果今天贪生怕死而回国，那也是不义。如果有这三“恶”，自己怎么有面目见天下之士呢？说完要离就投江自尽。
要离这番话彰显了他与专诸的不同，也解释了他为何会愿意牺牲自己妻子与孩子的性命——因为他们不得不死。他们不死，他就无法尽忠；他们死了，他则陷于不仁。显然，在他看来，忠是最高的准则；但是忠并不是其他准则的保护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选择违背了仁义，明白刺杀庆忌是一种道德的两难，因而根本不用像专诸那样询问公子光刺杀的正义性。要离没有对自己说谎，没有告诉自己可以完美地解决眼前的难题。他知道身为吴王阖闾的臣子，这是他唯一的选择。因此，在完成任务之后，他选择了自杀——至少在自杀和求赏上，他还可以做不违背内心的选择。
然而，要离果真还有最后选择的自由吗？《吴越春秋》告诉我们：不。要离投江想要自尽，但是却死不了。他的左右把他救了上来。要离问：“我还能不死吗？”左右回答说：“您先别死啊，等着加官晋爵啊！”于是要离只好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要离无法在江中自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我们都知道屈原是投江而死的，而水象征着永恒与生生不息。一个人能够投江而死，表明他会被世人所铭记；而要离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吴越春秋》的这个细节表明赵晔已经为要离做出了评价。在《吴越春秋》之中，同样伏剑而死的是兵败后的吴王夫差。要离落得和夫差一样的死法，可见赵晔还是觉得他的选择是失败的。
刺客刺死了谁
刺客可谓是先秦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汉代这一传统渐渐地消失了。当东汉的赵晔在讲述春秋时的专诸和要离时，似乎对刺客们的命运怀有唏嘘之叹。无论有没有对自己说谎，他们都必须为了君王而向他人说谎。无论是勾践还是伍子胥，说谎对他们来说都是赢得自身荣耀的手段；而对于刺客来说，说谎无非是为了满足君王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并不符合道义。
当阖闾对要离的能力表示怀疑时，要离反复强调“臣能杀之”，乍一看以为要离只是在展示自己的能力与自信，但回头再细品的话，就会发现这四个字充满了张力。首先，“臣”能杀之，把君王的眼中钉杀死是“臣”的责任，君王不需要亲自动手；其次，臣“能”杀之，刺客无法堂堂正正地杀人，但是依赖他们的说谎，刺客便“能”够杀人；再次，臣能“杀”之，听起来可以把对方消灭，但是，在对方的生命结束之后，他们给吴国留下的后遗症并没有消失；最后，臣能杀“之”，似乎被杀的只是对方，可是专诸和要离都同样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付出生命的又何尝只有专诸与要离。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吴国阖闾的强大之路上才依赖刺客，而越王勾践则主要靠的是自己——在吴国断了右手的是要离，而在越国卧薪尝胆的是勾践。刺客换来的霸业终究不稳固，他们在杀死了吴王僚和庆忌父子的同时，其实刀尖也对准了阖闾和夫差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