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645年4月1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时任马萨诸塞总督的约翰·温斯罗普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康涅狄格地区哈特福德的主事霍普金斯先生来访波士顿，他的夫人多年来一心一意投入阅读写作，著作是不少，却落得身体孱弱、神志恍惚。纵然丈夫对她关爱有加，奈何发现问题已经为时过晚。
温斯罗普接下去的评论很是经典，他定义了“女人的本分”：“如果她按照女人的本分管好家务，而不是超越自己的天职去做那些只适合脑力更强的男人们该做的事，她本可以保住心智，也可以在上帝安排她的位置上修身养性，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用，也更有尊严。”
这时，温斯罗普来到美洲不过15年，应该还算是一个搬到大洋这边来居住的英国人吧。他对女人的这种看法还是沿袭英国人的，也是那个时代地球人所共有的。人类社会的麻烦向来是千千万万，男女平权的事根本就一直轮不上，差不多要等到20世纪，才算排到了日程上。在北美殖民地，人们一天到晚操心的是自己的罪能不能被宽恕，死后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清教徒们活在这个世界，却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世界。
不过话说回来，观念说到底是现实的产物，形势总是比人强。在北美那种穷乡僻壤的特殊环境里，现实生活的压力正在一点一滴地修正和改造原有的观念，殖民地女人在各个方面都有些与众不同的表现，她们正在润物无声地开创着美国妇女的独特传统。
首先表现在宗教上，这在当时是头等大事。由于对圣恩的同样渴望，对圣洁生活的同样需求，女人在马萨诸塞同样可以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她们由此获得了一种信仰和身份的平等。安·哈钦森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女人成为异见领袖，拥有大批追随者，影响大到足以让当局感到不安这在那个时代的其他社会中大概不多见吧。哈钦森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这样的妇女显然大大超出了温斯罗普对女人本分的定义，但她却真实地出现在早期的马萨诸塞，而且产生了真实的影响。她被正式审讯，并且被允许为自己辩护，最后，她被逐出了殖民地，因为初创的殖民地经受不起这种神学异见的冲击，更经受不起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的挑战。
安·哈钦森（Anne Hutchinson）（1591-1643）
为了方便阅读《圣经》，殖民地的女孩在5至7岁时都要和男孩一起上学认字，但是7岁以后的教育机会便截然不同了。男孩成绩好的话，可以再去上7年的文法学校，其后还可能进大学深造。女孩的学业则到此为止，转而学做针线，至多也只能去接受私人教育。可是不管怎么说，女孩子毕竟不是文盲了，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依然是领先的。
在经济方面，荒野的开拓筚路蓝缕，因陋就简，一个穷人家是养不起闲人的，女人必须参加劳动。即便是南方庄园的女主人新大陆最接近淑女的人物，也往往承担着照看和安顿奴隶的大量琐事。女人有了贡献，就有可能对家庭事务拥有发言权，在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平等。同时，在家庭之外，殖民地的女人也有机会独自谋生：自己开店、掌管生意、当保姆，这些都被视为女人的正当营生，就是说女人有独立的经济出路。
在婚姻方面，殖民地自然是坚守一夫一妻的基督教伦理，一度甚至不允许独身。在那个年代的新大陆，一个人能活到四五十岁大概就算寿终正寝，寿命短，死亡率高，无论男女，一生结婚两三次很平常，生一堆孩子也剩不下几个。生存状态如此，生生死死乃平常事，家庭频繁重组，妇女的地位也相应变得平等：社会不存在对寡妇的歧视，她们在丈夫死后可以继承财产，可以带着财产再嫁，富有的寡妇往往是绅士们求偶的理想对象。
就这样，各种客观条件叠加的结果是，殖民地塑造出一种相对旧世界而言略有变异的新女性，布尔斯廷就此写道：“有充分证据表明，以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妇女跟英国妇女相比，她们在厨房以外的活动中起着更加多样化、更加活跃、更加出色的作用，而且总的来说，也更有成效。”男女的社会角色历来是内外有别，人类的世界似乎被分隔成两个部分外面的社会是男人的天地，家庭的四墙之内则是女人的活动场所。而北美殖民地社会由于它初创、单薄、简陋，反而为妇女打开了一道侧门，使她们能够悄悄地迈出家庭，在履行女性传统角色的同时，关注到社会上的事情。
然而，又如布尔斯廷所言：“殖民时期的妇女比其后时期的妇女在许多方面更有成效，她们在职业生涯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也更为突出，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才又重现。”女性的悲哀正在于此，她们的解放之路不会一次性完成，殖民地妇女的新传统没有能一直发扬光大下去，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起有落。然而，美国女性从未放弃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各个时代的女性先驱奋发图强，历经数百年坚韧不屈。从她们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她们不仅自己活出精彩，更是带领广大女性完成百年接力，只为争取一个男女平权的新社会。
二
在新环境中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熏陶后，到了独立革命，美国妇女已经对国家形势很有感觉。她们不仅参与独立运动，还在革命的激励下，将这种独立意识运用到自己身上。她们十分关注：在即将建立的新社会里，妇女将拥有什么样的地位。阿比盖尔·亚当斯在给丈夫约翰的信中提醒革命的领导层：在制定新的法规时务必记住女士们，否则我们将决心煽动一场反叛，并且决不会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们的代表的法律约束。
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1744-1818）
如此气概、如此意识，与美国革命完全是一脉相承。这个头开得意气风发，开得有胆有识，此后每次社会改革发出的平等呼声，都会再一次唤醒和强化妇女的平等意识。
19世纪上半叶安德鲁·杰克逊当政时，精英政治进一步向民主政治推进，平民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暴涨。共和国度过了初创的困顿，迎来社会稳定。国民信心满满，甚至雄心勃勃，他们满以为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能一劳永逸地将社会改造得完美无瑕。他们发挥种种想象，掀起了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运动：废奴、禁酒、素食、女权、公有制……他们借助体制的自由，放手试验各种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确切地说是试验大大小小的乌托邦，妇女也积极参与其中。
差不多就在这次改革的发轫之初1831到1832年间，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受到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吸引，来这里进行了一番卓有成效的考察，写下了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目光敏锐的他也注意到了新世界妇女的新颖之处，用了整整五章的篇幅来论述美国妇女的地位、态度、教育，以及家庭和两性平等。他的观察无论巨细，从来不脱离美国社会的大框架，也从不忘记与欧洲社会进行对比。
托克维尔毫不吝啬地高度评价妇女对社会的影响：“社会的民情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他对美国妇女的评价更是有点出人意料：
要是有人问我，你认为这个国家惊人繁荣和国力蒸蒸日上主要应当归功于什么，我将回答说，应当归功于它的妇女优秀。
托克维尔对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表现深有感触，尤其以下几点：
第一是美国女孩享有更多的独立自主，“在美国，一个年轻姑娘可以只身长途旅行而不必害怕。”她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主要是三种因素的作用新教背景下个人获得的更大自主、自由政体下个人享受的言行自由，以及民主社会中的身份平等。相比于欧洲对女孩的过度呵护，美国社会更加鼓励女性的自主精神和理性智力，她们从小就比较不受障碍地接触到真实的社会，清楚知道人世间存在的邪恶。她们年纪轻轻就被允许独立思考和行动，自由发表看法，成为自己的主人，尽情享受生活。
第二是美国社会对女性的尊重，相信她们的智力，尊重她们的自由。得益于独立自主，美国女性也经常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头脑和心胸，刚毅果敢。
第三是美国人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不抹杀性别差异，不搞强制平等，而是让男女各自发挥不同特点，各尽所能，来维护家庭和促进社会发展。虽然两性做的事不同，但作为人的价值是相同的。表现在家庭内部就是：美国女性一旦婚配，便和其他地方的女性一样，丧失独立而从属于丈夫，“住在夫家就像进了修道院”严峻的舆论“将妇女牢牢地封闭在只顾家庭利益和责任的窄小圈子里，不准她们越出雷池一步”。
对于这种约束，托克维尔并没有提出异议，而是加以肯定。他说：美国人将“指导当今工业的伟大政治经济学原则应用到两性方面来了，即细分男女的职责，以使伟大的社会劳动产生最好的效果”。他进而赞赏了美国女性的隐忍、坚毅“毫不抵制和没有怨言”。他这样解释其原因：美国没有早婚，女孩在婚前会慎重考虑、反复衡量，婚约是她们心智成熟后自由选择、自由缔结的，因此她们在婚后会以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去践约，献身家庭，决不去管家务之外的事情。他断言，美国妇女这样做是出于内在的力量，是自动就范，心甘情愿地放弃。
托克维尔的观察很是逼真，却未必说到女性的心里。美国妇女真的“毫不抵制和没有怨言”吗？他也许言之过早了，更大的可能是他来早了一步，倘若他晚十年到访美国，想来就不会这么高估美国妇女的忍受力了一场女权运动正在蓄势待发，很快将遍地开花。
妇女素来对道德更加敏感，她们投身禁酒、废奴等各项社会改革，成为这场改革运动中的重要力量。然而她们很快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中经常被排挤和压抑，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840年伦敦召开的反对奴隶制大会上，男士们竟然通过投票将卢克丽霞·莫特等六名美国妇女代表排斥在外。不平与愤怒是意识觉醒最好的催生剂，女士们认识到首先应该解放的就是她们自己，于是她们从被动转向主动，开始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维权。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迎来第一波女权运动，女士们多方出击，挑战男性主宰的传统习俗。
首先就是女性当自强，她们必须用知识和技能来武装自己。一些有志向的女性勇敢地踏入传统的男性就业领域，要求平等教育、平等就业。1835年，美国开始有女医生正式开业，20年后她们开设了女子医学院。1840年代，立志当牧师的女性进入神学院，争取宣教布道之权。她们还募款办学，创立分阶段的女子学校，重点开设培养女教师的师范学院。还有许多妇女公开巡回演说，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也有妇女办杂志、当编辑，传播女权思想。有些女性则直接参与商业经营，拥有自己的实业。对这些踏进社会、敢作敢为的女性来说，受嘲弄是经常的事，但这动摇不了她们的决心。
同样重要的是平权意识，除了要求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女权主义者还大力促进妇女的平等宪法权利。以家庭为例，依据美国当时的法律，已婚妇女完全是丈夫的附属，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甚至打老婆也是合法的。经过女权运动的努力，纽约州在1848年率先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对子女的抚养权。1850年，丈夫酗酒可以成为妻子要求离婚的合法依据。有些州的妇女还提出了选举权等更高的要求。在当时民间所办的各种试验性社区里，包括宗教和世俗的，都一致主张男女平等。
正是在积极参与改革的过程中，美国妇女学会了维权的重要方式那就是组织起来（在这个民主的大社会中，她们练就了自己的组织能力）。第一步，志同道合者就近组成小团体；第二步，小团体在州范围内进行整合；第三步，全国范围的大联合召开全国女权会议。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1902）
1848年，第一次女权大会在塞尼卡福尔斯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代表参加，这是美国女权历史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大会发表了一个《情感与决心宣言》，简称《女权宣言》，由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执笔，要求实现全方位的男女平等。贵格会的女信徒们为大会作出了特殊贡献，因为贵格会一向开明，其女性拥有更多公共演说的机会，训练出了像莫特这样思想超前、擅长演说的女性领袖。《女权宣言》在19世纪中叶的发表，说明美国妇女在意识觉醒和争取平等上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
经验证明，只有产生了一大批同道中人，先进的代表人物才可能脱颖而出。独立后半个世纪的美国孕育出了一批女界精英，玛格丽特·富勒当属其中翘楚。富勒才智过人，学识渊博，性格独立不羁。在那个女孩不能上大学的年代，她的父亲将她像男孩一样培养成才。富勒自视甚高，从不甘心当任何人的附庸，她对贬低女性头脑的说法尤为愤慨，抗议各个领域中对女性的压制。
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
在汇聚了美国文化精英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俱乐部中，富勒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成员，她担任俱乐部刊物《日晷》的首任主编长达两年，而这本杂志总共存在不过四年（1840-1844）。富勒关注社会改革和妇女处境，她将自己对性别的观察和思考写成文章《大讼案：男人对男人们，女人对女人们》，以平等的姿态从灵魂平等说到两性平等，文章思想敏锐、词锋犀利，号召女性勇于追求自由和精神自立，做一个真正的个人。该文于1843年发表在《日晷》上，后扩展成书，改名《十九世纪的妇女》（1845），这是美国第一本有关女性的专著。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曾作文将富勒与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相提并论，后者的《为女权辩护》（1792）称得上女权主义的开山之作。
在组织和宣传女权运动方面，成绩斐然的女性不在少数，除了莫特、斯坦顿，还有格里姆凯姐妹、苏珊·布·安东尼、阿比盖尔·布什等，她们各有所长，贡献不一。莫特和斯坦顿，斯坦顿和安东尼彼此配合默契，四处游说，促成了各种妇女组织的成立和多次女权大会的召开。
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
内战的爆发致使这场女权运动，乃至整个改革运动都戛然而止。值得一提的是，内战时期最为畅销、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正是出于一位女性之手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它的意义显然不限于一部小说，它是斯托夫人针对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奴隶制的表态和参与，她从人性的角度揭露批判这一违背人性的制度，使用的是文学这样一种诉诸感性的普及方式。小说成功激发了广大北方民众的良心良知，为推翻这一罪恶制度、维护联邦事业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思想和情感动员。
三
经过四年内战的浴血奋战，美国终于摆脱了奴隶制及其相关的南北区域对抗，社会重新整合，全国的重心转移到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上。仅仅用了40年，到19世纪末美国便雄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民众生活显著提高，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财阀垄断经济、贫富严重不均。城市里的贫民窟触目惊心，工人运动频发，农民处境艰难，平民运动此起彼伏。
进入20世纪后，美国上下已形成共识：必须改革垄断经济的弊端、扩大政治民主、平息民众不满、恢复社会稳定，一场历史上称之为“进步运动”的改革由此而起。在这场世纪交接的运动中，美国妇女始终积极参与，有时还走在前列。她们以女性的关爱之心，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生存问题，在基层建立扶贫机构以解燃眉之急为穷人提供衣食住宿等直接援助，为孩子提供活动场所和教育机会。简·亚当斯等人在芝加哥创建的“赫尔会馆”就是这类机构的首创和典型。她们从事的扶贫济困是帮一个算一个，逐个解决问题，从基层做起，一直呼吁到最高层。她们孜孜不倦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作为参与这一运动的众多美国妇女的优秀代表，亚当斯被授予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60-1935）
在20世纪初的欧洲，存在着一个美国侨民群体，其中有位闻名遐迩的文化人格特鲁特·斯泰因。她学过医学、心理学，还曾师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她一心创作她认为属于新世纪的美国文学，并热衷于鉴赏和收藏欧洲新崛起的先锋派画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家纷纷来欧洲取经，斯泰因的沙龙名流往来，正是他们结交朋友和获取指导的好去处，她为这批美国作家起了个共同的名字“迷惘的一代”。斯泰因并不囿于一个作家的身份，她心怀天下，两次世界大战时她都身在欧洲，热心主动地参与支援祖国的正义事业。对斯泰因这样卓尔不群的女子来说，性别早已不再对她构成限制。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
可以说，每场战争都是在深度改造社会。“一战”时，当男子走上战场，妇女便不得不走出家庭去填补职场空缺，原本被迫的这一步成了女性走进社会的重要一步。有参与便有了发声的机会，也便萌生了平权的要求。美国妇女是敢于创新的，选举权是她们多年来不屈不挠地争取的政治目标，1920年时机终于成熟，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梦想成真“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
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妇女开始登上政坛直接参政，劳工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部长。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更是经常公开出面，代表总统四处奔走，开创了美国第一夫人历史中的先例。之前如阿比盖尔·亚当斯，虽然也是丈夫的好参谋，但建议从来只限于家庭范围，在公开场合只能充当白宫女主人，行礼仪之职，却不能直接参与政事，因为政坛历来是男性的领域。从罗斯福夫人开始，美国人逐渐习惯夫人出来关注政治，而且他们真的很欢迎她。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渴望享受和平生活，美国妇女纷纷返回家庭。或许是为了解决退伍军人的就业问题，也或许是因为战后迎来了婴儿潮，整个社会都在刻意营造一种城郊家庭妇女心满意足的幸福形象，似乎家庭就是她们的全部人生。
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男人觉得是，女人听着听着也觉得应该是。但是贝蒂·弗里丹出来说话了，她说这只是一个关于女性的神话。1963年，她在多年调研的基础上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将这种有意无意想象出来的女性状态称为“女性奥秘”。美国妇女尤其是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对于自己衣食无忧的日子似乎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然而她们内心却在困惑，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弗里丹在书中替她们一语点破女性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目的和人生意义。《女性的奥秘》启发了美国妇女的自我觉醒，激发了其他女性也开始踊跃发声，呼吁呐喊。她们彼此交流，形成团体组织，共同寻求女性更深层次的平等地位。以前女人的事业便是男人，现在她们要寻找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
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激励下，全美形成一场狂飙式的女权运动，与一个世纪前的那场相比，声势更大，范围更广，人数更多，而且不限于精英妇女。这场运动普遍而深入，引发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全方位的深刻变化，说它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也决不为过，毕竟女性占了人口的一半。如今女性在就学就业上与男性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大学女校长、公司女总裁、女议员、女议长、女州长、女部长、女国务卿都已不足为奇，女性竞选总统也已发生。虽然总体来说，女性在政治经济的高层面上还处于劣势，但说性别歧视已不再构成合法障碍应该不是夸张。这态势不要说两百年前的阿比盖尔·亚当斯想象不到，就是一百年前的简·亚当斯也不敢奢望。尽管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回头一看，阿比盖尔所说的“反叛”已然发生，妇女在近一个世纪来取得的进步称得上“惊天动地”。那些无畏的女权先行者值得我们为她们作传，来表达敬仰与感激，没有她们的持续努力、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我们又如何能争取到今天的局面？
四
从本质上讲，女权就是女人作为人的权利与男人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利。简言之，女权要求的只是女人的人权，并非要求一种特殊权利。比如，免于骚扰就是一种不分男女的基本人权，只是女性更容易受到骚扰，对此也就更加敏感。
从现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上看，确实不大有专门歧视女性的条款了，但男尊女卑的历史毕竟太过久远，习惯乃第二天性，人们早已熟视无睹，这点群众运动也改变不了。如果我们运用一些想象力，将现实中的性别角色颠倒过来，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看清这种偏见。比如记者采访撒切尔夫人时会问：你当首相后怎么兼顾家务？但他会这样问同时代的里根吗？近期大家都在热议新组建的芬兰政府，19名政府要员中妇女占了12名，除了34岁的总理是女性外，内政、财政、教育三部长都是85后女性。然而各国内阁历来都是男性部长占多数，谁去好奇热议过？拿身边的事来说，上网一查，就看到成系列成品牌的“爱妻电器”：洗衣机、净水器、油烟机、燃气灶等，丈夫放心地把家务都交给了爱妻，可怎么就没有“爱夫电器”呢？家庭中太太打理一切家务，让先生专心成就事业的现象随处可见，反过来又有多少？
这样说只是在陈述事实，并没有否定的意思，因为现状的形成自有其纷繁复杂的原因，不是想否定就能否定的。传统观念不是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几声呐喊解决不了问题。若是脱离人类整体的发展来单独看待妇女问题，很容易走极端。回到太初，男女的分工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肯定与生理有关，妇女体能较弱，又承担着更多养育后代的责任，于是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内外有别的习俗，男主外女主内，这本来无可厚非。但随着外面社会的日趋强大，主外的男子也越发强大，垄断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主内的女子则相应弱化，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最后基本上失去了对社会的话语权。只要看看母系社会被父系替代的这一过程在世界各地重复，就说明这不只是偶发现象，而且也不会只是发生在主观层面上，它体现了物质条件对男女地位的制约。
这种状态延续了多久呢？光阴冉冉，无可测算，只知道变化是到了近代才刚刚开启的。其间东西方都有过女性执掌权柄的特例，英国的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是堂堂正正继承了王位的，中国的武则天是气势强悍地自行称帝，慈禧的垂帘听政虽说有点遮遮掩掩，毕竟也实际统治一个庞大帝国长达半个世纪。不过这些都是个例，不能说明妇女地位的总体变化。一直到大约200年前，妇女受压制的状态才首先在西方受到关注，确切地说是在英国，这和英国在现代化上的领先是一致的。可见，只有当整个社会步入文明繁荣之后，只有当人类的公平正义观念改变之后，才有可能来关注某个群体的平等地位和发展，妇女作为人类的一半才能顺势而为。如今，当我们的认知终于达到这一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理：如果占人类一半的妇女持续处于不平等状态，人类也就谈不上文明。从未听说过一个社会能达到高度文明，而其妇女却承受着有系统的压迫和歧视。
精神文明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但有了物质基础也未必就有精神文明，观念变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性别平等是一个观念，与种族平等、阶级平等一样，依据的都是人类平等这个总观念。横向比较一下就可看出，美国妇女能够走在世界前列，除了经济条件，更依赖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依赖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否则何来平等之说？何来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可能？在一个不支持平等自由价值的社会里，男女平等也就失去理论基础。具体地说，无论哪个时代的女权运动，都需要一个广泛而长期的宣传组织过程，这就需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保障，还需要一批受过教育、思想活跃的妇女作为领袖。至于女权主义的说辞，当然也是建立在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上，1848年的《女权宣言》不仅接过了《独立宣言》的精神，还照搬了它的措辞：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子和妇女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得以建立，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由被治理者同意而产生的。
没有《独立宣言》，何来《女权宣言》？假如人不必平等，男女又何必平等？
女性不是单打独斗的，美国的女权运动离不开男性的支持，在100位《女权宣言》的签名者中，男性占了32位。妇女状态本来就是社会整体状态的一部分，其变化也势必影响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社会。女性为了独立、平等和尊严，要准备付出更多，要承受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女性的变化也将对男性提出挑战，意味着他们将面临一种新的生存环境也许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一些长期享有的特权，与女性分享权力和机会。然而女性在新观念的激励下，正在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才智和能量，人类这一半的新动员势必为全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总的来说，社会整体必将从中获益。
女权运动的目的是促使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不是鼓动两性相互为敌，也不是要取消性别差异。如果女权运动走向性别对立，便是在偏离方向，甚至走向反面。女性在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新形态的过程中，应该像本书各位传主那样放眼社会，关注时代，以造福人类的长久福祉作为自己的理想。
（本文为钱满素主编《女士接力：美国变革者》序言部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社|青豆书坊，202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