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晖
来源=《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座谈会发言整理
张居正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中国1949年以后、包括“文革”时期也一直在讲“改革”，但那时候讲的“改革”和1978年讲的“改革”方向相反：那时候都把强化国家、扼杀社会的行为叫改革，从商鞅变法开始到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都把他们的举措叫改革，而把主张宽松的叫保守，比如司马光诸如此类的。这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改革”这个叫法后面本身就有价值判断——那时候总是认为中央集权是对的，总是认为把螺丝拧得更紧是改革，如果放松是不行的。
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历史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在明清史上也很明显，包括所谓的“南倭北虏”，“北虏”不说了，“南倭”在80年代曾经有过非常令人瞩目的争论——倭寇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是中国人反抗海禁的一种行为。后来又说，反抗海禁的那些人也是海盗，也烧杀抢掠。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李自成、张献忠也在焚烧抢掠，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那些造反的人烧杀抢掠和反抗朝廷的管制，说反抗朝廷的管制好像是正确的，烧杀抢掠是不对的，但那时候这两个东西是联系在一块的，不能对倭寇强调烧杀抢掠，而对李自成、张献忠是造反。到了那时候，人们有了一些比较新的看法。
但我不赞成对历史持一种“翻烧饼”的办法，比如原来把王安石捧得很高，王安石非常强调中央集权，这些所谓的“名臣”经常谈到的口号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实际上民都加了赋，比如王安石变法，好像对百姓征收的钱粮并没有增加，但通过《市肄法》搞国家垄断，国家垄断的利润到头来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包括汉武帝搞的盐铁专营，不是加税，但是老百姓必须买贵的盐，或者必须承受国家比原来更严重的其他剥削，结果都一样。我们不能无条件说只要国库增加了收入就是好的。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韦庆远/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关于税收和GDP的问题：税收增加不是GDP增加，问题在于，税收增加本身是不是好事？当然，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比如，就当前政治而言，有人提出两个比重增加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一个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另一个是中央财政占政府总财政的比重增加。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呼声很强，跟90年代以前的改革方向——比如放权让利——是完全相反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定根据，但如果这种呼声也算是改革的方向，那我们现在的改革难道超过了秦始皇以来到明清的水平吗？不说中国传统时代赋税的总量，黄仁宇就说中国中央集权王朝征税很少，尤其和西欧领主相比真的是很少的。
实际上，这个说法问题非常大，假如就“正贡田粮”而言，中国农民过去的负担的确很少，但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多；领主征收的东西不只是赋税还有土地权益——地租，不能以领主征收的东西和中国征税加以比较，而可以跟苏淞田赋之重来加以比较，因为苏淞地区当时种的是官田，官田才可以与土司或者和西方领主征收的东西加以比较。如果就这一点而言，就不能说中国更仁慈。税收总量如何我们姑且不讲，但有一点没有争议：如果中国税收占GDP多少尚有争议的话，那么中央财政占政府财政的总收入的比重而言，中国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现在的改革是追求这个目标，那可以说改革还达不到明清时代的水平。
我们现在讲的“分税制”，以前就有，征收的钱粮分成两部分：存留若干、起运若干。一个普遍的趋势是，起运比重非常之大，尤其是在那些所谓的财富重地，尤其越到王朝末年越厉害，明清两代都是到了后期在征收田赋中起运的比重达到百之八九十，基本上没有存留。没有存留，地方政府靠什么运作？靠加派、靠各种各样的法外手段来谋取收入。所以你就会知道现在为什么有“卖地财政”，中央把所有钱都收光，不搞“卖地财政”地方官怎么活？这些事情一直都有。这么一来，就造成中国不断有所谓的改革，名义上可以讲改革初衷是民不加赋，实际上是尽可能多的收归中央。
通常采取的办法是简化手续，原来税费头绪繁多，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很多，搞得老百姓搞不清楚，上面很难查，现在根据某一年——一般来讲，往往都是争取基数最高的一年——根据那一年总额简化税则，然后按照这个标准给政府交税，政府承诺其他乱七八糟的收费就不收了，就到此为止了。这有一个好处，头绪简单后，地方官上下级变来变去就少了。可老实说，张居正的做法没有多久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黄宗羲讲了很多——而且这个事情到了明代末年，倪元璐又搞一次“一条鞭法”，把“三饷”也加进去——讲得简单点，杂税纳入正税。这个事情从短期来讲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讲，都是加快社会危机爆炸，不管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北宋末年崩溃，张居正变法和明代后期加快灭亡都有直接关系。黄宗羲当然是反对这个做法的，黄宗羲认为，所有“改革”、包括前面提到的王安石变法都是“积累莫返之害”。
如果反过来，按照司马光的做法，不搞这一套又会如何？一个王朝由于体制所限，最后形成的危机已经不是收紧而是放松的危机了。按照这种体制运作的机制，就造成如果“放松”，实际上不能放松到老百姓身上，只是放松了一帮贪官污吏；如果要收紧，很多人说收紧是收紧贪官污吏，不是收紧老百姓，其实一收紧紧的就是老百姓，贪官污吏倒是紧不了。王安石讲得很清楚，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收税太多，也不是官僚如何，而是“大农、富工、豪贾”，如果把“大农、富工、豪贾”给遏制住了，朝廷就有钱了。
盐铁会议，桑弘羊主张横征暴敛，主张强化国家搜刮；贤良文学反对桑弘羊，说中央不要把什么都收上来，下面应该有些自主权。可贤良文学讲的自主权不是给老百姓，而是要严格户口管理，“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他讲的放松是放松给吴王、楚王，放松给下面的那些权贵。这一来就造成很大问题，这个王朝一到那时候收也不是，放也不是，一放放不出民营经济来，只能放出一大堆的权贵和腐败。但要真正的收，老实说，腐败收不住，但把老百姓腿脚都收住了。张居正搞“丈田”——理论上中国每一次丈田，王安石也有“方田均税法”，每次“丈田”的时候都说是“丈”权贵隐匿的田，可实际“丈”的都是老百姓。
不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公社时代，我在农村插队9年，生产队耕种面积也是瞒报的。讲得简单一点，以前说中国有18亿亩耕地，90年代用遥感技术对中国的耕地进行测算，一下变成22亿亩。我们插队时明明白白知道，耕作的一亩根本就不是一亩，清丈，如果真的有包庇，你清丈并不是很容易，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头上，这一点统治者也知道。所以康熙时代专门下了诏书，从此要宽大，对老百姓要温和，“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
而如果不“丈”田，那些权贵会更厉害。所以这些问题在体制没有改变之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比如讨论18亿亩红线要不要，有些人主张不要，可以扩张非农土地资源的开发；有的说要，可以保证粮食安全。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表态，这样的问题不管是要还是不要，最后都会到老百姓头上。如果说要“红线”，老百姓更难处置自己的土地，权贵圈地你拦也不拦住；如果不要“红线”，那权贵圈地就更没有限制了，老百姓还是不能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一放松，就放松了权贵；一收紧，首先就收紧了老百姓，这样一来一回。其实我们国家一个王朝到后期，就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王安石那套就行了，司马光那套就行了？司马光说“天下财富仅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陆游马上顶了一句，“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如果体制真的松懈，实际松懈下来，真正占到好处的也不是老百姓。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个无解的问题。就这个无解的问题而言，我觉得这两种主张，不管是司马光式的还是张居正式的，形成一种循环很难避免。
当然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说，如果像司马光那样的主张就可以解救这个危机。就张居正本身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评价张居正还有一个维度是所谓相权和君权的维度——总的来讲，中国宰相越来越难当。严格讲，明代没有真正的宰相，后来也偶尔出现了权力很大的首辅，最有名的是严嵩、张居正，评价完全相反，严嵩是大坏蛋，张居正是改革家。实际上，这两个人很多方面差不多，张居正后来证明其实也是相当贪的——如果真的要讲贪——而且这两个人下场也差不多，整得非常之惨，这是中国帝制后期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通过张居正例子可以澄清一种认识，以前说传统时代专制很宽松，皇权不下县，怎么能要求每一户人交税？难道那些人都是主动捐献吗？所谓“皇权不下县”完全是胡说，但是有一条：“皇责不下县”倒是真的，不给你提供公共服务，横征暴敛照样要。现在讲的所谓大国家指的是公共服务，比如办不办义务教育，提不提供全民健保，这些东西从秦始皇开始，闻所未闻，但宰你没商量，抢个精光。如韩非讲的“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不应该有余，粮食只要够吃就行了，其余所有粮食都收走。这个说法令我想起列宁搞的“余粮收集制”，所有余粮都收走。有些人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起义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个逻辑，两司马25户，每年满足吃的以外，其他的都收归国库。这种思想商鞅也有，商鞅难道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吗？这个事情这样来看有反思的必要，张居正是要反思的重要案例。
张居正的重要性也可以反映在他跟当代政治的关系密切性。张居正一直是受到关注的人，尤其到现代，在韦庆远先生之前关于张居正的传，朱东润先生也写过《张居正大传》。不断有人写，不管是朱东润还是谁，他们讲的张居正都有现实关怀，韦庆远先生也在内。我们看这段历史，对我们的现在提供了一面镜子。
提问1：两年前我听过秦老师一个讲座，大意是在王权专制体制之下，不管是朱熹一派，还是其思想对手，即便有很好的想法和设计，但结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韦庆远先生的书里写到，张居正虽然搞改革，但他还是一个法家，虽然他口里念的是儒家的东西，但实施的行为都是法家的——张居正禁书院是禁止那些人讲“阳明心学”，都是儒家的东西。作为法家，张居正非常厌恶儒家，所以有了当时的钳制言论。儒法这两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执，在王权体制下始终是困境，不管多好的想法最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秦晖：这和张居正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如果从同情的角度讲，宋元以后儒学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程朱，以前用意识形态语言说，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假设有一个“道”，说现在这里不遵守“道”，用“道”约束这些人；另一脉是陆王，以前我们扣了一顶帽子主观唯心主义，他的主张正好相反，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这点还不太明显，总的来讲王阳明不太强调经典的作用和圣人作用，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致良知。但到后来的王学后学，用现在的说法是人要多一点自由或者多一点主观能动性。
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都是针对真问题。程颐、朱熹这些人讲的要坚持道统，要受“道”的约束，不能乱来，你会发现谴责对象很明显，谴责的还是皇上不守道，把叔孙通大骂一通，说秦以来尊君卑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搞得“尧舜禹汤周公文武之道未尝今日得行，育天地之间”——说秦的那一套东西，经过叔孙通这样的“伪儒”搞得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原因就是有利于皇上。他讲的这个东西，如果是针对自由，是想要让皇上有自由，或者嫌皇上太不守道统。反过来讲，陆王这些人，尤其到王学后学更明显，他们认为中国太不自由，实际上指的是老百姓太不自由，“百姓日用皆是礼”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把人扼杀得太厉害，人人可以为舜尧。但可以看到，他们指出的问题都存在，其实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病是皇上太自由，老百姓太不自由。这两者推行的结果呢？你要推行礼教、推行道统，约束不了皇帝，只能约束老百姓。“王学”主张的放任，也落实不到老百姓身上；“王学”真正泛滥，结果是大家不负责任。后来到黄宗羲（明清之际学者），把明朝灭亡归罪于“王学”，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王学”的确给统治阶层解脱了责任感，使他们越来越乱来。
从同情理解角度来讲，他们所提的问题是对的，针对的也是现实，对现实很不满。虽然我们知道朱熹《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制度的范本和题库，所有出题都从那里提，但无论是朱熹还是程颐对科举制度骂得要死，他们要恢复的是“乡举里选”，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周制。结果由皇帝统一，用人之权由皇帝对天下搞智力测验来选官，他们认为那是非常有利于皇帝而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正因为这点，他们生前倒过很多霉。后来皇上要推广这个东西，后来的结果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你要讲自由，结果是那些当官的乱来，老百姓照样没有自由；讲道统，老百姓饿死事小，失节之大，统治者照样不管道统。这个事情，老实说，无论是统治者过于为所欲为，还是老百姓手脚被束缚得过于死，严格说都不是思想史能解决的问题，都涉及到一些制度安排，如果这些制度安排没有，老是在这两者之间转来转去，从程颐直到清代的乾嘉，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是一“左”一“右”，纠缠了很多。
但这些人看到的的确是当时的现实问题，为此做出的努力也得尊重，如果从同情角度理解，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试图都要解决问题，而且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存在。至于最后结果都走向了反面，这个也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用一句套话说是“时代的局限性”——与其说是时代局限性，不如说是制度的局限性。
提问2：现在有些学者有点把张居正改革否定得比较多，比如有个学者说,张居正从来没有发布过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性战略。还有说，张居正改革唯一做的是《考成法》，其他都不是他那个时候做的。浙江师大一个年轻学者最近五六年研究“一条鞭法”在全国各地推行的差异性。实际上，“一条鞭法”在嘉靖九年就提出来了，在张居正当国十年时间里，在全国尽可能推行（不可能推行到任何一个地方）。雍正时期“摊丁入亩”也没有推行下来。
秦晖：不是没有搞，张居正也搞了“一条鞭法”。简单讲，这样的事推行了又反过来的，比如“一条鞭法”就合并在一起，的确是合并了，但合并以后并不能防止“鞭外有鞭”，合并以后又跑出来，这在当时体制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一条鞭法”很重要的一点是“以钱代役”，这个事情从汉代就搞了，更赋就是这个东西。后来的“免役钱”也是所谓的“代役租”或者“代役税”，中国历史上不断搞这个东西，一直搞到税费改革以前还有“役”。清代“摊丁入亩”以后，不要说“役”没有了，连“丁”都不算了，但后来征大小金川，照样要农民去运粮，还是无偿的“役”。这个“役”从来没有断过。这个事情黄宗羲说的没有错，后来征“役”了，但代役钱不退给你。这个我倒不是说负担不断的在增加。有人质疑我，说我提出中国的赋税一直不断的在增加，而且是翻着倍的在增加。当然，我没有这种主张，我只是说这种所谓的合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效果相当短暂，因为你没有办法制约“鞭”外又出来新的东西。实际上劳役这个东西，
据我所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纳粮当差”，当差就是劳役，纳粮就是交税。现在国家一有什么事，还是跟你要这个要那个，说以后再也不跟你要了，因为我已经跟你收了一笔钱。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财政不来自农村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农村，古代赋役制度和现在相比，不能只说对农民如何，因为古代那套制度是对臣民如何，只不过那时候臣民大部分是农民而已。现在臣民不只是农民，所以说是不是跳出了怪圈，不能只从农民角度，还包括对整个纳税者是否跳出这个怪圈，恐怕未见得，把费并进税以后又冒出一种税来，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
总之，这个事情不能说张居正本人不好，或者谁谁不好，如果就张居正本人试图有所作为做的努力而言，当然也可以说尽了他一个臣子该尽的义务。
（本文根据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定，标题系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