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传》，霍华德·艾兰 / 迈克尔·詹宁斯著，王璞译，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2年7月版，908页，145.00元
美国研究本雅明的资深学者霍华德·艾兰（Howard Eiland ）、迈克尔·詹宁斯（Michael W. jennings）的《本雅明传》（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2014；王璞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里程碑式的”本雅明传记，“两位作者对本雅明一生巨细靡遗的描摹，对其哲学思想敏锐、精妙的分析，使我们得以领略本雅明伟大的思想成就”。（Anthony Phelan，《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这部长达九百页的传记建立在对本雅明的所有现存资料（著作、信件、日记、朋友的回忆等）的扎实整理和研究基础上，全景式地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一生还原到他所处那个年代的欧洲历史语境之中，深入地描绘了本雅明的人生经历、思想迷宫及其与欧洲精神文化版图之间的复杂联系。该书前面的“导言”和书后的“译后记：评传的可能性”对读者的阅读理解也很有帮助。
关于该书的写作方法，“导言”有明确的表述：“追求一种更全面的处理方式：严格按编年顺序展开，聚焦于本雅明的写作诞生于其中的日常现实，并提供关于他主要作品的思想史语境。”作者认为这种取向关注的是传主生命中的每个阶段以及产生于其中的各种作品的历史性，“它们植根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和本雅明自己的思想关切之中——同时我们也要为这样一条显著可感的思想发展轨迹赋予充分的可信度”。（第8页）应该说，对于像本雅明这样在相对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有过极为丰富的精神生产的思想者和写作者，只有严谨的历史叙事才能为其思想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但是，译者在“译后记”中也谈到一个问题：如此丰富的细节真的那么有必要吗？有评论者认为这部传记给人以“生平细节优先于思想成就及其内涵”之感；更有评论者认为该书以“无关紧要的细节”见长，没能把生活的“小节”和政治、历史的“大势”及思想上“更广泛的论争”有效连结起来。译者认为这些评论并不公允，但的确需要思考的是：“细节如何‘纺织’出本雅明生命作品的‘整体’，传记的‘任务’如何可能？”后来在翻译过程中，才逐渐体会到细节所渐渐释放出来的能量，“而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具体轮廓中，本雅明的思想工作才作为经验浮现出来”。 （871页）可以说这也是我在耐心阅读这部传记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感受：碎片和细节之于本雅明，的确时常有着重要的意味。他的思想图像、概念色调和智性生产的复调、多面性以及那个所谓的“矛盾而流动的整体”都拒绝任何简化的、标签式的“主题叙事”。译者认为大卫·费里斯（David Ferris）在书评中表述的看法代表了英语学界对这本书的大体评价：它并没有提出关于本雅明的颠覆性观点，而只是“平静地、沉着地、富有说服力地”构造出一种“细致而精准的综合”。亚当·基希尔（Adam kirsch）则说这部传记是“集大成之作，填补了当前本雅明研究的空白……清晰地向我们表明，本雅明是如何被他身处的欧洲历史所塑造”。（《纽约书评》）对于一部传记来说，我觉得这些已经是很不错的评价。
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从所呈现史料的丰富性的角度来看，我感到在采用图像史料方面仍然有不足之处。未知原书中使用插图的情况，中译本总共有三十幅黑白插图，除了保罗·克利的一幅绘画作品、尤拉·科恩制作的雕塑头像和本雅明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读者卡之外，都是人物照片。实际上，仅以我手头有的《本雅明档案》（Walter Benjamins Archive:Bilder,Texte und Zeichen, 2006，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编；李士勋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来看， 里面所收的本雅明住过地方的风景明信片、他写有文字说明的玩具照片、他收集的八张女预言家彩色套印卡片、居室家具摆设照片以及那些记录着他的思想印记的各式各样的大小纸条等等，都是人物传记最有意思的图像史料。本雅明曾经在书信中写着：“我可以说，这些纸页和小纸片为我呈现了一个私人印刷厂的无政府主义的图像。”（第2页）这话说得有点刺激性，“私人印刷厂的无政府主义图像”很可以成为一个精彩绝伦的视觉图像展览。档案馆的编者在“前言”中说，对于这些图片、文字和符号，“人们可以看见它们，触摸它们，不过它们也储藏了记录并分析了储藏物成分的经验、思想和希望”。我相信这些图像资料都是编织本雅明的生活现实与思想图像不应缺少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无论经过多么深入细致的钩沉、编织和综合，瓦尔特·本雅明恐怕都无法以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正如本雅明珍爱的收藏之物一样，书籍、画册、艺术品、摄影照片、儿童玩具等等无一不是他的精神世界在物品中的多维真实折射，经由研究者、阐释者甚至神话制造者所标示、描绘的关于他的各种思想肖像，都是汇成一个真实的本雅明不可缺少的各种侧面。正如作者在全书最后所勾勒的这幅本雅明思想拼图：“怒气冲冲的共产主义者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新黑格尔主义者本雅明比肩而立，后者将政治行动无限延宕；弥赛亚犹太神秘主义者本雅明和世界公民、归化的犹太人本雅明别扭地对峙，后者甚至着迷于基督教神学；早于‘文学解构主义者’一词出现的解构主义者本雅明和社会理论家本雅明并存，前者迷失在我们称之为语言的镜厅之中，后者憧憬现代媒介的改革带来人类感官体的全盘更新。”（814页）与这些基于思想分析与文学批评研究的表述相比，在我们的本雅明阅读史与接受史上还有许多更为形象的、私下流传的说法，比如波希米亚的文化游牧者、拱廊街的拾荒人、视觉生产的哨兵、左翼文艺的友军、先锋主义艺术中的另类、文体媒介的实验师、历史救赎的预言者等等。本雅明的真实存在就在所有这些不同侧面的棱镜中折射出来，最后才汇成那个“矛盾而流动的整体”。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在所有这些侧面上染上一层审美情感的底色，那就是失意的、边缘的和不无悲情的色彩。
在本雅明的阅读与接受史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阅读、接受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误读”，从中产生类似“本雅明与我们”这样的议题。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和精神成长中，瓦尔特·本雅明始终占有一个相当独特的位置，始终带有一种异质的精神性。我最早读到本雅明著作的中译本是他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3月），那是在该书出版的那一年秋冬之交。“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讲的波希米亚人、小酒馆里的密谋家、燃烧弹、革命的炼金术士……；到最后，“街垒被重新设立起来，而且比以往更牢固、更安全。……就像《共产党宣言》结束了职业密谋家的时代一样，巴黎公社结束了控制无产阶级自由的梦想。它打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同资产阶级携手完成一七八九年事业的错觉”。（194页）想到的当然不是豪斯曼的巴黎街道改造规划，甚至暂时也不还没有本雅明什么事，而是在“街垒”“结束”“错觉”等这些词语中感受到的如排山倒海般呼啸而至的历史性，是《一八五〇年的劳工之歌》中的那种意象：“公民们，戳穿他们的诡计，/ 在红色的闪电中 / 向那些邪恶之徒 / 揭示你伟大的美杜莎的面孔！”（193-194页）接下来本雅明说，起义的失败既是由于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也是因为急于夺权和建立新社会的热情。他还说这种热情有时为工人阶级赢得了资产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但结果却导致它败于无产阶级中最坏的分子。这句话的具体所指我至今没有弄明白。更能引起思考的是全书最后的这句话：“辩证法的思想是历史觉醒的关键。每个时代不仅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而且还在梦想时推动了它的觉醒。它在自身内孕育了它的结果，并且以思辨揭示了它——这是黑格尔早已认识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我们意识到资产阶级的丰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废墟了。”（195页）其实，对此真正有所领悟还要到几年以后。这样的阅读与接受的历史语境使我心目中的本雅明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悲情美学与反抗政治的色彩，那不是在书斋里的阅读所能获得的印象。
再往后，在我开设的“西方经典名著选读”课程中，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从未缺席。直到去年，我在重新编写的该课程教材中谈到本雅明的形象特征：研究学术但没有固定职业，经济上困难但能生存。坚持非专业的写作，拒绝被社会整合。敏感、脆弱、流浪、体验震惊，在喧哗和人群中体会孤独。敏感于任何一种细腻的体验，反抗政府和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洗礼。曾经认识一位聪明美丽的俄国女布尔什维克，醉心于一种激进而又带有伤感的精神力量。永远徘徊在希望与绝望、大众与个人、政治与神学之间。另外还介绍了汉娜·阿伦特的《瓦·本雅明：1892～1940》（收入《本雅明：作品与画像》，孙冰编，文汇出版社，1999年），顺带也介绍了阿伦特的那部重要著作。接着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与本雅明、波德莱尔的相遇与接受史——校园的现代派文学圈、“西马”圈，当八十年代结束的时候，波德莱尔死了，本雅明死了。他们的巴黎被迅速异化——因深刻的忧郁而游荡的诗人也被异化为在酒吧里顾盼自恋的老白领。把本雅明等人重新请回来的是学术圈和商会，这时已经与游荡者和反抗者没有什么关系。最后推出的竟然是王家卫的电影《堕落天使》（Fallen Angels），似乎因为从中还可以感受到某种游荡、孤独、凌乱和反抗的诗意……其实我觉得一旦被本雅明的“灵氛”罩染过，甚至只是一只徘徊在林荫道或蹲伏在书店的猫，在你眼中都可以成为本雅明式的孤独或反抗的象征。
本雅明出生于柏林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成长在爆炸式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现代性都市之中，学生时代曾积极参加激进的学生运动和文学活动。他频繁地参与过德国青年运动的各种组织和出版机构，也有成为某个团体的思想领袖的欲望。1932年，当他在即将流亡之际回望学生时代，他毫无犹疑地承认青年运动注定要以失败告终，“那是英雄主义的最后努力，去改变人们的态度而不去改变他们的环境”。（54页）实际上，他的理想主义和个人性格并不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因此，“狂放岁月的精神和政治热情，最终转化为一种更隐蔽的激进主义，给他的人生性质打下了烙印，而且，虽然他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将消退，转而赞许一种唯物主义和人类学的态度，但在根本的意义上，他将一直是一个漫游中的学生，不断寻找新的开始”。（92页）如果说在这部传记中有几处是特别能打动我的话，这是其中一段，或许是因为它所连接的正是我第一次阅读本雅明著作的那个时刻。
一战爆发，本雅明站在反对德国卷入战争的立场上，并且不惜与对他影响甚大的导师古斯塔夫·维内肯决裂。1914年11月，维内肯在慕尼黑发表题为《青年与战争》的讲话，号召年轻人参战，保卫祖国。本雅明在给同学写的信中痛斥其为“无与伦比的耻辱与暴行”；在写给维内肯的绝交信中说：“您已经将青年人作为祭品献给了国家，而国家从您身上带走了一切。”（93-94页）但是本雅明并没有在战争问题上发表什么言论，他甚至拒绝给反战刊物写文章。有关政治的立场是本雅明一生中很关键的几个问题之一。1924年本雅明认识了一位来自苏联的女革命者阿西娅·拉西斯，另外阅读了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爱欲、阅读和政治的激烈交会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不言而喻；再加上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阴影越来越扩大，本雅明的左转是很自然的。1926年12月本雅明在苏联的旅行使他看到了一个“完全放弃私人的独立性”的国度，知道这个社会要求的是“千篇一律的明晰态度”。在本雅明的思想底色中对“私人生活”的关注、对思想和异议自由的保护，使他虽然没有对俄国问题公开表现出明确的“立场”，但事实上他的立场是持有自觉的矛盾态度。“在接下去的岁月中，他将始终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没有党派，没有职业’”。（332页）但是，本雅明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1929年变得更为显著，这与他跟阿多诺、霍克海默的思想联系日渐加深以及更重要的是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建立的友谊紧密相关。作者指出，本雅明成熟期的思想立场的基础在1929年已经奠定：“激进的左翼政治、自由取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教理的多宗混同的神学关切、在德国哲学传统方面的深湛知识，以及一种足以处理疾速变化的现代环境中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的文化理论——这四者的结合将塑造他此后的工作。”（390页）这四个方面的结合也将成为理解本雅明思想核心的关键路径。
本雅明在1929年，李公明绘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拒绝毫无保留地进入和受控于某种信条或信仰体系，这是思想者的基本立场。但是，“思想”的“立场”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时常充满了各种微妙的或偶然的因素。对于本雅明深受布莱希特的影响以及所凸显的马克思理论色彩，他的朋友们担心布莱希特所谓的自己的“粗粝思想”会对本雅明的心智和作品的精微细致产生影响，“害怕本雅明自己的微妙感会在正统的、要求献身的祭坛上牺牲掉”。本雅明在1934年6月的信中说。他的思想总是在极端立场之间摆动，这让他保持了“将看似不可调和的事物及理念并置的自由”。（528页）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不稳定性，这种对固定不变的和教条主义的事物的抗拒，部分地赋予他的写作那种令人兴奋的、‘鲜活’的气质，吸引了几代读者”。（同上）这是对于本雅明的思想立场与精神气质的一种有深度的概括。三十年代后期，本雅明为了巩固与社会研究所的关系，小心翼翼地以他想象中对方期待他成为的样子来塑造自己：“一个左翼思想者，既不太教条，也不太激进，同时是错乱世界的一位启蒙批评者。”（705页）虽然讲的是一种交往关系中的心态，但是与他对自己思想的真实状况的描述也是不矛盾的。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政治的问题在本雅明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变得更加紧迫，这是战前青年学生运动在理论上的延续发展。他在谈论由“无政府主义”演变而来的“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权利的同时，仍然崇尚自歌德以来的文化人传统所代表的“真正的人性”和有益的道德怀疑主义。（10页）“不论早期还是晚期，他与其说是一位强硬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不如说是一个富于幻想的起义者。也许我们可以说，对本雅明本人而言，作为一名不守规矩的‘左翼局外人’，政治的问题可归结为一组体现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矛盾。政治和神学之间、虚无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之间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都无法在自身中得到调和。”（11页）这位始终站在思想前沿与党派政治的十字路口的思想者被称作“富于幻想的起义者”，很形象也很有感染力。在战后的岁月中，本雅明思想直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学生运动兴起的时候才真正激发起辩论，原因是人们对于由阿多诺整理的本雅明思想遗产感到不满，一场始于文献学的辩论很快成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在西方世界的运用或滥用的思想大交锋。（813页）本雅明的思想之旅似乎要重新在学生运动的热血中才能找到新的燃烧能源，相比起来，在八十年代早期兴起的本雅明研究洪流在知识生产和神话制造之外，似乎并没有为马克思所讲的“改造世界”提供更多的思想动力。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作者写在全书最后的那句话：“未来世代的读者们，在与他的终生工作，那‘矛盾而流动的整体’相遇时，无疑将找到他们自己的本雅明。”（814页）那位“富于幻想的起义者”将再次出现在未来的本雅明阅读史上——或者更应该说，那些被本雅明召唤起来的读者更像是“富于幻想的起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