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历史。镭是一种放射性元素,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然而,100年前镭公司里的女工并不知道,她们每日与镭亲密接触,甚至摄入镭。在接连地生病、惨死后,她们成了镭公司赚钱的代价。罪魁祸首的公司却选择了隐瞒真相,用法律漏洞逃避责任。官员、专家、律师对这些镭姑娘的悲惨遭遇漠不关心,就连法律也不支持她们维权。在必死的绝望中,姑娘们坚持捍卫自身的权利。她们在支持者的帮助下,勇敢控诉镭公司,她们的反抗引发了一场革命,促使政府加强对辐射行业的监管,促成劳工保护法律的修订。《发光的骨头》是这群女性的悲歌,本书作者凯特·摩尔通过阅览受害者的日记、信件、法庭发言,走访受害者亲友、有关现场,翻阅律师、医生留下的档案和报纸的相关报道等,深入挖掘了这段被埋藏的黑暗历史,再现了这些女性所经历的痛苦挣扎和顽强斗争。本文摘自该书。
新泽西州,奥兰治,1927年。
格蕾丝·弗赖尔一瘸一拐地走进汉弗莱斯医生的办公室,她强忍着剧痛,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汉弗莱斯对格蕾丝病情的急速发展感到触目惊心,毕竟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她治疗了。让格蕾丝去找汉弗莱斯看病的不是别人,正是马特兰医生,他说格蕾丝“因为脊椎出了问题,身体状况极为糟糕”。
汉弗莱斯把她直接带到放射科重新做X光检查时,格蕾丝心里感念的是马特兰医生和霍夫曼博士此前千方百计帮助她。尤其是霍夫曼博士,对她一直都非常友善。当他发现格蕾丝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时,曾经代表她给总裁罗德写了一封信,呼吁罗德“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对格蕾丝施以援手。
美国镭公司的回信令霍夫曼颇感意外。回函中写道:“罗德先生与本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镭公司对于身处不得不应对诉讼案的境地似乎颇感不满。在罗德的直接干预下,公司对德林克报告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商榷,也许公司认为如果罗德赋闲或离职的话,事情可能尚有转机。于是,罗德在1926年7月辞职。虽然他不再是公司的代表,但仍然是董事会的董事。
尽管管理层发生了变化,但公司对身患重病的前员工的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即将上任的总裁克拉伦斯·B.李立即拒绝了霍夫曼的援助请求。霍夫曼在写信给格蕾丝告知她这一情况时,补充道:“你必须立即采取法律行动。”
好吧,格蕾丝心想,她从来就没有放弃。尽管她身体状况不佳,却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找代理律师。她就职的银行已经将她的基本情况告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如今她正在等待回音。趁着这段时间,她找到了汉弗莱斯医生,想看看自己的后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很难想象她在面对检查结果时可能会做出何种反应。“当时拍摄的X光片显示,”汉弗莱斯医生后来说道,“她的脊椎已经碎了。”
镭已经将格蕾丝的脊椎骨击得粉碎。与此同时,她的足骨也因为“不断的辐射侵蚀,已经遭到了彻底破坏”。这一定痛苦难忍。
“就像大火肯定会焚烧木头一样,”后来格蕾丝在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时说,“镭也会不断吞噬人的骨骼。”
汉弗莱斯除了设法使她的生活稍微舒适一点外,什么也做不了。他得找到一些方法帮她继续生活下去。于是,1927年1月29日,他给当时27岁的格蕾丝·弗赖尔安装了一个坚固的钢制后背支架。支架从肩膀一直延伸到腰部,用两根钢条加以固定。她每天都要戴上这个钢架,每次只能摘下来两分钟。这种治疗方式对时间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她别无选择,只能遵医嘱。后来她吐露了心声:“没有它,我几乎站不起来。”她脚上也戴了一个支架。有一段时间,她觉得如果没有这两个支架,自己会瘫作一团,寸步难行。
当她在3月24日收到律师的回函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两个支架。信中写道:“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我公司认为,鉴于您两年前已辞职,限于诉讼时效,您已经无权对[美国镭公司]提起诉讼。”
事情的发展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格蕾丝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了。“[马特兰医生]跟我的看法一致,”霍夫曼曾经写道,“我们都认为当务之急是你必须立即采取法律行动。[他]建议你去找[波特贝里]律师事务所求助。”
她已经失去了一切;她打算孤注一掷。时年28岁的格蕾丝·弗赖尔背部骨折,脚部骨折,下颌骨行将粉碎。她与律师事务所约好了会面时间——1927年5月3日,星期二。在其他律师都畏手畏脚的情况下,也许这个名叫雷蒙德·赫斯特·贝里(Raymond Herst Berry)的律师能够扭转乾坤。
只有这一条出路了。
为了赴约,格蕾丝精心打扮了一番。这可是成败的关键时刻。自从装了支架,原来的衣服都已经不合身,她只好给衣橱来了个大换血。格蕾丝透露:“无论换哪件外衣,几乎都遮不住里面的支架。以前常穿的连衣裙一件都穿不上了。”
她把自己那一头深色短发打理得时尚迷人,然后又照着镜子检查了一下容颜。格蕾丝习惯于每天在银行里与那些富裕的客户打交道;她从经验中知道,第一印象很重要。
那些有可能会代理她案件的律师似乎也会有同感。波特贝里律师事务所(Potter & Berry)的规模不大,却设在纽瓦克最早修建的一座摩天大楼——军事公园大厦里。这座大厦是当时整个新泽西州最高的建筑,前一年才刚刚竣工。格蕾丝走进事务所,刚一见到预约的律师,就意识到他跟那里的办公室一样,都是新鲜出炉的。
雷蒙德·赫斯特·贝里还不到30岁,是个年轻有为的律师。他金发碧眼,这张好看的娃娃脸很容易让人忽视他那敏捷睿智的大脑。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没多久,中学毕业于布莱尔学院并代表班级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表毕业演讲。如今他已经成为该事务所的初级合伙人。此前,他曾经在林达布里、迪皮尤和福克斯律师事务所就职,这家事务所恰好代理美国镭公司的法律事务。也许这样的工作经历让他能了解到一些不为他人所知的内幕消息。贝里详细地询问了格蕾丝种种细节,并做了记录。格蕾丝可能跟朋友们讲述了这一情况,因此三天后,凯瑟琳·肖布也拜访了贝里。
贝里可不是个愣头青。他跟所有律师一样,先要做的是核实姑娘们的诉求。贝里找到马特兰的实验室,向冯·索科基询问了相关事宜。接着他又在5月7日将格蕾丝和凯瑟琳请到了办公室。他告诉姑娘们,自己已经做了前期调查,所见所闻让他深受触动。雷蒙德·贝里表示愿意接下案子,担任两个人的代理律师。贝里已经结婚,还是三个女儿的父亲,而且第四个女儿明年就要降生。也许他所做的决定跟他自己就有好几个女儿之间有很大关系。他曾经在“一战”那场全球战争中作为一名士兵东征西战;如今他知道这个案子将会是一场地狱般的战争。在与凯瑟琳达成的协议条款中,贝里将按照当时的标准抽取赔偿金的三分之一作为律师费。不过,格蕾丝跟他谈判,将律师费降到了四分之一。
为了解决诉讼时效问题,贝里那睿智的大脑一直在快速运转。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如果姑娘们不知道公司就是罪魁祸首,就不可能针对公司提起诉讼。问题是公司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误导这些表盘画工,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公司将自己造成的拖延作为辩护的理由。毕竟,由于公司的误导,这些姑娘对于病因一直缺乏认识,直到1925年7月马特兰做出正式诊断之后,她们才知道真相。因此,贝里认为,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应该从那一刻开始算起。
如今是1927年5月。她们还来得及。
刻不容缓!贝里开始为提起诉讼做准备。格蕾丝的案子将会是第一个提交的诉讼案;也许是因为她是第一个来访的表盘画工,也许是因为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凯瑟琳的更强大。按霍夫曼的话说,她“能就职于[纽瓦克]最大的商业公司之一,仅凭这一点就非常难能可贵”。贝里很可能已经知道,美国镭公司的那些代理律师将会在表盘画工身上寻找弱点,而格蕾丝的优良品格会让她们受益良多。因此,格蕾丝在1927年5月18日正式起诉镭公司。
对于美国镭公司而言,这份起诉书读起来让管理层坐立不安。贝里指责他们“漫不经心而又粗心大意地”将格蕾丝置于危险之中,使她的身体“完全暴露在放射性物质跟前”,而这些物质“不断地攻击和破坏原告的身体组织……并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令原告经历了非人的折磨”。他的结论是:“原告第一项赔偿请求为12.5万美元[现约170万美元]。”
起诉书总共提出了两项赔偿请求。格蕾丝要求前公司合计赔偿25万美元(现约340万美元)。
该还的,总归要还。
从一开始,媒体对格蕾丝的诉讼请求就表达出了支持之意,新闻标题读起来就令人心碎。格蕾丝首次到法院提交诉讼文件后,《纽瓦克晚报》(Newark Evening News)就刊发了相关消息,标题为《形销骨立的她起诉雇主:到法院时她只能用钢架支撑住身体》。这样的报道一出,再加上姑娘们之间友谊的号召,很快其他表盘画工都站了出来。金塔·麦克唐纳就是其中之一,姐姐阿尔比娜也与她站到了一起。
由于这两位表盘画工已婚,如今贝里在提起诉讼时不仅代表她们的利益,还代表了她们的丈夫。正如贝里在金塔丈夫的法律文件中所写:“詹姆斯·麦克唐纳的妻子已经无法履行为人妻的义务。他将来也无法得到妻子的陪伴和帮助,生活也将越发艰难。此外,他还将被迫花费大量金钱为妻子治病。因此,原告詹姆斯·麦克唐纳要求得到2.5万美元[现约34.1万美元]的赔偿。”
将丈夫列入诉讼案原告的行列并不过分——事实上,金塔越来越不可能成为她心目中的合格妻子和合格母亲。她承认:“我现在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当然,我基本上也做不了什么,因为我现在根本就不能弯腰。”考虑到她的残疾状况,她和詹姆斯最近迫不得已雇了一个保姆——此举又增加了一项家庭开支。
姐姐阿尔比娜也迫切需要援助。她的左腿如今已经比右腿短了4英寸(约10厘米),她不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而且基本只能待在床上。她和詹姆斯仍然没有放弃生儿育女的梦想,但上次的死产让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心灰意冷。阿尔比娜郁郁寡欢地说道:“对我和我丈夫来说,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
正在饱受折磨的还大有人在。埃德娜·胡斯曼身上的石膏已经打了有一年之久,最近才拆下来,但她的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左腿萎缩了3英寸;右肩变得非常僵硬,右胳膊根本抬不起来;血检结果显示贫血。自从母亲在1926年12月离世后,她便越发精神萎靡,郁郁不乐。
然而,埃德娜仍然心存希望。公司的弗林博士不是跟她说过她完全健康吗?她谨遵医嘱,开始服用治疗贫血的药物。1927年5月的一天夜里,她在黑暗中摸索放在桌子上的药时,无意中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一开始她可能想,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她母亲敏妮(Minnie)从坟墓里爬出来缠着她。因为那时候夜深人静,她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鬼姑娘”。
埃德娜吓得失声尖叫,接着就昏了过去。她的骨头正透过皮肤发着微光,她当然熟知那光芒,她更清楚地知道那闪闪发光的骨头预示着什么。全世界只有一样东西能使人的骨头微光闪烁——镭。
她找到了汉弗莱斯医生,跟他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讲了自己正在遭受的痛苦折磨。她说,在奥兰治骨科医院,“我听到了汉弗莱斯医生跟另一位医生的谈话。他跟那个医生说我是镭中毒。以前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
埃德娜“生性平和,习惯于逆来顺受”。后来她说:“我信教。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并没有因为所发生的一切而对人撒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容忍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她接着说道:“[我]觉得当时应该有人警告我们。我们谁都不知道涂料有毒,而且我们当时都还不到20岁。”也许正是基于这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埃德娜和路易斯·胡斯曼在1927年6月,也就是在知道诊断结果的一个月后,便找到了雷蒙德·贝里。
如今五个表盘画工都找了贝里,她们是格蕾丝、凯瑟琳、金塔、阿尔比娜和埃德娜。五个姑娘要为正义而战,为自己而战。各大报纸闻讯后群情激昂,争先恐后地炮制出各种吸睛夺目的字眼报道这五个姑娘的诉讼案。1927年夏,这起诉讼案终于有了官方的名称。
“五个必死女人”的诉讼案拉开了帷幕。
《发光的骨头》,[英]凯特·摩尔(Kate Moore)著,刘畅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