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出版社与我联系，嘱我为此书（编者注：后藤朝太郎《中国的风景与庭园》）的中译本写一篇推荐性的序文。此书的日文原本我是读过的，中译本也移译得非常好，更为可贵的是，译者撰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导读性的译者序，我再来写一篇序文，恐有画蛇添足或狗尾续貂之嫌了。因而提议说，我就在封底写几句推荐语吧。可在动笔之际，似乎觉得还可从另一角度做一些补充，这些补充，甚至有大部分来自同时代日本文人相关描述的摘译，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比较。
我对作者后藤朝太郎的留意，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时我正在着手进行日本文人与上海关系的研究，在资料搜寻的过程中，后藤朝太郎自然也就进入了我的视线，但因为他与上海的因缘相对比较浅，有关上海的文字也不算很多，后来就没有列入专门的个案研究，但这依然没有消减我对他的兴趣，2010年我曾在神户的古旧书市上购得他的《中国行脚记》（东京万里阁1927年11月）和《中国游记》（春阳堂1926年），都是初版本。就我所知，在甲午一战之后，依然对中国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依然对中国抱有类似赤诚的亲爱之情的日本人，实属凤毛麟角。对中国有兴趣、无数次来中国旅行甚至长时期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不可谓少，诸如与后藤几乎同时期的内藤湖南（1866-1934）、橘扑（1881-1945）等，一生写下了诸多与中国有关的文字，但他们都偏于研究家和评论家的姿态，目光相对冷彻，对于风景和庭园，大概也没有闲心徜徉，且随着中日局势的恶化，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将立场移向了日本当局；也有在上海和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井上红梅（1881-1949？）等，他在1921年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风俗》，两年后又出版了三卷本的《金瓶梅：中国的社会状态》，他还将包含《阿Q正传》在内的许多鲁迅的作品翻译成了日文，但他的趣味有些低俗，他的文字也有些油腻，将视线多注目于麻将、抽鸦片、狎妓等，对于风景与庭园，也没有什么着墨，鲁迅生前，对井上的译文，似乎也一直不肯施以青眼。据我有限的知识，在甲午之后，如后藤这样还带着满腔的热忱、带着正面的兴趣、甚至怀着一点憧憬和热爱之情来看待中国的日本人，真的是寥若晨星。
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大半生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宫崎滔天（1870-1922）在《三十三年之梦》中以这样激扬的文字记述了自己初次踏上中国土地时的心情：“我（自长崎）搭乘西经丸轮船前往上海。航行两日，望见了吴淞的一角。水天相连，云陆相接，陆地仿佛浮在水上一般，这就是中国！也就是我在梦寐中憧憬已久的第二故乡。轮船愈向港口前行，大陆风光愈益鲜明，我的感慨也愈益深切。我站在船头，瞻望低回，不知何故，竟然流下了眼泪。”
1924年出版了《魔都》一书的作家村松梢风，写下了更为动情的文字：“宫崎滔天在他的《三十三年之梦》中曾写到他22岁初渡中国时，当船进入扬子江目接到中国的风光时，他不由得百感交集，不能自已，站在船头顾望低回不禁泪湿衣襟。我读到此处时方感真正触及了滔天的内心世界，对他平生出一种信赖感，于是将此书细细读完。
“我每次溯入扬子江时也有一种同样的感受。不知何故，此时无限的亲切、喜悦、感激等诸般情感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最后变成了一种舒畅的伤感，禁不住热泪盈眶，怆然而涕下。我不知道世人是否都有我和滔天这样的感觉，不过我在此处见到了我们这些热爱中国的人的纯澈的心灵。这似乎并不只是广袤无涯的大陆风光使我们产生了盲目的感动。我觉得这是由于中国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下来的梦。这种内心的感动有时会比较强烈，有时会比较朦胧，但当我们去中国旅行，双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感动便一直持续着，不会消退。像我这样缺乏汉学修养的人，并不是在学艺知识上被中国所深深吸引的。尽管如此，每当我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心头立即会强烈地涌起一阵从未有过地来到了梦寐之乡的情感，说来也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滔天和梢风所表述的，是一种基于地缘、血缘（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叶，陆续曾有数万的中国移民登陆日本列岛）和潜在的文化血脉的感动，应该是很真切的。虽然这样的日本人，在20世纪以后，已经日趋减少，梢风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立场基本上转到了日本当局的一边。而唯有后藤朝太郎，对中国始终怀抱着满腔的热忱和亲爱之情，而那时的中国，实际上正处于战乱、动荡、衰败的状态，但他对中国的赤诚之情，始终未有改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似乎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与当局同调的文字，想来也真有些令人感动。
上海豫园内景
为了使今天的中国读者对历史的场景有更清晰的临场感，我这里做一点文抄公，将自己以前翻译的同时代的日本文人对于江南的风景与庭园的描述文字，摘录几段在这里，以与后藤的视角和文字做一点比较。对中国的风景与庭园做最初描述的日本人，大概是1866-1867年在上海居住了7个半月的岸田吟香，他在当时的《吴淞日记》中，对上海旧城的城隍庙豫园一带，有这样的描述：“此庙只有每月正朔两日对外开放。门上有额，篆书也。写着什么不记得了。进门向左，有一个用各种青白色的太湖石垒起来的假山，有池水。我们从假山下迂回穿行，颇有趣。已而穿过小桥，从竹丛处向右拐，有一个十多米的长廊，墙上画有松江图，应是相当高明的山水画家的作品。穿过一个小门，可见到处都是石碑，应该时常有人来做拓本，都黑黑的了。又走出一个门，向右行，去攀登假山。山都是用太湖石垒筑起来的。山上有一亭，上有匾额，两边有楹联，桌前有两个凳子。游人甚众。亭前有一石，敲击时会发出钟一般的响声，俗称钟山石。我用手杖击打，发出铮铮的声音，而再敲打别的石头，则闷闷的没有回声……下山后，来到庙后面，又进一门，仰视，又见一山，以江户来比喻的话，就像浅草的真土山。乃是假山。下有一池塘。过桥登的一座山筑法甚妙，迂曲向上，登上山顶，在此小憩，向四周眺望，景色甚佳，可望见城外的山林江水（应是豫园内的望江亭吧——引译者注）……出门又来到庙后，然后穿过时常穿行的弯弯曲曲的桥（应是九曲桥），至湖心亭，登楼吃茶。我甚爱此茶楼，可一眺周边的远景。且此地的茶器、椅子、台子等器具也相当不俗。悬灯尤为精致。屋内的书画也颇可一观。字是谁写的已不记得，画是竹孙的墨竹。匾上书有隶书的‘湖心亭’三字，忘记谁写的了。墙上挂有山水古画，应是元人的作品吧。两边的楹联上写着：‘四面峰回路转，是西湖或是南湖。一亭明月清风，在水上如在天上。’”
民国西湖全景照片
1918年秋天，作家谷崎润一郎来中国旅行，对庐山脚下的九江，留下了这样的记述：“登上烟水亭后访寺院的正殿、客堂。上悬有‘鸢飞鱼跃’一匾。穿过正殿左右两侧的拱门，在临水之处即为客堂。白色的围墙上亦有窗，可眺望水上的景色。墙垣上藤蔓交缠。又至左边的客堂，由此望出的湖面风景殊美，最宜远眺庐山。故悬有‘才识庐山真面目’一匾。
“出烟水亭再坐船往长堤。阳光穿破天空中的薄薄的云翳，在右舷的湖面上投射出两三束强烈的光柱。不觉间庐山已沐浴着夕阳的余晖，颜色与刚才渐有不同，在黛蓝色中不时清晰地露出几片柔缓的茶褐色的皱面。宛如前山在山后的天空中透出的阴影一般，此后还有一片更高的、逶迤蜿蜒苍郁沉黑的山脉。据太田氏说，这后面还有一片山脉，山峦呈三重状。在前山右侧山巅下稍低的地方，在茶褐色的洼陷中有一稍稍泛出白光的建筑，据说此为牯牛岭的西洋馆。庐山的山襞一直伸向远方，在与市郊相连的地方呈起伏的深黛色丘陵状，其间升荡起了鱼肚色的暮霭。堤防上有十几个年轻的市民自右向左在信步闲走，黄昏的湖风吹起了他们长衫的下摆。当是学生罢，其神态甚为风雅。左舷一带有很多晾着衣物的竹竿。”
谷崎润一郎对西湖有这样的描述：“将视线转向城对面的湖上，在吴山后面逶迤连绵的慧日峰和秦望山之间，夕阳宛如闭上了困乏的眼睑似地正静谧地安闲地渐渐沉落下去。昨晚没能看见的雷峰塔离吴山也就咫尺之遥，透过南屏山烟霭迷蒙的翠岚高高地耸立着。建于距今近千年的五代时期的这座塔，呈几何形的直线已颓败得像玉蜀黍的头似的，然而只有其砖瓦的颜色尚未完全褪尽，在斜阳的映照下愈加反射出红灿灿的光来。我不意在此欣赏到了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比塔更靠右一点的遥远的湖上的岛影，正如昨夜所猜测的是三潭印月。在岛的东面于绿树掩映中有一片耀眼的白色物，恐怕是退省庵的粉墙吧。有湖心亭的小岛又在更右边，位于我放眼所及的浩瀚的湖中央，像是被浩渺的烟波围裹着，又像是被舍弃在一旁。再一看，有一叶轻舸从杭州城的清波门畔的柳影中，直线地滑向雷峰塔下。湖面太平静而轻舸太微小，因此看上去就仿佛似一只蚂蚁在榻榻米上面爬行。就在眼前的亭子湾也有一叶扁舟出发朝仙乐园的岬角方向划去。这艘小船上只有一个船老大坐在中央，用手和脚同时划动着两支桨。不知何时夕阳已完全沉落了。西面山峦后的天空不仅没有暗淡下去反而明亮起来，渐渐地燃烧成一片通红，于是半边湖面被染成了一泓红墨水。”
以创制了“魔都”一词而出名的作家村松梢风，文史造诣并不深，但他到了杭州以后，由江南的庭园而联想到日本的庭园，并对此作了一番颇有见解的比较：“我初次认识到了中国庭园的美妙。每处宅邸的园内都建有池石竹林杨柳。楼阁与楼阁之间有潺潺流水。水流的深处有一丛竹林。水榭处架有一小桥。泉石流水之畔有依依的垂柳。水流一直注入湖中。这是刘庄庭园的风景之一。
“竹林的清雅以高庄为最。总体来说，江南一带是竹子的产地。到处皆有竹林。竹的修美无与伦比。南画中多以竹为题材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不过，同为竹，此竹与日本的竹感觉不一样。日本竹子的产地在京都一带。宇治、山科、嵯峨，这些京都的近郊地都有秀美的竹林。但是京都的竹林其秀美的程度毕竟不能和中国的修篁相比。中国的竹，是专为入画的竹。而京都的竹，则是用于制作落水管或是采掘竹笋的竹林。竹子虽无心灵，但两者之间却有等级和品位的高低。园内有濒于颓败的土墙。墙垣的前后皆有竹林。在茂密的竹林对面有一个六角亭。亭内有类似竹林七贤般的人物正在品茗闲谈。这是高庄庭园景象的一隅。
“看了中国的庭园之后，我体悟到了这样一点，即庭园是为建筑物增色而修建的。中国的庭园宜于从外面观看。这是与日本的庭园在意趣上的不同之处。日本的庭园是宜从屋内、从席地而坐的客堂上望出去的园林，任何一座名园都是依此精神而设计的……以观赏庭园本身来作为造园目的的庭园，可谓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像日本这样的水准。但有一长难免有一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论及建筑与庭园之间的和谐、树木的阴影等诸方面，日本的庭园就要落在后面了。大致而言，建筑物都赤裸裸地露在空间中……谈到这一点，那么不管是哪一处中国庭园，园都是作为建筑物的附属体来体现其价值的。林木掩映着楼阁，泉水倒映着堂榭，它力求做到从外部眺望时能如一幅画一般和谐隽秀，并且从屋内望出去也绝不会失去雅趣。正因为它不像日本庭园那样去比附模拟宏大的物象，所以反而可以充分体味闲寂清雅之趣。若将日本的庭园和中国的庭园折中一下，能否产生出同时达到两者造园旨趣的理想的庭园呢？”
至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上述的诸位作者，其姿态大抵与后藤朝太郎相近，对于中国抱着温暖的情感。但这只是一部分的日本人。同一时代，也有较为冷漠甚至是犀利的，比如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来中国游历了几个月之后出版的一本《中国游记》，对于上海的湖心亭、杭州的西湖和苏州的寺院等，都有充满了揶揄的笔调。好在此书已有好几种中文译本，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去翻览，限于篇幅，不再引述了。
真是抱歉，本来应该是认真做篇符合主题的序文的，结果却变成了文抄公，多半引述了一些自己的旧译。我的目的，乃是在于给读者提供一点比较，在与同时代的日本人的比较中，可以感受后藤朝太郎投向中国的视线，他的那份眷恋甚至是迷恋之情。我一直认为，对于自我（这里是本国）的清晰认识，在很多场合，是需要借助他者的视角和“视座”（这是一个日文词，意为观察事物的姿态和立场），在与他者的交互中，“我”才能真正确立。从这一点来说，后藤的这本书，为我们透彻地理解本国的风景和庭园（实际上是人文风土的具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座”，他的文字，也写得很好看，更可贵的，他为当年中国的风景和庭园，留下了一个外国人的极具临场感的描述，从这一点上来说，它还具有相当的史料文献价值。
本文为《中国的风景与庭园》中译本序。
《中国的风景与庭园》，【日】后藤朝太郎/著 李复生/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