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虽然《吴越春秋》讲的是吴越争霸，但实际上伍子胥才是《吴越春秋》中仅次于越王勾践的二号人物。赵晔花在他身上的笔墨，远远多过吴王夫差，这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起来我们看的是吴越争霸，实际上却好像是越王和伍子胥在斗法。
这其实不是错觉，而是事实。吴王阖闾的称霸，可以说伍子胥居功至伟；而吴王夫差走向失败，看起来也是不听伍子胥“忠言”的后果。这其中的转折点，就在阖闾死后。吴国的的确确是“成也伍子胥，败也伍子胥”。
也许有人会问，分明是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怎么能把这笔账算在伍子胥头上？当然能！可以说，和阖闾时期的伍子胥相比，夫差时期的伍子胥有了巨大的转变——变得不会说话了。正是这种转变让夫差完全无法听进去伍子胥的话。
当然，他不是真的不能说话。只不过阖闾时期的伍子胥伶牙俐齿满嘴谎言，而夫差时期的伍子胥却变得一张嘴就是正义凛然的“实话”。有趣的是，说谎和伍子胥的成功有着高度的正相关，随着伍子胥说谎技术的日益提高，他的权势也不断上升，直到在吴国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所谓物极必反，达到权力顶峰后的伍子胥忽然之间就失去了说谎的能力，变成了一个“正直”的人，而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越来越无法获得夫差的信任，最后落得个被夫差赐死的下场。
伍子胥的前后转变既自然又生硬。“自然”是因为他有了大权之后居功自傲，觉得说话不需要再小心翼翼，这是人之常情；“生硬”则是他前后判若两人，转变得过于彻底。“自然”是读者的第一感觉，因为随着阖闾的去世，伍子胥在年轻的夫差面前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而“生硬”则是读者冷静下来后的思考：一个人何以会有这样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伍子胥的前半生：说谎与复仇
和勾践一样，伍子胥并非天生就擅长说谎。当楚平王听信奸臣的谗言而囚禁了其父亲伍奢三年后，决定斩草除根。伍子胥的哥哥伍尚决定与父亲一起赴难，而伍子胥则选择了逃跑。正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说谎。
伍子胥先到了宋国，后来到了郑国，结果在郑国介入了政治纠纷，被迫出逃前往吴国。在逃离郑国的路上，伍子胥讲了第一次谎言。他一路狂奔路过昭关，关吏想要抓住他，伍子胥骗他们说，郑国的君王之所以要抓他，是因为他有一颗珍珠却不小心丢了，自己现在出关，就是要去找这颗珍珠。于是官吏就把他放了。
这是一个蹩脚的谎言，正常人一听就觉得不可信。有趣的是，它居然成功了。可见说谎是需要对方配合的，一个再好的谎言，如果遇到了一位极其警惕的人，也完全可能毫无效果；相反，一个糟糕的谎言，却依然有可能让人相信。伍子胥的初次尝试让人感觉像是一场水平低下的比赛，他发挥得不怎么样，可是对手更加业余，最后也能获得胜利。
没错，从一开始，伍子胥就告诉我们说谎其实就是一场比赛。赢了，他才能够来到吴国，进入下一轮的争夺，而输了就会惨遭淘汰。可是，他的技术实在还很一般。追兵继续追赶，接下来前面是一条江，江中刚好有个渔父划着小船，走投无路的伍子胥只好大声喊：“渔父渡我！”很显然，这时候的伍子胥已经完全忘记了掩饰和说谎，幸好渔父冷静地救了他。
在历尽艰辛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的说谎渐入佳境。一开始，他“被发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装疯卖傻是常用的掩饰手法，但是在集市中装疯卖傻则在掩饰与不掩饰之间：他既渴望得到伯乐的赏识，又想隐藏自己的身份，毕竟集市就是待价而沽的地方，人才也不例外。果然，集市里的普通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而善于相面的小吏在第二天就看出了他是谁，并把他带给了吴王僚。伍子胥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吴王僚对他一见倾心，想要为他兴师复仇。可是他看出了公子光（未来的吴王阖闾）有谋反之意，于是首次上演了高段位的说谎，拒绝了吴王僚的好意。他义正辞严地对吴王僚说，诸侯的责任在于管理好国家，如果“为匹夫兴兵”，就不符合“义”了。当初他选择逃离楚国时，就信誓旦旦地要“雪父兄之耻”，而要复仇，则一定需要借用别国的军队。因此，劝告吴王僚不要为他复仇，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谎言。可以说这是伍子胥的一个里程碑，它的难度在于作了一次赌注巨大而时间漫长的赌博：不但赌公子光能成功地替代吴王僚，而且赌当上吴王之后的公子光也愿意为自己复仇。
这一等，就是八年。八年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楚平王都过了世。伍子胥用八年的时间，等待时机帮助公子光成功篡位，而篡位则靠的是刺杀。谎言永远是刺杀的亲密战友。从选择刺客到策划刺杀，都是伍子胥一手包办的。但是这还不是伍子胥说谎的巅峰。在吴王阖闾登基之后，伍子胥依然再接再厉。
当阖闾对他说自己想要成为霸王应该怎么做时，伍子胥“膝进垂泪顿首”说：“我不过是从楚国逃出来的下贱之人，大王没有杀我已经是我的幸运了，怎么敢谈论政事呢？”可以看到，伍子胥作为功臣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居功自傲的模样，膝进、垂泪、顿首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这一套组合拳很好地掩饰了自己渴望掌权的真实内心。
随着伍子胥说谎技术的日益精进，他在吴国的地位也稳步上升，成功地成为了吴王阖闾之下最有权力之人。为了解决阖闾的后顾之忧，他故伎重演，再一次用刺客暗杀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保持了一贯用谎言解决问题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当吴王阖闾想要庆忌的性命时，伍子胥一开始表示了反对，认为这么做可能违反天意；但是在阖闾的坚持之下，他马上就熟练地作了策划，又物色了一名刺客，成功地欺骗了庆忌。伍子胥可以根据阖闾的需要随时提供刺客，这一细节表明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说谎做准备。很显然，谎言是他用来获得权力的手段，当他的权力还不足以复仇时，就需要通过不断说谎来做持续的交换，直至权力的顶点。在阖闾执政九年后，伍子胥终于打败楚国，得以雪父兄之耻。
伍子胥复仇的过程告诉我们，说谎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谎言，他就无法一路逃到吴国；没有谎言，他就无法获得接近阖闾的机会；没有谎言，他就无法成为吴国首屈一指的重臣。伍子胥在离开楚国时曾咬牙切齿地说：“闻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今吾将复楚，辜以雪父兄之耻。”复仇是他这些年来念念不忘的心愿，而谎言则是他完成心愿的重要武器。
面对成功复仇的伍子胥，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吴国掌权的那个伍子胥，究竟把自己当作要复仇的伍奢之子，还是吴国的大臣。如果他从始至终都把复仇看作是自己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目的，那么吴国对他来说是什么。换言之，他说谎是不是都只是为了“自己”？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系到对伍子胥的评价。尽管有人说要给中国历史上的忠臣排个座次，伍子胥肯定在前十之列，但是从汉朝开始，就有扬雄对伍子胥的“忠”提出了质疑，宋朝的苏轼对扬雄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不过关于伍子胥是不是忠臣这个问题应该说并没有广泛接受的答案。其实，当我们讨论一个人是不是忠臣时，已经默认他的身份是“臣”。然而从阖闾时期伍子胥的自我定位来看，“子”才是他最主要的身份。他是要为父亲复仇的儿子，为兄长复仇的弟弟，臣这个角色只是他为了复仇而不得不扮演的。因此，是不是忠臣对他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伍子胥的后半生：直言与死亡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不再说谎。他的说谎似乎是和复仇紧密相连的，既然大仇已报，说谎也就不再需要。如果说阖闾时期的伍子胥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子”，那么夫差时期的伍子胥则变成了“臣”。与此同时，他和夫差之间的交流变得火药味十足。君臣之间这样的交流是否合适？这是后期的伍子胥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问题。
当然，伍子胥对夫差的“直言”离不开勾践这个重要因素。正是战败后的勾践到吴国为奴，才有了伍子胥、夫差和勾践之间的明争暗斗。准确地说，在这三个人中，勾践是说谎者，伍子胥是看穿说谎的那个人，而夫差则是相信谎言的那一个。伍子胥的不会说谎，主要体现在他对夫差。也许是伍子胥自己擅长说谎的缘故，勾践对夫差所说的一切谎言都逃不过他的双眼。在勾践刚到吴国向夫差表明自己的忠诚时，在一旁的伍子胥“目若熛火，声如雷霆”，力主将勾践处死。“目若熛火，声如雷霆”这八个字与当初的“膝进、垂泪、顿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目光和声音是对勾践的怒斥，那还合情合理，可是他这表情的对象是夫差，而夫差是他的君王。
伍子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夫差面前痛斥勾践，完全把夫差当作受教育的对象。因此，虽然他痛斥的是勾践，但给人感觉他痛斥的是夫差。在勾践前无古人地尝了夫差的粪便后，伍子胥进谏说：“今大王好听须臾之说，不虑万岁之患，放弃忠直之言，听用谗夫之语……岂不殆哉？臣闻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愿大王察之。”
这段话从头到尾都是真话，可就是不中听，很难让对方接受。在《战国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劝谏例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上来就把对方劈头盖脸骂一顿的。直接将对方比作桀纣，把他说得愚蠢无比，很显然是连普通领导都无法接受的，何况是一国之君！也就是说，伍子胥这样的劝谏，注定会是失败的。
于是可以想见的是，夫差越来越不听他的话。伍子胥感到了害怕，觉得自己已经被抛弃，但是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交流模式，反而趁着自己出使齐国的机会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齐国。当夫差决定讨伐齐国时，伍子胥又直言进谏，认为伐齐会“危国亡身”，并指出和越国联手是“与贼居不知其祸”。是的，这的确是正确的判断，但是他说话的方式依然无法让夫差接受。而在夫差得胜回到吴国质问伍子胥时，他先是把夫差比作桀纣，说“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现在大王如果要诛杀他的话，那就和桀纣没什么两样。我们且不论他这么说的原因，但从效果而言，这样的话语除了激怒夫差之外，对伍子胥个人也好，对吴国也好，都无任何正面的作用。接着，伍子胥更是攘臂大怒，继续用最为直接的方式批评夫差，指出先王阖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听了他的话，现在夫差如果能觉悟，那么吴国还能继续下去，否则吴国马上就要亡了。最后他说，自己死了之后，让人把他的眼睛挂在城门之上，“以观吴国之丧”。这究竟是忠臣的悲叹，还是恶毒的诅咒？
如前所述，阖闾时期的伍子胥将自己看作为父亲报仇之“子”，而夫差时期的伍子胥则似乎并没有找到如何做“臣”的感觉。忠臣固然会直谏，但是却不会诅咒自己的国家。同样是楚国人的屈原，也是充满悲愤而死，但一直都没有对楚国说过这样的话。对伍子胥来说，楚国已经回不去了，而吴国不过是复仇的工具，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归属感。在复仇成功之后，他更多的是试图控制夫差，而不是如何让吴国更加强大。如果能用吴国的灭亡来证明自己的准确预判，对他来说也在所不惜。所谓的直言，似乎不过是一些证明自己比夫差更聪明的话。换言之，他在阖闾面前的掩饰和谎言，是因为阖闾比自己强大，需要用阖闾的力量来复仇；而他对夫差近乎粗暴的直言，则是觉得自己比对方要强大，以至于认为没有了自己，吴国就一定会灭亡。
从比干等“忠臣”开始，直谏就成为了“忠”的必备武器。可是，《吴越春秋》用伍子胥的前后对比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直谏与忠臣是不是可以划上等号？如果用委婉的方式让君王接受自己的建议，从而挽回王朝的衰落，岂不是更理想？至少从《吴越春秋》的叙述来看，伍子胥前后说谎能力变化的背后是其权力的变化。自以为居功至伟的伍子胥在最后还会对夫差说先王（阖闾）靠的是他，但可悲的是，即使夫差的能力逊色，却也依然是吴王，依然是吴国的主人，依然有决定伍子胥生死的权力。因此，《吴越春秋》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伍子胥不应该主动放弃说谎。如果他继续说谎的话，那么夫差就完全可能接受他的建议，吴国也会继续强大而伍子胥也不会落得被赐死的下场。
权力与说谎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仅在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与阖闾时期的伍子胥身上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在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与同一时期的勾践身上也形成了有趣的比照。勾践一步一步从低谷走出来，正是靠他日益纯熟的说谎技术，而与此同时，伍子胥的说谎技术迅速退化，其地位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此消彼长，给人一种权力与说谎力都守恒的感觉。
和伍子胥不同的是，成功复仇后的勾践是越王，是越国之主，更是春秋的霸主，再也没有人能够拥有剥夺他生命的权力。凭借说谎一路忍辱负重的勾践在复仇成功之后可以有资格不再说谎，而伍子胥的地位则令不再说谎的他陷入了困境。这样的反衬极具戏剧性，让人觉得说谎就是一场比赛，更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恍惚间觉得勾践重复的就是曾经伍子胥的道路，勾践和伍子胥似乎就是在按照某一种既定的轨迹，用某一种既定的方式在复仇。那么，复仇成功之后是不是还需要说谎？是不是不同地位的人需要有不同的选择？不知道在城门上看着越国大军进城的伍子胥的双眼会不会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