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巴拿马作家吉尔·布拉斯·特耶拉（Gil Blas Tejeira）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失落的城镇》。这本书用令人心碎的笔触描写了巴拿马居民因为运河施工而被迫离开家园的经过。小说描述了冷血的运河警察如何将他们从家中赶走，湖水怎样慢慢淹没周围土地。从那时起，学术作品和大众传说便开始将运河区人口外迁与围筑加通湖而引起的洪水联系在一起。
1913年的巴拿马运河
一开始为写作这本书查找资料之时，我也认为书中的叙述是真实准确的。我以为，城镇戈尔戈纳——那个作为特耶拉小说情节中心的城镇——位于加通湖中心的某个位置。我甚至听说佩戴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可以在湖底看到旧教堂的尖顶。然而，经过研究地图和文字材料，我慢慢发现，虽然运河区的老城镇已经消失了，但它们并不在加通湖的水底。如前所述，恩派尔、新加通这两座1912年运河区最大的城镇都不在湖水淹没的区域内。甚至连戈尔戈纳这座标志性的水淹城镇也没有完全被湖水侵占。戈尔戈纳根本不在加通湖的中央，而是在加通湖南岸最狭窄的岸边，只有一半街道被湖水淹没。湖中央根本没有教堂的尖顶，只有一片年头很长的公墓。因此，如果运河当局将住房被淹没的那部分戈尔戈纳居民迁到城镇附近水淹不到的地方，那么戈尔戈纳完全可以留在原处。
为什么洪水的说法掩盖了20世纪巴拿马人记忆中最痛苦的被驱逐的经历？和所有的错误认知一样，其中也存在一些现实的依据。加通湖的修建确实淹没了大片土地（大约有164平方英里）。不过，洪水传说之所以如此流行，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一个是洪水完美地象征了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巨大灾难。1912年的人口外迁令确实让成千上万的运河区居民产生了这种感觉。洪水对于运河区人口外迁来说还有一些贴切的象征意义，因为人口外迁进行得非常快。从1912年塔夫脱总统颁布人口外迁令到1916年查格雷斯人口外迁，中间只有不到四年的时间。像自然灾难一样，人口外迁令是运河区居民无法控制、无法阻止的，人们只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洪水传说能够如此流行，是因为讨论围筑加通湖可以让运河相关出版物大谈人口外迁的决策，而避开讨论人口外迁的合理性。在它们看来，运河区景观的所有变化都是修建运河不可避免的结果，无论那些结果是否真的不可避免。
修建中的巴拿马运河
铁路的迁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解释如何用杜撰出来的洪水掩盖复杂的运河区人口外迁过程。和运河区的人口外迁一样，巴拿马铁路的迁移并没有在运河历史上占据很多篇幅。然而，巴拿马铁路迁移到运河东部，远离先前铁路沿线的旧城镇，对运河区南部城镇民众产生的影响和围筑加通湖对运河区北部民众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运河施工开始之时，运河区政府对那条19世纪的巴拿马铁路进行了彻底的翻修和改造，以便更好地满足运河施工需求。当时的这些翻修和改造没有改变铁路线城镇的景观。然而，在1912—1921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运河区当局将铁路从旧铁路城镇集中的运河西部改迁到了美国人建设新城镇的运河东部。这一改变让铁路沿线的城镇失去了存在下去的理由。没有铁路的铁路城镇，就像是没有河流的河流城镇一样，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为什么要把巴拿马铁路迁离那些沿线城镇？这是运河施工不可避免的结果吗？赛伯特和史蒂文斯在他们发表于1915年的有关巴拿马史的著作中认为，将巴拿马铁路整体从运河西部迁到东部，是因为运河区主要港口城市——巴拿马城、科隆城都在运河东侧。不过，巴拿马铁路迁移的历史比较复杂。铁路线的最终走向与人口外迁政策、加通湖围筑的关系同样重要。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初（当时运河区人口的外迁尚未开始），美利坚国家美术委员会（US Fine Arts Commission）对巴拿马的考察报告发现，迁移巴拿马铁路是加通湖南部城镇不得不搬迁的原因。这份报告说：“巴拿马铁路的新位置完全选在运河北部〔原文如此〕意味着，目前的戈尔戈纳、恩派尔和库莱布拉必须迁走。”在人们还没有用洪水逼近来解释运河区人口外迁的1913年初，已经有人在用铁路的迁移来解释人口外迁了。
确实，赛伯特和史蒂文斯的这本书很好地说明了运河区人口外迁和铁路迁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被从运河的叙事中排除出去的。没错，将铁路从即将被加通湖淹没的地方搬离肯定是必要的。可是，加通湖南部那些并不会被湖水淹没且集中了很多铁路沿线城镇（包括恩派尔）的那些地方呢？铁路迁移的决策取决于社会和政治上的考虑。如果美国政府事先没有决定外迁运河区人口，就会对铁路线上不会被湖水淹没的地方采取大不相同的措施。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优先级——也就是一个社会认为最值得保全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不太重要，是制定技术和经济决策的基础。如果当时铁路线南部的那部分比较受重视的话，它就不会被湖水淹没，其位置也不会有改变，可以继续为戈尔戈纳和恩派尔这两个城镇提供服务。而戈尔戈纳也会继续留在它原来的地方，而只有些即将被湖水淹没的城镇会被迁移到附近的安全之地，这样铁路线的南段仍旧是巴拿马铁路的一部分，它会通过库莱布拉人工渠南端附近的浮旋桥与新铺的铁路相连。
实际上，刚开始，事情确实是这样的。1914年，约翰·F. 史蒂文斯在他写的运河施工历史作品中说，巴拿马铁路的西部支线仍在使用，它与主铁路连在一起。史蒂文斯猜测：“如果没有必要将它保留下来，将来它可能被全部拆走。”史蒂文斯没有探讨“必要性”问题，即没有分析那条铁路支线为什么必须“消失”，进而回避了人口外迁问题。他知道，“必要性”意味着巴拿马铁路西段的那些城镇和田地的存在。他也知道，那段铁路会消失，是因为 1912 年塔夫脱的总统令要求那个地方进行人口外迁。书中没有提及这些事实，这就导致后来的读者很难了解人口外迁令的重要影响。恩佩德拉多等城镇当时使用的铁路很快因为人口外迁令而消失，这是一个从流行历史叙事中被抹掉的事实。而西部铁路线的拆除则和洪水的到来混为一谈。在关于运河和其他相关的叙事中，铁路的搬迁是围筑加通湖自然出现的结果，而不是由人口外迁令导致的。
有关1914年之后运河城镇建设的新闻报道也对人口外迁问题讳莫如深。这种情况开始于当时运河区的官方报纸——《运河纪事》早期的报道中。有的文章高度赞扬、详细讨论巴尔博亚等新城镇的规划设计，而另外一些文章则提到各种措施，为的是“防止非法占地者进入运河区，防止非法占地者在运河区内流窜，防止运河区居民从居住点迁到丛林里”。虽然都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但是这两种叙事从来没有联系在一起。这让人们忽视了这一事实：新的城镇正在取代运河区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且——没有人口外迁令，就不会存在非法占地行为。人口外迁才刚刚开始，那些旧城镇居民就已经不再是即将被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的人，而是在他人土地上私自盖房的人。《运河纪事》从来没有提及创建运河区模范城市背后的悲剧，而是将新城镇描述成为运河施工的自然结果，而不是1912年12月总统的人口外迁令的自然结果。各种叙事、各种沉默抹掉了巴拿马记忆中的所有有关人口外迁的历史，直到加通湖湖水的逼近成为唯一的解释。
如果运河区的人口外迁是围筑加通湖的结果，那么，这不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是因为围筑加通湖导致的当地景观产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让人们完全将运河区想象成一个可以被从无到有、重新“再造”的地方。洪水可被视为《圣经》中重造新世界的象征。迁移运河区人口，让丛林重新覆盖古老的城镇和农田，ICC借此可以营造出一个直观、具体的印象：巴拿马只是一片等待美国开发和教化的丛林。
（本文选摘自《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巴拿马]玛丽萨·拉索著，扈喜林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