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者、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学术贡献。2016年获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2022年8月3日，是宿白先生100周年诞辰。澎湃新闻获悉，“云冈学建设暨宿白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8月3日至8月5日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会议议题将围绕着“云冈学建设”“佛教考古”“宿白先生学术成果及研究”三个方面展开。
“宿白先生关于石窟考古调查的思想是全面的，方法具体而详尽，即使过去五十多年，由于技术的进步，一些过于艰困的测量已经变得相对简单。但是宿白先生所要求的具体操作方法、关注问题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或者说我们仍然没有达到宿先生所要求的水准。”有关学者评价道。
宿白，2012年摄于蓝旗营 （北大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供图）
宿白（1922.8.3-2018.2.1）先生，字季庚，辽宁沈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后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学教研室、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1947年起兼读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生。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197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任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2年，协助邓广铭先生成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为中心主要创办人之一。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成立，任系主任；同年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宿白先生先后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
1943年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
宿白先生学术成就卓越，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者、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学术贡献。2016年获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宿白先生关心文物古迹保护事业，常年亲躬文物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积累了大量文物文字、影像和测绘一手资料，为摸清文物家底、进一步进行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基于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石窟寺考古等研究视角，宿白先生的学术成果对历史文化名城、古建筑和石窟寺的保护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宿白先生前往发掘白沙宋墓前在许昌专署，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pku.edu.cn)
宿白先生坚守教学一线，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办者，20世纪50年代曾指导多届考古人员训练班教学工作，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很多都受教于先生。宿白先生还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晚年宿白先生将一生讲述辑为《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六本出版，为考古教学工作提供样板。2013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北京大学教师的最高荣誉。
1952年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合影，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pku.edu.cn)
2017年至202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整合再版了宿先生以往的著作，推出了“宿白集”（六种）。旨在向更广泛的人文知识界推介这些专精的研究，它们不仅在专业领域具有开创范例的意义，更能见出对历史大问题、对中华文明的综合把握能力。
2022年8月3日，是宿白先生100周年诞辰。8月1日起，“三联学术通讯”陆续推送五期内容，从“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奠基者”“佛教遗迹考古的开创者”“以考古重现历史”“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考古文博界永远的老师”五个面向，展现宿先生极具开拓性和奠基性的治学生涯。为向更多读者介绍这位考古学大家，澎湃新闻特节选其中内容整理刊发。
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奠基者
宿白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不仅在石窟寺、佛教建筑、版本目录等方面专有所长，而且自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1952）之初便开始执教并掌管系内工作，桃李天下，奠定了后段考古的整体格局和方法，在专业领域内享有泰斗声望。
“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那就看这些人，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宿白先生曾说。
对于宿先生在文献方面的功力，包括对版本、对石刻文献的熟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荣新江体会深刻，敬佩莫名。
宿先生利用文献材料推进考古学研究的最好例子，是大家熟悉的利用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重建了云冈石窟的年代体系和后期的营建历史。“我读宿先生的相关文字，最大的感受是，这么一方《金碑》，原石早已毁灭，连拓本都不存在，可是元朝末年的熊自得撰《析津志》时，过录了这方碑文。《析津志》撰成未及刊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分韵抄录《析津志》文字。到清光绪十二至十四年（1886-1888），缪荃孙从国子监借抄《永乐大典》天字韵所收《析津志》文字计八卷，《金碑》即在其中。后来相关部分的《永乐大典》又毁于庚子（1900）八国联军，只有缪荃孙抄本保存下来，经李盛铎而入藏北大图书馆，为宿先生发现其价值。仅此一失再失的文本，转抄而秘藏的文献，就已经让人看得头晕目眩，更何况发现其中所记，原本是有关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而这篇文字是做了几十年云冈考古的日本学者压根也不知道的云冈石窟营建史料。这没有一定的文献功力，怎可能慧眼相识。”荣新江在《考古撼大地 文献理遗编——纪念宿白先生》一文中写道。
宿白先生对《金碑》校注一文的修改笔记
宿白先生对《金碑》校注一文的修改笔记
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对于敦煌莫高窟原立于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研究、北宋吕大防主持刻制的《长安图》碑的研究等。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
宿先生对北大图书馆宝藏的熟悉，并不仅仅限于文献、石刻，数量不多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写卷，他也非常熟悉。他在内部发行的考古学教材中，曾提到北大图书馆藏的北凉赀簿，引起朱雷先生的注意。朱雷在宿先生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得见原件，撰写了《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4期），结合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同组文书，考证其为《北凉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赀簿》，大大推进了十六国时期的田亩赋役制度的研究，也为后来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提供一件标本性的文书。这件对于敦煌吐鲁番研究颇有意义的成果，也应当说是拜宿先生之赐。
佛教遗迹考古的开创者
宿先生和中国佛教考古学发生联系，主要由于工作关系。50年代初，当时各地较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尚未展开，考古工作以调查地上文物的现况为主。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几次重要调查：1950年雁北地区勘查、东北辽西地区调查和1951年敦煌莫高窟的调查，宿白都参加了。“这几次调查，佛教遗迹是主要对象，因此对这个工作发生了兴趣，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第一手资料。”宿白曾回忆说。
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与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为了开设中国考古学课程，宿白分工担任汉以后一段考古学教学。宗教遗迹是这一段考古学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佛教遗迹又是宗教遗迹中的重要内容，于是分配的工作和先生个人的兴趣就结合起来了。
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第20窟
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第17窟正中交脚菩萨
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第19窟西小龛释迦多宝共坐像龛
宿白在《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一文中介绍道，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文革”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革”后，逐渐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有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
佛教考古学除了寺院、石窟寺遗迹外，还应包括各种佛教遗物，如各地发现的造像、造像碑、法具和有关的经卷、文书等。这类遗物有的现已无法附丽于某遗迹，有的虽知所属，但屡经扰乱，混杂已久。前者如早年传世之品，后者如本世纪以来西北诸石窟的发现，其中以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最为重要。藏经洞发现以经卷为主的各种遗物，从敦煌佛教考古方面考察，它的重要性恐怕不低于古代文献的研究，因为这批遗物也是了解莫高窟各洞窟内容以及敦煌地区包括佛教史在内的自南北朝以来的历史的基本资料。
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1962年）
石窟寺考古是宿白先生长期思考的历史考古学问题之一。宿白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来研究推动中国石窟寺考古的调查、研究工作。宿白先生认为：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讨排年、分期和性质，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它的社会性质。因此，注重窟室形制、布局、分组和形象各种题材组合与造像特征的调查记录是最重要的环节。考古学的基础是层位学和类型学，石窟寺的考古学记录，相当于考古学的层位学。石窟寺考古学的记录，不是一般性的调查记录，它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在考古对象被破坏以后，可以根据调查记录，进行复原工作。这一点，对于石窟遗迹来讲，尤其重要，因为石窟的寿命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它会一点一点地消失，最后全部损毁。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的被毁，完全突显了详尽考古调查工作的重要性。
2004年宿白先生（右）在龙门石窟
“在宿白先生进行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中，他的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标志着佛教考古学科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都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如提出问题的角度、解决难题的方法和可靠而不被注意的材料信息等等。他会轻而易举地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讨论，与长广敏雄的论战完全突显了他的这种才能。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著作仍然是学术领域中的经典著述，《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乃至著名的《敦煌七讲》都是这样的著作。”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罗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李志荣在《宿白与中国石窟寺考古调查》一文中评价道，“宿白先生关于石窟考古调查的思想是全面的，方法具体而详尽，即使过去五十多年，由于技术的进步，一些过于艰困的测量已经变得相对简单。但是宿白先生所要求的具体操作方法、关注问题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或者说我们仍然没有达到宿先生所要求的水准。”
以考古重现历史：城址、墓葬、文化遗产
宿白先生一生挚爱历史文化，晚年依然十分关心文化遗产生存状况。2009年夏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收到宿白先生一封言辞恳切的来信，信中写道“近闻云南古水电站，将上马修建，并将全部淹没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为此我深感痛心！”宿白先生呼吁：“鉴于芒康盐井盐田在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文物、景观、自然、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巨大的潜在遗产和文物价值，特别是它作为一部现存的活的历史，在当今世界各地极为罕见。因此，无论如何都应该负责任地把这处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保护下来。”
西藏芒康盐井古盐田，位于澜沧江东西两岸，是我国唯一保持完整最原始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芒康盐井过去是藏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是茶马古道重要的驿站之一。
带着宿白先生的重托，单霁翔立即踏上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保护状况调查之行。西藏芒康地处澜沧江流域，两岸山体呈南北走向，区域内形成以高山深谷为主的峡谷地貌。
“考察期间，我们对于当地丰富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当地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文化面貌所具有的多样性，以及千百年来盐井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芒康盐井盐田虽然具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为当地藏族、纳西族民众传承沿用，是典型的活态文化遗产。”单霁翔在《宿先生的呼吁挽救了独一无二的芒康盐井盐田》一文中写道，“在文化遗产现场，我们召开了芒康盐井盐田保护座谈会，对盐井盐田遗址和遗产环境保护提出要求。”
西藏芒康盐井古盐田航拍图（局部）
回到北京，国家文物局立即致函云南省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明确要求停止水库建设方案实施，绝对不能因水库建设使芒康盐井盐田这处珍贵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同时应将芒康盐井盐田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一番努力，得到云南和西藏方面的回复，承诺停止水库建设，对芒康盐井盐田实施整体保护，并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整理自云冈石窟、“三联学术通讯”以及“清源文化遗产”等公众号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