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天舞干戚”新解——兼谈《庾信诗赋选》

《庾信诗赋选》，[北周]庾信著，谭正璧、纪馥华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199页，0.65元

陶渊明《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一首中，关于“刑天舞干戚”句，颇有争议，大多都集中在该句的异文之上，因其较早版本作“形夭无千岁”，然于义未安，宋人则据《山海经》校作“刑天舞干戚”，认为是用了《山海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典故，意思较为明确，也符合《读山海经》的题目。这在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等书中都有所提及。此后，或主古本，或从意思，聚讼纷纷，莫衷一是。但“刑天舞干戚”的版本，因其意义显豁，终究还是略胜一筹，不少陶诗注本，尤其是普及类读本都选择了“刑天舞干戚”这一版本的异文。

至于“刑天舞干戚”的意思，则无甚争议，各注本的注解也都差不多，几无异辞：即用《山海经》中典故，刑天在与黄帝的争斗中失败，被砍去头颅，以乳房与肚脐为眼口，依然舞动着干戚——一般的注释都解释作盾牌与斧子——以示依旧保持着战斗意志，比如龚斌先生的《陶渊明集校笺》就说：“刑天虽无首，犹舞干戚以斗。”一些后世流传的神话故事里，刑天也被描绘为无首但却依旧挥舞着斧与盾与黄帝争斗的斗士。

然而，“干戚”一词，被解释为单纯的盾牌、斧子之类的武器，却并非是毫无瑕疵，无懈可击的。《礼记·乐记》：“干戚之舞，非备乐也。”《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郑注：“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大武》，周舞也。”又《文王世子》：“大乐正学舞干戚。”孙希旦集解：“干戚，《大武》之舞也。”由此可知，周代乐舞中，有一种《大武》舞，舞者即执干戚，其中的“干戚”是“朱干玉戚”，即作为舞具，象征性的盾与斧。照此解释，刑天之“舞干戚”，并非是真正拿着武器战斗了。

但《礼记》中各种有关“干戚之舞”的表述，尚不足以坐实“刑天舞干戚”之“干戚”是舞具非武器的推论，因为毕竟“干”与“戚”的原意是盾与斧，“舞干戚”，固然可以解释为舞干戚之舞，但解释为挥舞着盾与斧战斗似也无可厚非，还要看看诗文中其他的用例。

较之陶渊明稍后但也同属六朝大家的庾信《哀江南赋》中，有“官守无奔问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战”的句子，是描述侯景之乱时梁平叛军队不力，故无法为国家急难奔走、起不了平定叛乱的作用，因此倪璠《庾子山集注》注释此句云：“戎，谓侯景也，言不能平之。二语谓援兵之不力也。”即是此意。建国后第一部庾信诗赋的注本，由谭正璧与纪馥华共同编写，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庾信诗赋选》承袭此注，云:“两句是说当时数十万援兵在外，互相猜忌，号令不一，没起支援作用。”这类解释，皆是本着《梁书·侯景传》中湘东王驰援京师，但援军却各自为战，烧杀抢掠的事件的意会之词，并没有具体解释词句的意思。如要翻译二句：“官守无奔问之人”，自无问题，即没有为了国家奔走急难的官员； “干戚非平戎之战”句，若将“干戚”解释为一般的作为武器的盾、斧，倒也可通：即武器（也失去了效力），无法为平定侯景之乱出力，或者因“干戚”为武器的意思，将它引申指代为军队，整句解释为驰援的军队无法平定叛乱。这样的翻译，亦差强人意，于大意无害，只是解释时要转个弯。

但如知道了“干戚”有作为舞具的武器这一意象后，再来审视这句话，则干戚解释为舞具，似意义更佳：干戚是象征性的武器，自非“平戎之战”，此句正说的是梁军战斗不力，如干戚一般，不过是摆摆样子的。诸本注释中，倒也有点出这一点的，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解释这句话，就说：“干戚，指古时庙堂乐舞所用的是朱干玉戚。朱干，朱漆的盾牌。玉戚，玉作的战斧。戎，指侯景。这句说：干戚只是一种象征，而不能用来对外作战。指当时的兵将无能。”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此句“干戚”作为舞具的象征性与非实用性，一语中的。《汉魏六朝赋选》虽是铢庵先生为普及而作的小书，但于此类注释中，皆可看出大家的手眼与用心。

另一个相似的意见则出现在对另一部大家普及之作的批评之中。1958年9月28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中，有一篇《读〈庾信诗赋选〉》的文章，署名“潘辰”，对谭正璧、纪馥华二先生编的《庾信诗赋选》提了不少意见，其中不乏政治性、立场性的问题，比如该书序言中描绘梁朝的强盛时期，用了“全国自上而下都充满了歌舞升平的景象”，即认为：“人民生活如此痛苦，那里谈得上‘歌舞升平的景象’？关于这一点，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说得很清楚。如果说梁朝有‘歌舞升平的景象’，那不过是萧衍和他那一小撮统治者们在醉生梦死而已。”此类评论政治倾向性太过明显，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在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但该文却又对注释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对“干戚非平戎之战”一句的解释：

如“哀江南赋”的“干戚非平戎之战”句，倪注把它与上句“官守无奔问之人”联在一起，说是：“二语谓援兵之不力也”。选注者仍之，说：“两句是说当时数十万援兵在外，互相猜忌，号令不一，没起支援作用。”（页23）其实这两句是两个意思。上句是说援军不能尽职，协力救助王朝；下句则是说梁朝重文轻武，抵御侯景不得其方。按：“干戚非平戎之战”句是用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的典故。这是一句用文德代替武力的古代传说。后来诗人常用此典，如李白的“古风”第三十四首：“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庾信这里也是说明萧衍重文轻武，而对侯景这样的人，又是不可能用文德降伏的，因此致败，所以说“非平戎之战”。“干戚非平戎之战”怎么能与援军没有起支援作用联系起来呢？

此驳并非十分有力。首先，所谓“援兵不力”也好，“没起支援作用”也好，是基于《梁书·侯景传》记载的湘东王驰援京师之事的，二句概括言之，正可言援军的不力，所以也并未说错，只是没有解释具体句子的意思而已。引用《尚书·大禹谟》“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认为干戚是宣示文德，又说到萧衍重文轻武之类，则又嫌过度阐释：“舞干羽”即干羽之舞，古代乐舞有文舞与武舞两种，文舞佩羽，武舞佩干戚，即《诗经·简兮》中的万舞，以示崇文抑武，故云“诞敷文德”，但“干羽”与“干戚”还是两样的，云“干羽”有“诞敷文德”的意思尚且说得通，但以干戚说之，则有些牵强。（干戚无“诞敷文德”义也不绝对，唐人经常将“舞干羽于两阶”，引作“舞干戚于两阶”，如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以及上文所引的李白诗皆是，但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但该解释终究还是提示了“干戚”不当指单纯的盾斧，解作实质的武器，认为“干戚”确实本身就“非平戎之战”，于此句的正确理解，还是有所帮助的。瞿蜕园的《汉魏六朝赋选》初版于1964年，此解可谓更早地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又《后汉书·崔寔传》记载崔寔《政论》中的话，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干戚”象征而非实用性，可助理解“干戚非平戎之战”：“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平城之围，自要靠陈平的智谋与汉朝的国力才能解决，“干戚之舞”，自然是“俗士苦不知变”不合时宜的臆想，毫无用处的。可见，汉代即有“干戚”无助于实际战斗的比方，甚至可以说，崔寔的话，可能才是“干戚非平戎之战”的出典。（平成之围是汉与匈奴的战争，“戎”实指侯景，在典故中指的正是匈奴。）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刑天舞干戚”句在诗中本身的意味，如“干戚”解作象征性的盾、斧，似亦可通，甚至在意思上还更胜一筹：刑天已经失去了实际战斗的能力，只是空怀复仇之志，只能拿着象征武力的干戚起舞罢了，也正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相对，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具西方神话西西弗斯式的悲剧色彩，亦更符结句“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无可奈何的意思。

下面还想再说说上文提到、遭到批评的谭正璧、纪馥华编《庾信诗赋选》。该书是建国后第一部庾信诗赋的注本，前面有一篇长序，详述庾信生平、作品前后分期以及艺术风格等问题，可谓在庾信研究上有着突破性的意义。序言将庾信生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生活如意，因此文学重视辞藻用典而内容空虚；后期惨遭离乱，生活失意，因此反而作品变得优秀起来。虽然用了诸如“封建奢靡”“空虚浮泛”“具有人民性”等颇具时代烙印的字眼，但实际上基本承袭了传统观点，认为“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即其诗赋在晚年离乱之时，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二位作者承认了庾信诗赋在形式上的美。由于当时的评论风气，很多认为用典、骈体、对仗等，皆是封建文人拽文逞辞，无聊的文字游戏，该文则在批判“一般”骈体、用典、对仗的同时，肯定了庾信用典的巧妙得体，对仗的轻盈灵活等，如谈到他用典时说：“许多诗文中由于事事用典，使得它显得奥涩、堆砌，索然无味。庾信的作品中也用典，不过由于他运用得灵巧、自然、恰当、准确，典故的意思和自己所要表达的能完全一致地融合在一起……用典不但没有限制住作品内容的表现，反而大大帮助了它，用典使得词句含蓄，在少量的语汇里能含有更多更深刻的内容，可以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先抑后扬，曲折地肯定庾信诗文的形式美，这也显示了编者对作品是具有真赏的。

也许是这种“曲折的肯定”，该书甫一出版，就遭到了不少批判，《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8年就有三篇批判《庾信诗赋选》的文章，分别是5月10日发表的署名“太林”的《对“庾信诗赋选”序言的两点意见》、9月28日高海夫的《对“庾信诗赋选”的选文标准和序言的几点意见》以及上面提到潘辰的《读“庾信诗赋选”》，其中除了潘辰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对具体注释的意见（其中大多亦可商榷），其他两篇则都颇有政治倾向性，认为编者在序言中对庾信还是溢美太过，选文还是有浮艳之作的之类。这也许与谭正璧于1955年卷入过《文史哲》胡风案的风波有关，此事虽在当时已“沉冤昭雪”，但也应有不少人怀疑他政治不那么正确，对他编写的书进行审查批判的。不过，这部书出版后不久，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引出三篇讨论文章，也可侧见该书的影响力。

谭正璧，1978年3月23日摄于长风公园。

《庾信诗赋选》第二编者纪馥华在《师恩如山，无日能忘》一文中交待了该书的编纂始末，纪馥华原为谭正璧在齐鲁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中文系前身）的学生，深受赏识，谭正璧因病离开山东后，二人依旧保持着联系，“1956年初，谭老师写信给我，问我有没有兴趣编一本魏晋南北朝作家的作品选，由他介绍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于哪个作家，何种文体均由我决定。我因毫无编选经验不敢接受，他鼓励我说，可以由他把关，于是采用合作编著的方式。至于选哪一个作家、选哪些作品、选注何种体例等，都由我先拟稿，老师改定。由于我是新手，有许多不足之处，老师都不厌其烦地修正，并做详细说明，所有改动都能切中肯綮，给我不少启发；偶有不同看法，老师也会细心倾听，商酌解决，所以在合编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为人和治学的道理”（该文收入《谭正璧传》，北京出版社，2016年）。可知该书实际是由纪馥华主要执笔编写，谭正璧做了把关修改的工作，但最后酌定皆出谭手，且谭正璧是纪馥华的老师辈，所以署名在前。

纪馥华有一个笔名叫璧华，是福建省福清县人。1949年开始，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中国语文系就读。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语文系。此后一直在北京从事文教工作。七十年代初定居香港，从事编辑工作，曾在现代教育研究社、新亚洲出版社、文达出版社任总编辑，麦克米伦（香港）有限公司任中文总编辑，香港启思出版社任编辑顾问等。业余时间他依然进行着古典文学的选注工作，在香港三联“中学生文学精读”丛书里，担任陶渊明、李商隐、李白、李煜四位作家作品的选注者，反响不错，这也许正是当时谭正璧先生指导他编写《庾信诗赋选》时打下的底子吧。

纪馥华定居香港后，与谭正璧亦一直保持着通信，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出版、樊昕编的《谭正璧友朋书札》中，纪馥华的书信收入了二十四通，皆是1970年赴港以后所写，属于书信来往比较频密的。在这些书信中，数次提到《庾信诗赋选》。如第九通：“目前国内想要出许多古典文学选本，那本《阴何诗选》不知有无面世之日，我常怀想写《庾信诗赋选》的那些日子，那是一段多么有意义的日子啊！”第十七通又说：“获悉《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中亦收有《庾信诗赋选》，十分欣慰，因为那说明了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可为证，《庾信诗赋选》还是独一无二的书，这应归功于您，因为没有您，根本就不会有这本书，您的指导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庾选》受批判的情况犹历历在目，而回忆总是甜蜜的。”信中提到《庾信诗赋选》受重视、受批判的诸多情况，并又提到二人应还有一部未刊的《阴何诗选》。从字里行间可见纪先生十分重视这本他初出茅庐时合作编纂的小书，或者说是重视与谭正璧先生一起编书、跟随他学习时的那段经历，至以“甜蜜”来形容。纪馥华先生亦一直在从事着文学的研究、普及、出版等工作，这正是谭正璧先生在“三身著作”之外，教书育人方面成就活生生的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