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差的两种死法
如果你问赵晔，吴王夫差究竟是怎么死的？不用告诉大家深层次的原因或是背景，只是想知道他临死前的场景到底怎样？赵晔会回答三个字：不知道。
赵晔是谁？是《吴越春秋》的作者。虽然他的具体生卒年份不详，但可以知道的是他是东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顾名思义，《吴越春秋》讲述的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争霸的过程，既然要讲述这一段历史，作为吴越争霸的高潮——勾践成功复仇，夫差战败而亡——就定然是不得不讲的部分。那么，为何赵晔会说他不知道夫差怎么死的呢？
在《吴越春秋》中，赵晔告诉我们夫差两种截然不同的死法。在《夫差内传》中，越国的军队最后将夫差包围，大夫文种将一封书信用箭射给了夫差。这是一封檄文，文中历数了夫差的种种过错。接着勾践问文种应该如何处理夫差。文种说：“君被五胜之衣，带步光之剑，仗屈卢之矛，嗔目大言以执之。”勾践听从了文种之言令夫差自杀，但是夫差拒绝。越王派人对夫差说，怎么大王你的脸皮这么厚呢？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的活到一万岁的君王，“死生一也”，现在你至少还有一点点尊严，何必要我们亲自动手呢？但是夫差还是不肯自杀。勾践显然有点生气了，问文种和范蠡道：“二子何不诛之？”两位回答说自己身为人臣，不敢诛杀君王。但他们劝夫差珍惜上天赐予的诛杀夫差机会。于是越王瞋目怒斥说：“死者，人之所恶，恶者，无罪于天，不负于人。今君抱六过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岂不鄙哉？”无法再退的夫差只能叹息着引剑而死。
在《勾践伐吴外传》中，赵晔给了我们另一个版本。虽然这个版本的夫差最后也是伏剑而死，但是过程要爽快得多。在败局已定后，吴王派出了使臣请和，表示吴国愿意成为越国的臣下。此时勾践表现得非常心软，想要接受夫差的请求。这时候范蠡跳了出来，说当年上天把越国赐予吴国，但是吴国自己不要，如今上天把吴国给了越国，我们怎么可以逆天命呢，您难道忘记了当初受到的耻辱吗？面对范蠡的劝谏，勾践说：“吾欲听子言，不忍对其使者。”于是范蠡鸣鼓进兵，斥退了吴国的使者。看着涕泣而去的使者，勾践的心再一次软了下来，派人对夫差说愿意将他安置到甬东，给夫差夫妇三百余家。可是这时候吴王却断然拒绝，说：“孤老矣，不能臣王。”然后就伏剑自杀了。
尽管结果都是伏剑而死，但过程却显然大有不同，最明显的对比是第一个版本中的夫差一再拒绝自杀，而在第二个版本中夫差却不愿意接受勾践的提议，自己选择了死亡；前者的勾践杀死夫差的欲望非常强烈，而后者的勾践则异常的心软。换言之，前者是夫差不想死但是不得不死，后者是夫差能活下来但是却选择去死。
赵晔给了我们两种夫差结局的版本，就好像给了两条路，让读者自己去选择。事实上，如果他只是给了一种版本，那么大部分读者会选择相信夫差的结局就是如此。但是，当他给了两种版本之后，很可能读者们就会分裂成两批：并不是一批相信第一种而另一批相信第二种；而是有一批人会因此而兴奋，另一批则感到迷惘。兴奋的是因为发现赵晔给了我们解读的权利，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哪一种更为合理，或是都不合理，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想象出具体的细节；而迷惘的则是发现连作者本人都无法确定所谓的“真相”之后，感到失去了理解“历史”的方向。
赵晔给我们的历史课
悲观者由此给赵晔的《吴越春秋》扣上了一顶帽子——小说。既然《吴越春秋》中所记载的事情经过自相矛盾，那么它必然是虚构的历史小说；而既然它所记载的事情都“不是真”的，那么其价值似乎就打了一个折扣。当人们试图找寻吴越争霸那一段历史的“真相”时，还是会打开司马迁的《史记》，把其中的叙述视为最可靠的历史“事实”。
小说和历史，虚构与真实——这样的两分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且不说在东汉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即使从当下的历史观来看，虚构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难想象没有虚构的话，司马迁如何能在《史记》中活灵活现地写下孔子临终前所说的话语。只不过相比较而言，赵晔用夸张的方式毫不隐讳地向大家展现了《吴越春秋》中的虚构。或者我们可以认为，他正是用这样的方式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理论课，告诉我们事实和真相之间的不同。
简单来说，越国战胜吴国，勾践成功复仇，夫差伏剑而死，这些是吴越争霸的事实；但是勾践究竟为何能成功，夫差又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则是没有定论的。赵晔笔下夫差的两种死法都显得非常合理。不肯自杀的夫差想学习当年的勾践，等待着复仇的机会；而爽快自尽的夫差则不愿失去自己的尊严。同样，逼迫夫差自杀的勾践不愿意给对手卧薪尝胆的机会；而不愿意赶尽杀绝的勾践则展现了应有的善良和自信。事实上，要一个东汉时期的史家找到春秋时期的“真相”，本来就是强人所难；而赵晔并不愿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安排”夫差如何划上人生的句号。
然而，赵晔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态度。他用夫差的两种死法固然承认自己不可能知道“真相”，但更重要的是警告读者不要轻易地相信一种叙述。换言之，他有意地解构了找到事实背后“真相”的可能性，或者说凸显了历史叙述的多元性。可以说，赵晔的历史叙述方式实际上非常“后现代”。
在后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看来，虚构性的小说恰恰是历史的另一种形式。米歇尔·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果说那些一本正经的历史记录的是事实的“真”，那么小说则追求的是讲故事者的“真实”感受。以吴越争霸为例，勾践的胜利是真的事实，而赵晔对勾践胜利的描述则体现了东汉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与评判——这种理解与评判在夫差的两种死法中已经得到了真切的体现。没错，赵晔不知道如何断定胜利时刻勾践的态度和面对失败时夫差的选择，恰恰表明了他的态度：不能片面地评价勾践或夫差。或许我们可以谨慎地略作延伸：在东汉时应该有一群人像赵晔那样，主张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
面对有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雄心的司马迁，赵晔这样的态度究竟算不算是一种挑战？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其内心的动机，不过客观上的确对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提出了质疑。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对勾践评价道：“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一个“贤”字对勾践做了盖棺定论。从司马迁的逻辑中可以看到，勾践之“贤”是源于他的功业。但是，一个称霸的诸侯就可以被断定“贤”吗？这种从效果出发的论断是不是值得推敲呢？
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上世纪以来流行的词汇——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不过，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这一概念并不是主张像司马迁那样从勾践复仇所取得的效果来评价历史人物，而是指史家们所写的文本和阅读者一起才能决定文本所具有的意义。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会和发现，对文本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诠释。因此，历史文本的意义也就会随着文本和读者的互相影响而不断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有着无限的理解权利。读者们的理解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限制，这不仅是因为解释的对象是历史的产物，还由于我们也处于特定的历史传统之中。可以说，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正是文本、读者和历史本身之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效果。
事实上柯文（Paul Cohen）早已指出，两千年来中国人对吴越争霸这一段历史的印象，大多正是来自于充满了虚构色彩的《吴越春秋》，可见赵晔所写的文本和读者的互动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按照效果历史的理论，《吴越春秋》开放式地叙述了历史事件，正是为了更加主动地邀请读者进行对话，对吴越争霸是是非非背后的意义作自己的评判。通俗地说，勾践贤不贤，夫差蠢不蠢，勾践夫差究竟孰是孰非，赵晔说了不算，读者说了才算。
作为作者，赵晔显然清楚历史叙述的力量与局限：一方面他的叙述为读者提供了文本，另一方面他的叙述需要读者才得以展现意义。虽然言意之辨在东汉并不是思想家们讨论的热点，但我们也许可以由此推测赵晔对言是否能尽意多少持怀疑的态度。尽管一般认为魏晋流行的言意之辨是对周易或庄子哲学的讨论，可是历史叙述究竟能否真实地反映历史本身，能否提供确切的评判，无疑就是对言意之间关系的一种思考。
言语的局限与说谎的功能
可能出于对叙述——或者说语言——本身的怀疑，赵晔在《吴越春秋》中特别关注一个话题：说谎。几乎没有一部汉代的“史书”像《吴越春秋》那样浓墨重彩地描写其中各个人物的说谎。是的，书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说谎紧密相连。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赵晔的叙述不但出于对道德的审视，而且也是对语言功能的考量。
顾名思义，说谎当然是通过言语来表达的，但是主要通过行为来展开的掩饰也算是一种说谎，因为即使是“主要”通过行为来展开的掩饰，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言语。例如勾践送西施与郑旦给夫差之举，当然是为了满足后者的淫欲从而破坏吴国的朝政。送西施与郑旦主要是一种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勾践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不过在面对吴王之时，范蠡还是会说：“越王勾践窃有二遗女，越国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大王不以鄙陋寝容，愿纳以供箕帚之用。”范蠡所言当然是这一欺骗行为的一部分，但是并非决定性的要素。可以想象，当夫差看到西施的美貌时，范蠡的言语已经是多余的了。
这样的故事让读者体会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一方面说假话也可以得到信任；而另一方面则说真话也依然受到质疑。面对范蠡所言，伍子胥对夫差提出了警告，让他提防勾践的野心。但是伍子胥所言无法证明他的忠诚——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言不尽意”的无奈。即使伍子胥是在说真话，可是他的意图无论怎样都会在一定程度被他的言语所掩饰。于是在夫差的眼里他的话就成为了谎言。可以说，言不尽意使得说谎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任何个人都无法决定自己所说的话在别人眼中是不是谎言。同样，哪一位史家又敢说自己所写的一定是“真实”的，而且不会被读者所误解呢？就这样通过揭示言意之间的关系，赵晔把书中人物的谎言和历史叙述的局限联系在了一起。
必须指出的是，在《吴越春秋》中说谎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赵晔的叙述中，谎言首先是政治舞台中一个正面而积极的因素。它消解了君臣关系的二元对立，君臣之间不再有绝对的权威或臣服，说谎的能力成为了君臣互相依赖的关键所在。以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的关系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阖闾在夺取王位的过程中非常依赖伍子胥的说谎能力，正是在伍子胥成功欺骗吴王僚的基础上，刺客专诸才能刺杀吴王僚，从而使得公子光成为了吴王阖闾，由此伍子胥则获得了打败楚国为父报仇的机会，可以说伍子胥和阖闾互相成就了彼此。
其次，说谎是道德评判中的重要因素，破除了忠奸善恶的简单对立。再以伍子胥为例，他献计刺杀了吴王僚及其儿子庆忌，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说谎和欺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吊诡的是，伍子胥被认为是忠臣的代表。一个“忠臣”是可以说谎的，换言之，一个说谎者也可能是一位忠臣。看上去这表明说谎不再是辨别忠奸善恶的标准之一，但实际上更加强调了说谎在道德评判中的地位。当我们了解伍子胥的“忠”是建立在说谎的基础上之后，就会意识到作为正面道德评判的“忠”并非是由纯粹的善组成的，因此我们无法简单地给人贴上善或恶的标签。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谎言的功能，使得人们的道德评判复杂化。
再次，它是荣辱的调节器。对于个人、家族以及国家荣耀的追求，往往伴随着以雪耻为目的的复仇。在《吴越春秋》中，勾践和伍子胥都经历了遭遇耻辱、忍辱负重最终一雪前耻获得荣耀的复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谎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勾践和伍子胥复仇路上的每一次成功都依赖于谎言。但更重要的是，荣辱之间是会不断相互转化的，当伍子胥失去了说谎的能力时，他在吴国的地位也就随之下降。这意味着说谎并不是一个人固有的能力，或者说一个人的说谎能力是会变化的，而这一能力的变化则会导致此人荣辱状态的改变。
因此，面对赵晔给我们留下的文本，如果我们以说谎为视角，对《吴越春秋》做一次解剖，必然会变化出不同的效果。至于具体的效果如何，则要看我们与《吴越春秋》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将会是一段奇妙的经历，因为以说谎贯穿始终的历史文献并不多，而以说谎为视角的解读则更少。我们将分八个部分进行剖析，分别是：勾践、伍子胥、夫差、吴国的先王、范蠡与文种、刺客、帮助伍子胥的普通人以及延陵季子。通过解读这八种不同的角色如何说谎，让我们遨游于春秋之际的吴越，与东汉的赵晔对话，再找到当下的自己所理解的历史罢……
